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東西馬政局的巨大變化

(01) 東馬政局起大變化
東馬在加入馬來西亞後的第一次直接選舉（每一區由選民，直接選出國會議員和州議員）是與西馬同一個時候（1969年）舉行的，但砂勞越因交通不便，規定投票直到5月22日才完畢，而西馬的投票日在5月13日，且在當晚開票。

不幸成績揭曉後爆發種族衝突，國家馬上宣佈進入緊急狀態，終止選舉。東馬的選舉被迫展延。
“這時人聯黨的很多基層幹部，有如驚弓之鳥的又一大批轉入地下。如此的形勢一直到1970年4月才漸漸鬆懈。”（45）

在局面安定後，砂勞越於1970年6月恢復選舉。這時國家仍未恢復國會民主。聯邦政府以砂州的選舉作為“五一三”後的第一個試驗場所，以贏得人民的支持。

人聯黨在48個州議席選舉中，參加40議席的角逐，計華人19名及伊班人21名。而在24個國會選區，人聯競逐18席，華人7名，伊班人11名。人聯黨預算1969年大選對它有利，有信心奪得多數席位而執政，但“五月風暴”使到局面大為轉變。

這有需要述及人聯黨的內部變化，即使1969年選舉前，人聯黨的領導層已改變他們的反大馬立場，雖然仍聲言走社會主義路線。由於人聯黨領袖與中央政府的諒解，他們得到中央保證不干預人聯黨的競選運動，而人聯黨領導層被視為溫和主義份子。（46）

但是人聯黨的黨員似乎並不支持黨中央的做法，因此1970年選舉時，支持中央的 幹部並不多，在人手缺乏和宣傳未廣泛的情形下，人聯黨在選舉中也取得令它告 慰的成績，各黨在48個州議席的戰績如下：

名稱 席位 得票 巴仙率
人聯 12 72,196 28.9%
國民黨 12 61,210 24.5%
土著黨 12 36,992 14.7%
保守黨 8 34,351 13.7%
砂華 3 26,676 10.7%

這樣一來，沒有一個政黨可以單獨組成州政府，聯合政府已經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

怎樣組織聯合政府呢？各政黨都在評估利害關係，但中央政府的插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最早期處在執政地位的國民黨，準備拉攏人聯黨組成聯合政府，但不成功；而由土著黨及保守黨再加上砂華，也組織不了穩定政府。最後是土著黨和人聯黨達成協議，宣佈組織聯合政府。

這個聯合政府旋即獲得砂華和保守黨的支持，孤立了國民黨，形勢大大出乎人們 意料之外，是我國政壇上的一個極大的轉變。

介入商討聯合政府的有敦拉薩及阿都拉曼西努（新聞部長）。按照中央政府的願望，是希望成立一個包括各種族代表在內的聯合政府，排除人聯黨將缺乏華人代議 士，任由國民黨與人聯黨聯合執政，代表馬來人的土著黨將被排在政權外，因此較為合理的安排是土著黨（以聯盟名義，並在後來加入代表伊班族的保守黨）和人聯 黨合作，為砂州政治啟開一個新紀元。

人聯黨加入聯合政府
確然，人聯黨以左的姿態和社會主義路線加入聯盟的努力，組織聯合政府是大大 地令政治觀察家“跌破眼鏡”，幾難置信，即使是人聯黨的黨員，也有相當數目一時不能接受這個事實，咸認思想政策未能協調，如何合作。

儘管如此，以王其輝（黨主席）及楊國斯（秘書長）為首的中央領導層，同意這種合作，並認為是正確的抉擇，中央秘書處針對人聯黨參加砂州聯合政府之舉發表了一篇歷史性文告（1970年7月7日）。

文告說：“由於選舉結果出現一個微妙的局面，沒有一個政黨擁有大多數席位足以組織政府，同時各政黨中選之席位，無一具有各族代表性，在這種情形下，如果任何政黨，膽敢貿然組織一個種族性的政府，勢必引起本邦民族間之固有友誼及和諧遭受危害之嚴重後果。

基於上述原由，我黨對於提出組織一個能夠代表各族利益的政府的建議，認為有加以考慮之必要。我黨在慎重地權衡整個砂勞越人民和黨的利益下，終於接受參加一個名副其實的多元民族性的聯合政府。

我們也瞭解到我黨作出這項驚人的決定，必定使到廣泛的人民驚奇和誤會。人民 將懷疑我黨，是否放棄原有立場以及乖離競選宣言所作的諾言。

我們願在此鄭重保證：決不會改變有益於國家和人民事業的堅定立場，也將促使競選宣言中所臚列的各項問題，逐步的實現或合理的解決，我們將 重視土地、政治拘留者、新村（即管制區）、各族平等地位諸問題的合理處理，在政府級報告書中對教育及勞工，移民之控制權予以保持，並遵守各族語文自由發展 之原則，絕不願作出任何背叛人民利益的勾當。

我黨接受組織聯合政府，是完全基於不違反宗旨的立場，這是說我黨有負起改革社會的責任，以建立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

同時，也將扶助經濟落後民族以及工農階級改善生活情況，也清楚知道，要完成此理想，必將遭遇諸多困難。不過，我黨將不當犯上（知難而退） 之錯誤，而置人民利益於不顧，但如果對方故意撕毀協議及不遵守諾言時，我黨將毫不躊躇地分道揚鑣而單獨奮鬥，直至達到我黨之目的時為止。砂哈地！猛地卡！”（47）

把一個左派的政黨轉向與聯盟合作，在馬來西亞獨立後的歷史上這是第一遭。聯 盟，尤其是中央政府決定容納人聯黨參加聯合政府是敦拉薩在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也符合他的思想和政策，倘若東姑仍然處於支配地位，這種事是否發生還是個 問題，因為東姑向來堅持聯盟是不與左派政黨妥協的。

在左派人士方面，不論是在砂勞越或西馬，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不過，人社黨主席卡森阿末並不表示異議。總之人聯黨的領袖受到的批評與指責多過贊同與褒揚，而人聯黨所要交待的兩個大問題是：（一）其一貫的社會主義立場是否將要改變；（二）人聯黨的黨員被拘留的問題。

砂州華人靜觀其變
對於王其輝後來成為中央內閣部長、楊國斯出任砂州副首席部長兼安全委員會委 員，是不被左派所諒解和接受的。他們指黨在這麼大改變之前，沒有經過黨員代表大會的討論，甚至連中委會也沒有召開，僅由留在古晉的常委及中選的議員決定，未免太草率一點。（48）

雖然砂勞越左派份子，對人聯黨參加聯合政府發生了思想上的斗爭，但尚未演至不可收拾的惡化地步，而一般上砂州華人的反應是靜觀其變，且有相當部份滿意於人聯黨在政府中扮演的角色，使到國家能展開經濟及社會發展計劃，同時人聯黨也未忽視維護華人的憲制和傳統權利。（49）

