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歷史的因素使然，檳城終於成為馬來西亞境內華人人口最多的一個地區（英國的殖民地之一），並在1957年加入馬來亞聯合邦（1963年擴大成馬來西亞聯邦）而成為獨立國的一個州屬（省），並由華人主政直到今天。
這是中國人（包括移居南洋的華人）在世界上建立起來的第六個以華人為主的政權，但又與中華民族在中國建立的中國政權；與華人建立的台灣政府；與華人在香港和澳門建立的特別行政政府有實質上的不同，因為這些地區概屬中國的領土；也與海外華人在新加坡建立的國家政府不一樣。它是在一個以馬來人為主權的國家內的一個由華人主政的獨特的州政權。其重要性雖不及上述五個政府由中華民族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但它所產生的影響和重要性不僅是歷史性的，也是具有時代的意義，尤其是鼓吹經濟一體化和地球村的今天，更有其不可被忽略的研究價值。
這就是本文所要帶出的訊息和彰顯南洋華人的卓著成就，能夠在一個不屬於中國領土的國家中建構起一個華人主導政權，成為獨一無二的實體。
因為根據另一位英國權威學者巴素博士的實地考證，在其著作中這樣說：“華僑初期已經跟馬來人通商和作外交上的聯絡，但是他們一直到馬六甲王國奠定基礎後（成立於14世紀，於西元1511年被葡萄牙征服），才存有永久居留馬來亞的念頭。在西元1641年時，馬六甲有華人約三四百名（這一年荷蘭攻下馬六甲取代葡萄牙成為新的殖民統治者）。”[2]
這位曾在英國統治馬來亞時任職行政高官，且是華民護衛司的巴素博士指出：“華僑移入馬來半島，只有在歐人殖民地設立後，以及有一個安全的基地能使華人毅然走上遠征之途，才開始具有特殊的意義。”[3]
這裏所指的歐人殖民地，其實是指英國人在馬來半島建立起第一個橋頭堡後，華人才大規模的移民而來。而在歷史上，第一個橋頭堡即指檳榔嶼（Penang Island）。因為我們從歷史的檔案中發現，華人有規模的從中國遷移馬來半島始于1786年英人萊特（Francis Light）取得檳榔嶼的占領後。
這一年不但標志著檳城歷史的起點，也是馬來西亞華人史的一個重要發展起點及至後來造就了新加坡這個華人占多數的國家的誕生。
它的重要性不僅是與中國歷史的演變息息相關，而且竟能在中國以外的土地上出現一個「獨一無二」的華人主導政權。
所謂「獨一無二」，是用以形容在中國以外的國家，竟有一個華人主導的州政權（不是國家政權）能在一個馬來人占大多數的馬來西亞內的一個州（省）從中崛起和發展。這個性質完全有別於中國是由中華民族建立的國家；也與華人建立的香港及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同；也與華人建立的臺灣政府不同；更與華人在新加坡建立的華人主導的國家政權有實質的差別。
雖然在90年代開始，我已注意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但一直未有一個比較模式和在現代國際關係上仍未顯露其所具備的重要經濟戰略地位，以至未把它提到研究的議程。
例如華人可以在60年代支持左派的社陣[4]執政喬治市市議會；可以在1969年支援反對黨的民政黨[5]在選舉大奪取檳城州執政權；也不經意的在1990年的大選中，投票支援另一個反對黨民主行動黨[6]，只差3席即可組成檳城州政府（在總數33個議席中，行動黨贏得14席，執政的國陣（國民陣線）（這是1974年由聯盟擴大吸納反對黨組成的新陣線，民政黨也參與其中）保住19席。
這個時候一個嚴峻的問題即告產生：在執政黨內，馬來人議員佔12席，華人議員佔7席。「華人主導政權」的存在受到質疑與威脅。如果由馬來人出任檳城首席部長，意味著「華人主導政權」不復存在，則對華人佔大多數的檳城州來說，是難以思議但又不得不正視的現實問題。所幸馬來人（以巫統為代表）以大局為主，同意由居少數席位的聯合陣線夥伴－－民政黨人出任首席部長，組成一個弱勢的「華人主導政權」。
正因為這樣，許多華人開始反思投票的態度和行為，也認真看待「華人主導政權」維護的必要性。這一嚴正的課題終於擺上華人的日常議程中，再也不能拿這個「政權」作賭注（華人一般上是什麼都可以賭，就是「華人主導政權」不能賭，否則將使檳城州的政治全面改觀）。
自此“教訓”之後，檳城州的華人都以「維護華人主導政權」作為前提，因此在1995年，1999年及2004年的大選，絕大多數都投票給執政黨的華人候選人。讓他們組成一個以華人議員佔多數席的州政府。
再有另一個相關連的國際政治的變化，那就是1997年香港回歸及1999年的澳門回歸中國而產生的「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政權（具有高度自治）。雖然香港和澳門的「華人政權」與馬來西亞的檳城州的「華人主導政權」有實質上的不同，但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相似的地方。
其中最明顯的共同點是：香港與澳門的政府只具有「政權」的架構和權力，不具有主權的地位。主權歸屬中國的北京中央政府。它不能行使外交，國防和改變領土的權力。但在其管轄範內，擁有行政和經濟的決策權，有一部基本憲法作為施政的方針。
檳城州也是具有「華人主導政權」的實體，也有本身的州憲法，同樣不具有「主權」，主權歸馬來西亞的中央政府（以巫統馬來人居主導地位）。換句話說，州政權是依附中央主權而存在。
它的不同點是港澳實行「一國兩制」；檳城州則是「一國一制」下的產物。它沒有如同香港享有特別行政區的權力，雖然檳城和香港原來是英國的殖民地，但分別在獨立和回歸後，主權已告移交。
儘量如此，研究和分析檳城州華人主導政權已是比任何時期更形迫切與重要，它不但涉及公共行政的管理模式的參考和比較，而且也關係到中國以外的華人未來的命運和中國政府在東盟國家中所應扮演的角色還必須注入一個新的元素－－如何協助和產生有利的條件巧妙地使到「檳州華人主導政權」得以在經濟上成為緩沖地帶和帶動華人經濟體如何在經濟一體化中發揮特長，不致被時代所沖擊和消失。
如果說，「檳州華人主導政權」是華人在中國大陸以外，在另一個國家展現出來的一個異數，那麼促成這個異數的是有許多的因素使然，包括歷史背景和政治現實在內，其中至為重要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中華文化放射出來的一朵奇葩。
我認為這個課題是十分值得重視和深入研究的。因為這是歷史的偶然性撮合而成的，又是現實的必然性產生的有利條件。可惜一直以來，都未被正視和有系統的整理出來，以致有「滄海遺珠」之嘆！
如果我們從歷史的發展來演譯和分析乃至論述檳城的獨特性和與中華文明的密不可割的關係，對我們研究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尤其是與東盟的關係可能將會收「振聾發聵」之效，進而把視線投向檳城在東盟加中國的架構中所扮演的重要性角色。
我所持的理由是：檳城在近代史上不但是西方國家通向中國的一個必要驛站，而且是中國以外的華人用智慧和飽含中華文明向西方證明東盟華人是近代史上，是東南亞文明發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個族群，沒有了中國人的遷移，今日的東南亞，尤其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不可能有今日的繁榮和進步。
我的研究方法是從歷史的發展及身為新聞從業員30年的親身體驗，加上國際政治的變化中的相互關係及人口的遷移來論述和展示檳城在世界一體化的過程中已成為其中一個亮麗的「水晶球」，它不能一直被埋在沙堆中而不被發現，有必要將這顆珍珠（檳城也被稱為“東方之珠”（Pearl of Orient））擺上國際舞臺，供現代人進行更廣泛的研究。
在這方面，史料的收集和整理，提取相關史事及綜述成為論文的主軸，但不能忽視客觀環境存在的因素和人口的組成對政治結構的影響，主要表現在選區的劃分。因為民主政治講求的是議席的多寡和族群的代表性。
如果維持「華人主導政權」而行中庸之道，不但能被容忍且被當成一個民主櫥窗來展示，對於多元種族組成的國家，能有一個異數存在，不能不算是政治奇蹟。
今天來說，保護「政治奇蹟」不單要靠本地的華人的努力，也要借助國際政治力量的對比來促其基業穩固，並把人口決定論降為次要的地位。這是因為有跡象顥示華人人口的成長率已比不上馬來人口的成長率。
這就是公共行政管理學上突顯出來的一個值得世界華人關注和學者研究的對象。過去從未有人有計劃性和系統性的研究；今天有了香港和澳門的模式，檳城州「華人主導政權」已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是與中國的「和平崛起」有著藕斷絲連的錯線復離關係。這是本論文所要表達的一個重要的目的。
在這方面，一個新的論據將告成立：那就是在這個世界上，尚存在一個華人主導政權，可以被歸納為世界上「第六個華人（漢人）主導政權」。
[1] 參閱姚木丹著“馬來亞華僑史綱要”，商務印書館年版，1942年。第7頁。
[2] 參閱巴素博士著《馬來亞華僑史》（Chinese In Malaya, by Victor Purcell）,劉前度譯，光華日報1950年出版第3頁.
(巴素博士從1921年至1946年，曾在馬來亞英殖民地政府內擔任華民護衛司，華文副提學習及情報局主任。馬來亞光復後任英軍政府的華人事務顧問官。)
[3]參閱巴素博士著《馬來亞華僑史》,劉前度譯，光華日報1950年出版第67頁.
[4] “社陣”是“社會主義陣線”的簡稱。于1957年由左派的勞工黨和人民黨共同組成的陣線，參加1957年獨立後的選舉。1959年底，社陣控制了喬治市議會，且在60年代進一步鞏固其對市議會的執政權，直到1965年中央政府凍結市議會及地方議會選舉為止，改由州政府兼管市議會。
[5] 「民政黨」成立于1968年，全名是「馬來西亞人民政治運動」。基本上是由林蒼祐領導的「民主聯合黨」（成立于1961年）的班底，加上脫離社陣的溫和派領袖如陳志勤及高級知識份子如王賡武等人組成，是一個基本以華人為主的政黨。這個黨在1969年成功地擊敗執政的聯盟（由巫統、馬華及國大黨組成）檳州政府，躍居成為執政黨。
[6] 「民主行動黨」的前身是「人民行動黨」。當1965年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成為獨立國後，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不再活躍于馬來西亞政壇，因此人民行動黨的班底改名註冊成為「民主行動黨」，第一任的領導蒂凡那在後來成為新加坡總統，把棒子交給林吉祥，後者一直領導到今天。由此顯示兩黨之間在早期的密切關係。
第一章“華人主導政權”的國內外研究現狀
1.1. 海外華人依然保存中華文明的特點
在進入探討檳城的獨特歷史地位之前，有需要先回顧“東南亞華人”是如何形成一個有影響力的族群。所謂“東南亞華人”即指由中國遷移至中國本土以外生活的中國人，他們世代相傳，而源頭則是來自中國，然後開枝散葉分佈在世界各地，尤其以東南亞地區最為明顯。
歷史顯示中華文化有五千年的歷史，那意味著中國人在五千年前就懂得組成氏族社會，及後發展成部落的整合，再下來逐漸演化成具有國家意識的王朝。
從奴隸制度進化到封建制度，歷代的帝王所建立的朝代成為建構國家的基石。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映出帝王本身即是國家的主人，主宰人民的命運及生殺大權。但歷史的發展過程也經歷了無數的起義和動亂，也有過改朝換代。也曾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但不變的是中華民族，在歷朝歷代建立起來的國家終於分久必合而形成一個統一政體。即便在近代史上面臨外來的入侵與土地的被瓜分，也未曾使中華民族建立起來的國家--中國被完全侵佔而全面淪為殖民地，更不曾被外來的國家或強權所消滅。不論是近代史上的清朝、中華民國乃至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仍然是一個整體的表現。這就是說，其中的各個思想，各個流派以及各個政權，都是在中華文化的涵蓋下體現出來的民族特質和民族精神，所謂「萬變不離其宗」，即是一條顛撲不滅的大道理。
在這個「萬變不離其宗」的大原則下，不論中華民族走到那裏，或離開中原大地，或飄洋過海或死裏逃生，他們都會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建立起中華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保持固有的傳統與思想，而凝聚中華民族不被同化或不被完全同化或即使是不得不被同化，也依然帶有切不斷的民族精神。這種精神體現了偉大的中華文化或廣義地說是無所不在的中華文明。
中華文化可以是多樣化和多姿多彩的，可以是不同思想的相互並存，也可以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正由於中華文明包含著無窮盡的有形或無形的各家文化元素，因此離開母體（中國）而生存在世界各地的華人都確保了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如今這一大批世界華人（不包括屬於中國領土的中華民族）估計超越三千萬人，這個數目幷不包括臺灣、香港及澳門在內（因為這些地區被視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1
1.2 海外華人目前在東南亞的分佈情況
事實上，中國人移居海外在清朝年代（1644-1911）已形成一個移民浪潮運動，而在晚清時尤為強烈。例如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之後，英國迫使中國開放門戶，迄至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對中國的戰爭，1856-1860年），清朝首次承認“個人有更換其故鄉及歸順的固有與不能限制的權利。”2
接著，華人移民的高潮又可分成三個階段：1. 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凱扭曲後軍閥大混戰的年頭（1916-1924）：2. 國共對抗時期（1927-1936年）及3. 日軍侵華時期（1937-1945）。3
