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全世界被新冠状病毒（Covid-19）搞得晕头转向时，马来西亚却因政局的急转直下而面对三大危机的胁迫。
其一是马来西亚从来没有面对过如此来势汹汹的病毒，从一月下旬起，病号就不断增加。直到4月30日，已累积6002个病例，而有100人死亡。因为疫情尚未结束，因此我们不知道下来的疫情会恶化或受到控制？
其二，这一回的新冠病毒导致国家经济陷入空前困境而伤痕累累。虽然政府已宣布拨出2千5百亿令吉的援助方案，但因“封城”（3月18日至5月12日，共55天）不算短，已造成各行各业大感吃不消。及后也会因提前使用未来钱应急下一代也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至于疫情过后有多少家企业因而倒闭，不得而知。
其三，最为重要的，正当国家面临疫情大灾难时，我国却上演了一场出其不意的“政变”玩意儿，在一夜之间执政集团的希盟成员党内部分裂（一边是土团党分成两派，一派随马哈迪，另一派随慕尤丁；另一边是公正党内也分裂成两派，结果阿兹敏蝉过别枝，投入土团党），再拉上国阵巫统、伊斯兰党及砂州政党联盟，已在国会内形成大多数席。
因此在2月24日的政变，是希盟政权的结束，也是国民联盟（国联）的上台。希盟上台未及两年突然下台，内情真相如何？没几个人能看透问题的本质。
在2008年的大选，安华抓紧机会力图翻身。果然这一回夺下了5个州政权（吉打、槟城、吡叻、雪兰莪和吉兰丹），也大大增加了反对党在国会的议席（140-82）。
当年安华势力的壮大，也不是马哈迪所要看到的。因此在2009年他逼阿都拉下台，改由纳吉拜相。除了纳吉是马哈迪恩师敦拉萨的长公子，需要及时回报拉萨一家人外，也希望纳吉政权得以巩固，免除安华的“阴云不散”。
2013年的大选，基本上是纳吉个人的胜利，安华这边只保住三个州议会（槟城、雪兰莪和吉兰丹），而且在国会议席上也只从82席增加到89席，国阵剩下133席，还是稳固的当政。
但万万没有想到，马哈迪竟在2015年亲自赴法庭与安华握手言和（一笑泯恩仇），几乎很少人能体会他们已重归于好和破镜重圆。因为安华后半生的政治生涯已被折磨得七七八八（2015年又因第二次鸡奸案被判刑。虽然此事与马哈迪无关，但纳吉对安华也是防之又防的。他心中认定的强大政敌除安华外，就没有第二人了）
未想到在2018年的大选，竟是希盟登台执政中央，马哈迪也了却心愿再次拜相。
尽管希盟在此之后（509后）不断传出安华将在两年内接班，马哈迪也不予否认，但他从来也没有列下时间表，使到安华忐忑不安。若太过冒进又怕得罪马哈迪，得不偿失；若太过软弱，就等于被对方冷冻。总之安华是错在判断失误，用错战略，以为没有永久的敌人，而他也相信马哈迪会兑现诺言。
在今年2月政变期间，也许马哈迪已得悉慕尤丁将取代其位而上，而这一切也与阿兹敏和希山慕丁有关联。
就在马哈迪在大权行将旁落之时，他依然坚持由旺阿兹莎任副揆，而不要安华成副手。
这是摆明不让安华上位是马哈迪从未改变过的思路。
无可否认的，马哈迪组织土团党是用来取代巫统的，但不会为慕尤丁接班而设。
即便马哈迪提出有人不要安华接班；也有人说他是新自由主义者（即意不会维护马来人主义），所以他不选安华接班，理由倒是牵强。
与此同时，当慕尤丁集团的斗争逼近时，马哈迪有两个选择，或可把球抛给安华，这样慕尤丁就扑空了；或把球踢向慕尤丁，而刻意让安华落空（在安华与慕尤丁之间都不是马哈迪的接班人。慕尤丁在1993年当选党副主席后，马哈迪只委他担任“足球部长”（文青部长）。后来在1996年党选，慕尤丁被踢出局，因此后者也非是拜相之人。针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希望马哈迪能确确实实告知我们为何他对安华一踩再踩？当初又为什么和好？前前后后安华已第二次翻筋斗。还有慕尤丁是在默许下或趁乱局自我杀出的胜利者？
如果慕尤丁因行管令而得益，取得时间和空间来巩固政权，算是在乱局中打得正着。可是如果民怨四起，经济不振，那就是自食其果了。所以在疫情下，谁也不知道“政变”是好事或坏事？
刊登于2020年5月4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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