儘管敦拉薩於1970每12月說“許啟謨的聯合政府概念不是聯盟的想法”，但事 後客觀環境的改變促使敦拉薩積極行事，把這個概念推廣。與其說這是出自聯盟 的概念，不如說是出自敦拉薩及其助手的概念更為恰當。

很顯然的，人聯黨的參加政府也導致左派份子重新評估時局，雖然需要很長的時 間克服思想上的矛盾，但人聯黨上層的決定，確實在日後衝擊了華人中左傾思潮的陣營。

當然這種衝擊在左派陣營中，比起華團運動的影響力更大和更重要，當然不能否定華團運動亦起了輔助的作用，觸發華人減少以思想鬥爭看問題，並且助長了華人社會的民族主義思潮又復甦。
不過，民族主義思想內容已和獨立前的大不相同；獨立前的是關注中國的政治演變，獨立後是以華人在馬來西亞的生存和前途為重。

(02) 民政高層嚴重內鬨
從東馬帶動馬來西亞半島（或稱西馬）的政治也起了變化。有關過程自然不是馬華在採取主動，因為馬華是最後一個承諾於聯盟的擴大成為“國民陣線”。

第2個聯合政府是在檳城推動成功。換句話說，聯盟成功地把民政黨容納在聯合政府中。

民政黨與聯盟的結合不僅受到人聯黨的影響，更重要的是情勢的發展，使到雙方都認為有此必要來安定局面。


原來民政黨內起了內鬨，乃至一發不可收拾。這場鬥爭的起因並未涉及思想分歧，而是人事恩怨所致。

1971年6月，王裕好州議員（已故）在其住家舉行集會，認為林蒼祐醫生應辭首席部長職，理由是未執行競選諾言。當消息傳到林醫生耳裡時，他預先發難，通過檳州聯委會，請王裕好解釋不應被開除的理由，且要中央執行此議案。

接著掀起更大風暴，黨主席賽胡申阿拉達斯教授致函林蒼祐，宣稱終止其黨籍。目的是要使林醫生失去首席部長的職位。所提的理由是：（一）林醫生並不重視黨章及黨宣言，（二）林醫生的一連串行動影響黨的和諧，（三）林醫生並沒有向他報告檳城的進展，雖然黨曾提出多次的要求。

林醫生反問，是根據黨章那一條停止其黨籍，指賽胡申根本未有此權力，結果導致正面衝突。賽胡申在惱怒之下，辭卸黨主席職，繼之陳志勤醫生辭秘書長職， 陳樸根辭中委，財政威拉板和陳鑾峰及陳業成等人也呈辭函。

林蒼祐控制黨大會
6月14日，9名中委出席的會議上，選林蒼祐為代主席，委王文松為副秘書，而伍瑞貴出任財政。雖然希望陳志勤與陳樸根歸隊，但未果。同時中委也決定將原訂7月3日舉行的黨代表大會展至10月2日。這樣一來，林蒼祐已佔上風，且有時間成立支部以便控制黨代表大會。

比較嚴重的是，在檳州立法議會中，林蒼祐派只剩下12名州議員，剛好是半數，極不穩定。

事後雖然有人穿針引線，準備消除黨領袖歧見，但越弄越糟。賽胡申尚且向高庭 提出申請，聲稱仍為黨主席，林蒼祐派堅持不讓步，結果高庭禁賽胡申繼續自認為黨主席。

可是賽胡申一派，仍然在7月3日舉行特別代表大會。鑑於賽胡申受法庭禁令未能出席，改由陳志勤主持，林蒼祐卻直稱為不合法。

儘管如此，賽胡申派也選出一個新中委會，主席賽胡申，秘書威拉板，副主席姆斯打化（前檳州副首席部長），委員包括陳志勤、陳樸根等。這顯然是使到民政黨中委鬧“雙胞案”。雖然賽胡申再上訴高庭要求解禁，最終還是敗下陣來。

社團註冊官並指出，有關特別代表大會無效，因6月13日之黨中委會議，已決定將代表大會展期。

儘管賽胡申派系失去了民政黨的領導權，他們仍然謀倒林蒼祐的州政府，這正符 合民行黨葉錦源之目標。但是當檳州立法議會於9月14日召開時，在戲劇性變化之下，王裕好又歸幏，使民政黨擁有13席，剛好超過半數。加上4名巫統議員投票時棄權，葉錦源的不信任州政府動議乃被擊敗。

離開了民政黨的一批人於是另起爐灶，成立社會正義黨。出乎意料之外是賽胡申 臨時變卦，不加入籌組，陳志勤大發雷霆。但還是堅持10月31日成立，陳志勤自任主席，威拉板擔任財政，中委包括陳樸根，顧問有楊德才及戴衛。這標誌了民政黨內鬨告一段落，兩派系正式分道揚鏞。

黨議員退黨，加速了民政黨與聯盟組織檳州聯合政府的重要因素。而事實上，在這之前，林蒼祐採取的政策是與中央加強聯繫，以便取得中央在經濟及各方面的援助。

中央政府在敦拉薩掌權下，對林蒼祐表示了信任，委他擔任檳州安全理事會主席，這與中央委吉蘭丹回教黨的州務大臣拿督阿斯里，為丹州安理會主席同一個理由 ──依照傳統，州內的職權歸於州務大臣或首席部長，這也促使林蒼祐醫生改變對聯盟的看法，更容易地與中央首長拉上良好關係。

(03) 民政聯盟攜手合作
政治危機在民政黨爆發後，林蒼祐認為與聯盟合作的時機已成熟，以穩定檳州政府。

在這方面，雙力的談商進展十分順利。由於檳州議會只有4名巫統議員，沒有馬華的州議員，合作的阻力已不存在，而根據檳州馬華一高級黨要透露，富檳州政府極不穩定時，聯盟曾私下派遣一個工作隊至檳城進行調查民意，作出報告稱，即使解散檳州議會，聯盟也不能贏得大多數席位。

因此聯盟不認為應推翻檳州政府，乃指示其巫統議員在議會內棄權，以讓不信任州政府動議被挫敗。（50）

如此一來，民政與聯盟約合作已經水到渠成，即使黨內仍有人不認為應與聯盟組 織聯合政府，但形勢所迫，已沒有更好的穩定政府的途徑了。這也暴露了民政黨 在黨齡過淺底下，有太多自命領袖的人物在相互傾軋，以致差點斷送民政黨的江山。

如果不是組織鬆弛及缺乏紀律，又怎會鬧到這種地步呢？很顯然的，民政黨試 圖代表一股中產階級的思潮，象徵著溫和派力量在成長。但也就是中產階級本身 有過多的弱點，立場不定，易鬧情緒，更沒有黨的意識觀念。喜歡表現個人本位 和個人主義，終於不可避免地起內鬨。

