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中将举办“义净国际大会”

团结部长艾伦达干说，适逢今年（2024年）马中建交50周年，马中两国将联办“义净国际大会”，以宣扬在公元二三世纪时，佛教已在马来亚的吉打布秧谷（Lembah Bujang）落地生根。

虽然没有印尼的婆罗浮屠（公元九世纪）著名（俗称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与这地方的历史有关），也没有柬埔寨的吴哥窟古迹的发现（十二世纪）而轰动世界，但在布秧河流域发现的陶器及其他物品等时，包括在吉打慕打挖掘一条运河时，发现了佛塔沉淀在河底下，倒引发考古学家去研究最早的人种起源的问题。

但这又和义净有什么关系？为何马中两国这么重视义净这位历史人物？而他又与布秧谷有何关系？

邓鸿瑞博士的大作《寻找义净大师的足迹》让我们从中看到文物古迹对历史的重要性。他原是在澳洲大学教导电机工程的教授，如今已退休，专研佛教。如果如今马中开展义净国际大会也邀请邓博士与会和参与主讲，肯定会使大会内容更加生动。

除了法显大师（公元334-420年）及唐玄奘（西游记中的唐三藏）（公元602-664年）的西行故事我们有所了解外，第三位大师就是名留青史的义净法师（公元635-713年）。

义净法师，俗姓张，名文明，祖籍范阳（北京）齐州山庄（山东省）长清县人，14岁出家。在公元671年，他得到州官冯孝全资助，于同年1月从番禺（广州）乘搭波斯商船向南航行，先抵达泰南洛坤（前古佛逝国），再行至末罗瑜（今印尼占卑），继之转到马来亚的吉打。

在邓博士的笔下，他对吉打的布秧谷有如此的描述：

公元三世纪，印度古迹就有吉打古国的记录。书中记录的地名叫Kataha。到了七世纪，这个印度名称还出现在文献。当义净法师的王家帆船停泊在吉打古国时，他说这个古国叫“羯荼”（吉打），这个中文名字非常接近Kataha。

长久以来，吉打州的河口是马六甲海峡北端的重要通道。唐代以前，吉打是横越马来半岛陆路的要冲，从中国、印度或阿拉伯运来的货物，很多再由此转运到邻邦。到了唐代（公元618-907年），羯荼古国成为一个重要的海港。

考古学家于1936年在羯荼国遗址作大规模的挖掘时，陆续找到大量各类的文物，其中数量较多的是宋元时期的陶瓷器碎片，它们与砂拉越、苏门答腊和菲律宾出土的陶瓷器相似。因此可以断定在公元十四世纪前，羯荼国的商贸重要性有如后世的马六甲在东南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口贸易港。在布秧河谷以南的Sungai Mas村在1980年挖掘一条灌溉的水道时，出乎意料地发现许多唐代的陶瓷碎片，也由此可以断定早在唐朝时，Sungai Mas也已是唐代的重要贸易港。

根据考证，我们所说的古羯荼国是位于今日亚罗士打西南方5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名叫秧河谷的地区，其面积有400平方公里，出土的古建筑有87所，其中60所是庙宇。如今在古迹的原址还盖了布秧河谷考古博物馆，坐落在峇都的半山腰。

在布秧河谷的出土文物中，有发现两个佛像，一个是带有笈多王朝（中世纪的印度王朝）风格的接引佛像，是六至七世纪的青铜佛像。另一个是一尊红陶塑成的鬼子母神（Hariti），估计是七至九世纪的作品，于1980年在Sungai Mas找到。它是唯一仅存的子母神像。

就中国而言，义净法师的扬名不但他的旅程与“一带一路”挂上钩，而成为中国第一个开辟海陆的人。而且中国在2018年5月15日，在山东举办“义净西行与一带一路座谈会”。

接着在2023年5月20日，在中国济南又举行首届“义净文化论坛”，参加单位有社科院、北大、人大、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学术机构的专家，200余人齐集一堂。除了为大唐义净研究中心揭牌外，也有长官及专家参与主讲。

由此可见，中国对义净的重视，也必将赞赏马来西亚将为义净法师举行国际大会。若马中能在布秧河谷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和强化所出土的文物而将之系统化，不避宗教因素，必能弘扬早年的辉煌历史，也极可能会申遗成功，照亮马来西亚的历史。

 刊登于2024年1月23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