雖然華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減少對外移民，但他們在東南亞地區已建立起華人城市和華人社區，更在所住國彙集數百萬人數（主要是來自中國福建省和廣東省的中國人），以下的圖表足以反映出今時今日海外華人在東南亞國家的分佈狀況：
（圖表一部份資料取自公元2000年中國暨南大學圖書館華僑華人文獻資訊中心網頁及新加坡編印之“海外華人百科全書”（1998年）。但由於華人人口不易正確統計，此數目只能供作參考用途。）
從圖表一中，我們不難發現超越百萬華人人口的國家有越南、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泰國，但占當地總人口比例不到10%，唯有新加坡及馬來西亞是兩個例外。新加坡華人占總人口的75%，馬來西亞華人占總人口的24%左右，足以影響和左右相關國家的政經大局。這意味著，原本馬星一家的“馬來亞聯合邦”及後來的“馬來西亞聯邦”是中國人及其後裔在中國本土以外所建立起的非常獨特的帶有某些華人色彩的聯合政權。這是與臺灣、香港和澳門在性質上是大不相同的，因為這三個地區在歷史上已被確定是中國的領土；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則從來不屬於中國的範疇。可是卻能從中崛起華人主導的政權於其中，確實不簡單也耐人尋味。無論如何，所有這一切，必須從檳城說起，也必須從英國的國際戰略及中國人外遷的內外因素來分析與綜合。
1.3 現有的學術研究
以目前所掌握的資料和一般學者的研究方向來看，絕大多數集中在研究東南亞，尤其是東盟的政治動向與經濟體系，也有不少涉及華人社會狀況的探討。這之中，針對個別國家，比如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研究成果較前更為豐碩，包括華人的政治取向，經濟模式與發展，人口的變化，文化的交融和沖突，宗教的差異乃至文明的失調，但是從來未有學者關注到檳城州存在一個「華人主導政權」的特殊現象而進行分析和研究。
不論是中國的學術界或是馬星的學術界，如不是從宏觀看問題，便是無意中忽略或未曾注意檳城州的歷史定位，乃至籠統地把它概括在馬來西亞範疇內一章或一筆帶過，誠為美中不足，也是遺漏了一個重要的歷史現實。
例如在獨立後出現的研究檳州華人問題的專著與論文，筆墨大多論及華人的歷史和政經走向乃至文化及文學藝術的課題，未直接涉及「檳州華人主導政權」的研究。或許是基於存在的敏感而避開此議或者是它把當成「自然現象」來看待，不認為它有研究的價值。以下所出版的論著可窺一斑：
- 1960年檳城《光華日報》出版的《這半個世紀》50週年紀念刊是屬於綜合性文章，未觸及華人政權問題。
- 1964年檳城《星檳日報》出版的《銀禧紀念特刊》也是屬於綜合性文章，未對華人主導政權特別關注。
- 1963年檳城喬治市議會出版的《PENANG PAST & PRESENT 1786-1963》僅是演譯喬治市的變遷與發展。
- 1975年日本學者今崛誠二出版的《馬來亞華人社會》，只是其中有二章論及檳城早期的社會結構，對現況未有研究。
1978年檳州中華總商會出版的《75週年紀念特刊》，雖有歷史論著，但都是從政治、經濟、文化、商業的角度概述其發展與變化，未有關注華人政權的文章。 - 1983年檳州華人大會堂出版的《100週年紀念特刊》的專著也是從檳城州的歷史、文化及社團的沿革來探討，還沒有一篇文章針對華人政權作分析。
- 2002及2003年，民間學者張少寬著《檳榔嶼華人史話》上下冊，多以先賢及古蹟作為主軸，未涉及政治現狀。
- 2002年中國學者曹雲華（暨大東南亞研究所所長）的專論《檳城華人：文化適應與認同》同樣未有注意到此課題。
反而有少數的論著提到了相關的課題，只是隱約浮出擡面，這些論著包括：
- 1987年，謝詩堅著《林蒼祐評傳》，在闡述前檳州首席部長林蒼祐奮鬥的政治歷程中，有提出華人首席部長的重要性。
- 1990年林蒼祐出版的《走向新年代》（言論集）一書中，算是比較正面提出華人政權的生存之道，也可說為此課題伸出觸角，但不作研究和分析。
- 1995年，亞洲策略與領導學院出版的《PENANG INTO THE 21ST CENTURY》乃是從經濟的角度切入這個問題，因而其政治性不強。
- 2003年：檳州中華總商會出版《100週年紀念特刊》中有三篇專論直接地將有關課題帶入，但不是以「維護華人主導政權」為主題。它們是謝詩堅著《從萊特到許子根（1786-2000）》及陳綠漪博士（馬來西亞理科大學副教授）著《從局面、匯流和爭執的角度透視檳城歷史》和黃木錦工程師著《提名登陸世界遺產名錄：檳城喬治市未來發展的契機》。
這意味著，有人開始注意這個課題，不過沒有蔚成研究風氣。本論文嘗試拋磚引玉，並回應馬來學者從狹益的觀點向華人主導政權提出挑戰和促請中央政府改變現狀，收回檳城，改成「馬來人主導政權」。這兩本書分別是：
- 1994年，ZAKRY ABADI （新聞從業員）出版的《PEMBANGUNAN PULAU PINANG》（檳城發展史）。
- 2002年YAHAYA ISMAIL （馬來政論家）著《CABARAN GLOBAL – KEMANA MELAYU》（全球化挑戰—馬來人何去何從）。
有鑑及此，全球華人認真思考這個問題的時間已告成熟。
1 參閱潘翎主編《海外華人百科全書》，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57頁。
2 參閱謝詩堅著《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潮演變》，檳城友達有限公司1984年第二版，第447頁。
3 參閱黃枝連編著“馬華歷史調查研究緒論”，新加坡萬里文化企業公司出版，1972年，第71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章.檳城州華人主導政權的歷史演變
2．1 檳城州的自然狀況簡介
在亞洲廣袤遼闊的土地上，以中國的面積最大，印度次之，軍事強國則有日本。下來較大塊的是東南亞的10個國家。東南亞包括了泰國、緬甸、寮國、柬埔寨、越南、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均與中國有陸地上的直接或間接連貫），加上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及汶萊，合共10國家組成東盟（ASEAN）或稱東協（東南亞國家協會）或稱東合（東南亞合作機構）。不論怎麼稱呼，它都是一碼事，是由“東南亞聯盟(ASA)”（1961年成立）演化而來的一個不具軍事組織的政經合作體。
在東南亞國家中，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在早期是英國的殖民地。當英國於1840年通過鴉片戰爭奪取了香港的控制權後，它就把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作為英國勢力通向亞洲的重要驛站。
從歷史年代推算，英國先佔有印度，再佔有檳榔嶼和新加坡及馬六甲，緊緊地控制馬六甲海峽。憑著這一通道，直插入中國的周邊地區（香港等地）和心臟（北京）。這一階段歷史發展顯示，初期占據最重要位置的莫過於躺在馬六甲海峽，位於馬來半島北部，與印尼棉蘭和緬甸仰光及泰國普吉不遠的一個小島—檳榔嶼。如果英國人未先登陸檳城，就不會有後來的新加坡的開闢。
檳榔嶼（Penang Island或馬來文稱Pulau Pinang）是屬於馬來半島的其中一個島嶼，面積只有293平方公里，加上內陸威省（威斯利省Province Wellesley）的738平方公里，整個州是1031平方公里。（參閱附件A及B）
如果單以檳榔嶼（島）和新加坡比較，它只有新加坡的一半。若以整個檳城州和新加坡比較，它就有二個新加坡的面積（新加坡的土地面積經填海後達到587平方公里）。
檳城州在馬來亞於1957年8月31日獨立時，屬於馬來亞聯合邦的一個州。後來於1963年9月16日擴大成馬來西亞聯邦，檳州地位保持不變。它是馬來西亞第二小的州。最小的州是玻璃市。
馬來西亞的總土地面積是330,433平方公里，檳城所占的面積不過是3%有餘，微不足道。在人口方面，全國人口2千4百萬人，檳州則只是131萬人，占總人口的6%。請參閱下表（檳州政府數字統計）
圖表二 
以這樣的一個不起眼的地方，為何會在歷史上成為重要的州屬？這就是本文所要揭開的一個歷史真相。
2.2 華人早期移民檳榔嶼的原因
萊特上尉（Captain Francis Light，1740-1794）曾是英國一名海軍，後來在東南亞從事貿易活動。為了配合英國當時的擴張戰略，他在1786年向吉打蘇丹取得檳榔嶼的占領權，啟開了英國殖民化馬來西亞的第一步。
1800年，英國又從吉打蘇丹手裏取得威省的控制權，將之納入檳榔嶼。[1] 從此檳榔嶼也叫做檳城，因為它的版圖是包含檳榔嶼和威省兩個部份。正如香港的版圖包括了香港島和九龍一樣。
從萊特開始，他就大量引進中國勞工，以開墾檳榔嶼這塊處女地。在經濟上，他把檳榔嶼辟爲自由港；在政治上，他要為英國在馬六甲海峽建立一個軍事基地。後來被證明前者是成功的，後者是失敗的。
2．3 檳城州華人主導政權的形成過程
由於一方面中國社會動蕩不安，另一方面英國需要勞動力，也就促成華人源源不斷南來，定居在檳榔嶼而後又輾轉移向內陸發展。檳城也就成爲馬來西亞華人有組織大規模南來的第一個起點。
最明顯的例子是英國人占領檳榔嶼後，又於1819年由另一位曾在檳榔嶼服務過的英國人萊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佔有了新加坡。他不但成為新加坡的開埠人，也採取更激進的手法從中國引入更多的移民，以致于到了1830年，新加坡的重要性，已駕淩檳榔嶼。[2]
雖然如此，檳榔嶼的人口在1812年是2萬6千名，華人占7452名；但到了1830年，總人口8萬6千名，華人人口增至1萬1千名。由此可見，檳榔嶼的地位雖被新加坡後來居上，不過並未影響移民的遷入。
這期間，有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那就是1824年，英國與荷蘭交換統治區（英國讓出蘇門答臘的明古連港，換取荷蘭讓出馬六甲）。這樣一來，英國已全面控制馬六甲海峽，進而在1826年把檳榔嶼、馬六甲及新加坡組成“海峽殖民地” 後，直接由英國管制，原先總部設在檳榔嶼，1932年起遷往新加坡。 [3]
華人在檳榔嶼聚居成群後，便私下組成私會黨自我保護，也形成一個不受約制的幫會，因而被英國官員巴素博士形容華人在檳榔嶼組成“政府中的政府”（Imperium in Imperio）。[4]
依照籍貫與方言區分而形成的私會黨的勢力不斷膨脹。到了1867年竟爆發一場為期10天的檳城大暴動，全市陷入混亂。事緣義興（廣幫）與建德堂（大伯公）（福幫）為爭奪地盤而起爭端，另一會黨海山（客家）則歸到大伯公陣容。馬來人也分成紅旗和白旗介入其中（紅旗支援大伯公，白旗支援義興）[5]。這一暴亂之後，是私會黨惡夢的開始。
接著英殖民政府設立調查庭，目的不是針對誰是誰非的問題，而是借機控制私會黨活動。因此政府採取了下列措施：設立華民政務司（Chinese Protectorate）（1877年），委任通曉華語華文的英籍官員出任，成了“華人的政府”，瓦解了“政府中的政府”的華人私會黨組織。1890年正式推出社團注冊法令，凡未被批准的社團，一概視為非法。總督有權解散任何社團，並有權驅逐移民回中國。[6]
至此，私會黨組織轉入地下活動；但在政治上，它們已不再對英殖民政府構成威脅。
抑有進者，英政府幷限制土生華人或稱爲海峽華人接近私會黨和被認為不法的組織，以區分本土華人和移民華人。其用意在於不讓親英的土生華人轉向支持移民華人的活動。
轉入20世紀初葉，英國大致上已駕馭華人社會，但越來越多的華人移民已非英國所能全面有效的壓制，他們受到了孫中山鼓吹革命的影響，進而對政治發生興趣。[7]
初時這一大批華人關心的是中國的政治，支援孫中山推翻滿清王朝，建立民主政制，幷未對本地政治有所挑戰，也就不成爲英國對付的對象。不過不等於英國支持孫中山在馬來亞搞革命。
後來政治的錯綜複雜逐漸地演變成主義與思想的鬥爭，尤其是1911年孫中山革命成功後，又引來了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力地鼓舞當地華人對本地政治發生興趣，包括針對英國的統治提出針貶與不滿。
隨著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秘密在上海成立後，馬來亞共產黨在9年之後，即1930年在南馬秘密成立，成為蘇聯在海外的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8]
巧合的是，在這一年，英國人對開放的移民政策有所改變，實行固打制，但允大批中國婦女移民而來，主要是讓華人的男女比例不致於過於懸殊而衍生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使到土生華人激增；在另一方面，因爲英國需要更多的華人從事種植橡膠與開采錫米，也沒有嚴格的控制華人移民的到來，因此華人移民還是有增無減。
1937年中國進入全面抗日戰爭，馬來亞的華人義憤填膺，紛紛捲入這場波瀾壯闊的政治運動，也從中壯大馬共的力量，且在後來發展成華人中有支援國民黨和支援共產黨的鬥爭。這是英國人極不願意看到，但又阻止不了的大潮流，最後把英國人也卷了進去。
英國殖民政府意想不到日本蝗軍的鐵蹄在殘踏中國領土的同時，竟能如此快速於1941年長驅直入馬來亞，導致英軍倉卒棄戰而退。整個馬來亞陷入日本蝗軍的恐怖統治，華人因為抗日而成為被對付和被殺害的對象。
馬共在此關鍵時刻發揮重要的抵抗作用，組成了人民抗日軍與日本周旋。他們之中絕大部份是華人，給日本侵略軍造成巨大的威脅。原本對馬共警戒和視為敵人的英軍，不得不於1943年與馬共聯手抗日[9]。兩個敵人因形勢所逼而走在一起。不過這種合作只可共患難，不能共享和平。
1945年日本的廣島和長崎被美國投下原子彈，在驚慌失措下宣告投降。馬共和英軍對戰局的直轉急下也感到十分意外；他們以為這是一場長期的遊擊戰，結果是和平重臨大地。
戰後的馬共與英軍的合作只是曇花一現，英國不可能眼看共產勢力膨脹而危及其殖民統治，尤其是中共已是在中國大陸勝利在望，英軍開始擔心馬共會順勢擠掉英國殖民統治，更擔心「骨牌理論」應驗，因此採取種種的措施箝制馬共的活動，促使人民抗日軍繳械，並進一步切斷中共對馬共的影響。
由于馬共內部存在頭號內奸萊特（Loi Tuck）（黨總書記），對英國諸多讓步，最後也秘密讓英軍獲得準確的情報，以便先發制人。馬共在不察覺被內奸出賣底下，蒙受重創。[10]