當1971年11月及12月，威省姆打區補選時，林蒼祐宣佈不派人角逐，且籲請選民支持巫統候選人，為聯合政府的組成作了強烈的暗示。到了1972年元旦日，敦拉薩和林蒼祐完成聯合政府的佈置，終於在2月的時候正式宣佈。

從開始的階段，民政與聯盟在政府的合作側重在檳州範圍，因為民政在國會內只 剩1名國會議員，也就是林蒼祐醫生，5名國會議員另起爐灶成立社會正義黨，1名參加聯盟，另1名成為獨立人士。從原本8位國會議員到只碩果僅存的林醫生，在日後判定民政黨在國會方面處於劣勢的地位，不過仍保留在檳州的優勢。

人民進步黨與聯盟合作
既然左派的人聯黨能和聯盟組聯合政府，溫和路線的民政黨與聯盟合作也就不出 奇了。但是敦拉薩的政治抱負不僅於此，他所要做的是扭轉整個人民的思潮傾向執政黨，在馬來人力面是促成與回教黨的合作，在華人方面是拉攏限地方勢力的 反對黨，但排除民行黨。

接下來的步驟，是聯盟在霹靂促成聯合政府，把一向以來最強烈反對聯盟的人民進步黨拉在一起。這是因為聯盟在霹州有其隱憂，雖然於1970年成功爭取2名進 步黨及1名民行黨州議員跳槽，穩住了霹州聯盟政府，但巫統內部發生派系鬥爭。 另一個因素是巫統要取得更多非馬來人支持政府，以彌補受創傷的馬華及國大黨的不足之處。

同樣的，進步黨自DR辛尼華沙甘於1968年逝世後，黨的活力也受到打擊，SP未能具有其弟DR的魄力。在面對著市議會選舉被取消後，進步黨能否繼續控制怡保市議會已引起問題，唯聯合政府能避開被聯盟接管的可能。

在反對黨和聯盟合作有先例可循下，人民進步黨也就於1971年5月1日起，正式與聯盟共組霹州聯合政府。

(04) 合作運動全面展開
民政黨、人民進步黨先後與聯盟合作，接下來，巫統與回教黨謀求合作的運動全面展開。鑑於兩黨之問有較深的歧見和不同的鬥爭路線，談商需要更長的時間，而且回教黨在丹州的執政權未受挑戰，造成巫統的主動多過回教黨的意願。

1970年12月，巫統的拿督沙末依德里斯提出與回教黨在丁丹兩州組織聯合政府，避免馬來人的進一步分裂。到了1972年4月，嘉化峇峇再呼籲，有了良好的反應。

6月至7月問，兩黨領袖敦拉薩及阿斯里杸桃報李，經過4次正式會談後，12月28日在首相署簽署協約，而於1972年1月1日生效。

回教黨與聯盟的合作比起其他反對黨佔更有利的地位，因為已較為全面性的，包 括在聯邦及丁丹吉州進行合作。巫統的目的是要確保新經濟政策順利推行，回教 黨希望分享州與中央的權力，以促進回教思想。

至此，巫統推動的新政治概念和策略基本已完成。儘管馬華和國大黨在選舉中表現欠佳，敦拉薩憑藉聯合政府的力量，已牢牢地控制了整個國家，並修補了“五一三”事件帶來的分裂危機。

爭取華人對政府的信心
華人社會從搞大團結乃至無疾而終，到聯合政府的形成，在在反映出思潮起了變 化。變化的主要特徵是華人對政府的信念加強，不像1969年大選前那樣的積壓著不滿的情緒。儘管我們不能強求華人社會產生同一思潮，但最低限度，華社逐漸 地回復了他們對政府的新寄望。

這一想法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在敦拉薩掌權下，確然有了新作風和新政策，尤其是在外交政策上，更給華社一個新鮮感。

首先他力圖清洗東姑時代的形象，召回被東姑排斥的馬哈迪醫生及慕沙希淡，給 他們盛大的歡迎。馬哈迪於1972年3月歸隊後，在6月間的黨代表大會上，以最高票數中選巫統最高理事會成員，胡先翁則被選為副主席，為繼承署理主席依斯邁醫生的職權而舖路。

1973年8月3日，依斯邁醫生不幸病逝。在敦拉薩安排和影響下，巫統最高理事會於8月9日一致推舉胡先翁升任署理主席，4天之後，胡申翁出任副首相取代依斯邁的空缺。

從敦拉薩取代東姑，到敦拉薩提擢胡申翁和重用馬哈迪醫生及慕沙希淡，已對我國的政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並塑造了今日的馬來西亞社會的政治組合。

由此可見，敦拉薩在策略上的運用是較諸東姑更靈活，而且不諱忌地大膽的革新 ，以爭取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恢復國會民主，允許政黨重新活動，是最重要的一 個步驟；接著聯合政府概念的貫澈，進一步的穩定國家局面。

在內部變化底下，外交政策的改變越發明顯。東姑時代的外交路線是一邊倒向西 方的，東姑說：“西方和東方的思想是衝突的，我們是支持西方思想或西方的民主。”因此東姑除了與西方國家友好外，也僅限於與回教國家及鄰近國家加強關係，對於共產國家及亞非拉國家的關係是不大重視的。（51）

但是，敦拉薩全然地改變傳統的外交，這也得力於主張變革的依斯邁醫生及馬哈 迪醫生的支持（馬哈迪在60年代是馬來西亞亞非人民團結機構的主席）。

依斯邁醫生大聲疾呼走中立路線，致力實現東南亞中立化的鼓吹者，這正符合敦拉薩的思想。1971年7月的國會上，敦拉薩首相說：“東南亞的局勢正處於變化中，許多我們熟悉的方程式已改變，而新的方程式正湧現中。例如英軍的從馬新撤出，雖然保守黨上台有多少的變化，美國逐漸從印支脫身，日本勢力的增長和增加 對東南亞貿易以外的興趣。

除此之外，中國外交政策也出現新的姿態，逐漸介入區域和國際政壇。這種改變始於所謂的乒乓外交。上一週令人震驚的是基辛格秘密飛訪北京，為尼遜總統訪華舖路。”

接著，敦拉薩提出與大馬外交政策有關的兩個重要點：東南亞的中立化及中國應恢復它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

較後，我國所提出的“中立化”（NEUTRALIZATION）概念改為建立一個“和平、自由與中立的地帶”（ZONE OF PEACE，FREEDOM,AND NEUTRALITY）。字眼上的改變並非改變了實質，但要使此理想化為現實，敦拉薩認為應獲得美國、蘇聯和中國的保證。

