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以为当2020年结束时，新冠肺炎基本上已得到有效的控制，未想进入2021年，疫情更是恶化。最明显的是印度疫情竟是后来追上，与巴西一同赛跑，被确诊的病例和死亡人数越来越靠向美国。
按照7月15日的记录，美国日增3万例，已累积3千4百万人被确诊，死亡人数高达62万余名，依然排名世界第一。排名第二的是印度，日增4万例，已有3千余万人被确诊，而有41万人死亡。居第三位的是巴西，日增5万2千余宗，已有1千9百万人被确诊，而有53万余人死亡。
另一个跃上排名第15的竟是东南亚另一个大国—印度尼西亚，日增5万6千余例，已有2百70万余人被确诊，而有7万人死亡。
就全世界而言，截至7月15日，共有2亿2千万人被确诊，4百余万人死亡。与此同时，共注射了35亿支的疫苗（世界总人口约70亿。按每人打两剂疫苗也要140亿支疫苗接种。不过，这之中美国和中国已有超过半数的人口接种疫苗）。
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直到今天仍在争论不休的是病毒的起源和零号病人身在何处，而不是如何共同抗疫和捍卫生命不受病毒侵袭？
按照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逻辑，既然病毒先是在武汉爆开，肯定是源自中国。他因此怪责中国未在2019年底时通过世卫向全世界通报，而他认为实际上中国已在11月时知晓此病毒的发生，因此他要求中国赔偿10万亿美元予美国和世界作为补偿。
由于这样，当下的两个争论焦点是：（一）若病毒是从动物身上传染给人类的，可以说是自然的传播；（二）若病毒是从武汉病毒实验室外泄而造成的，是人为的事故而不是自然的事故。
如果属于前者，则是自然引发的病毒，无从追究责任；但若是属于后者，美国就咬定中国要负责任。令人费解的是，在未有任何结论前，特朗普就迫不及待地声称这是“中国病毒”或“武汉肺炎”，企图通过舆论制造既成的事实，让中国百口莫辩。
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是省油的灯。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揭露在2019年10月份时，美国军人运动团抵达武汉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其间有五位美军因病提前返国（2019年11月，比中国正式通报不明病毒早一个月）。中国也就质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否是被病毒所感染？同时，中国也要求美国开放其国内外的病毒实验室（德特里克堡及遍布世界各地的200多所生物实验室）供世卫专家团参观，以了解实况。这一事件也引发美国国务院召见中国驻美大使，抗议赵立坚的言论。
就在拜登上台（2021年1月20日）就任总统后，有关白宫医药顾问安东尼福奇医生的邮件（3200页）不知为何被公开而再一次震撼医学界。
福奇在今年6月针对其邮件外泄的事件解释称，他与一个非营利性质（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高官互通邮件没有不妥之处，因为该组织有资助武汉病毒所的成立，共拨款60万美元，以进行研究蝙蝠冠状病毒。在邮件中，福奇说他认为最有可能是动物间的跨种传播所致，如今他仍然持这样的观点，不过又多了一句：他不排除（新冠病毒）可能源于实验室泄漏。
对此，中国的《环球日报》总编辑胡锡进为文斥责福奇“背叛自己的良知”。前说是自然的传染，现又说不排除是实验室泄漏的可能（人为的，非自然灾害）。他说，这种观点的转变，不是一个有尊严的科学家所应该做的事；反而更像是一个软弱的小人行为。
同样的，中国媒体也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塞的前言不对后语形容为对本身言论的“叛变”。
在今年初的时候，世卫组织的代表团（来自10个国家的医学专家）已应邀到武汉进行一个月（1月14日至2月10日，共28天）的调查研究，并在今年3月31日与中国联合发表溯源研究报告。报告称新冠病毒有可能是由蝙蝠通过另一种动物传播给人类；病毒由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被认为是极不可能的。现在谭德塞又改口，支持再次到武汉作进一步的调查。原来他们两个“大人物”是为美国总统拜登造势。
在5月27日时，拜登说他将在90天内将情报局针对大流行病起源的报告公布于众（今年8月）。这样一来，这份以美国情报部牵头的报告究竟是专业的或是政治的报告？必然有所争论。
在疫情已被政治化后，中美双方肯定是针锋相对的，也不大可能得出令双方满意的结论。正如耶鲁大学的基因学教授泰森（Gunter
TheiBen）承认，即使各方合作，也不一定能解开新冠肺炎源头的谜底。换句话说，调查容易，结论太难。
既然各执一词不会有可被接受的结论，不如接受世卫组织的免疫专家林德斯特兰德（AnneLind
Strand）的建议：不要再把疫情当作是一个“我个人、我的国家”需要面对的问题，而是要把它当作是一个需要全球应对的全球性问题。
也只有这样，生命才得到拯救，人类才有活下去的意义。
刊登于2021年7月19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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