1946年，英國有鑒於馬共勢力尾大不掉，只好拋出一套民主憲政—Malayan Union來化解馬共的武裝鬥爭。藉此引導人民走向民主，可惜未獲華人廣泛的支持和響應；馬共更形容英國此舉爲延長殖民統治尋找藉口。[11]
華人的平淡反應（沒有心理準備，仍然心向中國）和馬共及左派政團的反對，使到Malayan Union政制（一個開放公民予各民族，並沒有馬來人特權的憲制）推行乏力。
但“埋葬”這個政制的是馬來人的醒覺。在1946年，由拿督翁（時任柔佛州署理州務大臣）號召的馬來人大團結會議于吉隆坡成功召開，席上成立了“馬來民族統一機構”，簡稱巫統（UMNO），堅決地反對Malayan Union[12]，有效地逼使英國轉向與巫統談判，不再理會華人和馬共的感受。
在此逆轉的新形勢下，拿督翁取得主動權，他聯合各州蘇丹與英殖民政府談判，終于三方同意推出“馬來亞聯合邦協定”（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Agreement）來取代“Malayan Union”（華文可稱之為馬來邦聯）。
1948年2月，英國與各州蘇丹簽署的“馬來亞聯合邦協定”生效。同年6月，英國宣佈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馬共被列為非法組織，一場血腥風暴旋即展開。[13]
因為英國人深切瞭解到，要打敗共產主義，只靠軍事行動是不行的，還要加上其他策略來扭轉整個局面。其中最有效的莫過于抬出民主鬥共黨。檳城是最早實施選舉制度的地區，是因為英國人發現，早期的馬共核心人物來自檳城，左派力量也相當強大，有必要于1951年在檳城喬治市舉行市議員選舉。
此舉也是希望親英的本地華人（峇峇）能登上政治舞臺，逐步地取代英國人所扮演的角色。這種培植本地化反共或非共的政治勢力的手段被認爲是克制馬共的有效途徑。
雖然如此，英國也在後來面對了共產外圍統一陣線的成形，又是另一個形勢的鬥爭。但無論如何，當英國人決意撤離時，它留下的特殊法令（如緊急狀態法令，後改為內部安全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成爲獨立政府的有力應對左派共產勢力的主要武器。
英國人承認也領悟到，檳城作為英國在馬來西亞的第一個殖民地，是有其特殊地位與含意的。它在1948年簽署“馬來亞聯合邦協定”把馬來亞的政治主導權交給馬來人之後，也在另一方面扶持一個親英的華人主導政權在檳城建立起來。
最大的理由當然是在人口比例上，華人已是占大多數。百多年來，華人人口的成長可以從下列圖表三中一覽無遺。
在這種情況下，否定華人在政治上的主導地位是難以說得過去的，也對粉飾馬來亞是多元種族的國家是一個缺陷。（參閱附件C）
相等重要的是：扶持親英的華人主導政治，正可以籠絡華人的心，不致于倒向馬共，而形成尖銳的對峙局面。這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政治議程，因為轉入1950年，共產黨已席捲全中國，對亞洲乃至東南亞的變色幷非是不可能的事。
檳城（包括威省）各民族人口比例
圖表三 
[14]
如何抵禦共產勢力的蔓延和打敗馬共的武裝鬥爭，已成了英國首要的考慮政治戰略。檳州被選擇作為英國打壓馬共的前哨站，是有下列的理由：它曾經是孕育馬共領袖的溫床；它曾經是馬共的重要基地之一；在華人占多數的華人地區，正是馬共立足的屏障；尤其是共產黨在中國奪取政權後，更使英國人擔心馬來亞是下一個“赤化”的目標；因此在1948年實施緊急狀態，英國把馬共逼入森林打遊擊戰後，檳城在政治上暫時出現“真空”（檳榔嶼是個小島，不適合馬共進行遊擊戰，只好轉向泰馬邊境的北馬），正好給親英份子組成的政黨填補。這些擺明非共或反共的政黨有急進党（林蒼祐為首）和早期的勞工黨（領導人多為親英份子的受英文教育者，如陳樸根等人）以及馬華公會。
這就是說，在排斥馬共於公開政治圈取得成效下，英國實施了民主的選舉制度，支持峇峇精英份子來取代英國統治的時機已經到來。
例如，1951年，英國人委任峇峇精英林蒼佑為立法議員；同時林蒼祐被鼓勵組織急進黨，參加市議會選舉，抵銷馬共的武裝鬥爭的影響。[15]
1954年，林蒼祐被英國安排接待到訪的聯合國大會主席班迪夫人（印度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及印度總理尼赫魯，以凸顯他是檳州政府的未來接班人。[16]1955年，已由急進黨轉入參加馬華公會的林蒼佑，在聯盟旗幟下當選檳州立法議員（總數24席，其中14席民選，另10席由英國委任），其他13席也歸聯盟贏得。[17]
接著，林蒼祐以首席議員的身份在檳州立法議會內動議通過議會的官方語文是馬來文和英文。
1957年獨立前夕，林蒼祐又被安排代表檳州政府在立法議會通過歡迎馬來亞聯合邦成爲獨立國，並通過“檳州憲法草案”，正式將檳州納入馬來亞聯合邦版圖內。[18] 充份地顯示出，英國人是有計劃在獨立後，讓華人主導檳州政府，而這個被培養的人就是林蒼祐。一個英國可以信賴的峇峇精英和非共份子。
這種構思意味著馬來人控制馬來亞國家主權，而把一個州政權讓給華人。因為也只有檳州是華人占大多數的州，其他州的華人在比例上不及馬來人，也就不成爲英國考慮的對象。至於未被納入馬來亞聯合邦的新加坡，在英國看來，遲早會把政權交給華人。理由是新加坡有更多的華人，占人口的75%。這已是無庸置疑的了。
不過，當獨立在1957年8月31日即將到來時，林蒼祐婉拒出任首席部長，他反而推薦另一位同僚，也是受英文教育的峇峇王保尼成為獨立後的第一任檳州首席部長。不論日後王保尼表現如何，當王保尼一上任後，便確定華人主導檳州政權的局面已成定局。[19]
2．4 檳城州華人的特殊地位與權利
檳城州加入馬來亞聯合邦而取得獨立的地位，是英國刻意安排的。英國深知檳州本身沒有獨立的條件，它必須依賴聯合邦而生存。在這樣的條件下獨立，對檳州是利多於弊。這種模式無獨有偶的，也在60年代被新加坡引為先例而採用。
（新加坡在1948年被隔離出馬來亞聯合邦，繼續保留英國殖民地。直到1959年成為自治邦，人民行動党在李光耀領導下取得執政權。但在李光耀看來，新加坡的獨立可以採取如同檳州的作法，加入馬來亞聯合邦來保障其生存的條件。在英國的同意下，又促成馬來亞聯合邦擴大成馬來西亞聯邦。於是1963年9月16日馬來西亞成立時，新加坡成為馬來西亞其中一州，獲得了獨立的地位。1965年馬星卻因政見對峙，在同年8月9日脫離馬來西亞成爲獨立國。可是新加坡必須花了30年的時間才能證明沒有馬來亞乃至馬來西亞的保護，它是可以生存和有能力成為獨立的國家。）
考慮到檳州的特殊地位，英國在獨立前已作了一番的佈署來安撫華人，並使到檳州在加入馬來亞聯合邦後，保有一定的優勢。這包括在馬來亞憲法與檳州憲法方面的擬定。其中最主要的是公民權條文有規定如果在獨立前不是馬來人（土著）或原住民的話，則需要申請成為公民，不是自動成為公民。但英國在獨立前已留有一手來保護親英華人及直屬英國殖民地的檳城和馬六甲的子民，讓他們成為英籍民（British Subject），以便在憲法上列入他們所享有的地位。這就是說：凡是在檳甲土生土長的人民（不論其種族），都被視為英籍民。所謂英籍民即等於他們在獨立時，便自動成爲這個國家的公民，無需申請公民權。
至於在其他州居住的華人，在獨立前必須通過申請成爲英籍民，以便日後憑此成為馬來亞的公民。可惜當時許多華人對此並不熱衷也不知其利害關係和重要性，他們仍然保留“華僑”的身份，視中國爲祖國。當時並沒有一個政黨在聯合邦協定生效後鼓吹華人申請成為公民，也不認為是非爭取不可的“護身符”，以致在獨立前夕和獨立後（1956-1957），馬華公會才大張旗鼓地掀起申請公民權運動，也因此公民權問題給檳城及馬六甲以外的華人遺下後遺症。
1957年8月31日馬來亞聯合邦的獨立，其憲法就是根據1948年的“馬來亞聯合邦協定”作為藍本而成的。這部憲法對于公民權分成兩種，其一是自動成為公民，其二是通過申請而成爲公民（申請有兩個途徑）。
自動成為公民的包括所有各州蘇丹的子民（蘇丹是各州的回教首長，凡屬于回教徒的馬來人都是蘇丹的子民）及原屬英國殖民地的馬六甲及檳城州的人民。[20]
獨立的到來意味著檳城州的人民，“自動”成爲公民，不必再申請公民權，除了那些不是在檳城州土生土長而是來自中國或印度的居民，但可輕易申請到公民權。
舉個例子說明：作者的父母親是來自中國的，但已長期在檳州居住，因此他們在獨立後得申請公民權，且容易取得，不附帶通曉馬來語的條件。作者的母親目不識丁，沒有通過考試取得公民權。至於作者本身則是在獨立前，在檳城出世的，已被列爲“當然公民”。作者是在獨立後（即1957年），因要申請更換身份證，而在不知情下，向當局申請公民權，結果被告知檳城出生的人，不論其種族，一概已是公民，不需什麽公民權。當局發出的藍色身份證即已是公民的地位。這就是檳城人在獨立時“享受”比其他州的華人更好的權利（指公民權）的一個明證。
在馬來亞憲法規定下，公民權的取得有三個途徑。第一個途徑是因法律之施行成爲公民（BY OPERATION OF LAW）。凡是在獨立日前，依照1948年馬來亞聯合邦協定之規定，已是公民者。凡在獨立日後出生者，也自然是馬來亞的公民。因此，檳城州的人民是因法律之施行而成爲公民（可以被歸納爲當然公民）。
第二個途徑是“登記成為公民”（BY REGISTRATION），這個條文是指嫁給公民的外國婦女，在提出申請前兩年一直居住在聯合邦，且有意永久居住在聯合邦及品行良好。
那些21歲以下，而其父母其中一人已是公民（或已逝世），也可申請成為公民。
至於在獨立日前出生，已滿18歲者，且在聯合邦居住不少過5年，同樣可以申請成公民，但必須品行良好及對馬來語有基本的認識（AN ELEMENTARY KNOWLEDGE OF THE MALAY LANGUAGE）。
第三個途徑是通過歸化（BY NATURALISATION）申請成為公民，凡21歲或以上的非公民，若在聯合邦居住不少於10年，但品行良好及對馬來語有足夠的認識（AN ADEQUATE KNOWLEDGE OF THE MALAY LANGUAGE）可以提出申請。[21]
從上不難發現在檳甲之外的非馬來人，必須通過三種方式成為公民，不像檳甲非馬來人，可以根據第一個途徑，即因法律之實施自動成為公民。當然如果這兩個州以外的非馬來人，在獨立日前已成為英籍民（BRITISH SUBJECT），則可自動成為獨立後的公民。可惜這個數目並不多。
法律權威HARRY E. GROVES 這樣說：「擁有蘇丹的州屬，當地的原始民族及土生的馬來人，即是蘇丹的臣民（SUBJECT OF THE RULER），他們是BY OPERATION OF LAW成爲當然公民。至於檳城和馬六甲沒有蘇丹（原屬英國直屬殖民地），沒有所謂先成爲蘇丹的子民，而是根據1948年的馬來亞聯合邦協定成為當然公民。換句話說，除開各州（有蘇丹的）的子民是自動成為公民外，英國及其殖民地的子民都將自動成為公民」。[22]
根據一項統計，自1948年馬來亞聯合邦協定生效後，在1950年時，因法律之實施（OPERATION OF LAW）成為公民者有3,275,000人，其中非馬來人占730,000名。[23]
1953年統計時，共有公民4,139,000名，其中華人1,157,000名，印人255,000名，他們都是在OPERATION OF LAW下取得公民地位的。[24]
如果以馬來亞聯合邦當時擁有3百萬華人來計算，則在獨立前（1957年前），華人只有三份之一成爲公民，尚有三份二的公民地位未被確定。
抑有進者，成為公民而未登記成爲選民，是不能參加選舉投票的。例如1955年的聯合邦大選（獨立前的普選）（選出52名立法議員，另46人由英政府委任，再有5人由執政黨委任，總共103名組成立法議會），在全國620餘萬人口中，選民只有130萬人，華人選民只14萬餘名（投票的只有7萬餘人）[25]
為此才有馬華公會及華團在此之後推動公民權運動，以鼓勵華人登記成為選民。1959年獨立後的第一次全國大選，華人選民因而增至90萬名。以後選民大有增加，華人成為公民也已成為普遍的現象。但在1969年“513”事件（種族衝突）後，竟發現尚有30餘萬華人未領得公民權[26]（他們是通過申請而非自動成為公民者），後幾經交涉和努力爭取，至今尚剩約5萬人仍在等待公民權的發給，這些人都是在獨立日之前出生，但必須通過BY REGISTRATION & BY NATURALISTION的申請，而非BY OPERATION OF LAW自動成為公民。他們對當局的決定是不能通過法庭提出挑戰的。[27]
檳城和馬六甲的華人，並未遭遇公民權問題的困擾。這就是檳甲加入馬來亞聯合邦時所具有的“特殊”條件。
如果一個人因BY OPERATION OF LAW成為公民，他的公民地位是不可被遞奪的，除非他自願放棄或已入籍其他國家的公民或犯下昭然若揭和重大的罪行，所作所為與公民身份不符。[28]
至於因登記或歸化成為公民者，其公民權可以被遞奪。聯邦憲法第25條規定：「若聯邦政府確信下列情況屬實，可諭令遞奪依據第16A條或第17條登記或歸化成為公民者之公民權：
(A) 他在行為上或言論上表示不忠於或背叛聯邦政府；」
轟動一時的林連玉案就是在此條文下被遞奪公民權。林連玉是當時的馬來亞華校教師聯合會主席（簡稱教總），他在1961年被國民註冊總監通知已被取消其公民權，其“罪狀”是借華校課題攻擊政府，尤其是對司法部長梁宇臯的體無完膚的抨擊。
依照憲法第27條規定，被遞奪公民權者有權將其案交由一個調查委員會處理。政府在接獲報告後可以作出裁決，而政府的裁決是最後的，不能向法庭上訴或要求檢討。
類似這樣的案件，就未曾在檳城子民的身上發生過。除非他離國超過五年未有備案或自我放為公民地位。
2．5 檳州憲法有助維護華人政權
1957年獨立後生效的“馬來亞憲法”。基本上是實行中央集權制。舉凡外交、國防、內政、司法、教育、文化、財政等大權掌握在中央手中。它推行的是英國式的民主政治，設有國會下議院及上議院（議員是委任的），權力操在民選的下議院。在國會擁有多數席的政黨起而執政，由最高元首（國王）委任黨領袖出任首相組閣。
馬來亞的最高元首（Yang Di-Pertuan Agong）不是世襲的，每五年由九州的統治者（蘇丹）輪值選出（檳甲沒有蘇丹，未具備資格參選），期滿另選其他蘇丹出任，每一個州的蘇丹都有機會接任。
由於馬來亞憲法規定“君主立憲制”，因此最高元首只是團結的象徵，不具行使政治權力的角色，國家權力操在國會及首相和內閣成員身上。
與此同時，馬來亞憲法也規定是行使聯邦制，各州（省）都具有一定的權力組成州政府。中央政府與州政府就有了一定的差別。中央政府是由國會組成；各州政府則是由各州的立法議會組成，彼此間有所牽制也有所連系。可以由同一個政黨控制國和州的議會，也可以由不同的政黨控制國和州議會。
在馬來亞憲法下，有列明聯邦與州的職權，或屬中央職權，或屬州職權或擁有共同職權。無論如何，聯邦憲法高於一切，凡各州通過之法律若與聯邦憲法衝突，概屬無效。憲法第75條規定：「如果任何一州之法律與聯邦法律有所抵觸，則聯邦法律必須有效，而州法律中有關抵觸聯邦法律之部份必須無效」。[29]