對於化東南亞為中立地帶，美國不加以承諾，蘇聯認為與其所鼓吹的“亞洲集體安全條約”有衝突，表現得不熱心；中國則似乎支持這樣的概念。

馬來西亞倡議的中立化概念，結果於1971年11月獲得東合國家的接納，且發表一篇歷史性的“古隆坡宣言），闡明在排除外來勢力及獲得3個大國的保證下，推行東南亞成為一個“和平、自由與中立的地帶”。

為了使到中國發揮其責任，馬來西亞政府乃在1971年指示駐聯合國代表，投票支持阿爾巴尼亞的提議，贊同中國重新加入聯合國，以取代台灣的會員籍。

這樣一來，馬中的關係也因美中關係的改善和國際局勢的演變，而處於有利的改善地位，接著同年5月，由東姑拉沙里（當時國企主席，後曾任財政部長）率領 第一個官方代表團訪問北京，中國代表團也在8月作了報聘訪問，兩國之間的貿 易量有了增加。

1973年我國先後與北越、北韓及東德建立外交關係，1974年5月，馬中的建交達到高潮，基本上落實了我國走不結盟和中立的政策，願意基於和平共處5大原則與所有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不論其社會制度。

就一般邏輯推論，外交政策的改變是由於國內的情勢有了一定的變化，而對外關係的變化，同樣會對國內有或多或少的影響。

(05) 林敬益崛起受注目
經過“五一三”的洗禮，我國的政局有顯著的不同。人民反映了他們對於不安的厭惡，轉追求一種安定的生活，並對既成現實似乎未有過大的苛求，但仍有一股輿論在推動著執政黨，期望通過執政黨塑造一個公平與合理的社會。

華團運動就是其中一個實例，但它的失敗終說明這個運動本身，存在著缺點和並未真正變成一種持久運動，僅是被認為有需要時作權宜的推波助瀾，當然對華人的思想也起了教育作用。

確然，最大的阻力是來自馬華公會的陳修信，尤其是當他發現到華團準備脫離馬 華自成一格時，更是不表贊同，進而採用兼收並蓄的策略，將一批有志搞好馬華的人拉進馬華共事。這些人便是所謂的馬華改革派中間份子，而以霹黨和雪蘭莪的力量最為明顯。

在霹靂州，新派馬華人物更是活躍異常，他們打進馬華的行動，也就標誌著華團運動告一段落。
緊隨著這一行動，激進派的人物在馬華佔有了一席之地。霹靂州馬華就是控制在 新派人物的手裡。

陳修信重用林敬益
1971年3月，陳修信運用總會長的權力委任林敬益醫生為霹靂州馬華聯委會主席。林敬益於1969年首次參加霹靂怡保新街場州議席競選，結果被人民進步黨的陳源安打敗，前者只得2688票，後者得12,821票，相差近萬張票。

這之後，林敬益便股身入華團運動中，成為霹州華團運動的領導人之一。他及一些人士積極鼓吹改革馬華的論調，又順著華團運動的崛起，成為備受注目的人物之一。

敦陳對他另眼相看，更於1972年1月1日向首相敦拉薩推薦出任特別任務部長，掌管新村事務部，而在前一天被委為上議員，當時林醫生只有卅二歲，是最年輕的內閣部長。

雖然是時勢造英雄，但敦陳的原意是要借助華團運動的力量，為馬華帶來朝氣蓬勃的局面，特別是1969年大選後，馬華在霹州只剩下1名國會議員及1名州議員，馬華是不能不振作的。

林敬益憑他的一股幹勁，配合激進派份子的努力，在霹靂州大展拳腳，他委任鍾 天權為州秘書，銳意改革馬華。他說：“霹州馬華務須澈底改組，在改組計劃中我們要啟發青年對政冶的醒覺，要擁有堅強的基層組織，同時要剷除黨內腐化與貪污份子。”（52）

他甚至還說：“陳總會長決心改組馬華，現已吸收一批新血，給他們各種訓練 ，同時也像巫統一樣，以社會主義政策為原則，把馬華變成一個強大的政黨。” （53）

這一席話引致黨內舊人的不滿，認為在改革的同時，應重視舊人的作用，絕不能否定舊人的熱忱，其時，林敬益派系在霹州的20個區會中，所控制的是怡保區會 、萬里望區會、金寶區會、烏魯近打區會及和豐區會外，剩下的15個區會，概由舊人控制，隨即演成新舊派水火不容的鬥爭。

改革馬華帶來派系鬥爭係意料中事。奇怪的是林敬益不知從那兒來的靈感，說馬 華準備以社會主義的政策為原則，這是從來沒有聞及任何一位馬華領袖談過的話 。由於改革運動方興未艾，大家也不大計較他這番話的含意。

而事實上，也許是林敬益一批人當時的想法，並未得到黨中央的同意，更未代表左派運動將左的思潮帶進馬華。

雖然如此，林敬益派系似乎按照“社會主義”的方法，大搞其群眾運動和幹訓班 計劃。參與這項工作的重要人物有何穆興、梁祺祥、鍾天權及楊薵賢，另外一名 舉足輕重的元老鄭受恩也在幕後行事。負起幹訓班的責任，他們認為這樣能使馬 華訓練人才，建立健全的基層，重整人民對馬華的信心，對此陳修信也答應提供經濟援助。

(06) 老少衝突罷免敬益
林敬益在馬華獲重用後，也推動成立“興漢社”。它是一個自行註冊的政治性俱樂部，等於是霹州馬華的外圍組織。

林敬益說，該社的宗旨在於：（一）呼籲受過教育的馬來西亞華人參加，（二）以討論國家及華人所面對的問題，並通過討論、開會、研究會及論壇等途徑解決問題及（三）培養未來領袖。

興漢社的主席是潘泉安（金寶區會主席）及秘書何穆興。他們都是馬華的改革派人物。而章程明顯地寫明“支持馬華公會的目標和宗旨，且尋求成為馬華的附屬團體。”

不難理解，興漢社是要使它成為介於馬華和華社之間的一道橋樑，那些未準備加入馬華者，先被鼓勵參加興漢社，俾通過討論、辯論和說服來使社員服膺於馬華的目標，而重要的一點是，作為改革派的一個外圍陣線。

可以說，在前期，幹訓班和興漢社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它們的鬥爭策略與方式 或多或少採用社陣時代的方法，藉以改變華人對馬華的印象。例如，當陳修信於 1972年6月訪問怡保時，竟有2000餘名幹訓班學員前往機場迎迓，高舉馬華黨旗 與敦陳肖像，並合唱幹訓班歌曲，場面極為哄熱。

