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七八年大選後局面

(01) 外來思潮衝擊華人
1978年的大選，雖然國陣成員黨馬華面對重挫，但整個大選成績仍舊展示了國陣的鞏固力量，其中以巫統的勢力更為強大，它打敗了回教黨的挑戰，成為在國陣內具有不可動搖的領導與決定性地位。

反觀國陣內的其他政黨，地位已或多或少受到挑戰和削弱的跡象，包括馬華、民政、人聯和進步黨。

國陣獲得的總票數是199萬6307張，佔投案率的57.5%。民主行動黨得66萬4463票，佔19.3%。回教黨得53萬7253票，佔15.5%。其他政黨得票微不足道。這意味著，78年的大選只剩下4個以華裔為主的政黨，在議會鬥爭中相互消長勢力。

政治局面大變化
1978年以後的政冶局面，有了更大的變化；華人思潮所受到的黨蕩不比五一三事件來得少，有外來的，也有內在的。

我們先論及外來的思潮衝擊，正如我們曾經在前面所提過的，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或多或少地促發了左派的華人朝向偏重思想主義的鬥爭，進而對議會選舉不感興 趣，但1976年中共“4人幫”倒台後，中國政局的大改變，也使到海外的華人重新評估主義鬥爭和強調思想意識，而忽略客觀現實的政治觀。

不過，由於中國政局從激進派到務實派有了曲折迂迴的過程，中間也有了“凡是派”（以華國鋒為代表人物）抬頭的時期，折衷於激進和務實派之間，仍然對思想主義未放鬆，遂使到海外的華人接受批判4人幫偏激政策的同時，也抱著觀望的態度。（223）

假如說4人幫垮台尚不足以明顯地看出華人思潮的轉變，那麼1978年越南侵略柬埔寨，大量製造難民潮，包括迫使在越南的華人無立足之地， 已深深地觸及東南亞華人的心靈，而對越南的解放及越南的統一有了不同的看法，不再歡呼越南打敗美國，取得祖國統一，而是對越南的倒行逆施，極端有餘的暴行 感到深惡痛絕。

血淋淋的事實令人咬牙切齒，因為在過去東南亞一般人民的眼中，尤其是左派人士，視美國是東南亞不安的“禍首”，一手挑起印支戰亂和使生靈塗炭乃至國家被分裂。

越南華人大逃亡
可是，越共於1975年得勢後，就逐漸地以苛政來對付南方人，特別針對在越南的華人，迫使許多華人成為難民，在怒海中逃生，東南亞的華人對越南政權產生惡感，接著再進一步看到越南的侵略柬埔寨，對柬人民包括華人趕盡驅絕，就澈底地由厭惡轉而痛斥越南的當權派了。

根據《遠東經濟評論》出版的《1980年年鑑》，越南截至1979年10月中止，已製造了逾50萬難民逃往其他國家，這還未包括在怒海中喪生的不幸者。

“這樣說來，50萬難民逃生，50萬死亡，越南已趕出了逾100萬人口，如果加上柬埔寨的難民和死亡人數，越南對人類的殘害已不遜於希特勒對600萬猶太人殺害的程度，不得不引起世界的關注。

然而，不論是在越南或柬埔寨，華裔已成為首當其衝的俎上肉。越南為了給自己的罪行強硬套上理由，竟說這些華裔是中國的“第五縱隊”。另一個超級大國也曾這樣地指控東南亞的華人，這是一種用意至惡，而企圖為自己的罪行作掩飾的行徑。”（224）

越南所作所為，欲蓋彌彰，引起公憤，更可悲的它已淪為一個超級大國推行擴張主義的工具。這樣的解放南方的結果，已不是東南亞的人民，包括華人在內所能苟同的。

從越南驅趕國人成為難民到侵佔柬埔寨，到中國舉兵“懲罰”越南，到越南不接受聯合國裁決──撤軍柬埔黨，停止製造難民，它已經創下現代歷史最可恥的暴行，誰人又能對越南鼓吹的思想和主義寄以幻想呢？

(02) 冷戰文革帶來省思
中國文革10年浩劫，越南的血腥罪行，蘇聯擴張行動帶來的危機，在使到東南亞的華人，對於自身所居住的地方，產生一種深切的情感而嚮往處在一個不動亂既和平的環境中。

主義和思想已經被民族主義的情感所取代，轉成民族利益被強調和重視，華人在現實環境中所面對的問題，已不能單純通過思想和主義來解決，而是必須從民族的生存和整體的利益來著想。

如果說，左派思潮在70年代中期以後漸漸褪色，那麼到了80年代，它已經不是華人社會所爭執的課題，不過大多數華人在政治上仍然徘徊在十字路口，例如 1978年的選舉結果，表達了華人在思想上的分歧，但這已經不是主義的鬥爭，而是對民族的權益和文教問題表達了華人的態度和情緒；尤其是在城市的華人，存 在更大的不滿情緒，因而大力支持反對黨，民主行動黨順著潮流變成最大的反對黨。

雖然如此，並不構成著華人要向左轉，因為民主行動黨並不標榜左派的意識形態，而是強調社會民主。為了爭取華人支持，它在言行上比其他華人政黨更敢於講話和抨擊，正符合了存有挫折和不滿現狀的華人的心態，馬華公會及民政黨轉而處在挨打的地位。

雖然局面不是不可以扭轉的，即使有改變，也不大，更非意昧舊華人的問題已經解決。1978年大選過後，舊問題依然存在新問題接踵而來。

胡先翁分析局勢
讓我們先看看政府對大選後所持的態度，國陣在胡先翁領導下，繼續其大選前的內閣班底，馬咍迪醫生的副首相職位的確定，暗示了他是胡先翁的接班人。

作為國家首相，胡先翁於1979年1月接受《遠東經濟評論》專訪時對當時的政局有如下的解釋：
問：巫統在大選時表現優越，為什麼馬華會又這麼差勁？

答：馬華經常都是如此，巫統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如此，馬來西亞印度國大黨與民政黨也是這樣（國陣成員黨），有一些事情，如獨大與工業協調法令，使馬華及其他國陣成員黨處於很困難的地位。

馬華被指斥不為華人社會及華人社會的利益力爭，馬華經常處於這種地位，現在民政與國大黨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民主行動黨，當然利用這些事件。我並不是因為對這個反對黨有偏見才這樣說，這是事實。

問：民主行動黨成功地黨取了華人選票。在這種情況下，你是否認為馬華公會還是華人社會有效的領導？或者你認應有所改變。

答：我看不出馬華公會的地位有需要任何的改變。馬華是個歷史悠久的黨，在全國各地都有組織與支部。不管反對者說什麼，馬華還有很多後盾，馬華是否有深入基層，又是另一個問題。

