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vs.胡文虎
《新生活报》原本是一份趣味性的三日刊“小报”，以刊登名人秘闻及故事起家。后来它慢慢变成趣味性的“小报”。
最近主管决议作出调整，邀请我供稿，也就决定以名人系列开头，让读者“温故知新”。
陈嘉庚与胡文虎
第一讲是写陈嘉庚与胡文虎的恩怨与斗争，他们之间有相似之处，也有不相似之处，不容易将他们进行对比。巧合的是，这两人竟因一些小事而闹得不清不楚，甚至还对薄公堂。
先说说陈嘉庚，他是一代风云人物。虽然不是从政，但身份比政治人物更突出。上了年纪的人也许会知道谁是陈嘉庚，但也不一定知之甚详。
陈嘉庚（1874-1961），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村，最先在集美接受私塾教育9年（1882-1890）。17岁时（1891年）奉父命出洋，在新加坡其父陈杞柏经营的顺安米店当学徒。20岁时（1894年）返乡娶秀才张建壬之女张宝果为正室。后因其母病逝，于1900年返乡奔丧。而在1909年时，其父杞柏逝世（他在1904年申请归化英籍民获准，显见他已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但名气远不及儿子陈嘉庚）。
陈嘉庚之父，陈杞柏
陈嘉庚是其父亲第三位太太所生，还有另外一位弟弟陈敬贤（杞柏有三位夫人，共育有10名儿女）。由于父亲长年在新加坡，故陈嘉庚及弟敬贤是由其母抚养长大的。
1904年，陈嘉庚父亲的生意失败激发了陈嘉庚自行创业。在当时，陈嘉庚家族的资产剩下7万元左右，他就将这批资金投入取名为“谦益号”之米行。与此同时，他也在同一年买下500英亩的山地种植黄梨，并开设三间黄梨厂。
直到1910年，陈嘉庚已替其父亲摊还欠银行的9万元债务。除了不断扩充业务外，也开始捐助学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陈嘉庚获利甚巨，俨然成了橡胶大王。不仅于此，他还涉足船运业。这个时候，他沉醉于在厦门搞一间大学，以遂其教育心念。
有人后来统计陈嘉庚在1925年获利780万元，这是史无前例的成就，也把他推向事业的巅峰。
有人计算，当时陈嘉庚的总资产共有1500万元（光是现金就有550万元），只有300万元是向银行贷款的，但因未及时摊还银行，终酿成大祸。
事缘在1926年至1929年时，陈嘉庚企业虽已显露败象，但尚未被“清算”，这与世界陷入经济大萧条有关。
据其二公子陈厥祥估计，陈嘉庚在1929年时企业扩充达到顶峰，有3万名员工，分散在涂桥头企业内的有近万人。但当时另一家华文日报《民国日报》认为陈嘉庚鼎盛时员工应有15000名。
因为债务沉重，陈嘉庚企业在1931年被迫改组为有限公司。其资产和债务表如下：
总资产1200余万元
总负债（主要是向银行贷款）1090万余元
在改组下，陈嘉庚企业的注册资本金降为250万元（因亏本减少股金），而缴足资本为150万元。
在新公司成立后，陈嘉庚名义上仍任董事经理，但银行委派两人进驻董事局。1934年，在无法挽回颓势下，陈嘉庚决定封闭企业，将资产作为还债用途。
此时，陈嘉庚最为挂心的是厦门大学的存亡问题，在1934年时获得南京国民政府资助9万元。旋后于1937年由政府接管厦大，陈嘉庚也就松了一口气。
1921年由陈嘉庚先生创建的厦门大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大学
尽管生意失败了，陈嘉庚不是一贫如洗。1937年为账济陷入中日战争的中国百姓，他每月仍捐款1100元。当1938年中国政府发行“自由公债”时，他认购501000元。因此直到战后，陈嘉庚仍有个人数百万元的存款，得以在1946年与胡愈之合办《南侨日报》。
