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6月6日，全球共有1亿7千万人被确诊患上新冠肺炎，也有3百70万人死亡。虽然美国的疫情已受到有效控制，日增病例下降至6197例，这是因为美国已有近半数的人民注射两剂疫苗，及也有过半数的人接种第一剂疫苗（美国人口有3亿余人），但欧洲国家的情况还是居高不下，例如德国日增1644例；意大利日增2275例；英国日增5655例及法国日增6654例；尤其是印度及巴西分别日增11万例及6万余例。只有中国武汉封城（2020年1月23日至4月8日）76天后，整个疫情才转危为安，直到今年6月6日止，共有11万余人被确诊，而有5千余人死亡。
有人提出询问，为何世界各地大多数国家仍无法制止疫情的扩散，而中国却能够做到？根据环球网的报导，主要有下列几个重要因素：其一是中国的体制虽是“以党治国”，但官员的问责制是明显的，例如在2020年，中国共有3千名大大小小的官员被免职，包括省委书记、省长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单在今年的首5个月，也有数百人丢官。这是因为凡是在所管辖的范围内发生重大事故，党和地方的领导人是不能声称此事与他职务无关的。
即便新冠肺炎不是来自某人或某个地方，基本上与个人也没甚关系，但在事态恶化下，做官的只能“背黑锅”，被免职的官员是理在其中，只好自叹倒霉。
其二，虽然病毒来势汹汹，但因初时集中在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地区，也就在政府号召下，有数以千计乃至万计的医务人员赶往武汉救援，体现了守望相助的精神。
在所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下，一幕幕的动人事迹也就在武汉传开了。也因为民众有所配合，遂使到医疗工作顺利开展。在当时也还未有适当的疫苗问世，患者只能靠医院的药物治疗。关键是病患者得与医院合作，更要懂得自我隔离，人与人之间要保持社交距离，否则一切的努力都会白费。
其三，在初时人们都把矛头对准野生动物，且在第一时间将之查封。不论是否是野生动物带来病毒，当局也只好先下手为强。
在这方面，环球网站又反问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采取问责制，似乎没有官员因为病毒的蔓延而受罚；更有担任相关部门的首长不但无需挂冠，而且还可指手划脚指责人民不合作，不遵条例，才使到疫情失控。
以马来西亚来说，我们每天在媒介上得悉有多少人违反行管令条例被罚款或1千令吉或5千令吉或上万令吉。这好像是说，当官无罪，罪在百姓，理由是民众既违反SOP，也触犯MCO条例，老百姓自然而然成为被“开刀”的对象。
我们不知道为何民主的国家可以将病毒当成政治武器以寻找代罪羔羊？除了有些国家将过失丢给老百姓承受外；有者更是举一国之力将责任推给别人。比较明显的是，在美国带头下，公然指责中国是病毒的“始作俑者”。前总统特朗普更是狮子开大口，要中国作出巨额的赔款。他不但要求中国赔偿（各国）共10兆美元（相等于马币41兆2871亿令吉），而且也要北京将其他国家的欠款统统一笔勾销（他于6月6日 在美国北卡罗纳州共和党大会上发表演说）。这个赔偿数额之大，让人瞠目结舌。然地想起在1900年时，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因对洋教徒大举排斥，也就导致八国联军打进天津和北京，最后逼使清廷签了辛丑条约，要中国依据人口（4亿5千万人），每人赔一两，共4亿5千万两，分39年摊还。
在颟顸无能的清廷统治下，中国人民只得屈服。如今美国又使出这一计，企图置中国于死地。这在世界史上也是从来未有的。在过去，不论瘟疫造成数十万乃至千百万人死亡，也都由相关国家自行承担后果和处理善后事。
本来中国已于今年初开放给世卫组织专家团在武汉调查一个月，结果没有证据证明病毒源自武汉的病毒实验室。
原本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一向不认为病毒源自“人为”（实验室泄漏）而是由动物自然传播。但自从其邮电被意外公开后，他又有所保留要求中国公布在2020年10月时武汉实验室的9位职员健康的报告。
针对美国的咄咄逼人，中国也提出谴责，指责美国“无的放矢”，连带也严厉批评拜登说要情报部门在90天内提呈报告，以证明是武汉实验室外泄病毒所致。奇怪的是，为何不是医药专家调查，而是由情报人员介入？对此，中国也挑战美国公开其在世界各地的200所病毒实验室供世界专家调查以示公平。
当然今天的中国已不是百年前的中国，再也不是枪炮就可以打开的大门，就不知道为何美国不与中国一道研究，以更快的速度扑灭病毒，造福人类。毕竟美国成天叫嚣“中国威胁”、“中国病毒”又解决得了世界的大灾难吗？
当世界经济无法形成一个不败的体系时，奢谈病毒来源，猛追“零号病人”，处罚无辜的民众，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抹黑中国，世界经济就能起死回生吗？世界和平就有所保障了？
刊登于2021年6月9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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