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于7月15日在日内瓦发出讯息，促请中国对世卫新冠病毒溯源工作的第二阶段的调查给予更多配合，并增加其透明度。
谭德塞说：“世卫组织需要获得新冠大流行之前和开始时的原始病人数据。在第一次调查期间，中国没有与世卫组织的团队分享这些数据”。
他也要求提供武汉实验室的明确信息，不应预早否定病毒与实验室无关。
有关事件的发展是这样的：世卫的医药专家（17位国际专家联同中方的17位专家）于今年1月14日至2月10日，一共28天在武汉进行调查和分析新冠病毒，而在2月9日由世卫的2名医学代表（即丹麦的彼得·安巴雷克、荷兰的玛丽安·库普曼斯）；连同中国的前国家卫检卫体制改革司长梁万年教授举行发布会。梁开场白说：“在2019年12月武汉市人群中发生了一定规模的感染，许多早期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只能证明该市场是病毒传播点之一。根据目前的资料，无法确定新冠病毒是怎样传入华南海鲜市场的？”
这种从动物身上传给人类的病毒称之为自然病毒。但如果是实验室外泄的病毒则被称为人为病毒（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没有源头追究，无从索赔；而后者有“始作俑者”，可被起诉作出补偿损失）。
在安巴雷克看来，从武汉实验室的病毒外泄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到了今年3月30日，世卫组织公布了对武汉病毒的调查完整报告（共120页），内中提到新冠病毒“非常可能”是通过另一种中间动物宿主从蝙蝠传给人类的，但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定是何种动物传播的。
报告也指出，武汉病毒实验室管理良好，并具有高质量的生物安全水平，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也没有出现有职员患上与新冠肺炎类似的疾病。
报告也建议通过国际合作进行溯源研究，包括对在废水中检测出阳性结果的地区开展调查。
在报告发表后，世卫调查团团长安巴雷克说，他的团队感到政治压力，包括来自中国以外的压力。不过他承认没有外来人要求他对报告书的内容做出删减。
很显然的，不满的声音多数来自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及日本等等。
另一方面，中国在研究世卫组织提出新的要求后，于7月22日针对相关课题做出明确的回应。
中国国家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直接表明拒绝世卫提出的这样一个溯源调查的质问。他指出，世卫要求进行第二阶段的调查是对常识的不尊重和对科学的傲慢态度。
“我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溯源计划的，因为世卫已直接指出武汉实验室的病毒外泄的可能性非常大。可是到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并没有一人感染新冠肺炎，武汉病毒研究所也没有开展过冠状病毒增益功能的研究，不存在所谓人造病毒之说。”
身为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的袁志明也在记者会上补充说，武汉实验室在2018年正式投入运作以来，不曾发生过任何病源外漏和职员感染事故。
袁志明指出，在今年7月已有24名国际病毒专家（包括美国、英国和澳洲的科学家）在《柳叶刀》发文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也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联系，更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
他进一步驳斥西方传媒说，在2019年11月时，有所谓3名实验室职员患上和新冠病毒一致的症状。这简直是一派胡言。直到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是零感染。
针对新冠肺炎的发生和发展，袁志明说：“正是因为有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对病毒进行分析，而在2020年1月12日向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全基因组序列，对世界其他国家开展病源检测提供了基础，也为全球抗击疫情赢得了空间”。他遗憾中国在年初时已向世卫专家提供数据，只是有些属于密件，不便复印，不存在所谓未提供原始数据之说。
除了中国不能接受对已有“结论”的报告再次重新调查外，也暴露了西方国家的叵测之心，就如特朗普所言，要中国赔偿10万亿美元。但中国要求也开放美国的德特里克堡及其他海内外的病毒研究所供调查，以示公平，仍未获回应。
美国之所以死咬中国不放的真正理由，就是要通过所谓再调查及情报处的新报告来“证明”中国犯下“反人类罪”（就如随意指责中国对新疆的维吾尔人进行“绝灭种族”的叫嚣）。
我们不知道自有流感记录以来，有哪些国家需要对流行症负上赔偿的责任？好像是120年前（八国联军攻打中国）的中国是第一个傻子，但也应该是最后一个傻子了！
刊登于2021年7月26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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