在社会公益方面，陈嘉庚更是不遗余力。在1895年后，参加甫成立的“怡和轩俱乐部”（这个组织在10年后（1906年）出现另一个规模较大的组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如果说商会重于在商言商，那么俱乐部就是有钱人消闲的地方。刚巧在陈嘉庚掌控怡和轩的年代（1923-1927），陈嘉庚竟与胡文虎扛上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成立于1895年的怡和轩俱乐部，是新加坡华人社团中的百年老字号
原来它有一段离奇又意气用事的恩怨。这个人就是“万金油大王”胡文虎（1882-1954）。胡文虎比陈嘉庚小8岁，但却是一个不易认输的富豪。
出生于缅甸仰光的胡文虎，祖籍福建永定县中川村。他是其父亲胡子钦迁居仰光后娶当地湖州侨生李金碧所生（共有3男3女），其中老大早逝，老二即文虎，老三是文豹。因为是靠中药起家，其父也在仰光开设中药铺。而文虎少年时已是好勇斗狠。虽不好学，文虎却被送去中国接受中文教育，因此对中华文化产生兴趣也是可以理解的（文豹则是受英文教育）。
1896年，胡子钦将文虎接回仰光协助药业。而在1908年，子钦逝世时，文虎已年方26岁，但父亲留下的是一间业务不振的“永安堂”国药铺，还欠下一笔债。幸得母亲资助，到香港、中国及日本“考察”，悟出中药也要打出品牌，才有立足之地。于是他们兄弟所生产的万金油、八卦丹、清快水、头痛粉在市面上热卖，但以万金油最为畅销，成功的秘诀是“老虎”商标通畅无阻地开道。
在1910年时，胡文虎已在仰光立定脚跟，于是决定在1923年到新加坡开设分行。虽然万金油在仰光起家，但在新加坡更是“一门独秀”，因为这是一个华人的城市。在1926年，胡文虎干脆将总部迁到新加坡，准备大展拳脚。
虽然说胡文虎是客家人，但他的产品一度被大埔人“抵制”。他终于出了怪招，将自身的私家车改头换面，装上了老虎头，车身也涂了老虎斑纹，把喇叭声变成发出老虎的吼叫声，经常在大街小巷招摇过市，也为产品打开另一通道。
也只有胡文虎才能想到这样的噱头，竟把汽车装成老虎，在大街小巷用喇叭宣传万金油的良药。结果他从老虎身上发迹了。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胡文虎也认定本身属于“福建体系”（归为福建帮派，因永定坐落在福建省），但却不被重视，他争夺福建帮的领导权也就落空了。在情非得已下，胡文虎通过客家人大搞乡团组织，成立了“南洋客属总会”，也鼓励各地设立客家公会。这一下子，客家成了胡文虎立足社会的筹码。自然而然的，他成了客家老大。
虽然客家人不是新马最大的系族，排在福建人之后，但胡文虎却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在新加坡竟搞出大名堂来。
以下是陈胡交恶的经过：
（一）事缘在1927年胡文虎将其公司总部迁至新加坡后，便不忘本色想在新加坡出人头地。而此时身为怡和轩俱乐部总理的陈嘉庚（1923-1927）也邀请胡文虎加入了俱乐部，当成消闲之场所。
20年代中期，由胡氏兄弟建于新加坡的永安堂，并在这栋建筑里生产药油50年。于1992年在市建局的自愿保护计划下，成为受保存建筑。
既然已成为俱乐部的常客，出手绰阔的胡文虎自然不甘“默默无闻”。有一回（1927年），一位常客不小心掉了一根燃烧着的火柴根落在胡文虎的大腿上，烧穿了他的鲨鱼皮裤。胡文虎对于这位只受英文教育，靠洋人起家的“峇峇”感到气愤，大骂对方抽太多烟，不懂自重。为此，胡文虎故意挑衅对方敢不敢赌一扑5万元？
正当两人僵持不下时，闻及吵声的陈嘉庚走了出来，劝请两人别为没有意义的豪赌伤了和气。但当时“火遮眼”的胡文虎误以为陈嘉庚指责他搞场，一时不由分说，转问陈嘉庚敢不敢与他赌一把，后者十分不悦，拂袖而去。
除了怡和轩事件外，陈胡在商业上又碰个正着。根据康吉父（李星可，一度是《星洲》和《南洋》的名主笔，文笔泼辣，一针见血）所著的《胡文虎传》这样说：
在胡标良药赚了钱后，由陈氏族人创办的钟标良药也打进市场，而且在1928年3月14日在新加坡打广告，通告“虎标乃属于陈嘉庚财产，与他制造和售卖的下列产品有关：罐头黄梨、肥皂、洗发水、化妆品、牙膏、糖食点心、饼干、巧克力和糖果，任何人如果用或模仿这商标或以其他方式侵犯陈氏的权利，将会受到法律行动对付”云云。