1963年馬來亞擴大成馬來西亞聯邦，馬來亞憲法經修正後成爲馬來西亞憲法。除了東馬（砂勞越及沙巴）擁有勞工與移民的自主權外，其情況與檳甲大致相同。不論是馬來亞憲法或馬來西亞憲法，檳城州的地位仍然保持不變。
檳城州憲法（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tate of Penang）是在獨立時與馬來亞聯合邦憲法一起生效的，其他州也有各自的州憲法，但檳城與馬六甲及後來的沙巴和砂勞越因直屬英殖民地，其州憲法也就相差無幾。其中一個特點是：這四個州向來沒有蘇丹，是由最高元首委任州元首（Yang Di-Pertua Negeri）（以前稱為州長，Governor，現已改成馬來文稱呼，意義一樣，屬象徵式的職位，未具行政權力），而州元首的委任是與州的首席部長磋商後取決的。一般而言，中央政府有最大的決定權，檳州也沒有例外。
檳州憲法也規定：州元首必須是因by Operation of Law成為公民者才有資格擔任，但不分種族。若是因登記或歸化申請成公民者不可擔任此職。（參閱附件D）
檳城州自獨立以來就委任馬來人出任此職，也就不存在對條文的爭議。這是因為檳州的首席部長一向以來由華人擔任。
馬六甲在獨立時曾有過華人擔任州長兩年。這個人就是馬華公會的梁宇臯。後來他從政，出任上議員，轉成中央司法部長。[30]自此而後，不再有華人擔任馬六甲之州長。
此外，檳城州的憲法也清楚規定：擔任首席部長者必須是因By Operation of Law成為公民者。凡是因登記或歸化成為公民者不得擔任此職（在聯合邦內陸出生者，若獨立日前已通過Operation of Law成爲公民，則不受此限，此類人數不多）。[31]
檳城州的回教事務歸最高元首管轄。州政府可以成立一個回教事務委員會向最高元首提出忠告。
州憲法也規定，首席部長（實權的行政長官）可以組成州行政議會（州內閣），成員不可超過10名。
首席部長是由在州立法議會內控制多數議席的黨領袖出任，正如國家首相是由控制國會下議院大多數席的黨領袖出任。
檳城州的選區（議員）在獨立時是24名，經憲法修正後，已增至目前的40名（即共有40個選區）。
選區之修改每8年進行一次，必須在州立法議會內得到2/3以上的多數票贊成，否則不予通過。
檳州元首有權在必要時自行解散州議會，不然議員任期不超過5年，期滿得解散州議會另行選舉。
檳州政府每年必須向州立法議會提呈供應法案和發展法案和動用州內的統一基金。
州政府必須一視同仁對待所有公務員，不能有種族歧視。
若要修改州憲法，必須首先不與聯邦憲法抵觸；同時要獲得2/3的議員贊同。
州政府的權限包括對州的地位的維護。水務和土地權歸州政府管轄，凡是州內事務，不涉及重大的中央權限，州政府或首席部長有權決定之。
馬來西亞憲法中第二條清楚規定：不能隨意更改任何州的領土面積，除非得到有關州的立法議會通過。這保障了檳州的地位是不能被中央或國會改變，更不能單方面被併入其他州或歸中央所有，列為直轄區。
雖然治安歸中央內政部管轄，但首席部長也是檳州治安委員會之主席。
州政府轄下可以設立經濟發展局。如檳州發展機構就是州政府管理的一個龐大的經濟發展企業公司，對州內的發展，規劃和參與發展有決定性的權力—例如規劃工業區，住宅區或古蹟保留區等等。州內的地方議會，如檳島市政局及威省市政局都歸州政府管轄，雖然中央也擁有一些地方政府的劃一權力。
總而言之，檳州憲法是英國人臨走前，留給檳城人民的一份可貴遺產，它確保了一個州政府的尊嚴和地位，也完善了一個州應具有的權利，並使華人獲得平等地位。
不過，檳州憲法與香港和澳門的基本法是截然不同的產物。後者是“一國兩制”的產物，前者是一個統一國家內設置的一個特殊的產物。它沒有特別指明「土著特權的保護」，也沒有指定立法議會的官方用語（可以用馬來語也可以用英語發言），更沒有種族的區分，只要是州內的子民，一概享有同等的權利。當然聯邦憲法可以通過行政手段推行其所要實施的政策，包括推動「新經濟政策」和保護土著的政策及規定議會用語的統一。
但就檳州憲法本身來說，因為它是一國一制下的，對所有人民（不分種族）都一視同仁的律法。華人得以擔任首席部長也是與此分不開的。
2．6 檳州政府的的華人首席部長及其主要政績
檳州政府的行政結構與措施基本上是延續英國殖民地保留下來的政策。
在1957年獨立前，檳城州還是屬于英國的海峽殖民地之一（Straits Settlements），直接由英殖民大臣署管轄。他委派的最後一位駐檳州參政司（Resident）是賓漢（Bingham）
王保尼出任檳州首席部長是一種折衷性的安排，主要襯托出華人幷沒有被邊緣化。
但王保尼正如林蒼祐一樣，是屬“峇峇一族”，純受英文教育而不諳華文。這種親英份子的主政正好符合英國的口味，也與聯盟政策相一致。
原是教書先生的王保尼並無雄才大略，他只是“蕭規曹隨”地執行既定的政策，也是林蒼祐讓出，才有此機會。雖然主要的象徵意義是一個民主櫥窗，但實質的意義則是華人在一個主權國家內的一個州成立了首個海外華人主導的州政權（當時新加坡尚未獨立，大權仍握在英國人手裏）。
英國人留下的一套官僚技術的管理制度正好派上用場。王保尼也就不傷腦筋地組成他的州政府內閣，馬來人及印度人從中“分享”一定的權力。
不過，英國人給檳島留下的自由港已因獨立的到來受到衝擊。初期還不怎樣感覺出來，檳緬間的“物物交換貿易”持續；檳島與印尼的棉蘭維持原有的貿易，借助自由港的優勢，檳州的經濟活力和主力幾乎集中在喬治市（檳州首府）內，周邊地區和威省的發展十分緩慢。
1959年的大選，也就叫王保尼州政府有所震撼。在24席的選舉中，馬華派出11人參選，結果只6人得勝；左派反對黨社陣從中崛起，占了州議會的7席。巫統仍然勝得11席，占盡優勢。
雖然如此，聯盟並無意圖改變檳州政局，還是推舉王保尼領導檳州政府。王保尼在馬華公會內既無勢力，又非擔任黨重要職位，充其量地只是聯盟的代理人。但不能否定的是，他維持了華人主導州政權局面。
1964年的大選，對王保尼是嚴竣的挑戰。面對檳州自由港的沒落苦無對策（1963年馬來亞擴大成為馬來西亞聯邦後，統一關稅政策越形重要，檳自由港已是危在旦夕了）。整個工業化計劃顯現不出成績，唯一可告慰的是華人主政下，對檳州華人的社團、宗教、文化的推進還是有所協調和寬容。
這個時候，于1961年正式退出馬華公會的林蒼祐已轉身成為反對黨（民主聯合黨）人，率軍與聯盟對抗，不過得面對左派的社陣全面圍攻，形成三角戰。
此時正值印尼對抗，華人在心裏上十分擔心印尼會侵佔馬來西亞或陷入戰爭，因此寧可摒棄左派的社陣而留住聯盟政權。
這一仗，林蒼祐的党取得4席，社陣2席（後來補選增多1席），馬華（6席）和巫統（11席）保持現狀。人民希望亂局能在聯盟大捷下被平定下來，恢復馬來西亞的和平。
王保尼僥幸再逃過一劫，但麻煩已開始燒上身。他領導的華人弱勢政府逐漸變成隻聽命于巫統主席東姑阿都拉曼的州政府，華人的離心越來越強。巫統則沒有趁此時機索取更多，他們寧可保持聽話的現政府，以便從政府內部要求較多的權力。但檳州政府的結構表面上還是保持獨立時的操作。
有變化的是在1965年中央政府終止市政局選舉後，便在1966年由王保尼接管由社陣控制的喬治市議會，借此排斥左派勢力（城市選民被認為傾向反對黨。取消市議會選舉，可阻止左派政黨凝集政治力量）。左派社陣開始轉向街頭鬥爭，他們鼓起人民的情緒，反對王保尼的獨斷和聯盟的不民主政策。
另一方面，自由港已是形同虛設，不再發生效用，依靠轉口業為生的人民紛紛往外尋找工作，因為州內的工業化進展幾乎是交白卷。根據統計，1969年時，全檳只有15間較有規模的現代化工廠，僅提供2407個就業機會，與自由港消失所需要的彌補，可謂是杯水車薪，於事無補。華人主導政權演化至此，已是一齣悲劇。
1969年的大選，是馬來西亞的政治重新洗牌；也是檳州政治的巨變。林蒼祐於1968年解散“民主聯合黨”，率黨員參加新成立的“民政黨”。在檳州的選舉中脫穎而出，在24席中，贏得16席，起而執政，取代了執政12年的王保尼（聯盟）州政權。
意想不到的是，馬來西亞在大選後不幸爆發“513”悲劇（種族衝突），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馬來西亞的政治格局。
這場暴亂不是始於檳城，而是吉隆坡在選後因為出現遊行，造成種族衝突，局勢迅速惡化，各州也動蕩不安，所幸檳州政權提早交替，不致節外生枝。
既然民政黨已順利接管政權，當然只有歡慶而無需抗議。不過全國各地，有些地區失控，最高元首乃在5月14日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中止國會民主。兩天後成立國家行動理事會掌管政權，主任是副首相敦拉薩。
根據警方的宣佈，從1969年5月13日到7月31日，各族傷亡人士如下：
死亡人數：華人143名，馬來人25名，印人13名及其他人士15名，共合196人。
受槍傷人數：華人125名，馬來人27名，印人17名，其他1名，合共170人。
受其他武裝致傷人數：華人145名，馬來人90名，印人9名及其他人士15名，合共259人。
被警方逮捕及控於法庭人數：華人5126名，馬來人2071名，印人1874名，其他86名，合共9143名。
報失而未尋獲人數：華人25名，馬來人7名，印人7名，合共37人。
所謂其他人士指混籍人、歐人、泰人、巴基斯坦人及新加坡人。
被捕人數中，有逾400人是勞工黨人。
6000人無家可歸，至少211輛車被毀，753間建築物被破壞或陷入火災。[32]
究竟是誰引暴種族衝突流血事件，各說各話，初時未有結論。首相東姑最初將事件「歸咎於共產黨」，指責「共黨企圖製造暴亂事件來推翻政府」。他又指責華人私會黨也介入其中。
內政部長伊斯邁則另有說法：「每個人都認爲共黨應對騷亂負起責任，較後我們發現共黨與我們一樣感到震驚」。他幷說：「只有在吉隆坡形成政治困境，是由於強走種族主義路綫而釀成麻煩」。他形容馬來西亞「民主已告死亡」。在後來，政府又另有看法說華人私會黨應受指責，他們被形容爲反國家和顛覆份子。
由1982年起至2003年止擔任首相的馬哈迪在當時的看法是「513事件是種族主義的幽靈在作祟」。[33]
可以說，「513事件」是馬來西亞政治的分水嶺，在往後的日子裏驗證這一論點。
從王保尼過渡到林蒼祐，是一種自然的交替，也是歷史的還原。本來這個位職是屬于林蒼祐的，因爲林蒼佑要做全國領袖，才把它讓給王保尼。經過12年的兜兜轉轉，林蒼祐終於發覺檳城人民需要他的領導，他也心甘情願退而求其次地做回一方盟主。
以下是1969年檳州立法議會選舉結果：（圖表四） 
為了平衡馬來人的失落感受，林蒼祐在行政結構上進行適當的調整：他首先委任其馬來同僚慕斯達化出任副首席部長，也委任另一位馬來同僚哈侖出任檳州立法議會議長，不讓州內閣一面倒向某一個種族。
不過，我們看到林蒼祐主導下的檳州政權，民政黨不再是一個弱勢政府，而是以強勢的姿態統領檳州。
即使不久之後，民政黨陷入內哄，有一方勢力要推倒林蒼祐，且準備用另一位華人州議員陳樸根取而代之。結果這場「宮庭政變」隨即被林蒼祐挫敗，也加速了民政走向與中央政府合作的道路。林蒼祐深切體會到，一個由華人主導的州政權如果和中央唱反調，不僅限制檳州的經濟發展，也會導致政治不安，對華人幷沒有好處；反之，如與巫統合作（在檳州有4名州議員），組成聯合政府，將會掃除種族因素造成的阻力和不同政黨造成的政治壓力。至為重要的是：確保華人主導的州政權不會變色，如果華人政權要繼續保存的話。[34]
憑著這一信念，林蒼祐抬出了「經濟挂帥」的大旗，成立了「檳州發展機構」，通過官方的資力，與私人企業展開良性競爭或補足私人企業界力所不逮之處。他的策略與目的是要推動工業發展，用以彌補自由港消失帶來的嚴重失業和制止人口的外流，甚至進一步招攬人才回流。
他認為，假如檳州不另行發展，改變發展策略，以經濟帶動檳州繁榮和進展，檳州將會沉淪下去，最終導致華人主導政權的消失。
他大膽地引進外資，將峇六拜（Bayan Lepas）發展成先進的工業區，主要推動電子工業。經過20年的苦心經營，檳城終于成爲馬來西亞的「矽谷」（Malaysia's Silicon Valley）[35]，世界第三大的電子工業零件生産基地。其他相關的工業跟隨湧進。一時之間，檳州（在檳島的峇六拜和威省的北賴）的工業發展十分蓬勃，成功地轉型成為工業化的城市。
工業化的成功也帶動房屋建設欣欣向榮。林蒼祐的“鄉村城市化及鄉村工業化”的兩大目標齊齊落實。他的成就是王保尼無法比擬的；他的魄力促使中央政府相信讓華人主導檳州政權的策略是正確的，十分有力誘導華人（包括海外華人，如臺灣、香港和新加坡人）到來投資，進而刺激西方外來直接投資把大量資金注入檳州。檳州從70年代開始，每年維持高於8%的經濟成長率，比起中央的指數還高，有利鞏固華人執政的地位。
檳州首席部長林蒼祐之所以改弦易轍，是因為他發現在王保尼領導下檳州的失業率竟高達15%。尤其是檳島有計劃性被劃入統一關稅區，自由港有名無實。再加上60年代，因馬印（尼）對抗（1963-1966年）和緬甸的軍事革命的封鎖性政策（1962年，尼溫發動政變，推翻民事政府，實行軍政），整個檳島轉口貿易一落千丈。與此同時經濟和工業的發展集中在吉隆坡和巴生谷一帶，以致檳城到了60年代末期已走向谷底。[36]
因此他不得不另謀對策，否則華人政治前途黯淡。林蒼祐說，他的第一個計劃是把電子工廠帶進檳城，以製造大批的就業機會。他的策略是“寧可讓人民有工作做，就算工資略低，也比坐以待斃來得好”。這就是所謂用廉價勞工來吸引外國的投資，也是第一階段的工業發展雛型。[37]
他這樣說：「1970年至1985年間，檳州雖然面對經濟蕭條的打擊，特別是在馬印對抗與失去自由港地位以後，檳州政府訂立了一項發展計劃，力圖恢復經濟繁榮，以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Zones）的概念去推行，著重在製造業與工業的發展。因為這些成就，今天檳城才能成為馬來西亞一個領先的經濟成長中心。
在1972年到1980年間，檳州的經濟成長率平均是每年16.9%，雖然這項成長率從1980年至1985年間下降到7.3%，但整體的比較，單單檳州的經濟成長就高於全國的經濟成長率。」[38]
從最初的6間先導電子工業在檳城設廠，包括國民半導體電子廠（NS），一直到80年代中期逢勃開展，是電子工業的發韌期，主要從事勞工密集的零件生產和裝配工業。
在取得成功後，檳城電子業跨入第二期的拓展期，著名的跨國公司，如英特爾（Intel）及摩多羅拉（Motorola）到來設廠，進一步推動電子業走向高峰，工人的收入與福利條件大為提高。