如果說，這是林敬益所宣稱的“社會主義”方式。那僅限於霹靂馬華，黨中央是 不來這一套的。這也顯示新派在馬華改革運動中，已衝擊了原有的馬華結構。

但是，馬華的整個結構是否接受這樣的改變呢？答案是否定的。儘管陳修信每月 撥一萬元支助訓練活動與興漢社，當它的勢力膨脹時，就會被加以警惕了。

黨中央與改革派鬥爭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在聯盟於1972年4月與人民進步黨組成霹靂州聯合政府時，改革派的梁祺祥（霹州馬華署理主席）及鍾天權（霹州馬華秘書）強烈反對，認為這將嚴重打擊馬華的改組，同時他們也指總會長未經磋商，即接受聯合政府政策，而霹州舊派馬華則支持中央的決策。

結果總會長陳修信援引權力，開除梁鍾兩氏，拉開了黨中央與馬華改革派鬥爭的序幕。新派份子並不同意中央這項議決，就紛紛代為請命，但不得要領。斯時林敬益已貴為中央部長，不便公開反對聯合政府，也就暫時按下情緒，不與黨中央發生太大的衝突。

然而事件不就此罷休，霹州馬華新派通過幹訓班與興漢社的壓力，促黨中央召開 黨員大會，討論開除事件與聯合政府事宜，當然不獲允許。敦陳眼看已失去控制 局面，先發制人，於1972年8月31日罷免林敬益的霹州聯委會主席職位，並解散其組織。

同時，敦陳自任霹州馬華主席，委任以曾永森為首三人委員接管霹州馬華事務，歷時九9個月之久。

另一方面，敦陳並解除幹訓班主任鄭受恩的職務，解散幹訓班。接著馬華黨中央 宣佈興漢社的活動與馬華無關，這等於敦陳否定馬華改革派在霹州所作所為。

之前，因金寶馬華會所內發生毆擊事件，由馬華舊派控制的霹州馬青，便向中央告發，指責興漢社顛覆國家及從事極端種族主義的政治活動，並籲中央轉請內政部調查。怡保興漢社不甘示弱，聲言擬採取法律行動對付霹州馬青。（54）

這次爭吵雖然不了了之，但種下霹州馬華改革派，連同全國各地馬華改革份子向舊派發難的危機。

(07) 馬華發動精神革命
為緩和及轉移黨內矛盾加深，1972年10月，馬華突然發動一項“華人精神革命”的運動。

這是繼華團運動被壓制及馬華改革派被挫折後的一個新的形勢，目的在於鼓吹一場新的運動，沖淡日益緊張的內部衝突。

至於林敬益，雖然已經被腰斬勢力，但還未丟官，他也加入了由李三春、李孝友及曾永森的行列，大力宣揚“華人精神革命”的重要。這個靈感是取自巫統於1971年展開“馬來人精神革命”獲得良好效果而加以引用的。

李三春是馬青總團長，自動成為馬華副會長。雖然勢力不可輕視，但在陳修信當權下，並不重用李三春，反扶持新派人物抬頭，尤其以委任林敬益直升中央部長最為顯著，馬上越過李三春之上，成為“政壇寵兒”。

1972年4月15日，馬華署理總會長許啟謨突告病逝，給李三春一個機會向前跨進。當時改革派勢力雖已蓬勃，但也開始出問題，反而是在華團運動中扮演沉默角色的李三春，在黨中委會上，被推舉為署理會長，奠定了他日後登上高位的基礎。

不過，他也很明白，在改革派勢力興起之際，他的力量還是有限的，因此沉著應付局面，靜觀其變。當改革派失去陳修信支持時，李三春便積極行事。“華人精神革命”是其中一個產物。
革命運動先冷後熱

但是，馬華領袖的精神革命，嚴格來說，是未具有一套完整的計劃，光是在言論上大舉討伐華人社會，列舉華團華社種種流弊和毛病，而未進行教育運動。其結果是責罵多過於鼓勵，華社的反應初時看來大有同感，後來熱潮漸冷，最後是提不起興趣來。

在某種程度上，抨擊華人社會的陋習，破除迷信，簡化紅白事，不分幫派和華文 字簡體化乃是好事和無可非議的，但在另一方面，一些黨領袖的言論已形同指責 和抨擊，幾近把華人社會形容成一個“爛攤子”。

例如，李孝友（副總會長）於1972年10月8日在馬華孟沙區主辦“華人精神革命”的座談會上說：“華人應檳棄下列思想：拜金主義、利己主義、悲觀主義、 地方主義、復仇主義、個人英雄主義、孤立主義、關門主義、命令主義、盲動主義、拚命主義、尾巴主義、騎牆主義、形式主義、虛無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 種族主義、左傾冒險主義、右傾保守主義及恐怖主義，而應該發揚愛國主義、現實主義、折衷主義、進步主義及開明主義。”（55）

李孝友不知從那裡弄來這麼多“主義”，弄得華人社會一頭露水，好像成為無可 救藥的民族。當然這除了被人當成佳話或笑料來談論外，實在沒有什麼意義。由 此可見馬華領導層對“華人精神革命”並未有一致的行動，乃至任由領袖暢所欲 言。李孝友的論調根本抓不到要點，也不引起共鳴。

接著他還批評報章，認為揭發時弊應中肯，不可誤導民智，報導低級趣味的東西，而應以國家利益放在第1位，賺錢放在第2位。最後他更說“精神革命”的成功與否與華報息息相關。

這明顯是在抨擊之餘，將責任推給華文報去啟發民智，改革華人的舊思想。但是華文報除了對政界人物的言論照刊不誤之外，對這樣的觀點和看法是不敢苟同的。

李孝友的妙論不止於此。1972年10月22日為雪州馬青大會主持開幕時，將華人分成3類：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及不知不覺。

究竟他是以什麼為標準，我們不得而知。如果可以推測的話，積極在馬華領導的人是屬於“先知先覺”，後來加入者是“後知後覺”，不對馬華政治關心者是“不知不覺”。這種說法與其是進行教育運動，不如說是借題挖苦更為恰當。

當然，李氏也不會忘記“精神革命”的用意，因此他促請華人不要搞幫派，應以 單一政黨進行改革，這才是華人生存之道。（56）

(08) 精神革命變成論戰
林敬益雖被委任為馬華精神革命委員會主席，但真正熱衷於推動這一運動的是當時的署理總會長李三春，林敬益何以被委為這項工作，我們也不清楚。

綜看他的言論，不外是以政治和團結為主，他要求華人改變不問政治和明哲保身的態度，積極介入政治，加強華人的團結。

至於李三春說，林敬益的工作是要收集資料以集思廣益，倒未見有何效果。如果可以解釋的話，林敬益出任主席，大概是為補償他失去霹州馬華聯委會主席的職位，希望黨內的改革派情緒冷靜下來，轉而致力於“精神革命”。

誠然，我們也不能完全否定“精神革命”的論說，某些是具有政治含意的談話。 如李三春促請馬來西亞的華人忘掉對中國和台灣的感情，而只有自己才能決定未 來的前途。這番話是希望華人以馬來西亞人自居，不能因襲於血統和感情而不改 變對問題的看法。