假如我反過來說，馬華採取如民主行動黨相同的策略與態度又怎麼樣？你認為馬華不會獲得支持？如果他們出來高喊中華文化，為獨大等等鬥爭，民主行動黨將會完蛋。

問：但他們在國陣內不能這樣？

答：問題是民行黨很容易這樣做，因為它沒有責任。其實，如果民行黨獲得足夠的支持，並且能組成政府，我懷疑是否可以在不動亂的情況下履行諾言？

接著胡先翁否定邀請民行黨入閣，他的理由是：民行實的政策與國陣完至背道而馳。他們要所有的語文，我們不相信在這麼多種官方語文下能建立國家。這並非指其他語文不需生存和蓬勃。

其他國家也是這樣，但必須要有一個主流，一個明晰的國家主流，我們不能把這個問題混亂。

此外，胡先翁抨擊一些富有的人，形容本身的處境是第二等公民。他說：正是這些人申訴他們受到歧視和表示不滿。既然他們是百萬富翁，又說是二等公民，他們能夠在世界上，找到這麼多二等公民的百萬富翁嗎？

富裕華裔表不滿
不過，他解釋說，他所指的是那些過著富裕的生活的人士，而不是針對大多數華裔公民。他認為大多數都是效忠的公民，具有正確及健全的態度，因此他的結論是：新經濟政策沒甚不妥，也沒有修正的必要。

胡先翁的談話概括了他對1978年大選揭曉的態度，其一是否定邀請民行黨入閣；其二是一些富裕的華裔發出不滿的聲音，他特別提及李延年及商會的大人物申訴已成為次等的公民。（225）

這一次訪談的內容，對於華裔領袖的看法，是有商榷的餘地，但我們不能不重視馬來社會領袖所持的態度。換句話說，華社提出的意見，已被縮小成富有者的申訴，而不是大部份華裔的心聲。
針對胡先翁的言論，許平等（前馬華工商聯合會總會長）發表了較具體的答覆。

他說：70年代開始的新經濟政策強調對土著特別優待，初期的同情態度受到執行偏差的破壞，屬於非土著的華印人等遂有不如土著之感。不僅早一代如此，新生的一代亦然。所謂二等公民的觀念，即由此而來。

這種普遍存在於非土著中的感覺，對於需要全民團結的馬來西亞，的確是不利因素。

然而認為具有二等公民感覺者，只是某些百萬富翁，是“見樹不見林”的錯覺。也許，用二等公民來概括華人社會要求公民平等權益的願望，可能是不甚適當的。

90%華裔效忠國家
華人的真正願望，在目前的情況下，曾經通過馬華工商聯合會來表達，正像馬來人的願望通過馬來工商種會或巫統來表達一樣，是民主政制下遵循憲法途徑常軌，似不宜斷定為罪過，而代表人民的領袖，其中當然包括“百萬富翁”，似不應成為代罪羔羊。

其實，馬來西亞的華裔公民，至少有90%是絕對效忠國家的。但是，效忠國家並不是說一定會在任何情況下完全順從任何政策，效忠依然允許不滿情緒存在。

效忠的華裔公民，事實上也極其不滿於公民權益的不平等，他們或未宣之於口，或未參加大聲叫喊，正是因為有人代表他們講出心聲，他們只是默默支持，同樣迫切希望達成目的。如果認為緘默即無不滿，那也是乖離事實的看法。

所謂當“二等公民”的感覺是否存在，並不能以少數特殊事例來斷定，主要是看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是否受到平等對待，不致“到處碰壁”，對前途失望或恐懼，否則縱有萬貫家財，甚至高官厚祿，也不能消除心中陰影。

當政者與其指摘這種吶喊，不如實事求是，徹底瞭解其由來而加以消除，還有甚麼人會想到自己是“二等公民”？

(03) 許平等答覆胡先翁
在答覆胡先翁所提到的“馬來人恐懼在經濟上受華人支配，華人恐懼在政治上被馬來人壓倒”的情況時，許平等例舉數目字證明華人有史以來到現在，就不曾居於經濟上的支配地位。

他指出，“華人恐懼在政治上被馬來人壓倒”，究其實，也是一種誤解。華人向來對於政治沒有多大興趣，獨立後成為公民亦然。

自獨立前後起，政治（包括行政）的權力，一直操諸於馬來人之手，華人甚少表示不滿或抗議，既使是在“二等公民”的感覺中，亦是經濟意義重於政治意義。

在政治上，華人早已被馬來人“壓倒”，並容忍了20餘年。真正的恐懼，則是來自經濟方面受到政治壓力，以致限制了未來發展甚至存在的程度與日俱增。

可以說，華人的恐懼，經濟的原因多於政治的原因，至少在現時或以前是如此。華人希望的是開明的民主政治，不必過份爭奪權力而能獲得憲法保障應有的權益，和自由的經濟政策，允許以公平的兢爭來發展私人企業，以協助國家的建設。

應設法消除人民恐懼
這種想法可能較天真或有些過時，在面對現實時遂有恐懼之感，也因此對新經濟政策產生希望和對執行偏差產生失望，逐漸趨向於更關心政治，在某些方面有了實際的表現，應是可以理解的。
“人民之間存在著彼此的恐懼，自非良好現象，從政者須設法消除。消除之道，如果延用安撫策略，順從那些誤解，使之作為某種程度的滿足，無異“揚湯止沸”，徒勞無功。

另一方面，如不深入暸解，反而譴責敢於表達心願者，阻塞進言之路，亦似掩耳盜鈴，於事無補。”（226）

作為華商機構的代表，許平等這一席話是從側面答覆了胡先翁對“百萬富翁”的指摘。而如果我們撇開各政黨的不同立場，和華人社會的政見分歧。這種答覆無疑是表達了華社的一定的心聲。1978年大選的成績顯示，反對黨的勢力在城市地區抬頭，或可說明華人對施政的態度和抗議。

同時，也無可否認的，1978年後的局面在華社中已出現如同許平等所說的，有了一種失望的感受。但是當國際的政治局勢起了急速的變化後，尤其是難民潮的悲劇啟示，華人又在失望中看到印支的人民，包括華裔悲慘的一面，而慶幸自己生活在和平的環境中。

這種矛盾的心理對於人民思想的啟迪和影響是相當大的，但在整個來說，華人仍然沒有辦法在現實中擺脫時局的苦悶。儘管如此，華人在政治的鬥爭並未止息，反而是上演一幕又一幕的“兄弟鬩牆”的事件。

(04) 中庸路線獲民認同
回頭看馬來社會的政治變化來瞭解政府（尤其是巫統）的態度和方向，正如前任者一樣，胡先翁是否定一族統治的局面，他的新內閣維持了原狀，未有多大的調整。