毋庸置疑的，在林蒼祐主政下的檳州，已經成功的轉型成為工業化的先進州，以下的數目足以證明：1969年，全檳只有15間較有規模的工廠，提供2047個就業機會。1973年增至73間，提供23,407個就業機會。1990年躍增至503間，提供115,389個工作。其中最明顯的是製造業從70年代只占州內生產總值的18.5%（包括家庭工業和小型工業），到了90年代激增至幾占50%，蓋過其他行業的比數，一枝獨秀成爲其他州的楷模。難怪前首相馬哈迪破例地讚譽林蒼祐眼光獨到，起先他幷不相信檳城能取得驕人的成績，後來林蒼祐證明他所作所為改變了檳城的經濟結構。將跨國公司引進，為「外來直接投資」賦予意義，並為這個概念開了先河。[39]
林蒼祐在任期間展現了兩個代表作。其一是在80年代完成在市中心的一座樓高65層的“光大摩天大樓”及80年代中期完成銜接檳島和威省之間的“檳城大橋”。[40]
在旅遊業方面，也有長足的進展。1969年時，來檳外國遊客只有32000名，到了1974年，數目超過10萬人。在1990年時，來檳的國內外遊客人次則是以百萬計算，有200萬人次之多。顯然是與中央政府宣稱檳城是吉隆坡以外的一個重要旅遊區有關係，這使到檳城更具信心向旅遊業大步邁進。[41]（參閱附件E）
在位20年的林蒼祐雖然在經濟上展示了華人主導政權的成就與驕傲，但令他想不到的是在1990年的大選中竟告落馬。擊敗他的對手是反對黨（民主行動黨）領袖林吉祥。後者之所以能取勝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因為華人選民接受“華人換華人”擔任首席部長的安排，而且民主行動黨也是一個以華人為主導的政黨。既然1969年能把林蒼祐（身居反對黨領袖）送上臺，為何不能在1990年再送另一位華人首席部長上臺呢？
這無關否定林蒼祐的政績，而是在位20年被認爲已太久了。由於林蒼祐數度表明要退休又不退，選民乾脆通過投票把他拉下馬。可是因此而衍生的後遺症卻又令華人感到擔心。因為行動黨無法執政檳州，反而削弱華人州議員在國陣（執政黨）的席位（在總數33個州議席中，國陣占19席，其中巫統（馬來人）占12席，民政（華人）占7席；反對黨的行動黨則占14席）。局勢的微妙的變化只有兩個結果。其一是首席部長歸馬來人擔任，結束了華人主導州政權的局面；其二是首席部長仍歸華人擔任，但組成一個弱勢的政府。
巫統在權衡輕重後，選擇第二個方案，並「慷慨」讓出檳島市政局（相等於市議會）主席予民政黨。為什麼巫統不趁大好時機起而執政，寧可保留華人主導權政的局面？這裏頭涉及幾個因素：當時檳州的人口，華人依然是最大的族群，占49%，比馬來人的38%還多出10%有餘，不是改變結構的時候；在民政的林蒼祐領導下的檳州政府，過去20年有輝煌的政績，也與中央政府相互配合，並積極推進「新經濟政策」，給予馬來人更多的經濟權益，不但沒有必要改變既定的格局，而且有需要讓檳州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不致受阻；巫統可以通過對檳州政府組織的調整，加強在州內閣的的地位，幷不需要觸動首席部長的人選。
正因為有此考慮和「顧忌」華人會全面倒向反對黨，民政黨得以在居少數席位下，再次領導檳州政府。
原本無心也未被刻意安排接棒的許子根[42]，卻在時來運轉下成為新任首席部長，以確保既定的政策持續推行。
在這方面，許子根也得作一定程度的妥協，同意檳州政府的內閣進行重組，除了委任一名馬來人（巫統）出任副首席部長外，也讓巫統在州內閣中佔有多數的比例（8名行政議員中，巫統占5席，民政占3席另加一位首席部長）。這是自林蒼祐在1974年領導民政加入國陣後取消的副首席部長職，又再次的出現，用以平衡執政黨內種族政治結構的某些變化。
當政治上的安排各有所得，各就其位後，許子根克紹其裘地開展他的政治旅程。他必須要運用高度的智慧來穩住「華人主導的政權」。若是一個不小心，便會斷送得之不易的華人政治優勢。
許子根的「任重道遠」的使命是致力於維持政治結構的現狀保持不變。而最能確保華人主導政權持續的有效策略就是要在經濟發展上有更大的成就或最低限度，跟著林蒼祐的步伐，繼續往前走，以讓馬來人接受既定的安排。畢竟林蒼祐用20年的心血打造的政績已爲許子根鋪下一條可行大道，不允許間中有所閃失。
這樣一來，許子根在肯定林蒼祐的「豐功偉績」（許子根讚譽林蒼祐是“檳州發展之父”）的同時，也得努力不懈在電子工業方面，把檳城導向第三階段的高科技水平（第一階段是發展勞工密集工業，第二階段是引進跨國公司，把檳城變成一個與世界挂鈎的電子城。這兩個階段在林蒼祐時代完成）。
許子根這樣說：“當我在1990年接過檳州政府領導權後，我充份地瞭解到檳城需要對擺在面對的問題作出正確和有效地反應，以便檳州能與時俱進。我相信支援架構—人力資源，實體基建，環境和行政機器—必須繼續擴展和提升，以刺激經濟的發展，爲人民帶來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好的生活素質。因此我看到90年代是持續鞏固與改進檳州架構的年代，以達到持續性和平衡的發展；更為重要的是，這也是另一個檳州經濟轉型的年代，俾能基於高科技和資訊工藝朝向一個全面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未來。因此我在1990年11月，制定一套策略，結果在1992年演化成“檳城21世紀”的策略性發展藍圖。檳城成為第一個州提出其本身的策略性發展計劃的州，以配合2020年達成先進國的宏願和順應國家的發展政策（這是前任首相馬哈迪在1990年提出要在30年內，也就是到了公元2020年，馬來西亞擠身成爲先進國的宏願Vision 2020）。”（參閱附件F）
相等重要的是，檳州的策略性計劃包含5大策略如下：深化和擴大檳州工業基地，更資本集中，更技術集中和更工藝集中；促進中小型支援工業發展；重振和加強服務業，把檳城建成一個商業、貿易、金融和高服務的區域中心；改善服務和基本設施，以進一步促進旅遊業，發展新旅遊產品，保留和開發自然和文化遺產，發掘新旅遊市場及現代化農業，包括農基工業和鄉村人力發展」。[43]有了宏觀的遠見，輔以區域經濟蓬勃發展的有利條件下，檳州在1994年時已擁有860間有規模工廠，除開小型及家庭工業外，共提供20萬個就業機會。這使到檳州需要大量的技術工人，而不是普通工人。在當時有12000名的大學理工科畢業生在檳城服務。但這種比例與新加坡和香港每一百萬人中有25000名科技人才比較是偏低的。在未來8年內，以每年3000人才的需求，檳城需要至少35000名理科人才和工程師。[44]失業率也降至最低的2.8%。抑有進者，檳州的經濟發展也帶動北馬一帶活躍起來，尤其是吉打州從中受惠不少。
基於檳州經濟持續好轉及政局穩定，反對黨的民主行動黨意圖在1995年改朝換代，也就成了林吉祥惡夢的開始（這一年的大選，林吉祥對壘許子根，角逐檳州立法議會議席，結果一敗塗地，不僅本身失去州議席，連同原有的13席也只剩下淒涼的一席）。反對黨的潰不成軍，說明檳州人民，特別是華人不再相信政治上的急變是好事。除非逼不得已，否則他們寧可選擇保持現狀，保住既有的“華人主導政權”。就這樣許子根領導的國陣州政府在下來的日子裏，繼續得到人民的認可和大力的支持。
[1]參閱“檳州發展史”(Pembangunan Pulau Pinang) by Zarky Abada, published by Yayasan Bumiputra, P.Pinang. 1994. Pages 5-13
[2]參閱“The straits settlements”(1826-67),by C.M.Turnball.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S′pore, 1972.Pages 9.
[3] 參閱崔貴強編著《東南亞史》，新加坡聯營出版有限公司1965年版，第214頁。
[4] 參閱巴素博士著《馬來亞華僑史》，劉前庭譯，光華日報1950年版，第45頁。
[5] 參閱《Chinese Secrat Sociaties in Malaysia》(A study of the Traid Society from 1800-1900) by L.F.Comber, Published by J.J.Augustin Incorporated Publisher, Locust Valley, New York,1959,Page 37.
[6] 參閱巴素博士著《馬來亞華僑史》，劉前度譯，光華日報1950年版，第117頁。
[7] 參閱林遠輝，張應龍著《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版，第285-292頁。
[8] 參閱”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by C.F. Yong（楊進發）， Published by South Sea Society, S'pore, 1997.Pages 128 & 129.
[9] 參閱謝詩堅著“抗日時期的背景和動向”論文，1998年8月20日在檳城光大五樓參加「留取丹心汗青照」座談會上之講稿。
[10] 參閱”The communist struggle in Malaya” by Gene Z. Hanrahan.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KL. 1979. Page 87 & 88.
[11] 參閱“馬來亞華僑問題資料”，北京書店出版1950年。第38-44頁。
[12] Malayan Union或稱之為“馬來聯邦”是英國政府在1946年拋出的憲政。在這個制度下，沒有所謂馬來人特權，也沒有列明蘇丹的政治地位，並對公民權全面開放。旨在爭取華人認同民主政治，遠離馬共的武裝鬥爭。但被認為“觸犯”馬來人的利益，大舉反對。此憲制因此胎死腹中。
[13] 參閱”Communalism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of Malaya” by K.J. Ratnam.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K.L. 1965. Page 55.
[14]參閱許雲樵著“中華民族拓殖馬來半島考”，收錄在雪蘭莪中華大會堂54周年紀念特刊，1977年。第529頁。
參閱Zakry Abadi “Pembangunan Pulau Pinang” 1994, Page 26 & 29.
參閱麥留芳著，張清江譯“星馬華人私會黨研究”正中書局印行，1985年，第63頁。
[15] 參閱謝詩堅著“林蒼祐評傳”，檳榔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1988年，第60頁。
[16] 參閱同上，第60頁。
[17] 參閱同上，第69頁。
[18] 參閱同上，第71頁。
[19] 參閱同上，第81頁。
[20] 參閱 “A History of Malaya”by J. Kennedy. Published by K.L. Macmillan & Co. Ltd, 1965. Page 268.
[21] 參閱 “The Constitution of Malaysia “by Harry E. Groves, Dean of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ublished by Malaya Publications Ltd, S'pore 1964. Page 159-165.
[22] 參閱同上，Page 160.
[23] 參閱 “Ethnic Politics in Malaysia”, by R.K. Vasil, Published by Radiant Publishers, New Delhi, 1980. Page 26。
[24] 參閱“Ethnic Politics in Malaysia”, by R.K. Vasil, Published by Radiant Publishers, New Delhi, 1980.Page 28.
[25] 參閱林連玉著“風雨十八年”，林連玉基金委員會出版，1990年，第2頁。
[26] 參閱同上，第157頁。
[27] 參閱 “The Constitution of Malaysia”, by Harry.E.Groves. Dean of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S'pore, Published by Malaya Publications Ltd, S'pore 1964.Page 150.
[28] 參閱 “The Constitution of Malaysia”, by Harry.E.Groves. Dean of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S'pore, Published by Malaya Publications Ltd, S'pore 1964.Page 150.
[29] 參閱 “The Constitution of Malaysia”, （馬來西亞聯邦憲法）。
[30] 梁宇臬(1888-1963)出生在霹靂州，操律師業，後從政，他是在獨立前申請成為英籍民，獨立後自動成為公民(By operation of law)，具備條件擔任州長。
[31] 參閱《檳城州憲法》。
[32] 參閱郭仁德著“勞工黨血淚史”，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出版，1991年。第267及268頁。
[33] 參閱郭仁德著“勞工黨血淚史”，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出版，1991年及“13 May 1969, A Historical Survey of Sino-Malay Relations”by Leon Comber. Published by Graham Brash (pte) Ltd, S'pore. Reprinted in 2001.，分別是269頁及73頁。
[34] 1972年，林蒼祐領導的民政黨與中央執政的聯盟政府合作組成檳州聯合政府。1974年聯盟將組織擴大，延攪反對黨加入，改名為國陣（國民陣線），仍以巫統為主導。民政黨是其中一個加盟成員。
[35] 馬來西亞首相署經濟策劃組(EPU)總監ALI ABUL HASSAN SULIMAN (阿里阿武哈山)在一項研討會上形容檳州今時今日的電子工業的先導地位，如同美國的「矽谷」。參閱“Penang Into The 21st Century”, published by Asian Strategy & Leadership Institute, 1995. Page 27.
