学运的逆转：亲共到反共

不论是在中国或欧洲或日本或美国发生的学运（学生运动），基本上都标志着左翼运动的兴起及对右翼和反动政府提出抗议和示威。因此我们一般上将学运或工运当成左翼运动的启蒙和开端，及后促成左翼运动形成一股潮流，并借政治团体（政党）的出现向当权者发出斗争的号角。

例如中国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是由北大生领导的一场反对北洋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准备接受西方盟国提出的条件：将战败的德国在胶州湾及青岛的权益移交给日本。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达成了三个目标，其一是北洋政府不敢签署丧权辱国的协议；其二是促成了新文化运动，鲁迅的打倒孔家店及胡适的白话文运动深刻地唤醒中国年青一代不再迷恋四书五经，之乎者也，而是要向新文化、新思想看齐，所以不反对引进西方现代性的思潮带来的正面影响。其三是促成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1年）。这个最初只有50名党员的政党是李大钊、陈独秀及毛泽东等人发起成立的。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年），又再爆发国共内战，学运还是一边倒向中共，向蒋介石的国民军发出猛烈的战斗，直到1949年毛泽东主席解放全中国。在群众的眼中，学运的力量就是跟着中共走，大大小小的运动也牵涉学生参与其中。

但是于1989年在天安门的“六四”事件就反过来把矛头指向执政的中共政府，学生要求惩罚贪官污吏，投机倒把的官僚。他们占据了天安门广场至少3个月。后来因性质的变化，从倡廉打黑到要求改革政治体制，结果导致政府采取军事行动，化解了天安门事件造成的威胁。

正因为“六四”带来的转移，香港市民也就累积了“反共”的情绪，即使不反共但也不亲共。当六四从天安门广场搬到香港之后，这个殖民地就在有意或无意间发展成为“六四”的活动中心。今年更有所谓的“六四纪念馆”之设。

再加上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后，新成立的特区政府并没有从教育上着手，仍然采用旧课本灌输所谓的“自由民主”思想，把大陆形容为“专制政府”。

结果当2003年港府准备通过立法提出第23条国安法时（此法令是任何独立的国家都必须有的）竟有50万港民在7月1日（香港回归日）举行大游行，迫使港府马上收回此议案（直到今天仍未通过和执行），也在两年后导致首任特首董建华提早卸职。

有了这一次的大游行后，港人也开始意识到动员群众的力量是可以让中共却步的，因为中共是靠示威游行长大的。

真没想到在2014年时，港人又在港大学者号召下，举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战中运动”（占领中环），后来因示威者用雨伞当“挡箭牌”，就被称为“雨伞运动”。

虽然这场运动没有达到直接的效果，但却为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埋下伏笔。

借助于反对港府修改“引渡罪犯条例”为由，竟从6月起就出现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示威运动，有说一度高达2百万人，弄得港府一时之间陷入迷茫，既不能暴力或动真格对付示威者，也不能引入解放军“镇压”。在进退维谷下，港府只得收回修改法案，如同国安法一样未被执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持久战”竟由和平运动发展成“对峙”运动。不但一度阻止飞机运行，而且地铁和公交也大受影响。一方说警方使用暴力才有事故发生；另一方说，示威者既蒙面也用硬物破坏公物，似乎已陷香港于“无政府状态”。抑有进者，因为在11月4日发生科技大学生周梓乐扑倒在新界将军澳停车场二楼，经抢救无效后，于11月8日逝世。除了学生示威之外，又在11月11日发起展开“三罢”运动，即罢工、罢课和罢市。

这三方面的同步运动也有三个名称，如“黎明行动”、“破晓行动”和“暴晒行动”，顿使到香港交通几乎瘫痪。

与此同时，香港各大学也发生了冲突事件，中文大学因其位置的重要性，已成为学运的集中地。因为事态失控，大学已宣布提早放长假。接着全港学校也提早放假。

尽管示威者坚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更呼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但其难度在于港府与示威者的观点和立场“南辕北辙”。前者认为香港不是独立国，不能提出百分百的诉求；后者则坚决要与中共割席而立，这样的诉求也无法达成协议。至于“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也提得莫名其妙，香港既未沉沦，要光复什么？还有在一国两制下，还有什么革命可以割掉祖国的？

学运的逆转，从左到右，从亲共到反共，莫过于此！

刊登于2019年11月19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