這表示雖然馬華及民政競選失利，仍然是國陣的成員。不過，馬華和民政在國陣內的代表性已受到內外的挑戰。對內方面，它們代表的華人席位有限，對外方面，民行黨經常重申它代表70多萬張不滿國陣的選票，且不同意馬華及民政代表華人的政治力量。

巫統維持聯合政府的傳統，一方面說明它要有多元種族的形象，另一方面顯示中庸派在巫統內佔上風。副首相馬哈迪醫生在大選後說，在選舉中，政府雖然受到馬來 人，華人及印人極端份子的抨擊，但執政黨已完全挫敗了馬來種族主義份子，華人種族主義雖然取得一些勢力，但根本未能威脅政府及其政策。

接著他保證，實行中庸政策的馬來西亞，將不會進行破壞性的政策變更，以致影響本身的經濟及投資。（227）

拿督斯里馬哈迪又說：每一個種族應尊重他族的利益及願望。但是士著與非土著都必須接受這樣的一個事實：他們只能期望獲得目標的50%而已。（228）

胡先翁與巫統大會
巫統擊敗回教黨，也證明大多數馬來人接受多元政府，並相信巫統能照顧馬來人的利益。

不過，巫統內部存在著的矛盾和鬥爭又意味著，有人不同意領導層的溫和路線，例如1978年9月（大選過後2個月）舉行的巫統大會，第一次發生有人與首相爭奪巫統主席高職。

雖然挑戰者蘇萊曼巴勒斯丁（前檳州立法議會議長，巫統元老之一）不足以動搖拿督胡先翁的地位，但打破了傳統的不競選安排。其一表示黨內有一股力量是不屬於胡先翁的，其二是派系的鬥爭趨向明朗。

選舉結果不出所料，拿督胡先翁以絕大多數票取勝。他獲得896票，對手得250案，多數票是646張。這樣一來，拿督胡先翁的黨主席職位已肯定，但選舉得票比預期的還多，得票剛好是；總投票的五份之一。

有人認為代表中有某種程度的同情拿督哈侖的處境，蘇萊曼的競選宣言是指責巫統已被共黨顛覆，貪污盛行，他也要求寬赦拿督哈侖。（229）

署理主席一職由拿督斯里馬哈迪醫生在無對手競爭下當選，原本的競爭者佐哈里宣告退出。

三名副主席的職位共有9個人角逐，除了東姑拉沙里及嘉化峇峇蟬聯外，另一位新崛起的人物是拿督慕沙希淡。他被一些黨內外人士視為未來的首相人選。而他的勝利被解釋為培養第二代的領袖的計劃已獲得贊同。

事實上，政治觀察家認為，在馬哈迪醫生繼承高位後，慕沙將會被選為副首相。（230）

在最高理事會選舉中，當時身繫囹圄的拿督哈侖以558票中選。這顯示他在黨內仍有支持的力量，在20人中、有新舊派人士在內。

拿督胡先翁對拿督哈侖的當選感到失望，他在總結辯論時揭露當人民銀行由拿督哈侖領導時，幾近破產，但沒有代表提及此事。（231）

不過，整個情況來看，巫統新領導層的產生，是新舊派的結合，用以標誌巫統的團結，而不鬧公開的分裂，同時也使拿督胡先翁有更大力量執行國家政策。或者，這也可以歸為中庸派的勝利。

在第3天大會上，巫統通過修改黨章及一些議案，包括堅決執行國民教育政策，堅決地表示支持政府拒絕獨大的創辦。

不過，巫統兩位領袖則譴責宗教極端份子，強調在多元化的社會需要宗教自由。他們重申在追求政策目標時採取中庸態度，並與其他非馬來人政黨分享政權。

拿督斯里馬哈迪提醒黨員，極端主義者的種族叫囂，只會帶來災難。他說：“巫統與國陣的其他成員合作是由上一代確定下來的。雖然巫青團及婦女組是巫統的繼承人，但這兩個組織並沒有類似的合作。

事實上，在國陣的伙伴中，懷疑可能產生，當年輕的一代接過巫統的領導權時，他們是否會保持原狀？有了這些懷疑就會對國家的未來安全有了質疑。”（232）

土著高呼保護權益
拿督胡先翁也有同樣的感受。他強調巫統的主要任務，是消除不同種族間的恐懼和不安全感。關於新經濟政策的實施，他承認遇到一些困難，因為馬來人及非馬來人都有恐懼心。

“馬來人擔心非馬來人經濟權力的增加，特別是華人，而非馬來人擔心增長馬來人的政治權力，”他補充說，巫統的責任就是逐漸地減少這種操心。（233）

正副首相所闡明的觀點和巫統選舉所展示的，雖可看出溫和派在黨內佔上風，但對於教育和新經濟政策，“巫統堅持其既定的立場。例如土著經濟 大會的召開，土著投資基金的成立及教育大會的舉行，進一步確定了土著的地位，尤其是於1980年5月舉行的第3屆土著經濟大會，更提出了土著應佔經濟領域 的51%。

在新經濟政策底下，土著被規定在1990年達到佔有經濟股權的30%。現在再要求增加21%，雖不是直接來自政府的聲音，但馬來社會已有一股力量提出這項要求，同時通過在今後10年內，減少非土著礦業投資。

事後，巫統副主席嘉化峇峇說，非土著無需對有關議決黨感到疑慮，因為這只是一種建議。（234）

雖然土著經濟大會有此議案，也獲得1980年7月召開的巫統代表大會接納，但副首相拿督斯里馬哈迪醫生說：政府認為它是不切實際的。（235）

(05) 曾永森挑戰李三春
?980年7月召開的巫統代表大會，巫青團長蘇海米促請政府執行1961年教育法令第21條2節，也建議政府採用一種語文政策，這使到華人社會受到更大的衝擊，紛紛表示反對，更認為蘇海米談話已越軌。

這樣一來，儘管政府不全接納土著經濟大會的議案；蘇海米演講詞只是一種建議，但已在華社中引起紛紛議論，而擔心會面對更大的壓力和限制。

本來，在面對越來越多的問題和挑戰時，華人在言論上和行動上的一致，被認為是應有的表規，但情況適得其反；尤其是華人政黨內部和政黨間的鬥爭此伏彼起，使力量更見分散，鬥爭越趨激烈。

我們將逐一的分析政黨和華團的內部問題以及在進行爭取權益時的不一伐步，來看看華社的複雜局面。

（一）馬華公會──馬華公會於1978年大選過後，力量受到削弱，與華社的低潮關係尚未能扭轉過夾，但馬華仍然表示不能支持獨大，認為它不能帶來利益，且指責獨大問題已被當成政冶武器。