[36] 參閱有關現任檳州首席部長許子根的政策性演說“檳州的策略性發展計劃”一文收于“Penang Into The 21st Century”Published by Asian Strategy & Leadership Institute, 1995。Page 2.
[37] 參閱林春遂主編“林蒼祐演講集—走向新年代”,溫振祥1990年版,第7-8頁。
[38] 參閱林春遂主編“林蒼祐演講集—走向新年代”,溫振祥1990年版,第130-131頁。
[39] 這是前首相馬哈迪在退休前，于2002年為檳州電子業開創30周年主持開幕時所發表的肺腑之言。肯定華人主導政權的政績。參閱《光明日報》，28-8-2002年。
[40] 在當時光大是馬來西亞的最高建築物，直到90年代末期才被吉隆坡樓高88層的雙鋒塔取代；而檳城大橋全長13.5公里，是亞洲第一長橋。
[41] 參閱林春遂主編“林蒼祐言論集—走向新年代”,溫振祥1990年版,第134頁。
[42] 許子根博士原為馬來西亞理科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1982年棄教從政，中選檳城州丹絨區國會議員。1986年全國大選時，被民主行動黨的林吉祥奪走其國會議席。改任檳州首席部長林蒼祐的政治秘書。1990年全國大選時，參加檳州立法議席選舉勝出，具備資格出任首部長。
[43] 參閱”Penang into the 21st century”, Published by Asian Strategy & Leadership Institute. 1995. Page 4 & 5. Article writen by Koh Tzu Koon, the chief minister of Penang.
[44] 參閱同上，第11及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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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檳城州華人主導政權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最為明顯的，在1999年的大選，許子根領導下的國陣，再一次得到人民的委託。這又印証了檳州的華人已充份地認識和瞭解到維持和捍衛「華人主導政權」是可以在國陣的框架內保持不變的。
但單靠人民選出華人占優勢的議員還是不夠的，因此檳州政府在千禧年積極地提出三大策略來應對全球化的衝擊和政治結構變化的可能性：
3.1.檳州經濟結構的轉型
有鑒於檳州政府30年來成功地把製造業提升至占州內生產總值的45.7%，幾乎一半，不再依賴傳統的自由港貿易，也不再是物物交換貿易和農業，礦業及漁業的集散地。但到了千禧年又再一次遭遇衝擊，因為勞工密集的工業已轉移方向，遷往勞工廉價的國家，如中國、越南另辟市場，對檳州的經濟持續性發展構成一定的威脅。
中國方面將此現象形容為“空洞效應”（Hollowing-Out Effect）。來自中國的“21世紀經濟報導”的其中一篇以“空洞效應，終結30年馬來西亞製造”為題這樣說：所謂「空洞效應」，指的是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將他們在馬來西亞的電子電器製造基地搬到中國，這方面甚至還包括馬來西亞本土的電子電器生產商。
報導又說：“資料顯示，2002年馬來西亞全國電子出口達到4457億人民幣（約馬幣2300億），占馬來西亞總出口量65.3%，其中超過60%的出口量來自檳州。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旅遊業將替代電子電器製造業，成爲檳州的財政支柱。這幷不是因爲旅遊業發展如何迅猛，而是因爲電子電器製造業日漸式微。沒有人比檳州首席部長有更深切的“痛楚”。” [1]
許子根毫無諱言地承認：如此一波又一波到中國投資設廠的大規模移“廠”浪潮，造成六小龍虎（三小龍指臺灣、香港和新加坡，三小虎指馬來西亞、泰國及菲律賓）國家和地區開始出現“移空”現象（“空洞現象”，許子根稱之爲“移空現象”）；但他顯然幷不同意檳州的工業發展工已無所作為，需要依檳旅遊業來生存。他認為檳州的未來工業可以精益求精，通過NICHE領域，再上一層樓。
“這移廠行動對有關地區國家，尤其像馬來西亞的多元種族國家，帶來嚴峻的挑戰。因為它會造成嚴重的失業率及產生各項負面的社會後果。職是之故，雖然遷廠到中國看來能爲個別公司取得不錯的經濟效益，但亦必須認真地關注到，它對個別國家的社會各方面，所可能帶來的負面作用。” [2]
為了應付這不可避免的變化，檳州政府採取了第三階段的工業發展，朝向高科技和開發與研究的領域進軍。 因此許子根這樣說：“在充滿競爭的大環境中，「三小虎」，甚至「三小龍」都必須將重點專注在我們多年辛苦建立起來，具有競爭優勢之“利基”（Niche）領域。這是因為像只擁有2千4百萬人口的馬來西亞「小虎」，是不可能與擁有超過其50倍，即13億人口的中國「巨龍」在各領域直接硬碰硬。我們不可能，也不應該嘗試做每一樣中國能做的。”[3]
“就拿檳城這一小州屬爲例子。檳城經過卅多年的工業化，獲得了世界級跨國電器電子業的參與，並發展“小而彌堅”（與中國相比）的本地供應基礎。檳州現有的利基領域包括半導體的高終端製造、電腦與電腦周邊產品、無線電及流動儀器、精密工程及自動化裝備、高科技大規模生產過程等等。目前正致力開拓發展的新利基領域包括資訊通訊工藝設計，某部份的光電子領域、生物資訊、軟件應用、原設備T及原設計T能力、傳呼中心等。” [4]
在這方面，檳州正積極推動兩大新工業為：(A)高增值的資訊通訊工藝業及(B)生物科技與農業科技業。
由於在2003年初成立了檳州軟件集團（SCOPE），集合了16間具有實力的電腦軟件公司的人力和財力，已取得初步的成效。檳州政府已申請在檳城的峇六拜工業區設立首個多媒體超級走廊（MSC），以向吉隆坡的多媒體超級走廊看齊，並享有後者分配給的特殊地位。（註：檳州政府的申請已于今年7月獲得中央政府批准）
在生物科技的發展上，檳州政府也已成功地吸引三項生物藥劑領域的投資計劃：胰島素生產計劃，這是亞洲首個研製胰島素的投資計劃；生產抗體單克隆以便用於生物藥劑工業的合約服務計劃，也稱之為“製造組織合約”（CMO）及⑶研究毒物學為準備推出新藥給予國際市場的生物藥劑公司計劃（設在威省武吉敏耶工業區）。
與此同時，檳州也將成爲世界漁業中心（WFC）的總部，其重要在於推行及協調各類研究概括各種漁業及水產生物資源，這對發展中的國家尤其重要。[5]
由此可見，檳州在爲未來10年進行規劃時，已準備跳出舊框框，不再只迷戀「東南亞矽谷」的美譽。換句話說，檳州經濟的再轉型已有了良好的開端。
3.2. 積極發展與中國的關係
在意識到中國的經濟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事實後，東盟（ASEAN）國家採取了「東盟加中國」的策略，以求達致雙贏局面；而中國方面也提出兩大經濟戰略來促成與中國的利益相結合。其一是通過東盟來推動亞洲經濟一體化，以促使日本及韓國也加入其中。正如歐洲的經濟一體化在初期是通過歐洲的小國，如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等小國來推動和促成今日強大的歐盟。其二是繼續推行「韜光養晦，尊嚴兼顧」的策略，執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政策促成一股強大的力量來解決臺灣問題或至少制止臺灣走向台獨。
基於雙方的需求，中國與東盟的友好與密切關係已是需要進入水乳交融的狀態。但前提是中國有必要顧及“移空效應”的負面影響及考慮到東盟國家的經濟導向。許子根這樣說：“在最近的將來幾年，中國所帶來的影響是競爭多於利惠。”若是如此，“與鄰國共繁榮”的願景就會出現阻力，也是彼此應予協調和解決的。
順著「東盟加中國」已是勢在必行，許子根又巧妙地提出“中國加一”（China + 1）的策略。他這樣說：“基於較廣義的「東盟加中國」方案，檳州在過去三年來，即已向外資（指中國以外，特別是來自歐美和日本）不斷提倡及宣傳“中國加一”的概念。其基本策略是認清和認同外資將會也應該在中國投資設廠的事實。但是投資家也應該考慮馬來西亞，特別是檳州，是除了中國以外，另一個“投資的最佳選擇”。這概念被證明相當具有說服力，因它促使外資注意到大馬“利基”的競爭優勢，並能由大馬進軍開發龐大的東盟市場。這其實是“將雞蛋分開放在一個籃子中”的策略，以便分擔商業投資風險。”[6]
許子根之所以敢於和有信心提出“中國+1”的概念，是因爲檳城州的特殊地位。長久以來這個地方的普及和開放教育造就了許多雙語乃至三語人才，而技術人才及高科技人才也從70年代就培養起來，形成一個既可面向西方又可面向東方市場的優勢。成長中的中國正是需要能溝通東西方語言，教育和科技的人才來加速其高科技的成長。檳城正好派上用場。
同時，他還認為以檳城作為研發基地或設立行政中心或投資設廠的機會是較為廣泛的，既可進入東盟市場，又可進入中國市場，亦有優勢進入回教世界的市場，因為馬來西亞基本上被視為回教國家中發展的楷模。總之，在多元文化和多元種族下，檳州又能保住華人文化的濃厚氣息，對于成為東西方經濟的橋梁已具備成熟的條件。
這就使得檳州政府有信心讓中國重視檳城是海外華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紐帶。當然中國在參與東盟市場和希望有朝一日建立起大亞洲經濟同盟體系的過程中，有必要也有一種“鄉情”的責任扶起檳城一把。畢竟這是海外華人聚居而形成的一個華人主導政權的地區。
如果中國能夠認識這一多層次的重要意義，它就負有責任把一點的重心放在檳城的身上，重視華人祖先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基業是血淚交織的成果。（參閱附件H）
3.3. 推動文化遺產保護華人文化
檳州政府由於有了華人主政，在80年代開始，已注意到保護華人文化和各民族古蹟的重要性，但真正推動和力促其成是90年代後的事。
前面提過，檳城是英國人最先開闢的一個城市，距今已有二百餘年的歷史。雖然歷史不長，但大量的華人移居而後建立起來的喬治市（George Town）（檳城州首府）卻充滿了華人文化的建築物、古蹟和人文歷史。它與幾乎同一個時期存在的馬來文化、回教和印裔文化、印度文化及西洋文化相互映輝。
人文學者陳綠漪這樣說：“早期的喬治市是各色人種匯流的地點。這也反映出是他們禮拜的場所。它們不是相鄰，就是在同一條街或者靠近的街邊。19世紀初期，廣福宮（觀音亭）、椰腳街回教堂、打石街回教堂、那哥爾神殿（Nagore Shrine）、馬哈馬裏曼興都廟、聖喬治教堂已建立在它們目前的所在地了。這些場所之間的距離，全可在步行的範圍內。附近還有天主教堂、亞美尼亞教堂。同樣的，不同流派的佛教、從暹羅、緬甸、錫蘭和中國傳來這裏，各有其廟和信徒。大伯公街到鄰近的街道，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華人會館，說明華人在此落籍的同時，也發展了他們的社會組織網絡。” [7]
隨之而後，大量的華人帶來了自身的文化、宗教和建築風格。由於喬治市人口一度以華人占70%左右，它在20世紀開始，便形成一個華人城市。不過各種族的宗教、文化和社團組織的地位並沒有改變。即使在1957年獨立後，情形依然如此。
可惜，在缺乏規章和法令的保護下，喬治市的發展顯得參差不齊。對文化遺產的保護起著一定阻力的不全是來自民間，而是在70年代初期來自政府對城市的重新規劃。其中最重要的變化是在喬治市的心臟地帶劃成新城市中心，並興建65層樓高的摩天大樓作為核心地帶（稱之為光大KOMTAR）。[8]
這個占地不大的新城市中心允許重建和改建，以致它的發展和古老的喬治市的文化遺產起了不協調的強烈對照和矛盾。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當時的首席部長林蒼祐無疑具有雄才大略，準備打造一個新的喬治市，可是他因此也忽略了文化遺產和人文價值保留的重要性，所幸整個面積不大，發展也緩慢，對喬治市面貌的保存破壞不大，才在後來得到聯合國的重視。
聯合國區域發展中心（United Nations Centre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UNCRD）在1991年於檳城舉行了一次會議，旨在探討如何保持喬治市的具有風格的建築物。這是因爲許多亞洲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不經意地對城市文化遺産的保留帶來威脅。[9]
會議之後，檳州政府開始感覺到保留古蹟的必要性，否則為時已晚，避免重蹈新加坡覆轍。
馬來西亞之所以受到聯合國的重視，那是因為我國在1988年加入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締約國之一後才引起了聯合國相關的組織的重視[10]。不過15年來，只有馬來西亞的砂勞越穆魯國家公園（Gunung Mulu National Park）及沙巴的神山國家公園（Kinabalu Park）被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內，尚未有一座具歷史性建築物（如中國萬裏長城）或一個城市的文化遺產（如中國雲南的麗江）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榜中。這對促進一個國家的旅遊業是一大遺憾。
在聯合國區域發展中心的協助下，它的官員圈定了馬來西亞有兩個城市「具有資格」申請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即是具有悠久歷史的馬六甲和具有多元色彩和古蹟的檳城。
對檳城而言，其最寶貴和最有價值的地區就在其首府喬治市的心臟地，也就是曾於較早時被檳州政府圈定爲城市重建（光大）的核心地帶。這意味著70年代的城市改造計劃已“破壞”或對古迹保留起了負面影響，因此有必要煞車，把發展範圍縮小和固定下來，不能再擴展而破壞了「文化遺産」。
根據檳島的面積,總共有293平方公里,而喬治市的面積在1957年獨立時是34平方公里，在1969年後擴大成41平方公里[11]。城市重建（光大）地區則占了0.11平方公里（即11公頃）。
在檳州政府的第一階段規劃下，總共有485公頃（4.58平方公里），約占喬治市面積的11%被列為古蹟文物保留區，其中193公頃（1.93平方公里）是核心地帶，另265公頃（2.65平方公里）是緩衝地帶。這就是說，被保護的地區的建築物是不能隨意拆掉和改建，事先必須得到市政局的批准，以免古蹟和文化遺產被進一步蠶食。
在這種情況下，檳島市政局[12]于1995年推出「古蹟保留指南」，但也引致受影響地區的業主抗議，認為此舉阻礙了他們的重建和發展機會，不符合經濟利益。
1998年，在檳城召開《指定馬來西亞文化與自然遺產名錄》的國際會議上，政府決定以檳城和馬六甲向聯合國申請登錄世界文化遺產。但基於爭議的不休止，檳州政府又於2003年進行第二階段的規劃，縮小「文化遺產」的範圍，使核心區成為99.35公頃（0.9935平方公里），緩衝地帶縮成89.29公頃（0.8929平方公里），總共只有1.88平方公里，僅占喬治市範圍不到5%。若與檳島面積相比，則也不過是0.6%，比原來的1.6%小了許多。（參閱附件I&J）