刊登了律师广告后，原以为胡文虎“理亏”，不再有回应。后来发现胡文虎的万金油商标的老虎是从右向左奔跳，比较瘦；而陈氏的则是从左向右奔跳，比较胖。于是在1929年12月2日，胡文虎才通过律师在殖民地公告上反驳：“上述商标均属永安堂之财产，已经多年来被用来在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非马来属邦推销中药和其他医药制成品”。这通告警告所有人士一旦侵犯，将会被起诉。
与此同时，胡文虎还在通告上将三种产品的虎标图样，即万金油、立止头痛粉及八卦丹做了原样包装。
在对照下，陈氏的图案是出现在白纸上，说服力不强。针对这件事，《胡文虎传》的作者康吉父有如下的描述：
1925年后，一入1926年新春，胶价开始下跌，由每担力乐178元跌到90余元。陈氏的胶厂及制造厂除了饼干厂及黄梨厂可维持，其他无不亏损。而且又曾发生过制造厂的大火灾，损失不赀。接着在1929年至1931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树胶每担降至七八元，树胶鞋由1余元跌至两角钱。陈嘉庚这时候事实上已破产了。
在世道不景气底下，这场法律风波也就不了了之。
（二）1928年时，胡文虎出任华侨中学总理（在当时无主席之设，总理是最具权力的职位）（这间于1917年设立的学校是马新第一间华文中学，由陈嘉庚等人发动而成）期间，发生了一件轰动新加坡的事。
起因于胡文虎担任总理期间，斥资建造虎豹楼及二座校门，又修筑校路，并在虎豹楼前开辟一个运动场。
虎豹楼是一座学生宿舍，建筑费约七、八万元。问题就出在校门旁侧上，有“胡文胡文豹捐资建筑”字样，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捐赠了整间学校。
陈嘉庚对此十分不满。他说其中乃有某董事主席异想天开，竟向董事会提议而获得赞成，花了千余2千余元筑两校门。事后又在右门柱上直书“某某姓名捐资建筑”。
他曾请诸董事取消石柱上的字，但没结果。因而导致陈嘉庚在中华总商会大礼堂召开华侨中学赞助人大会，出席者约百余二百人，通过铲除柱子上的十个字。此事对胡文虎来说很失面子，乃诉诸法律指控陈嘉庚毁谤名誉。双方对薄公堂数回合，最终达成庭外和解。
其实这是小事一桩，依我所知，文虎在槟城资助学校大门或篱笆后总会写上此建筑为“胡文胡文豹所捐赠”，让人误以为整间学校是他所建。但如果改成“胡文虎文豹捐资建筑此门”或“此门为胡文虎文豹捐资建筑”也就一目了然，无所争议了。但有人认为，这是陈嘉庚与胡文虎早有心病，乃出此招杀其面子。
后来也查知，此事与华中董事会改选有关，胡文虎在失望之下，辞卸总理一职。
另一方面，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东北垂涎，蓄意制造事故向国民军开刀。事缘国民军借北伐成功，而在山东济南面对日军的挑衅，先后杀了6千余名中国军民。这轰动一时的案件发生在1928年5月3日。由于国民政府未敢硬碰，也就签署《中日济案协定》（1929年3月28日）。但事实证明，日本无意退让，因而在两年后的1931年9月18日侵占东北三省，开响日本侵华第一炮。
在此事件后，中国民众杯葛日货，另外也有人在新加坡发动经济蒙难军民的筹账会，这个人就是陈嘉庚，他通过怡和轩号召122个团体响应筹账大会，超过千人参加。在主席陈嘉庚领导下，成绩斐然。
但在另一方面，在新加坡立足的胡文虎也发起筹账运动，和陈嘉庚打对台。这又再一次拉开两人的斗争，直到二战前夕双方才化干戈为玉帛。
由陈嘉庚领导的山东筹账会在1928年5月17日的会议决定制定委员工作时间表，扩大会员，也催促马来亚各地开展募捐活动。结果在一夜之间，怡和轩成了中华民族主义的大本营。到了1929年1月30日，陈嘉庚受到巨大压力下才宣布停止宣传与筹款。这是因为英方的华民护卫司对这种有煽情的筹款有所担心，乃阻止继续搞活动。
陈嘉庚之所以把精力放在山东筹账会上是因为这个组织成了怡和轩（原本社团无需注册，但在1932年5月4日后它才成为一个注册团体，一路来成为陈嘉庚的左膀右臂）的外围先锋，得以和中国各地政府和军阀有所往来。
有了怡和轩这个重要基地，陈嘉庚如鱼得水，大展鸿才，进而将它发展成为日后筹账会的核心。