同時，在馬華大會上，也否決將拉曼學院升級為大學，理由是：這將會出現很多的後果，其中之一是受到1971年大學及大專學院法令的約束。這使到非馬華人士在當時產生一種印象：馬華不夠勇氣面對困難。

但拿督李三春否定這種說法，他重申“馬華有如汪洋中一條船，在漫長的航程中，我們已確定了方向。不能因為要獲得政治上的眼前利益或是聲望，而把人民帶向困境。我們必須要有勇氣去拒絕利用情緒。

自1969年以來，一些人包括政治投機者，都把獨大問題作為摧毀馬華公會的武器。我們不能讓此問題繼續去混亂和分裂華人社會。因此我們已決定，將堅持我們的立場。”（236）

正由於馬華堅持不支持董教總要求創辦獨大的立場，造成馬華和華團之間的關係鮮有改善。

不過，另一方面，馬華的第二號人物拿督曾永森，似乎不同意與華團公開表示相左的意見，他希望馬華能和華團取得協調。曾永森一向以來並未在言論上開罪華團，因此他的論調和馬華中委會的當權派有了分歧。

李曾攤牌爭領導權
如果說李三春是擺明來講，那麼曾永森就顯得含蓄。而事實上，這兩位巨頭打從曾永森於1977年挫敗張漢源成為署理會長後，關係就逐惡化，沒有扭轉的餘地。

到了1979年9月，馬華代表大會終於上演一場李曾鬥爭的內鬨。曾永森直接被提名攻打總會長，與李三春爭一日長短。雖然兩個人的鬥爭不是涉及馬華的黨綱和作為國陣一成員的角色問題，但就李曾來說，他們已到了攤牌的階段。兩人之中，必有一人要放棄領導權。

很肯定的，李曾的龍虎鬥雖然是屬於權力的鬥爭，但華人社會已因這一場選舉沸騰起來，一時之間，分成兩個力量在較量。

1979年8月30日提名揭曉時，出現李、曾只提名競選主席的局面。

(06) 曾何攜手背水一戰
原本是署理會長的拿督曾永森，為何會背城一戰，以政治前途作為賭注，挑戰李三春？

他在一篇文告中這樣說：“由於政局之不斷演變，轉眼又將步入80年代，陷於水深火熱之華裔同胞，極盼望有一強大政黨，引導他們心連心，肩並肩，同登高山峻嶺，共渡汪洋大海，奔向光明。

弟於1977年第26屆中央代表大會，得各同志大力支持，幸居暑理總會長高職，即埋頭苦幹，盡力而為，從不惹是生非，更不欲結怨滋仇。

無奈過去2年，尤其是最近數月，在中委會議或在公共集會，時有無理文告或指責，直接間接千般為難，似有非置弟於死地而不甘休。而今中央改選在即，表面似很平靜，實則危機四伏，弟慎思再三，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衝出重圍。

在此進退維谷，千鈞一髮之際，唯有選擇以攻為守之策，誠事非得已，並非有意挑釁。任何競選都有危險性存在，倘若出師不利，尚望同志堅守崗位，繼續維護華裔應有權益，穩定政局，俾國家繁榮幸福，得永久確保，倘得同志支持，倖免大難，則將與同志同商良策，共負重任。”（237）

配合拿督曾的行動，原任副總會長的拿督何文翰則攻打署理總會長。拿督李三春一派的策略似乎是避開署理總會長，只有陳國良（此君曾於1977年向拿督李挑戰總會長職，只獲得200餘票而落選。）問鼎此職。

一時看來，李派忽略了這個職位的重要，但詳加研究，卻也是退一步進兩步的戰略，可謂高明。

曾派全線攻高職
此外，和拿督曾聯手的較知名人士有丘思東，他角逐副總會長，其他明顯的曾派候選人的知名度並不很高。這不能說是一個失策。但以當時的情況，曾派認為只要奪取總會長和署理會長即已足夠控制整個黨，不需要全面出擊。

這種估算是把那些身居高職的馬華黨要雖未公開表示支持，但私下似乎和拿督曾有了默契，這種說法並非沒有根據。拿督曾在提名後這樣說，他這次向拿督李挑戰是得到拿督何的全力支持，同時還得到競選副會長的副部長，許多國會議員以及諸多州議員的支持和配合的。

他繼說：“我們不是結夥奪權，我們所以攜手合作，是因為我們志同道合，有共同的信念和目標，來建立一個更好的馬華公會。”（238）

此言一出，整個馬華又震撼起來，諸多副部長，議員及各州聯委會馬上表明立場，矢言支持拿督李的領導。這些人中包括被拿督曾認為是支持者和同路人的黨要。

情勢急轉直下，已迫使許多不表明態度或所謂保持中立者有必要作抉擇。他們或者宣佈支持拿督李，或者支持拿督曾，不可能保持沉默，沉默將被視為至少是拿督曾的支持或同情者。

顯然是針對拿督曾的一席話，馬華的副部長和議員都表態了。丹斯里張漢源、拿督梁維泮、麥漢錦、林良實及拿督劉集漢聯合發表文告支持拿督李的領導。各州馬華 行政議員也致電支持拿督李，他們是拿督張文強、拿督陳炳坤、拿督李金獅、童國模、陳仁安、余國振、蕭送生、陳天慈、林斯江及鄭振玉。

其中最嚴重的莫過於霹靂馬華聯委會6要員的聯合聲明，麥漢錦、陳仁安、楊忠富、陳見場、林永玉及黃意高一致指出，倘使拿督李競選總會長失敗，他們決定辭卸在政府中擔任的職責及辭卸選區的議席。

他們認為“馬華最高領導人，需要現在的李總會長繼續領導黨的前途，否則幾年來的改革和為華族作出的努力，就半途而廢了。”（239）

各州支持李三春
麥漢錦等人的聲明，引起不同的反應，有人讚揚他們對拿督李忠心耿耿，給予不二支持，但也有人譏他們政治意識未成熟，為了黨領袖競選而恫言如果某一位候選人落選，便辭卸議席。此說假如是成立的話，那麼這六個人只是為一個人服務而不是以黨國為重。

除此之外，各州聯委會也公開支持拿督李的領導。它們包括檳州、霹靂、雪蘭莪、柔佛、丁加奴、馬六甲、吉蘭丹、森美蘭等。

從形勢分析，拿督李已經佔上風，但拿督曾仍然聯合了拿督何發表了一篇競選宣言，為“新的精神，新的希望”，摘要如下：
（一）改革的需要：今天我們所面對的困境，就是人民和黨同志對黨領導層的信心逐漸喪失。馬華應有一個忠誠、剛毅和廉潔的領導層，為國家和華裔同胞服務。