檳州政府作出這項改動是因為在重新鑒定後，不需要這麼大的面積已足夠條件提呈聯合國。有關報告書已於今年2月呈交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將把馬六甲的報告書並成一道，向聯合國提出馬來西亞的意願。如果一切順利，檳城和馬六甲有望於2006年被聯合國文教機構宣佈爲「世界文化遺産」之一。這對旅遊業的刺激是難以估計的效應。[13]
如果說檳州經濟的轉型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工業化朝向高科技邁進，那麽旅遊業也將在未來扮演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可能會占州內生産總值的30%以上，但這必須要配合「文化遺產」的推動同步邁進。
根據檳州首席部長許子根指出：中國雲南省內的麗江在1997年以前，其遊客人數一年平均在10萬名左右，但在1997年被列爲「世界文化遺産」後，遊客人數躍增300倍，大大地豐富了麗江的收入。由此可見爭取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性和其衝擊力之大是難以想象的。他希望檳城有朝一日能吸引川流不息的國際遊客到來，刺激檳城經濟更快速地成長，因而他認為目前喬治市所承受的「人口流失」的痛苦，是有機會通過「文化遺產」使其再度放射光芒，成為推動檳州經濟乃至馬來西亞經濟的驅動力之一。[14]
根據政府記錄，檳州首府喬治市確實因爲鄉村城市化及鄉村工業化的政策奏效下，確實受到巨大的衝擊。以下的數目可以證明喬治市的老化和必須注入新的動力元素：
1970年喬治市人口 269,247名
1980年喬治市人口 238,250名
1991年喬治市人口 212,540名
2000年喬治市人口 181,380名
30年以來，喬治市人口減少了32.81%，而在喬治市以外的發展地區，如壟尾、峇六拜及峇央峇汝，人口則不斷成長。1970年只有94,000名，到了2000年，躍增至290,000名。30年以來，人口作三倍的成長，自然拉低了喬治市的人口。[15]
同樣的，檳城喬治市的人口也遷移至威省地帶居住，因爲該地區的屋價便宜，比檳島屋價至少便宜三倍。
喬治市的人口在2000年進一步滑落的另一個重大因素是在英殖民政府推行的屋租統制法令（Rent Control Act）在這一年過後即告失效。
所謂屋租統制法令是指1948年以前興建的屋宇，都受到法令的保護，屋主不能隨意調高租金，不能逼走租戶，它必須受約制於法令，此舉在於保護中下層租戶不受高屋租的干擾，可以無憂無慮地住下去或進行傳統的商業活動。但在2000以後，屋主可以根據市場價格來調整租金或將之索回自用。這樣一來，那些付不起新租金或已在郊外有房子的人都流出喬治市。
如果任由喬治市沉淪下去，檳城州的首府將會越來越不成為一個熱鬧的城市，則所謂首府將也變得有名無實。為此，檳州政府認為有必要在中央政府的協助和努力下，爭取喬治市某個範圍列爲世界文化遺產區，以刺激旅遊業和門市生意。
根據掌管旅遊業的檳州行政議員（相等於一州的內閣部長）紀碧真指出：2003年共有303萬人次參觀和訪問檳城，為檳州帶來可觀收入。不過，比起2002年的324萬5千名人次是減少了11%。主要是因為外國的遊客因非典型肺炎的衝擊而取消前來渡假，但國內遊客卻有增加，她希望在2004年遊客人次可以提高至350萬人。[16]
假如根據檳島市政局提出的發展結構藍圖推算，在1995年時，檳州遊遊業的收入是3億2千餘萬元（占州內生産總值34.5%），那麼到了2010年，將會增到到7億7千餘萬元的收入，這將給各途商業，小販，酒店及交通等相關行業帶來可觀的生意，因此可以斷定旅遊業的發展對檳州經濟有莫大的裨益。[17]
正因為檳州提供了各個行業就業和自行創業的空間，它的失業率調低在2.4%的低水平，沒有給州政府帶來任何的壓力。
首相阿都拉巴達威（Abdullah Bin Haji Ahmad Badawi）高度讚揚檳州政府在30年來取得的輝煌成就，並為未來10年立下發展大計。除了致力於把檳城發展成區域教育中心（檳城有眾多私立學校，包括小學、中學及學院，吸引了鄰近國家的學子前來受教育，主要來自泰國、印尼）外，也著手推動文化遺產的工作。他認為長遠而言，檳城將因列入文化遺產而在旅遊業上大有作為。因此他支持保護喬治市的文化古蹟，未來的價值將無可限量。
作為來自檳州的新首相，阿都拉十分欣慰聯合國文教機構不僅協助將喬治市的古蹟保留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而且喬治市也被聯合國發展計劃（UNDP）列為東南亞先進城市。抑有進者，國際著名雜志Condo Nest Traveler Magazine於1999年推選檳城是世界第六個最著名的渡假勝地，而又是亞洲十分活力城市之一。[18]
[1] 參閱馬來西亞《星洲日報》19/9/03年《新策劃版》轉載有關文章。
[2] 參閱許子根在第七屆世界華商大會的專題演講，03-7-28吉隆坡。
[3] 參閱許子根在第七屆世界華商大會的專題演講，03-7-28吉隆坡。
[4] 參閱許子根在第七屆世界華商大會的專題演講，28-7-03吉隆坡。
[5] 參閱檳州首席部長許子根的演詞及接受《新海峽時報》專訪，29-2-04。
[6] 參閱許子根在第七屆世界華商大會的專題演講，28-7-03。
[7] 參閱陳綠漪博士著“從局面、匯演和爭執的角度，透視檳城歷史”，刊于檳州中華總商會100周年紀念特刊內第283頁。2003年12月出版。
[8] “光大”是馬來文KOMTAR的譯音。整個命名是以馬來西亞第二任首相TUN ABDUL RAZAK名字而取，即為敦拉薩城市發展中心之意（Komplex Tun Abdul Razak）。
[9] 參閱UNCRO官員YO SHI FUMI MUNETA在檳城保留古蹟研討會上的講話，1991年，由檳州政府與UNCRO聯辦。
[10] 這個組織是于1972年由聯合國教科文機構（UNESCO）設立的，以通過聯合國的力量共同保護「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因而成立了「世界遺產委員會」（World Herritage Committee）及世界遺產基金會（World Herritage Fund），負起實際的推動和保護工作。委員會的成員有21個，任期六年。
[11] 參閱檳島市政局2000年出版的《發展結構草案》報告書，第一章16頁。
[12] 本來檳城州分成五個地方議會，即喬治市議會，檳島鄉村議會，威北市議會，威中縣議會及威南縣議會，並每三年舉行議員選舉。1965年檳州政府接管五個地方議會，終止選舉地方議員，1976年將喬治市議會和鄉村地方議會併成檳島市政局，威省三個地方議會併成威省市政局，一直沿用到今天。
[13] 參閱光華日報13-1-2004。
[14] 許子根于2003年9月28日主持檳州文化嘉年華園游會上的開幕致詞。《光明日報》9月29日。
[15] 參閱許子根在2003年檳州立法會議上答覆議員提詢的會議記錄。
[16] 參閱光華日報2004.2.25日。
[17] 參閱檳島市政局出版的2000年發展結構（修正）草案報告書。
[18] 參閱首相阿都拉于2002年8月5日主持檳州在“3Es，即經濟、教育與環境的卓越表現研討會”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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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人主導政權」下，檳州近30年來有非常突出的成就，也讓世界看到一個多元種族的國家出現一個華人主導的州政權得以生存和發展，即使作為民主櫥窗，其意義也是十分深遠的。但這還是需要凝集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的成就來維護這個華人政權恒久不變色，因此首席部長的責任是十分重大的。
4.1. 千禧年後的新挑戰和隱憂
擺在當任檳州首席部長許子根面前的，就面對了下列的隱憂和挑戰：
出過多本書的馬來作家耶哈耶伊斯邁（Yahaya Ismail）在一本新著“全球化挑戰－－馬來人朝向那裏？”其中一章特別提到檳州馬來人問題，他引述大量的資料，包括選區的種族巴仙率和城市馬來人的處境，認爲馬來人仍生活在貧困中,甚至形容自萊特從吉打蘇丹取得檳榔嶼後（1786年），馬來人的生活並沒有太大的改變。[1]
他分析在檳島有16個選區，只有3個選區的選民是馬來人占多數，即公芭（馬來人63%），直落巴巷（馬來人59.6%）及峇六拜（馬來人47.2%，華人44.7%），其他13個選區華人占大多數。即使如此，馬來人還要讓出峇六拜選區予華人（指民政）。
在威省的17個州選區，馬來選民占多數的有14區，但巫統還是寬宏大量地把其中兩區讓給國陣的華基成員黨：雙溪峇甲（馬來選民50.2%），爪夷（馬來選民56.6%）。
他在著作中指出，巫統在1999年大選，只輸2席給反對黨（公正及回教各1），如果巫統捍衛馬來選民占大多數的選區，巫統的席位會更多。 因此他認為巫統讓出兩個議席給其他成員黨後，理應將峇都烏蠻區（馬來選民38.5%，華人選民48.6%）交給巫統。
他的論點是檳島馬來人的議席太少，以致不能享受城市發展的成果。如果國陣其他成員党在發展過程中有一定的政治議程，則在未來10年，檳島馬來人將陷入更大的困境。 他的結論是為了馬來民族，擁有權力的政治領袖應該有所醒覺過來。[2]
作者在前言中呼籲巫統、回教黨及公正黨和每一個馬來人，再次團結一致，建立一個強大的民族來應付挑戰和産生的威脅。[3]
更為直截了當的是在2003年6月18日，在巫統代表大會上，來自檳城丹絨巫統青年團的團長拉惹慕尼（Raja Munir Shah Raja Mustafa）建議，捍衛馬來人命運的最好方法是檳州首席部長應由巫統委任。[4]
他說：在現有的領導下，保證給馬來人在城市應有地位幷未實行，一天過一天，馬來人在城市的情況將越形惡化。
巫統主席兼首相馬哈迪在回答這樣的提議時說：雖然有人作出建議，但檳州首席部長的位置留給民政黨人擔任。
他說，克服馬來人落後的問題不能通過更換領導人（華人換成馬來人）來解決。檳州馬來人的進步或落後的問題系於領導層的管理效率。
首相以吉蘭丹為例，認為不是人的問題。[5]（這是指說吉蘭丹由回教黨執政，也是馬來人擔任州務大臣（首席部長），但未見有顯著的進步。因此他的意思是不一定要由馬來人擔任首席部長，才能確保馬來人的利益。）
雖然我們並不同意馬來社會中有人提出的論點，但已顯示在千禧年後，檳州華人主導的政權已不是局限在華人政黨間對首席部長的爭奪（馬華公會長期以來與民政黨爭奪首席部長職），而是馬來社會也認爲「已是時機讓位於馬來人」。
這現實的問題，除了涉及政治權力的分配外，我們也注意到檳州人口的結構已有了相對的變化。根據2000年人口調查統計，檳州華人58萬8千7百名（占45%），馬來人53萬3千1百名（占41%），彼此間的差距只5萬5千名，約5%左右。再過10年，可能馬來人的人口已多過華人。這是因爲人口增長率華人比馬來人來得低，這樣的改變是不足為奇的。
如果我們從歷史進行研究，不難發現在萊特於1786年開闢檳榔嶼後，馬來人便是這個島民一份子，只是人口不多。在後來華人移民大量移入，形成檳城的一個最大族群（這種大量的移民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被控制，不過仍有小規模的移民到來）。
雖然如此，檳榔嶼很早已是多元種族合居的地方。在1906年發展成為伊斯蘭改革運動的重要中心地。在賽錫阿哈迪（Syed Sheik Al-Hadi）領導下，出版馬來刊物和宣揚回教的冊子，不遑多讓華社出版華文報（光華與檳城新報），還有英文的亦果西報。
馬來人也在早期設立馬來學校（1826年牛汝莪馬來學校），基督教也在1808年在檳城取得立足點，第一間英校大英義學於1816年設立。
華人私塾在1819年有五福書院。但第一間完整的華校是1904年成立的中華學校。
即使轉入私會黨興盛的年代（19世紀中葉），馬來人也有私會黨組織。總之檳榔嶼從一開始，便存在著多元種族和多元文化。[6]因此，即使檳城在華人主政下，也從來沒有否定其多元性，任何政策的制訂都以整體的州民的利益作為出發點。
但是不容否認的是，馬來社會依然認為最終獲取政治主導權才是最重要的。在這種情勢下，檳州的華人如果要確保華人主導的政府繼續維持，較有效的方法是大力提倡知識經濟和高科技教育，培養大量的人才和精英來面對這方面的挑戰。
換句話說，通過經濟主導政治是比通過人口比例和政治權益的分配來得重要。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檳州政府在過去30年是這樣，在未來的10年也同樣提出經濟大藍圖來防止種族上的失衡與摩擦，避免不利的局面產生。
持平而言，經濟的發展與民主政治的發展是平行綫的，其中幷沒有矛盾。未來的檳州，政黨政治的作用和鬥爭會繼續存在。華人社會的社團，縱使有偏向執政黨，然整體上，它們還是把政治的角逐讓給政黨間各自發揮。
只是，不論怎樣鬥來鬥去。檳州從一開始到現在，就與其他州具有不同的模式。這是英國人留下來的，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下的民主政治的角力場，難怪任何政黨都想插足檳城。從正面的意義來看，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至少，走過217年歷史的檳城被證明是在鬥爭中求發展。
可以這麽說，檳城的成長是與華人分不開的。華人這一路走來，充滿血淚的辛酸，又洋溢著成功的喜悅。
4.2. 未來10年選區結構不會變
可是在喜悅的背後，我們必須以積極和現實的態度面對問題。所幸檳州的華人選民自1990年的大選面臨「華人主導政權」陷入“危機”的教訓後，便從中醒悟過來。
自此而後，華人不敢也不想拿政治權力再作賭注，選民在1995年，1999年及2004年的大選都把選票集中支持華裔候選人，讓他們在國陣內佔有優勢，不致動搖「華人主導政權」，也因此反對黨要求多一些議席在州議會監督政府施政的訴求，已被華人選民擱置一旁。一連三屆的大選，華人反對黨的民主行動黨只能保住一名州議員，即可証明華人選民不想再把政治權益加以分散。
有鑒於選區在2004年才劃分，必須要在8年後才可提出重新劃分，我們樂觀展望未來10年的結構是不會被改變的（除非華裔選民不再投票支持華人執政黨的候選人，讓它們成爲少數議席而失掉主導地位於巫統，這個可能性已微乎其微），因爲華人已十分堅定要守住這最後一座陣地。
未來十年的檳州選民結構（選民會變動，但比例不大）和執政黨的議席分配如下（總共40席）：
根據以上的議席分配，2004年3月21日大選投票的結果顯示華人執政黨占絕對的優勢，由此可見檳州華人十分珍惜“華人主導政權”對華人的未來是至關重要的堡壘。
國陣在檳州取勝的議席（圖表六）： 
注：民政和馬華全爲華人議員，兩黨議員人數加起來是21席，比巫統的14席多出7席，穩住了“華人主導政權”的局面。
另兩名反對黨分別是回教党和民主行動黨，它們分別從巫統和馬華手中取得1席，湊成2席，不足以影響大局。
我們在回顧過去三屆的大選，看到檳州華裔選民投票的傾向外，已無需太大的顧慮華人會自拆堡壘。他們已完全明白「華人主導政權」大過天，絕對不能有所妥協。反對黨之所以無法在州議席取得突破或回到1990年的“勝利”局面，那是因為這個原則是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不是他們不珍惜民主，也不是不懂得監督與制衡的重要性，而是如果因此傷害了「華人主導政權」，就沒有協商的必要了。