本来英殖民政府对怡和轩的活动不表满意；尤其是在筹款救济中国灾民方面，认为是介入了政治活动。
因为华民政务司兀敏对陈嘉庚将筹款所得的8万元用来在南京兴建一间中学有所不满；同时陈嘉庚再筹8万元充为学校经费之用。结果激怒了英国人对怡和轩的态度转硬。但又有另一桩事引发的：英方指责这个俱乐部在1932年介入所谓“田中奏折”事件。
所谓“田中奏折”是由于陈嘉庚动用《南洋商报》为福建会馆和怡和轩承印2万份“田中奏折”的中文本所引起。有关文件揭露了日本田中首相侵占东北、吞并中国、占领全亚洲，妄图实现其大东亚帝国美梦的阴谋计划。
在英殖民政府得悉后，海峡殖民地总督金泰文怒斥此宣传品为“纯属捏造，旨在宣传”。但陈嘉庚等华侨相信这是真的（最后证明日军的侵略是真的）。基于事态严重，总督原欲查封怡和轩，指它未经理事会通过即自行引刷不真实的宣传品。后经调解，才转成怡和轩进行注册成为合法团体，以受制于政府订立的社团条规。
也是在这个时候，陈嘉庚的另一个劲敌胡文虎又再登场了，为发泄个人之不满（胡文虎原本要捐5000元予怡和轩承建大厦，但未获以陈嘉庚为首的理事会接纳。因而怀恨在心，加上生意上的恩怨，陈胡大战开始了）。
第一步，胡文虎也借济南事件转向支持国民党领袖张永福及林金殿等人，他们也在山东筹账会内担任执委，准备向陈嘉庚开炮。
事缘此次筹款的运动获得新加坡华人大力和踊跃支持，共筹得134万元。响应这场运动的有工人、德士司机和欢场之歌舞女等。如果连同新加坡以外的华人捐款，总共达到500万元（这是1929年正月总结的数目）。
根据史学家杨进发（《陈嘉庚传》作者）统计，这场运动比起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五卅惨案还要成功，几乎调动了每个华人的“恻隐之心”。
前文提到陈嘉庚等人将余款捐给南京建一所中学后，却有节外生枝的事件发生。
其中执委之一的林金殿建议将剩余的款项转捐给胡文虎领导的“华北旱灾筹账会”。在拉锯战中陈嘉庚占上风，通过将余款转入前山东筹账会户口，以便转捐给学校。但当陈嘉庚将树胶公会捐来的6万元存入山东筹账会时，竟不能过账。原来林金殿（也是树胶公会主席）已告上法庭。
这场官司其实是陈嘉庚与胡文虎的角力战。经过两年的拉拉扯扯，高庭终于在1931年7月作出判决，判树胶公会胜诉。
继之林金殿上诉高庭，要求将6万元作其他用途，但败诉，而由林负责堂费。
再经上诉，又判林胜诉，改判山东筹账会负责双方堂费。
山东筹账会又不服，上诉到枢密院胜诉。最终决定将剩下的73500元（叻币4万元）汇进南京财政部户口，以账济山东省在1933年水灾的灾民。
至此，陈与胡之间的斗争已无和解的可能。一边是福帮老大；另一边是客帮老大，斗争起来已非个人之争，而是涉及民族与帮派之争。
这里需要作点补充：
（一）陈嘉庚虽不是报人，而是载誉于一生的教育慈善家，厦门大学就是他一手成立的（1921年开课）。在1923年时，陈嘉庚应邀组织报社，取名为《南洋商报》。他之所以投资报社是因为他的产品常年在四家报馆打广告，不如办报也可利用印刷机承印其商品包装。
最初的时候，这家报社是保持中立的，也无党派的。在1935年时（主要是其女婿李光前掌管），报份跃升至日销3万份。
《南洋商报》创刊号
后来（战后），陈嘉庚在胡愈之劝服下，又于1946年合股办《南侨日报》。这一份报纸很快就表明它是亲中国的，而且是亲中共的。因路线倾左，于1950年被英政府查封。
事实上，陈嘉庚的成就不在报业，而是在多元化的生意上。他毁家办校的典范也历久不衰。
当他在1940年访问中国时，已心有所属亲向中共。
在1950年时，他决定回国定居。毛泽东主席曾形容他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这八个字概括了他的一生。不过，陈嘉庚生前想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扩大成中华总会（相等于华人大会堂的愿望），但无法实现。
1961年，陈嘉庚在中国逝世，终年87岁。