同時他也指出，華人幫派林立是眾所知曉的，只要華人仍認為屬於某一幫派人物 ，就不可能團結一致。

他形容華人精神革命“是一場文化革命，我們一定會遭遇保守份子圍攻。但是， 我們相信，就像五四運動一樣，將獲得最後的勝利。”（57）

曾永森則強調華文字的簡體化，這也產生一定的效果。

比較大膽為馬華的華人精神革命立下目標的是新崛起的華團運動人物，馬華中委 陳忠鴻醫生，他說精神革命的目標是：

（一）使華人揚棄政治只是搞政治人士之玩意兒的舊觀念，並瞭解到政治是一個 民族及國家的生存之鑰；

（二）使華人積極參與政治，而不是口頭上的服務而已；

（三）使華人揚棄個人主義，接納國家主義的新精神；

（四）揚棄華人的卑屈角色，而在所有國民生活中扮演具有尊嚴的角色；

（五）使華人將時間、精力及金錢用於保障國家及下一代。（58）

我們不知道陳忠鴻是否被馬華授意發表這些個目標。如果是的話，那是過於空泛 之談，未觸及華人的心靈深處，如果不是的話，那說明這場運動是任由馬華領導 層去發揮，而不需要一致的行動和形成一個運動核心。

我們認為，是以後者佔多數，因為繼續下來的言論已沒有約束，乃是一發不可收拾，竟然衝向華社的鄉團組織來。其中一位馬華領袖突發表華人社團妨害華人團結的論調，籲請解散所有華人社團，似乎精神革命已演變成革華人社團之命。（59）

精神革命不了了之
從抨擊華人弊病和陋習到督促華文報不可誤導民智，及至否定鄉團的存在價值，終於演成一場論戰，造成華人對“精神革命”的目的和實質起了警惕和疑惑。

例如砂勞越《詩華日報》在一篇社論中反駁李孝友的論調，質問馬華是否欲革華 文報的命。社論說：“歷史傳統的錯誤是責人容易責己難，別人小錯不原諒，自 己大錯只平常，有錯不檢討，蓋的密密便不錯了。”

接著，社論帶有諷刺與挖苦的味道說：“上有政府章程須遵守，下有工農商各界 不敢得罪，動輒得咎。”因而要求馬華領袖訂下“精神革命章程，公佈應興應革 綱領，甚麼話當說，甚麼話不當說，甚麼可以說到一百斤，甚麼只許說到四襾，而不致闖了開門七件事，從此無處尋之災。”

由於“華人精神革命”在言論上混淆不清，黨領袖的步伐不一致，加上華人社會的支持乏力，這場運動在幾個月後即夭折，甚至連馬華總部舉辦的“精神革命論文”比賽，也不了了之。

其實，認真的分析，整個運動是缺乏群眾熱情響應的，雖然會通過輿論造成一種 聲勢和引起華人社會的注意，但作為觀眾的人數與直接介入的人，總是十分懸殊的。與華團運動比較起來，“精神革命”顯然是遜色的。

主要是因為這場運動的目的是一種政治手段，而不是深入民間或由民間來配合形勢促成的。馬華公會有其理由來發動這個“革命”，那是在華團運動無聲無息後及馬華又面臨內部矛盾的隱憂，有需出現另一個形式來喚醒華人對馬華的支持，乃至對陣修信的支持。

李三春坦然指出：“以今天華人社會來說。除了馬華公會會長敦陳修信之外，實在也找不到一個能領導華人的共同領袖。”（60）

同時，李三春也向黨內潛在的改革派提出忠告：“正在往上爬的新同志，就不能 爬在老同志的頭上，或甚至是在屍體上往上爬，應該手拉手，為黨的前途，為黨 的利益。”

“在政治上我們要求華人大團結，因為今天馬來西亞華人的政黨已經太多，它們 正在分化削弱華人的力量。所以本邦華人雖佔人口的40%，但在政治上，我們並未發揮40%的政治力量。”（61）

正由於運動的本身只是馬華政冶的一種手段，到後來又演成馬華和華團的互不協調，結果這場運動既不像“五四運動”那麼波瀾壯闊，也不是一場觸及心靈的“ 文化革命”，到頭來比華團運動的效果更少，甚至有了反效果，與其說它是“精神革命”，不如說是馬華公會的本身宣傳運動更為恰當。

因為在這之後，馬華又面臨一次的大風暴，又是一番人事的變化。基本上，“精神革命”的高調是與當時華人思潮配合不上的，除了在某些方面馬華的改變順應了潮流之外。

這包括促請華人在政治思想上以馬來西亞人為本位，並在國際上，支持巫統的概念，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席位，不能有兩個中國的存在。台灣問題和它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是台灣和北京本身內部的問題，應由她們自己去解決。（62）

鄭復興博士在“精神革命”運動的檢討一文中，對其失敗作了如下的分析：“首先，參與‘精神革命’的人，是一些政治人物，而他們試圖把‘精神革命’和華 人團結相提並論。他們錯誤地認為，華人不團結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有太多的華 人會館，對這點，他們口誅筆伐，大事抨擊。

建議廢棄毛筆不用
他們的論點是，會館是過去的剩餘物，故必須加以剷除，華人必須拋棄過去的一切，而關注目前的需要，他們應該進行這種‘精神革命’，廢除所有的會館。這種論 調，自然引起會館領袖強烈反應。如果說進行‘精神革命’，就是要消滅所有的會館的話，那麼，華人社會並不需要如此的‘精神革命’。”

其次，精神革命運動的領袖，攻擊漢字的書法，建議廢棄毛筆不用，而以自來水 筆代之。
當精神革命運動開始攻擊會館和毛筆時，便註定要失敗，因為它已被一般華人所 拒絕。這兩件事，和華人精神面貌無關痛癢。（63）

對精神革命的失敗有更進一步的批評的是譚亞木（洪浪）：“這場運動並沒有產 生預期的顯著易見的效果。如果我們把它拿來跟中國20世紀──即五四時期的精 神革命運動相比，很明顯的，前者可以說是失敗的。

五四運動和孫中山先生所言“諴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它搖撼了舊文化、舊思想的基根，給中華民族的新生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把一個古老衰敗的社會推上現代化的道路。

然而，我們這兒的精神革命運動，對於馬華社會並沒有起那樣振聾發瞶，摧枯拉朽的衝擊作用。”

他接著列舉數點失敗的原因，歸納如下：
（一）目標空泛含混，而且不同領導人之間的言論並不一致，民眾難以適從；

（二）領導者要華人團結和積極參政，但只是通過“精神革命”作為手段，並沒 有清楚告知，團結以後又要做什麼。不免使人懷疑只是馬華要擴大影響，爭取支 持的宣傳花招吧了！這種猜疑對“精神革命”的蓬勃開展，無疑是一大障礙；