4.3. 馬中加強合作有助延續檳州華人主導政權
除了未來10年是不會有變化外，再下來的30年或50年後「華人主導政權」會不會繼續存在？就要看到了那個時候的國家政治氣候和已經處於少數族群的華裔如何應變了。
這之中有幾個有利因素是值得注意的：
中國在和平崛起後，是否已轉成亞洲第一政治與經濟強國？亞洲其他國家是否極需要中國的協助和扶持？尤其是東盟國家與中國的關係是否已到了唇齒相依和不可分割的地步？
如果是的話，那麼一道由新加坡通向中國的“大陸橋”，將會使到東南亞國家從中受惠，而這座“大陸橋”將會通過檳城直上泰國、越南、寮國和緬甸，然後進入中國的雲南，再幅射到中國各大小城市。至於與檳城隔著一道海的印尼早已和馬來西亞建立起密切的關係，再加上以檳城扮演核心地帶的經濟三角洲（即指印尼的棉蘭和泰南的合艾及普吉）的帶動，整個東南亞將會納入亞洲經濟體系內，正如歐洲聯盟建立起的共同市場，亞洲將會成為世界另一個大經濟實體。檳城的角色將會因為它的獨特性（華人主導政權是其中之一）而通過“大陸橋”與中國的關係更形密切。檳州首席部長許子根所指的“中國加一”概念便是具有前瞻性的戰略意義。
一旦亞洲，包括中國和日本認同團結與合作是必然的途徑，以便和西方世界平起平坐，幷在世界經濟一體化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檳城的重要戰略地位就越形突出了。因爲它是中國本土以外的另一個「華人城市」，對鞏固「華人主導政權」就非常有利了。
在國內方面，即使馬來西亞的種族結構有所改變，馬來人或回教徒成爲最大的族群，也會顧及保留檳城作為「通向中國」的一道門戶，對整個馬來西亞的經濟也會起重大的作用。
假如目前檳州政府在推動前述的三大發展目標：走向高科技領域，「中國加一」概念及文化遺產獲得成功的話，它對馬來西亞的經濟也將產生十分正面的影響，進而通過檳城來獲取亞洲國家的支援，共同創造一個繁榮、和平與進步的亞洲。
檳州華人人口在比例上減少，不再成爲最大的族群是預料中事，但這不是改變「華人主導政權」的主要因素。華人可以在少數族群中展示高度的智慧和治國的能力，並使各民族深受其惠。這樣一來，即便中央政府，也會認為改變「華人主導政權」已非重要的策略，反而會被珍惜爲不可多得的「特殊政權」，有助馬來西亞與中國在經濟合作上分享更有利的資源和條件。
在此，我們有必要分析「華人主導政權」在公共行政領域中，在多元種族社會中被認同和被容許存在的政治哲學。
它所表現出來的特點是： 1. 權力平衡的分配；‚中庸的施政及 2. 種族關係與利益的協調並與中央政策的相配合。
所謂的中庸和協商的態度是中華文化中具有的內涵和思想。它不但具有彈性，而且懂得兼收並蓄。
第一任首席部長王保尼因未受中文教育，純粹是親英的英文教育者，在立國之初出任此職，尚可應付比較單純的局面。因為他畢竟通過家庭教育而有了某種程度的儒家思想。
往後隨著局勢的轉變和挑戰性問題的出現，他已經顯得有些力不從心。主要是因為他缺乏真正掌握了中華文化的精髓，加上缺乏對濟理論的理解，致使檳城一度陷入停滯不變的困境。
所幸第二任的首席部長林蒼祐醫生的上臺彌補這一缺陷。林蒼祐雖是受英文教育者，但曾在中國國民黨時代服務一個時期（1944-1947年在中國重慶擔任醫生，曾為陳誠的私人醫生，因中國政局有變，乃回返馬來亞），對中華文化較有直接的體會和認識。他能操普通話，比王保尼強多，王保尼是客家人，懂得方言。[7]
再者，他和中國名作家蕭乾（已故）是在英國結識的，兩人亦師亦友，他從蕭乾身上看到和學到中華文化的特徵。[8]
有了這樣的關係，林蒼祐比起王保尼更懂得應用中華文化中的中庸治政之道來應付各式各樣的挑戰和問題，包括種族問題。
他執政檳城州後，便領導其民政黨加入中央政府的執政黨－－國陣，取得巫統對他的信任和放手讓他治理檳城州。
他的另一個強點就是通過經濟的發展來穩住華人主導政權，這就是在60年代在歐美興起的“政治的經濟學理論”的應用，英文稱之為「The Ecnomy Theory Of Politics 」。這個理論是採用經濟的途徑來討論政治，不只強調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係，而且把政治的領域當作經濟來看待。
其所研究的範圍主要有下列4點：價格與市場體系；‚民主政治；ƒ官僚體制及„協商體系（Bargain System）。[9]
林蒼祐熟知治州（省）之道主要在於改善經濟條件，才能為政治帶來好處。若是光從政治著手或採取政治手段或種族手段處事，肯定出大亂子。他因而確定了經濟為先導的政治理論。他的中庸施政莫不與他受儒家思想的引導大有關係。
隨著時代的變化，林蒼祐單有經濟手段而忽略華人的文化教育已不能滿足華人的需求，因此他在位20年後，被華人選民認為是換人的時候了。
接任的許子根博士顯然又滿足華人社會的需求。他不但學貫中西，學術有成，而且從小就接受華文教育，直接吸收中華文化的偉大智識，對他的從政起了很大的輔助。他一方面延續了林蒼祐的政治經濟學成果，另一方面又強化了儒家的中庸施政，取得了巫統（馬來人）的信任和華人的支持，對於華人主導政權的穩固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僅於此，今日在馬來西亞從政和掌權的部長，絕大多數已是通曉華文或是華校生出身。這又是中國崛起後對國際社會，包括馬來西亞產生的潛移默化的必然趨勢。
許子根無疑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他擁有儒家的思想，又有現代文明所具備的從政和當領導的條件。是新一代的馬來西亞華人的象徵之一。從而反映出單純受英文教育或峇峇時代已告過去。
[1] 參閱“Cabaran Global – Ke Mana Melayu”oleh Yahaya Ismail, diterbitkan oleh Usaha Teguh Sdn Bhd, 2002, muka 68.
[2]參閱“Cabaran Global – Ke Mana Melayu”oleh Yahaya Ismail, diterbitkan oleh Usaha Teguh Sdn Bhd, 2002,第85-86頁.
[3] 參閱同上，前言（Sepatah Kata）
[4] 參閱馬來西亞前鋒報(Utasan Malaysia) 2003.6.19日
[5] 參閱馬來西亞前鋒報，2003.6.21日
[6] 參閱“Conjunctures, confluences, Contestations: A Perspective on Penang” by Tan Liok Ee,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2002.
[7] 參閱謝詩堅著《林蒼祐評傳》，檳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1988年，第17-27頁。
[8] 參閱同上，第24-27頁。
[9] 參閱洪鐮德著《當代政治經濟學》，台北市場智文化出版，1999年，第228-234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章 结论
如果中國能從現在開始，注意到檳城在推動“亞洲共同市場”的角色幷不遜於新加坡，甚至可齊驅並駕的話，那麼「檳城華人主導政權」的維護和鞏固也是具有國際戰略的價值。這對檳城華人來說，又是一種無形力量的鼓舞與支援。
但必須指出的是，檳城不能夠引用新加坡的模式來增加華人人口，新加坡政府這些年來的努力製造來自中國的新移民，除了防止華人人口下降外，同時要吸取中國的精英。李光耀這樣說：“為了要更好地瞭解中國人，我決定吸收總明的中國人才到新加坡工作和學習，以便他們瞭解新加坡人，並成為新加坡一份子。”[1]
根據新加坡2003年人口統計，總人口是418萬餘人，其中343萬餘人是本地人，而有70餘萬人是流動人口，間中中國來的新移民高達30萬餘人。他們可以在商貿、金融、科研、教育、新聞、 文化、藝術及法律等領域擁有一席之地。[2]
這種新移民適合于一個擁有主權的國家，它可以採取開放的政策，但新移民顯然對政治力量的強化無所幫助，因為他們不被鼓勵參與政治活動。此外，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國情截然不同。馬來西亞不會開放其移民政策，亦不會鼓勵中國人作「新的遷移」。所以對於只擁有一州的政權而沒有主權地位的檳城來說更是不管用也是不實際的。
檳城和新加坡之間則存在的一個十分微妙地對中國關係的期望。新加坡的“10+1”的框架，使到新加坡與中國關係處於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前哨站，雙邊能夠在政治，經濟諸領域密切合作，人民之中流動的方便是基礎。[3]
而檳城州政府也謹慎地提出“10+1”小框架，所不同的是新加坡扮演東盟的前哨站；檳城則要扮演中國與東盟，中國與西方國家及中國與回教世界之間的仲介角色。[4]
雖然檳城曾經是華人南來的前哨站，是英國育孕新加坡誕生的源頭地，但歷史的變遷使到兩個原本是一體(皆屬英國海峽殖民地的地區)的島嶼分隔成兩不同的實體。所具備的共同點是：兩個都是以華人佔大多數的地方。不同點在於新加坡是華人主導的主權國家；檳城則是華人主導的一州政權，兩者已難相提並論。但對中國而言，兩者的重要性是值得中國擺上經濟合作領域的日常議程中。
本文的結論是：放眼世界，檳州華人主導政權，從廣義上而言，它是中華民族因勢利導建立起來的第六個以華人為主的政權。第一個自然是在中國，第二個在臺灣，第三個在香港，第四個在澳門（以上歸屬中國的領土下建立的政權），第五個在新加坡，而第六個則是檳城州了。基此，中國加強對檳城的關懷與支援，將是更為完美的期望。不單我們能樂觀看待未來50年會有華人立足之地，甚至因為華人在世界各地無所不在而使到檳城的「華人主導政權」成為馬來西亞十分重要的連系世界各國和世界華人的寶貴資產，值得加以保護和珍惜。 （完）
[1] 參閱新加坡《聯合早報》2001年10月24日。
[2] 參閱周兆呈（新加坡《聯合早報》高級新聞編輯）論文《新移民的跨國性》，2004年，澳門科技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所刊印分發。
[3] 參閱周兆呈著《新移民的跨國性》，2004年，澳門科技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所刊印分發。
[4] 參閱許子根（檳城首席部長）于2003年在吉隆坡舉行的世界華裔大會專題演詞。28-7-03. ___________________
特殊名詞中英文對照
MALACA - 馬六甲
Penang Island (Pulau Pinang) - 檳榔嶼
MALAYA - 馬來亞
MALAYSIA - 馬來西亞
Singapore - 新加坡
Province Wellesley - 威省
The State of Penang - 檳城州
Captain Francis Light - 萊特上尉
Pearl of Orient - 東方之珠
Thomas Standford Raffles - 萊佛士
Benkulen (Bengkulu) - 明古連港（今稱明古魯港）（蘇門答臘島西海岸）
Imperium in Imperio - 政府中的政府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 海峽殖民地
Governor - 總督
Resident - 駐劄官或參政司
Chinese Protectorate - 華民政務司
Loi Tuck - 萊特（馬共前總書記，被查出為內奸後，於1947年逃亡泰國時，被馬泰共聯手幹掉）
Yang di-Pertuan Agong - 最高元首（國王）
Yang di-Pertua Negeri (Formerly known as Governor) - 州元首，前稱州長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tate of Penang - 檳州憲法
Special Right - 特別權力（指土著）
New Economy Policy - 新經濟政策
The Chief Minister of Penang - 檳州首席部長
George Town - 檳州首府喬治市
UDP (United Democratic Party) - 民主聯合黨
MCA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 馬華公會
Alliance - 聯盟（國陣的前身）
Barisan Nasional - 國陣（國民陣線，1974年由聯盟擴大而改名）
Gerakan - 民政黨（1986年成立，民主聯合黨解散後加入）
Malaysia’s Silicon - 馬來西亞“矽谷”
Free Trade Zone - 自由貿易區
Malayan Union - “馬來聯邦”，是英國在1946年推出的憲政，但在馬來人強力反對下被擱置。
UMNO (United Malay National Organisation) - 巫統（馬來民族統一陣線），是建國以來的最主要執政黨，由馬來人組成和領導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 馬來亞聯合邦
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 - 馬來西亞聯合邦
Baba - 峇峇或稱海峽殖民地華人，是土生土長的華人，受英文教育，但家庭保持某些華人傳統，思想親英 Emergency Act - 緊急法令
Internal Security Act - 內部安全法令
British Subject - 英籍民
By operation of Law - 因法律之實施（成為公民）
By Registration - 申請註冊（成為公民）
By Naturalisation - 申請歸化（成為公民）
Hollowing Out - 空洞，移空
Niche - 利基（精品中的精品，意精益求精）
“China + 1” - “中國+1”
ASEAN - 東盟
ASA - 東南亞聯盟
KOMTAR - 光大（指喬治市心臟地帶的66層高之建築物）
United Nations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UNCRD) - 聯合國區域發展中心
Cultural Herritage - 文化遺產
Natural Herritage - 自然遺產
Rent Control Act - 屋租統制法令
Executive Council - 行政議會
Abdullah Bin Baji Ahmad Badawi - 阿都拉（現任馬來西亞首相）
Mahathir bin Mohamad - 馬哈迪（馬哈蒂爾）（前馬來西亞首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檳州繼續追求卓越
（取自檳州政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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