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妈妈的肺腑之言

中美正为新冠肺炎（Covid-19）源自何处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刻，有一位美国职业妇女June Shih在《南华早报》（5月8日）发表一篇令人省思的文章。

这篇命名为“为何在新冠状病毒肆虐时期，美国妈妈急切地把她的两名女儿带回上海”？编者按语则说，正当中国大陆面对新冠病毒大流行时，在上海工作的美国职业妇女将其两名女儿带回美国。但在检视两国（中美）采取不同的检测措施后，她决定将女儿再带回上海。

这位作者说，在今年3月15日，她飞回美国准备将两名女儿带回上海，主要是因为两国的检测方式大相径庭。

“我的家庭已关注新冠病毒数个月，也知道此病毒在中国被发现。

我在两年前从美国到上海履新。但在今年农历新年假期时（阳历正月份），中国却面对大规模的病毒传播和感染，当时我们正在日本度假。在知悉上海的学校（国际学校）宣布暂关闭时，我们决定将两名女儿（一个13岁，一个10岁）飞回美国交付我的丈夫照顾，我则飞回上海继续工作。接下来的中国“封城”措施（1月23日），使我在两个月内与家人分开。

到了今年3月中的时候，我们来到了转折点，我的女儿刚刚入读他们以前的学校，但这些学校又宣布行将暂时关闭。与此同时，在上海的学校则通知家长将在不久后复课。在美国的疫情不断恶化及中国加紧管制边防措施时，我需要作出决定。

有关中美的防疫措施各有不同。我在美国机场逗留少过36小时，但情况足以引起警惕。如果不是我自愿告知检测人员我刚从中国回来，我相信在进入美国海关时，没有人会检测我有没有发烧。

由于我的自告奋勇，也就被领到美国防疫控制中心以作体温检测。刚好也有一大批教会的人从欧洲回来。我被告知要在家自我隔离14天（手续过程简单，没有繁文缛节）。反之，当我和我女儿在3月19日回返上海，入境手续与美国相比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情景，当我们的座机从日本飞抵上海时，正是上午11.45am，但我们坐在上海浦东机场约两小时，才得到移民局的官员通知需要通关。

我们在等待时间内也需要先填写健康报告，后来也通知我们需要在家或酒店隔离14天。后来我们被护送进入巴士。

在巴士上，我们也被提供被单、面包、入口德国牛奶、口罩和白水。我对他们的友善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巴士抵达住家附近时，在一间学校内，我们又再作一次检测。前前后后，从下机再回到住所，一共耗费16个小时，但却是值得的。我也看到这些义务工作者向巴士喷射消毒液。当中国已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时，我想美国到现在仍然没有做好足够的检测措施。

虽然没有人告诉我检测的结果，是否呈阴性？但我们则被告知可以回家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悉中国为防止疫情第二波到来而采取边防更严格的检测。我对我的“疯狂”举动把孩子带回上海感到庆幸。

再经过14天的每天检测后，我们被允许得以与人群共处，可以在街上步行。虽然我们在人与人之间仍需保持距离，但上海又恢复昔日的繁华，我们也感受其中。”

我之所以将一位美国女性客观地描述中美之间对疫情的不同措施是希望有关国家在疫情未下降或缓和时，不要采取过于松弛的政策。

虽然美国为了保障人民的就业和抑制经济下滑，而希望用三个阶段来放宽限制，但是如果我们查看一下疫情的严重性，就不得不提醒美国，全球的340万人感染中美国占了1百多万例；而全球的死亡人数已达24万人，其中6万6千人是美国人（而中国有8万3千人被感染，造成4千6百人死亡）。

平均算来，美国一天有数千人被感染，而又有千人死亡。这种不受控制的病毒为何在科技发达的21世纪的今天发生？简直不可思议。

尽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口咬定病毒来自中国，也不断地鼓动欧洲国家及盟友掀起反华浪潮，但只要细读美国人的这一篇肺腑之言，就不难看出防范措施的松紧有天壤之别。

退一步来说，美国及其盟友如果决意要向中国讨“赔偿”（在法理上尚找不到法律据点），则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在法庭见真章？同时，全球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又怎能受得了不断流失的生命？

一个不变的定理是：当人命受重创时，经济肯定不会好转。放眼所见，大小工业的停顿，石油的无价及大工程的静止，这个世界将会在疫情过后变了样。

虽一个新的世界正在期待中，但没有人知道其模式是怎样的？也没有人知道石油在将来还会不会有其市场？

如果在2020年的全球GDP无法零突破，那意味着世界在静止中，一个从未有过的世界会出现（通过战争重塑或通过并吞减少国家数目）。至于各个国家之间是以什么方式结盟？又用什么对抗？大家都不知如何想象。

其实当下如果采取如同中国的检测措施，应该是利多于弊。既然中国有世界最多的人口（14亿），美国不到3亿，欧洲国家也在5亿之间，为什么就不能早日控制疫情？反而任它泛滥下去？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无可避免的浩劫？那些支撑不下的国家，是否会陷入破产或被并合？这是十分令人担心的后果。

 刊登于2020年5月9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