（三）顯然沒有得到華族和智識階層中堅份子的支持，相反的，還受到輿論界的 質疑和批評，再者，有關言論雜亂無章，不成系統，缺乏對群眾的號召力，更難 引起知識界共鳴；

（四）當時領導者並沒有充份地強調和突出“華族整體利益”的概念，因此無法 使這項概念成為華人社會的認同和凝聚的基礎；

（五）精神革命運動者對於舊事物、舊精神的批判過於瑣碎、散漫，沒有抓住問 題的中心，只滿足於陳列和批評一些華人社會的陋習和所謂“劣根性”，而沒有 深入分析和研究其根源，只憑一時的心血來潮。隨便抓幾個項目來作為攻擊的對 象，跟五四運動有天淵之別，不能同日而語。（64）

“精神革命”的失敗，顯示了它不能帶動華人的思潮作改變，更無法使華人在政治上作認同。已被當成政治的手段和工具，不成一種民眾運動，華文報章更沒有所謂另闢專欄來響應。除了在馬華上層間打滾外，民眾乃至馬華的基層是無法與之共呼吸的。

同時，這個運動非但革不了社團會館的命，反而招致會館的抨擊。不過到後來確 實把搞“精神革命”的另3個巨頭給革掉了，他們是林敬益、李孝友及曾永森， 只留下李三春成為陳修信的繼承者。

除了民間社團未對“精神革命”作響應外。馬華以外的政黨，如民政黨、人民進 步黨及民主行動黨至砂勞越人民聯合黨都無動於衷。民政黨的內鬨造成元氣大傷，正在重整隊伍，不興趣於所謂“精神革命”，而且加入聯合政府後，地位轉趨鞏固，也不需要看馬華臉色。至於民行黨更是與馬華勢不兩立。

(09) 林吉祥掌民行大權
“五一三”的事件基本上也造成民行黨的分裂和勢力受挫，先是黨組織祕書林吉祥被扣留，直到1970年10月才獲得釋放，繼之吳福源消沉一個時期，加上禁止政黨活動一個時期，整個黨的活動幾告停頓。

到了林吉祥獲釋，國會民主重開和馬華民行互爆密談內幕，民行黨才重新活動。但是不久之後，黨內受到黨盪。1972年5月何文翰及羅保根跳槽加入馬華。

不到1個月，吳福源和蘇里安醫生（俱為國會議員）又退黨。這樣一來，雖然林吉祥掌握黨的大權（在獲釋後被推舉為秘書長），黨力量已告削弱。

此外，加上昔日的競選盟友一個個加入國陣──民政黨、進步黨及人聯黨，民行黨越形孤立，也成為唯一的以華裔為基礎的反對黨。這種變化是有利和弊的，在利方面是使到民行黨成為唯一有影響力的華人反對黨，在弊方面是不再有機會聯合其他反對黨向執政黨挑戰。

以民行黨領袖的作風來看，他們是準備單槍匹馬成為華裔的唯一反對黨，沒有興 趣於反對黨聯合陣線，同時也未再考慮與馬華合作的可能。

民行黨的存在代表了一定的思潮──不向執政黨認同的態度。自然的林吉祥攻擊 馬華在幕後推動的華團運動。更不用說是與“精神革命”起共鳴。不過內部的分 裂是民行黨所擔心的，而另一強人范俊登面對煽動罪名的提控，更加速了這個黨 面臨人才短缺的危機。

多名黨要跳槽聯盟
根據記錄，五一三後退黨的民行黨要有：霹靂力橋區州議員楊榮才，他於1969年8月28日跳槽聯盟；第2個是森州盧骨區州議員陳競生，1971年10月 10日退黨加入馬華；第3個是森川士魯沙區議員哈芝哈山，接下來是馬六甲州議員康再發及何夢耀。雪州冼都區州議員李明昌也退黨加入馬華。

更大的驚動是國會議員何文翰、羅保根、蘇里安及吳福源的先後退黨，還有是雪 州議員黃瑞藹的被停止黨籍。

林吉祥本身來自峇株巴轄，曾任海峽時報柔州通訊員，也曾在新加坡文化部任職。1967年初，被蒂凡那重視，委為政治秘書協助黨務。

1968年初試啼聲，參加沙登州議席補選，結果敗下陣來。1968年民行黨在吉隆坡召開第1屆全國代表大會，來自各地區7個支部的200餘名代表選出首屆中委。

曾敏興醫生當選主席，吳福源膺任秘書長，取代辭職的蒂凡那空缺，後者則被選為國際事務秘書（按蒂凡那未參加1969年大選，後回到新加坡出任職總秘書長）。林吉祥被選為組織秘書兼黨報主編，奠定了他在黨中的地位。

1969年5月，林吉祥在馬六甲市區當選國會議員。5月13日，發生暴亂，全國行動理事會接管政權，林吉祥於5月25日由新加坡飛返吉隆坡時被逮捕扣留。在這之前，他到沙巴協助獨立人士競選運動，結果被逐出境，回馬途中被捕。

18個月後，1970年10月1日，林吉祥獲得無條件釋放，距離國會重開前4個月（國會於1971年2月20日重開）。重獲自由後，林吉 祥以秘書長的身份更加活躍於政壇。他是1969年11月被中央委任為秘書長，接替吳福源的職位。吳氏在11月1日由香港呈函黨主席辭去秘書長職位，後來在 1971年第2屆代表大會出任副主席之一。

吳氏地位的下降造成林氏地位的提高。兩人於1972年正面衝突，前者退黨，後者躍升為黨的最高領袖。無可否認的，在一連串的政治風暴後，林氏已牢牢地控制民主行動黨。

雖然原任副秘書長的范俊登具有很大的潛在勢力，但於1972年改任組織秘書，又面對煽動罪名官司，已非林吉祥在黨內的對手了。

(10) 社正黨抗衡民行黨
在林吉祥領導下的民主行動黨，由於無法與馬華在幕後推動的華團運動掛鉤，且加以攻擊，導致曾與民行黨有關係的華團委員杜志昌醫生與林吉祥會晤，隨後便發生馬華與民行黨要密談的事件了。

因為事談不成而被爆開，影響了民行黨的聲望，又加上黨發生內鬨，以致1972年舉行的烏魯雪蘭莪國會議席補選中，民行黨無法靠聲勢奪人。

補選是因為馬華署理會長許啟謨逝世遺下的空缺而舉行的，由曾永森代表馬華出任候選人，結果以5千餘張多數票擊敗民行黨候選人劉德琦。

前前後後，短短的幾個月內，竟有13名國州議員跳槽，這對民行黨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不過，林吉祥並未改變他的攻擊型作風，繼續影響華人不要相信馬華的改革運動，更責難民政黨、人民進步黨與聯盟合作組織聯合政府，試圖使到華人的政治思潮跟著民行黨的思想意識走。