另外一位胡文虎，虽然是万金油大王，但称他为一代奇人的“报王”也不为过。他一生中前前后后办过至少15份报纸，也有英文报，而且他的报纸都是以“星”字开头，从《星洲日报》到《星岛日报》，无不显示他的过人之处。
这位在1923年初到新客，怎么会与陈嘉庚斗了起来，倒是令很多人始料未及的。我们除了陈述上面提过的历史往事外，还有一单也是陈胡的斗争延续。
1921年胡文虎在缅甸创办第一份日报，取名为《仰光日报》。当陈嘉庚在1923年创办《南洋商报》时，仅仅过了6年，即1929年，胡文虎的第二份报纸也诞生了，取名为《星洲日报》（最初称《星中日报》）。在1931年时，为纪念创刊二周年而出版《星洲日报二周年纪念刊》，书中刊载潘柔仲的一篇文章（他原是《星洲日报》一名副编辑）。文章内容对福建省教育、党务及妇运等颇多不敬，遂引发一些福帮教师、《南洋商报》及福建会馆的不满。有关风波延续３个月后才平息来。胡文虎在这方面自然是吃了亏，他不但解雇了潘柔仲，也得在《星洲日报》连续刊登1个月的道歉启事，而其他华文报则连续刊登两个星期道歉启事。
星系报业规模最大、数量最多，是华人最大的报业集团。初时称为《星中日报》，后易名为《星洲日报》
有人曾问胡文虎为何要与陈嘉庚抬杠，毕竟他是初来乍到的小子，怎么能与名满中外的陈嘉庚相比呢？
胡文虎这样说：
“陈嘉庚是世界知名人物，在南洋生意做得这么大，又做了许多公益事，人人认识他，敬重他。就是远在家乡他也是建树颇多，著名的集美学校，厦门大学都是他创办的。我胡文虎只不过是一介仰光商人，初来新加坡没有多少人认识我，但是我来到新加坡就敢与社会上最有名的陈嘉庚作对，我的名字能与陈嘉庚相提并论了。这不是一个扬名的好办法吗？我为什么怕与陈嘉庚作对呢？他是已出名的人物，彼此斗争被我赢了，我的名字就在陈嘉庚之上；即使输了也无妨，虽败犹荣。我胡文虎的名声也传开了，这不是很划算的事吗？”
胡文虎一生有也有过骂名，因他见过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也见过汪精卫和当时国民政府总统的蒋介石，一度被怀疑与日方有隐私。后来在1992年被厦门的洪卜仁在日本东京大学的战史研究室秘密档案中找到当年（1943年）胡文虎与东条英机的对话内容，得知胡并未成为“汉奸”。也就在1994年将广州永安堂归还胡仙（胡文虎女儿，《星岛日报》掌门人），而后者把一座大楼捐给人民政府辟为少年儿童图书馆。
因此胡文虎成了“爱国是华侨的天职”这个称号。
1954年，胡文虎病逝于美国，终年72岁。
胡文虎于三、四十年代在香港、新加坡及福建龙岩兴建“虎豹别墅”。香港的虎豹别墅已由李嘉诚集团收购，改建高楼公寓；而新加坡的虎豹别墅已捐赠予旅游局，但近年来游客稀少，当年热闹景象早已一去不复返。至于在中国的虎豹别墅也被中国收归国营。
1935年，在香港修建的虎豹别墅
1936年，在新加坡修建的第二所虎豹别墅
1946年，胡文虎在家乡福建龙岩中川村耗资34万港币建造了第三座虎豹别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胡文虎有感于他早年与陈嘉庚的斗气也不是什么大事，因此有华社希望能促成陈胡化解不必要的恩怨。
1946年元旦日，胡文虎在《星洲日报》撰文呼吁华侨团结，且表达愿与陈嘉庚合作，一起推动和发展南洋华侨的团结运动。
翌日，陈嘉庚在《南洋商报》全文转载胡文虎的元旦献辞。不久陈嘉庚的言论也出现在《星洲日报》内。
此外，在战后因胡文虎有传言被指他行动不自由，因日治时期与日方有所往来。《南洋商报》社论即为胡文虎请命，社论请英方勿为这一谣传对付胡文虎，而引起华人的反感。
隔天，《星洲日报》也全文转载南洋社论。
古玉梁在其所著的《胡文虎报业王国》中有提及星系报业是“胡家天下客家兵”，这一点也不假。我后来进入《星洲日报》和《星槟日报》服务时，也见过不少胡姓的同事，而客家人更不用说了，我本身就是客家人！
刊登于2020年7月4日、7月11日、7月18日及7月25日《新生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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