（二）馬華與黨員：黨紀律與權勢，團結與派系，選賢能否與裙帶隨從關係的分野。馬華黨內不能有彼此對抗，也不能有顛覆和盲從的存在。不論在黨內或政府內擔任工作的黨同志，必須選賢任能，絕不允許裙帶隨從關係的影響。派系、個人主義都沒有在黨存在的餘地。

（三）領導層問題：廉潔有效能及不循私的領導層，才能贏取黨的信譽和尊嚴。裙帶隨從關係和私利所產生的效忠，將會腐蝕領導層和追隨者的效能。

馬華與其領袖有責任為其黨同志和華裔同胞服務，濫用權力或以個人政治命運重於黨國利益者，都應受到每一位黨同志的唾棄。馬華的領導層必須絕對廉潔的。

我們將不允許任何形式的權勢壟斷，無論這些權勢是個人的或是一小撮人的，基於這項原則，我們將遵循黨同志之意願，修改黨章程的有關條文。

（四）黨內的參與：馬華必須是一個開放而團結的政黨，我們應該鼓勵“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使各級同志自由及坦誠的表達參見，無需感到恐懼或被迫害。

（五）華裔同胞：我們不但會繼續完成黨5大計劃未竟之業，我們將提供更好更廉潔的管理，更廣泛的惠澤華裔同胞。該5大計劃將不得被利用作為一小部份人謀取私利的機構或鞏固個人的政冶王朝的工具。

（六）教育：馬華將爭取更多的教育設備和機會給華裔同胞。馬華將確保華小永不變質及接受母語教育的黨法權利，馬華也將爭取更多的撥款，發展華小及華校教師受訓的機會。馬華將為華裔子弟，積極爭取合理的大專教育機會，儘快發展拉曼學院及鼓勵其他高等學府設立。（240）

(07) 兩派系公開大論戰
韋o一份宣言：是曾永森派向拿督李派系作直接的挑戰，而提出的建議和理想是意味著馬華的當權派，並沒有做到或做得不好。當懽派對此感到憤怒，大舉反攻。

拿督李三春針對競選宣言，打破提名後的沉默。他說：拿督曾於過去2年的任期內（擔任署理總會長），對於馬華並沒有什麼貢獻，對於黨的各項計劃也漠不關心。

又稱：關於5大計劑，過去4年，曾永森、何文翰兩人沒有談過這5項計劃，只有在選舉到來時，才談及耗資4000萬元的馬華新大廈。

談到委任親信，拿督李三春說，幾位副部長，都是有學問的專業人士，接著他挑戰拿督曾指明個別的例子，並說：“誰的人格較完美，可以挑戰。”

曾派宣言被反駁
丹斯里張漢源表示，對拿督曾所說的不能有裙帶關係感到憤慨異常，並說是對他們幾位有專業知識人士的污辱。

馬華總財政朱正華形容拿督曾的競選宣言，只不過是美麗的諾言。他例舉4個理由反對拿督曾永森出任總會長：
（一）拿督曾突然越級競選總會長，企圖強硬迫使建立馬華強大的總會長拿督李三春同志下台。所說的“坐以待斃”，純粹是個人內心“草本皆兵”的感覺。豈能支持內心的錯覺而孤注一擲，冒險博一博而導致黨公開分裂的人做總會長。

（二）所謂“在中委會及公共集會受到千般為難，似欲置其於死地”的說話，倘使不是“杯弓蛇影”的錯覺，則是存心誤導黨員，博取同情。

（三）拿督曾永森從來未曾在中委會裡，提過任何改革計劃。

（四）對黨5大計劃視若無睹。（241）

拿督曾在馬華黨內受到的圍攻是來自上層和各州聯委會。比較有代表性的反駁言論是由張漢源、陳聲新、劉集漢、梁維泮、麥漢錦及林良實聯合在報上（通過廣告形式）發表的文告，題為“團結一致向前邁進，唾棄遇事模稜兩可的領袖”。 文告說：拿督曾在他的所謂宣言中，說出他的理由。我們感到震警，不特因為他並沒有新鮮事物提出，而且因為：

●他極盡旁敲側擊之能事，並含沙射影，作泛泛的指責，卻無法對任何指責加以證明。
●事實上過去4年來他所作的公開言論，其特點就是從未對五大計劃表示支持或發表意見，曾永森實在令我們感到奇怪，為什麼他現在對於黨這5大計劃卻特別表示關心。
●他主張更加努力以協助華校並提倡母語教育，但事實上他雖被總會長委任為馬華中央教育局主任，以達致這些目標，他的教育局在過去2年只開過一次會議，而這次會議只是在8月18日，當中央委員會要求提呈報告書時才召開的。（242）

李金獅也在整版廣告中指責曾永森“出師無名”，認為在情在理，他不應該這樣做，同時，雪州馬華聯委會也和劉集漢，對曾永森的提名角逐總會長事發生公開爭論。

劉集漢說他並沒有表示曾永森下錯棋，他在雪州馬華發出其講話新聞的隔天澄清道：“9月1日晚上，我在雪州馬華、馬青、婦女組國州議員等的聯席會議上，沒有說過‘拿督曾這次犯上他從政以來最嚴重的大錯，在‘草本皆兵’的錯覺下‘孤注一擲’。這樣的話，不知是那一位別有居心者交給西報所刊載的新聞中，強烈的歪曲我的原意及深具中傷、挑撥的企圖。這個報導令我震驚和憤怒。”（243）

翌日，雪州馬華以整版的廣告刊載劉集漢當晚的演講錄音，裡頭有兩次提到“曾永森跑錯棋”。這樣一來，劉集漢不再有話可說，也結束了題外的論爭。

可以說，在一方面，李三春是全面突出在拿督李領導下的馬華5大計劃正待完成，不能中途換馬，且否定拿督曾的改革宣言。

可是另一方面，擁曾派也通過報章為曾永森打氣，但這種的支持來自馬華黨內的不多，只有一些地方性的區支會，例如笨珍屬下馬華19支會，馬華新街場區會，吉打的一些馬華區支會和一些個人公開支持。

黨外人士支持變革
至於來自馬華黨外的，幾乎都是支持馬華變革的，直接或間接地同意曾永森起而領導。也不知是誰發起和鼓動，馬來西亞的華文報出現一版又一版的廣告，有擁曾的，也有擁李的，一來一往，高潮迭起，打破任何競選以來的記錄。

這種從新聞筆戰演成廣告針鋒相對，在華人社會中引起激蕩，每個人都在關注這個問題。從積極的角度來看，不能說不是好事，至少鼓起人民對政治的關心和熱潮。根據事後的非正式統計，各華文報的廣告費耗資50萬元之譜，由此可見其熱鬧的情況。

華人社團領袖及一些非馬華的華裔在字裡行間傾向於改革馬華的態度。這無形中形成馬華黨內的力量以支持拿督李為多，而馬華以外的力量以支持拿督曾為多，間中也獲得一些馬華黨人的公開支持。

