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政局进入了一个动荡不安的考验,主要是因为马来政党和马来社会正推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斗争。虽然这场要求变革的运动不是非马来人发动和策划的,但因为巫统仍然是个举足轻重的政党,它的政治立场或方向的任何改变都能牵一发动全身,我们就自然看到华基政党的马华公会起而批评巫统未经过开会讨论便自行决定“国阵”的未来;同样的,印度国大党也不认同巫统的“独断独行”。
其实这也不是不按常理打牌,而是一路来都是巫统说了算,其他成员党可有不满的情绪,但没有拒绝的先例。举例来说,当1974年巫统决定放弃“联盟”改用“国阵”形成更大组织时,马华虽对巫统不尊重其他成员党的意见表示“抗议”,但最后还是加入了新的阵线(也是最后一个加盟的成员党)。主要是马华对民政党的加盟很不服气;尤其是马华的死对头林苍祐通过民政党加盟而耿耿于怀。这就是后来为什么马华与民政成了“同床异梦”的“兄弟”。表面上称兄道弟,实则是各怀鬼胎。正如在1978年大选时,马华暗中(在林建寿的策划下)派出七人帮直捣民政选区,弄得林苍祐选区的得票率大减,只以6137张票压倒行动党的无名小卒黄鸿杰(得票5223),多数票914张。这种险胜的结果也让民政上下捏了一把冷汗。
因此在1982年的大选时,民政狠狠回击在槟城的马华候选人林建寿,集中力量让林建寿在阴沟里翻船。所谓的马华争夺首席部长的戏码“落幕”了。
许多年以后的今天又让马华面对两个新难题,那就是它将如何面对民政党?而又应该作出怎样的让步?它要跟随巫统还是去找国盟?
在彼此都是归零的议席下(指槟州),马华与民政也不具有优势压倒另一方,但间中的变化也让马华稍占上风。当民政党在2018年宣布脱离国阵后,它已经失掉与马华“争宠”的机会。当时的民政党是过于“紧张和草率”退出国阵,以为可以形成第三势力,但它忘了它已没有另一个林苍祐带领来杀出重围,待到退出国阵后才感到孤苦伶仃。
一方面它没有充分理由与在公正党直接合作;另一方面它也不能向行动党屈从;更不能申请重新加入国阵(它的未来是个未知数)。直到2020年的“喜来登政变”后,突然涌现一支“散兵游勇”在政坛崛起,这就是被改头换面的土团党。
在慕尤丁的领导下,土团党结合了各方力量组成“国盟”(国民联盟,Perikatan
Nasional)(PN)而成功夺权,成员包括土团党、伊斯兰党及砂政党联盟。而巫统则未加入国盟,仍然保持其“国阵”老大的地位,等于用国阵参与组织联合政府。但国阵不是其中一个成员,只是巧妙地被巫统拉拢加入执政行列。
马华及国大党就此成为执政一员,前者拥有一部长及4副部长,国大党也有一正部长。到底国阵是不是“国盟”一员?谁也搞不清楚。毕竟巫统代表的“国阵”,与“国盟”没有直接关系。因此马华在执政党内(PN)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是不清不楚。正当疑团有待解开前,又发生两件令马华措手不及的变化。其一是巫统理事会通过与土团党断交,也就是“联合政府”直到大选前为止,而大选时就成为政敌了。
在这种情势下,一向以来与巫统站在一起的马华又将何去何从?
其二是使局面更为复杂的是,慕尤丁代表国盟欢迎民政党的加入,这就意味着民政又将成为马华的“内部政敌”。但其差别在于马华属“国阵”,而民政属“国盟”,它们又该如何协调?如果马华不跟着巫统走,而是选择追随慕尤丁,那就意味着马华又和民政在一起了。
无论如何,一个新的政治形势已告出现,也就是说,在第十五届大选的重心已是马来政党间的直接交锋,彼此都不忘“以马来人至上”为斗争策略。这些政党包括在野的巫统、公正党(立场比较温和)与诚信党;而在朝的则有土团党、伊斯兰党及砂土保党(属于砂政党联盟的老大)。
在正面对峙下,行动党也好,马华也好,它们都不会也不应介入“马来人至上”的斗争行列。因此未来的大选已经不像2018年的场景,行动党在大胜后,可以紧跟着马哈迪的脚步走。讵料在睡梦中一觉醒来发现“政权不见了”,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反之,已是朝不保夕的马华突然被敲醒回来做政府。这回是通过慕尤丁的提拔,好像回到从前。
由此可见,马来西亚的未来不是华人在朝或在野之迷惑,而是华人面对民粹主义的兴起和宗教政治的强化下,怎样有勇气发挥正义的立场,不能再采用鸵鸟政策或让青蛙政治把民族和国家的利益给卖了。
真没想到,喜来登政变只给马华带来官运,但没有给马华带来政运。究竟马华路在何方?也确实没有选择的余地。由此也证明从一开始与巫统绑在一起的马华到头来还是因巫统之变而迷失方向。华人政治的悲哀莫过于此!
刊登于2021年3月15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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