華人社會領袖之一拿督許平等在一篇談話中說：“馬華近幾年來雖不無成就，但基本上與華人社會貌合神離，與華人政黨乃至國陣內的友黨不能合作且難相處，組織上不夠民主以及總會長權力過大，遂出現“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現象。

本人以為，代表們必須根據黨的利益乃至華人社會的利益考慮，不好為私人的利益，或恩怨所蒙蔽，尤其是在現時，我國華人的權益已經動搖了，代表華人的政黨責任更重，需要選出更好的領袖。”（244）

拿督許曾任馬華檳州聯委會副主席．也是升旗山區會的主席。於1978年大選後，呈函辭卸升旗山區會的主席，表面理由是馬華升旗山候選人方漢勇失敗，因而引咎辭職，實則是不苟同黨中央直接委派候選人，不尊重馬華區會的意見。

在競選後，拿督許找一個理由下階梯。許多時候，拿督許的言論所代表的是華團的希望和想法，而不是馬華領導層的立場。拿督許曾任馬華工商聯合會會長及檳州中華總商會會長，被認為是華團領袖之一，因此其言論有一定的份量和代表性。

他對馬華改選的評析和看法，基本上被認為是馬華黨外人士對馬華的期望。根據競選宣傳運動期間出現的廣告觀之，有不少黨外人士傾向支持拿督曾，而且也贊同馬 華應有改革，這樣一來在內外的推波助瀾下，馬華總會長的競爭已不限於馬華黨內的事，更非李三春和曾永森兩個人的事，而是牽動整個華社，注目著這一場大決鬥。

(08) 李孝友言論引注目
馬華李三春、曾永森之爭，雖然許多人明知不論誰當選，在基本上不會有很大的政策改變，但許多人都在思想上表達了要變的動向，這也說明了馬華不論在過去的歷 史上受過多少的評議，華人社會仍然沒有放棄馬華之意，反而要求馬華做得更好，這不能不說是馬華整個運動又再投身入華社中。

傾向拿督曾的馬華較高層領袖有拿督何文翰，他說：“一些代表曾受到‘某些壓力’，強迫公開表明在黨中央改選中支持某些人。”（245）

曾任副交通部長而在馬華內失意的拿督王成就，表示不同意拿督曾“下錯稘”之說。他指出馬華與華人社會的鴻溝已在擴大中，因此馬華的形象應及早改善。（246）

馬華被抨瞎子摸象
前衛生部長而被拿督李派排斥的丹斯里李孝友有更多的話說：“過去2年內，黨內的集體領導原則消失了。馬華領導層的團結只是表面功夫，這次總會長的競選，是馬華在突破政治困境，建立一個新形象及政治活力所必經的痛楚，在沉悶的華人政治環境中，帶來了新的期望。

總會長的選舉結果。已經不再是狹隘的個人問題，而是馬華應有一個應變與更生的機會的問題。”

“近年來，馬華像是‘盲人摸象’地朝向政治危機邁進──它在政治鬥爭中迷失了方向，更可惜的是，它面對著在它要代表的華裔社會中消失的可能。我們看到的是黨內極端排擠政治，及醉心於政治商業化以及狂妄的政治高壓手段。

我們必須嚴正的重新檢討馬華章程中，所授予總會長太大的特權──它已導致個人濫用權力及秘密武器。

“馬華與華社的脫節越來越嚴重，甚至有對抗性的局面產生，造成1978年大選的失利。馬華非但沒有好好關注及引導華裔的合理與正確的意 願，反而給廣大的社會人士一種企圖壓制他們意願的印象，結果失去了群眾的信心與支持，也喪失了政治鬥爭的意志。部份的黨要竟淪為一群特“種”的“政治推銷員”。

“必須強調的是，政治理想及活動，必須避免受到商業觀念的混淆──商業與政治不能混為一談。政治商業化將導致在政冶言行上的‘指鹿為馬’及‘瞎子摸象’的狹隘論調，一個政黨不能成為‘政治經理’或‘政治頭家’的製造所。

因為商業化政治將弱化政治理想及意志，打擊政治靈魂及良知，結果變成與長遠的政治目標背道而馳，以經濟利益為重的政治機構，最終因利益衝突而破壞團結及迷失鬥爭方向。”（247）

華社存在三種看法
李孝友對現任馬華領導層的不滿與怨恨，已於2年前（1977年）被當權派除名時爆發，繼後雖留在馬華內，但與普通黨員無異。他支持拿督曾，反拿督李乃是意料中事。不過他的論調與擁曾派有溝通之處，且更大膽的抨擊馬華領導層的當權派，引起一些人的共鳴。

雖然在華社的輿論中擁曾派有一股相當強的力量，但不是每個人都具有同感的，至少反對黨──民主行動黨認為這只是權力鬥爭，不會改變馬華的本質。

此外，霹靂董聯會主席胡萬鐸認為“誰勝誰負，對華教不會有很大的幫助，除非他們準備改造馬華的政策。”（248）

因此對於李曾的鬥爭，在華社中分成三種不同的看法：
（一）支持曾永森，給他一個機會改變馬華形象。
（二）誰勝誰負並不重要，因為馬華的本質不會有大改變。
（三）支持李三春，他比曾永森更直接了當表明態度和立場。

馬華的5大計劃應該完成，究竟那一種意見的聲音較大呢？說句客觀的話，1978年大選過後，華人求變的心理仍很強烈。免不了對曾的寄望比較大，希望他有機會表現一番，不再是保持原狀，那種空前，也可能是絕後的廣告戰術，證諸了這一點。

(09) 永森失敗後的動向
儘管華社在動盪著，但決定李三春、曾永森命運的不是廣大的華人，而是那些擁有投票權的馬華代表，選舉結果，李三春派全面勝利，曾永森派失敗。除了何文翰當選署理會長外，其他與曾聯手的候選人皆告敗北。

李三春得票901張，曾永森得票686張，前者蟬聯總會長職。署理總會長歸何文翰，他以866票擊敗“政壇小卒”陳國良（獲511票）。其他副會長及中委俱為李三春派。

曾永森的失敗意昧著他的政治生涯的轉捩難。李三春派的勝利則進一步鞏固了力量，這對日後的馬華路線有很大的關係。雖然何文翰是屬於曾派人馬，但孤掌難鳴。

在形勢比人強的情形下，何文翰的政治前途也埋下了危機。從對手陳國良的得票之多及廢票337張看來，黨代表對何文翰具有強烈的排斥傾向。

兩派公開對立
當塵埃落定，許多人臆測紛紛李三春會否把曾永森列為委任中委內，而這也可看出2派之間能否妥協，或有一方在今後將遭到奚落。結果李三春派選擇後者，決意不委曾永森為中委，表明公開對峙。這意昧著曾永森派將會被“收拾”。

因李派不妥協，曾永森在中委陣容中榜上無名。接著他不得不辭卸房屋暨地政部長之職。9月15日（1979年），拿督胡先翁宣佈接受曾永森的辭職，委任李三春的強力支持者拿督梁維泮博士遞補空缺。

曾氏在致給首相的辭函中表示馬華之最近發展，使到他不易留職內閣，但他指出，若上天有意和得到人民的支持。將會在不久的將來，重歸閣下的隊伍。（249）

儘管副首相拿督斯里馬哈迪醫生表示不要半個馬華（即意不希望看到馬華分裂），雪州華人社團總會拍電要求首相挽留曾永森，一些馬華支會表明要曾氏留任部長及一般華人都不希望看到曾氏掛冠而去，但局勢明顯地已判定曾氏非去職不可，因為馬華中委決定不要曾氏代表馬華出任部長。

比任何人更公開表態的是馬華檳州聯委會主席林建壽。他形容馬華改選的結果，顯示了馬華對嘗試影響及控制之外來勢力，尤其是華人社團及鄉會的一種輝煌的勝利。

他又說：有些華人社團或鄉會，在最後時還是幕後主持人的角色干涉馬華的黨務，以便支持日益衰弱之元老派勢力。

華社思想分歧
而他認為，拿督李的勝利是對抗元老派的一股新勢力的勝利。（250）

林建壽的論調是有商榷的餘地，其一馬華是個華人的政黨，黨選舉自然受到關注，一些團體和個人公開表明支持。雖不尋常，不意味著華團意圖控制馬華，而即使拿督曾勝利也不可能是這樣的局面，馬華畢竟有其組織系統。

其二，把李曾派分劃成元老和新派也不易令人理解，李三春參政比曾永森久，可謂是馬華元老之一（雖然他年紀不大），至少在黨齡上是如此，而且拿督李屬於當權派，說是新勢力的勝利過於牽強。

其實，馬華李曾之鬥，這場改選在華社掀起浪潮，從情緒的波動到思想上的分歧，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這種表現可以視為民間對馬華競選的重視和關注，但還不足構成干涉馬華的說法。

(10) 何文翰被李派排擠
馬華激烈選舉雖過，問題未因此結束，它的後遺症可謂嚴重。一方面是曾永森辭官引起空前的慰勉運動，另一方面何文翰在黨內備受冷落，且壓力重重。

我們先說何文翰，他首先在黨中委會議上坐冷凳板，雖是署理主席，卻無重要職務分配，甚至連馬華大廈建委會主席的職位，也改由梁維泮博士出任，只要總會長在，署理會長是聊備一格的。

被奚落已非好受，接著面對黨內李三春派的壓力，要何文翰對其競選宣言表明態度，且要他收回所言。

馬華副總會長拿督梁維泮說：“馬華中委會要拿督何明確的表明立場。”接著另一馬華副總會長拿督陳聲新，希望拿督何能對他所作的指責提供證據或者收回。

他說：“在中委會議上，我的許多同僚曾經對拿督何的競選宣言，所作的指責表示強烈和深刻的關注。他們認為不能在疑困中工作。而拿督何應該就所作的指責提供證據或收回。”（251）

要求何收回競選宣言
由於拿督何沒有即刻反應，梁維泮再度表明，馬華公會對要求拿督何收回競選宣言事是絕不妥協的。如果何文翰不這樣做，應該掛冠而去。（252）

何文翰的答覆是：願意和黨一起工作，無意傷害馬華，但重申向來講話算數，言下之意是身在馬華，不會做對不起馬華的事，不過沒有明確收回競選宣言所言。

所謂“投鼠忌器”，由於曾永森在黨外的勢力膨脹，而對付何文翰尚不是時候。拿督李以大局為重，不再對拿督何採取行動。10月14日（1979年）的中委會議後，拿督李說：黨中央將不會對拿督何採取任何行動，並接納何氏的函件。

何氏的函件被馬華中委公佈：
“以我個人來說，我並無任何意圖去破壞和譭謗任何黨領袖或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如果有任何相反的解釋，我在此鄭重聲明並非我的意思。在選舉運動熱潮中的文告及一些事，多是在熱情中所作的，其中並無中傷任何人士的意圖。

我充份尊重黨代表們的意願和權威。為了黨、社會和國家的好處，我相信我們必須忘記一切，並致力於拿督李三春所領導的黨的團結一致，我全力的支持和表明將對這個領導的不二效忠。”（253）

信的內容含蓄地與曾永森切斷政治上的關係，形容競選時的一些文告是在熱情中所作，等於間接承認他和曾氏的聯合宣言是情緒之言多過嚴肅之言。雖然字裡行間找不到道歉和收回所說的語句，但無疑的拿督何已向整個馬華中委作了妥協。 其中一位馬華中委李永樞這樣說：“根據他的瞭解，馬華署理總會長拿督何已經決定了，今後不參加黨外的破壞黨的活動。”（254）

事實上，何文翰的事件，只是暫告一段落，問題尚末了結，致使他在黨內越趨孤立，這是後話。

(11) 華團熱烈支持曾氏
挑戰李三春的曾永森，競選失敗已喪失了在馬華的地位，只是被當成普通的黨員，頂多是一位國會議員。

馬華領導層對他所施予的政治態度就是讓曾氏“自嚐苦果”。可是在馬華黨外，曾氏的支持力量卻大不乏人，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最初的消息說，既然馬華不留人（不予重用），適當的出路是另組新黨。有些人還主動地與曾氏討論這個問題，曾氏對此建議有所保留，並不積極行事。

他說：“自從馬華改選風波後。有很多人聲稱要組織新黨，但此事應謹慎也不能操之過急。目前沒有需要組織新的華人政黨，因現有的華人政黨並非已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255）

慰勉宴會到處興起
由此我們得到的印象是：儘管條件對曾氏有利，他還是未思及要組織新黨。而他的這一決定是正確或錯誤的，恐怕需要較長久的時間來佐證。

但就當時華人社會一般上對他的同情和表態，是足以構成一股強大的力量，甚至可能起著某種程度排山倒海的聲勢。許多地區發動的千人慰勉宴會，其場面之盛大，是政壇上的破天荒，從來沒有一位領袖，在競選失敗後得到這麼好的榮譽。

假如拿督曾善於運用成千上萬的支持力量，持續攻打馬華總會長的豪氣干雲氣慨，大膽地創組新黨，則今日華人的政治面貌將會有所不同。

可是，拿督曾對熱情洋溢的支持者的反應，是中庸和溫和的，也促使一些人情緒漸冷，乃至感到失望，這和他個人的矛盾有關。他一方面想留在馬華內，以期東山再起，或有翻身的一天，另一方面又接受諸多慰勉的宴會，引致馬華當權派的不滿。

在不能協調底下，又不尋求突破，也不選擇在較好的時機突出重圍，其結果是越來越感到不對勁。

為什麼民間會對曾永森事件表現出激情與熱忱？主要是因為嘆息他在馬華內不能再扮演角色，但又不希望他消沉下去，因此給他最大的打氣，從一些千人宴的主持人的言論中，我們可看出當時所鼓起的華人思潮（但不是全部）是曾氏的力量泉源。

千人宴會掀起熱潮
例如在怡保區的千人宴會上，大會主席郭文銓說：“我們希望拿督曾站起來，繼續努力幹下去，千千萬萬的華人，需要有正氣的人來領導他們，心連心，肩並肩，齊步奔向太陽照耀的大道上。”（256）

在森州日叻務的千人宴會上，拿督王成就說：“如果馬華達到‘馬華就是華人，華人就是馬華’的目標，馬華的領導層就必須改變，有新形象給華裔同胞帶來新希望。拿督曾雖然競選失敗了。但他的心沒有死，照亮了全體的華裔同胞。”（257）

在檳州的千人宴會上，主持人周曼沙說：“最近一個月來，從新聞報導中，看到全國各地，許多擁護與敬重曾氏的各階層人士及友好，紛紛結隊趕赴首都向他致敬或舉行盛大宴會表示慰勉，情緒之熱烈是政界史無前例的盛事。"

“現在大事已煙消雲散了，談是非，講得失，沒有必要，但今日千千萬萬的華裔同胞好像不贊成拿督曾落選，可是曾先生確已失敗了，大家又擔心他會意志消沉，從 此息影政壇，我國將失去一位賢明廉正的政治強人，於是奔出呼號，日以繼夜的爭相慰勉，希望他會東山再起，這是不平常的事。”

“今日（拿督曾）為追求真理而失敗，為實踐諾言而放棄部長高位，但成功地贏取千千萬萬華裔同胞的心，這項勝利比什麼都寶貴。來日方長，一時得失，又算得了什麼？”（258）

在其他各地區都相繼舉辦了千人宴，情緒與浪潮不斷持續。雖然曾永森在言論上中規中矩，沒有表明有意離開馬華，但已引起馬華中委及領導層的注意和不滿。

馬華副總會長麥漢錦說：“馬華大選過後。有人企圖掀起反馬華情緒。分裂馬華。”（259）這是間接地指責支持曾永森的千人宴，此伏彼起的舉行。

馬青更直截了當向馬華黨中央提呈報告，建議警告或革除曾永森的黨籍，如果再繼續出席千人宴，馬華中央接納了馬青的建議，並考慮採取適當的行動。（260）

選舉成績帶上法庭
這是馬華選舉後，李三春和曾永森的第二回合交逢，而後者仍然出席千人宴。這類宴會一直持續到1980年初。馬華中委的不滿進一步提升，和曾永森派已是難有共存的餘地。

同時，支持曾永森的馬華兩名黨員──彭亨的吳碧明及丁加奴的黃水山通過律師入稟高庭，起訴以拿督李為首的馬華領導層，要求宣判1979年9月8日的馬華中央改選無效，重新舉行選舉。（261）

馬華反向高庭要求撤消起訴人的訟訴，結果申請禁止李三春等人任馬華領導職的入稟，經研審後被駁回，起訴人要負責堂費，接著較後時期法庭再聆審起訴人要求宣佈改選無效的控狀，此案拉了一個長時期，最終又是起訴人失敗。

因改選風波而鬧上法庭，是改選後的節外生枝，對馬華的形象起著不良的影響。

從1979年轉入80年代的馬華，一直糾纏著李派和曾派的洶湧暗流，同時馬華興華團的關係也未好轉，但李三春從中打開另一個新局面，那就是借“商而優則政”的陳群川，通過經濟鼓起對馬華的新信心，以解除所面對的有形及無形的所謂“政治信心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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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23) “凡是派”支持華國鋒繼承毛澤東的主席遺缺，一面批判4人幫，另一面堅持凡是毛澤東思想所表達的，即是正確的既定政策，這使到鄧小平的改革措施受到相當的阻力，直到1980年拆掉華國鋒的主席和總理職，改以胡耀邦和趙紫陽分別取代後，才啟開一個鄧小平的時代。
(224) 參閱謝詩堅著《柬埔寨的悲劇》／第43頁
(225) 參閱《遠東經濟評論》／1979年1月份出版的一期
(226) 參閱許平等著《平言集》／第130頁至138頁／1979年11月出版
(227) 參閱1978年9月28日《星檳日報》
(228) 參閱1979年4月3日《星洲日報》
(229) See "Race Politics & Moderation"／P120 & 121
(230) See "Race Politics & Moderation" P121／本書作者ISMAIL KASSIM於1979年預測，當時拿督慕沙是巫統副主席，在內閣中擔任教育部長。
(231) See "Race Politics & Moderation" ／P122
(232) See "Race Politics & Moderation" ／P120
(233) See "Race Politics & Moderation" ／P120
(234) 參閱1980年6月3日《南洋商報》
(235) 參閱1980年7月23日《南洋商報》
(236) 參閱1978年11月25日《南洋商報》
(237) 參閱1979年8月31日《星洲日報》
(238) 參閱1979年9月1日《星檳日報》
(239) 參閱1979年9月3日《星檳日報》
(240) 參閱《曾永森華人的救星？》／第45頁至47頁／由何豫樑、江振軒撰編／北極星出版社／1979年
(241) 參閱1979年9月7日《南洋商報》
(242) 參閱1979年9月8日《南洋商報》廣告版
(243) 參閱1979年9月5日《星洲日報》
(244) 參閱1979年9月7日《星洲日報》
(245) 參閱1979年9月4日《南洋商報》
(246) 參閱1979年9月3日《光華日報》
(247) 參閱1979年9月5日《星洲日報》
(248) 參閌1979年9月8日《星洲日報》
(249) 參閱1979年9月15日《星洲日報》
(250) 參閱1979年9月12日《光華日報》
(251) 參閱1979年9月19日《南洋商報》
(252) 參閱1979年9月23日《星檳日報》
(253) 參閱1979年10月15日《星洲日報》
(254) 參閱1979年11月1目《光華日報》
(255) 參閱1979年10月21日《南洋商報》
(256) 參閱1979年10月13日《星檳日報》
(257) 參閱1979年10月26日《南洋商報》
(258) 參閱1979年11月01日《星檳日報》
(259) 參閱1979年11月20日《星檳日報》
(260) 參閱1979年11月26日《星檳日報》
(261) 參閱1979年11月07日《星檳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