同時，企圖和民行黨爭奪反對黨領導地位的一股勢力也誕生，這是由民政黨分裂出來而以陳志勤醫生為首的社會正義黨。

社正黨未成立先鬧分歧
社會正義黨的政綱基本上和民政黨沒有多大的差別。它的四個主要宗旨是：（一 ）根據憲法及國家原則，爭取建立一個真正的馬來西亞民族主義；（二）爭取經 濟與社會的公正；（三）爭取建設一個現代化進步的社會及（四）爭取國會民主 制度的保留和發展。整個黨綱並未突出社會主義形象，而只是強調社會正義。

這個黨未成立前便鬧分歧，賽胡申阿拉達斯教授未參加，由陳志勤自任主席，署 理主席留給前巫統武吉敏登副主席哈芝阿里，秘書長也給馬來人尤努斯那瓦。

他們在馬來社會中的影響力有限，而陳志勤又要搞無種族的政治，結果是既不能取得馬來人支持，也不能得到華人的重視。如此的政黨路線在華人社會中所產生的衝擊力是不大的，更未能影響華人的政治思想，以致不能像民行黨那樣能在一定程度上吸引華人。

陳志勤醫生在正義黨成立大會上的演詞，沒強調為特別的種族爭取利益，一直表現出其多元種族的政治思想。

他說：“社會正義黨有其基本宗旨來滿足多元種族社會的需求，也是國家之和平、進步與繁榮所不可缺少的原動力。”（65）

如果認為黨綱非決定性的因素，那麼社正黨的領導人除了陳志勤外，並沒有其他人被華社認為是足夠成為華人的政治領袖。左派對他無好感，受華文教育的也不瞭解他的立場，右派的更是不會靠近他。

尤其嚴重的是，民行黨並不覺得需要與社正黨合作。因此我們除了看到它是民政黨的一股分裂派的力量外，並未具有代表華社思潮的力量，這從1974年的大選成績即可如以佐證。

但是在未經過競選考驗前，社正黨是不承認它的弱點，更不承認失敗的，甚至還雄心勃勃企圖把勢力伸入東馬的沙巴。

(11) 莫斯打化極權統治
沙巴於70年代初期，已被首席部長莫斯打化進一步的鞏固勢力，反對黨幾乎是沒有生存的餘地。
莫斯打化於1967年崛起成為首席部長後，便採用嚴厲手段對付政敵。“五一三”事件並未波及沙巴。但莫斯打化在緊急法令下出任沙巴行動理事會主席，獲得更大的權力，擁有拘捕權和移民的權利。

他拘捕了唯一反對黨獨立議員葉伯良和副首席部長邱錫洲的兄弟邱道春。這是莫斯打化首次嚐到近乎絕對的權力，也成為他統治方式改孌的轉捩點。（66）

例如1972年，在刻意的安排下，9月18日莫斯打化獻議把70名黨內的異議份子派出國旅行曼谷、台北和東京三週之久，結果有53人接受成行。9月20日，他宣佈解散州議會，而在10月3日提名。

這時，計劃從沙統分裂出來，另組沙巴聯合行動黨（USAP）的大多數是前卡達山統一機構的人，他們對突如其來的宣佈感到吃驚。由於新黨註冊尚未獲准，唯有以獨立人士參加角逐，但許多人擔心被逮捕，放棄提名或使提名表格出現問題而失效。

結果沙統及沙華的候選人有32名不勞而獲，令吉隆坡和報界感到詫異，認為莫斯打化已走向極權統治。這種懷疑不是全無根據的，包括少數的反對黨候選人被匿禁。

沙華公會令華人失望
直到1974年，沙巴的國會選舉與西馬同時間選舉，沙巴行動統一黨在莫斯打化的安撫下，宣佈解散。剩下的是陳志勤的社會正義黨躍躍欲試，準備角逐16個國 會議席（東馬的州選和國選是分開舉行的，國選和西馬同一個時期提名和投票），可是在諸多困難和缺乏基金下，只有一人成功提名為候選人。

他面對莫斯打化的全面攻勢，幾乎無法招架。儘管陳志勤請首相敦拉薩下令調查不規則的事件，也無法改變局面。

這段期間，沙巴的華人對屈從的沙華公會感到失望，又對新黨──聯合行動黨的自我解散（黨主席羅拔威廉林於1974年6月16日宣佈解散1971年9月註冊的黨，理由是加強政治穩定，團結在莫斯打化的領導下）也顯得無可奈何。

至於社會正義黨來自西馬，鞭長莫及，起不了作用。只好忍受莫斯打化的鐵腕政治，等待時機的轉變。

雖然沙巴的華人在70年代上半期，沒有在政治上有所突破，可是砂勞越的情況就截然不同。代表一股華人力量而且具有左的思想的人民聯合黨，已成為政府的一員，全面的改變了砂州政治的面貌。

人聯黨從反大馬到支持馬來西亞，也促使砂州華人的思潮起了巨大的變化，重要點在於表現出接受溫和路線與憲制鬥爭。

砂州“士里阿曼”行動
最戲劇性和深刻的變化莫過於政府與砂共達成和解，大出乎政治觀察家的預料之 外，確實使到政府剪除了砂共的武裝威脅。

根據砂勞越首席部長拿督阿都拉曼耶谷透露：1973年10月13日，北加里曼丹人民遊擊隊高級領袖及北加人民軍主任兼政治委員黃紀作，親自致函砂首席部長兼行動主任，表示願意放棄武裝鬥爭，並在馬來西亞憲法範圍內為政冶與社會而努力工作。

由於政府一向認為，只有靠人民的效忠與支持和合作，才能使叛亂作有意義的結束，因此政府歡迎黃紀作的建議。首長在政府官員包括保安軍官組成的代表團支持下，會多次與黃君及其同僚晤談。

首長於1973年10月18日及20日，在第2省成邦江政府迎賓館會晤砂共。經過黃紀作等的考慮後，遊擊隊人員願意放下武器重進入社會為人民服務，並獲得下列的諒解。由首席部長與黃紀作2人簽署。第1部份是屬於黃紀作提出的要求：
（一）北加人民軍隊員的馬來西亞公民地位受到保證，北加人民軍印尼籍隊員，在申請時給馬來西亞公民權。

（二）北加人民軍隊員有機會參與砂聯合政府的管理。

（三）在維護公安法令下受拘留人士，在和平實現及人民利益下，應准他們重返社會。

（四）管制區將在恢復和平時撤消。

（五）在過去殖民地時期被遞解出境赴外國的人士，提出申請時須答應給他們馬 來西亞公民權。
（六）黃紀作要求其組織內那些要移居其他國家者，應給予移居許可。

（七）他同時要求政府考慮其政黨的合法化。

第二部份是政府方面的：
設立一支出於自願的先鋒工作隊，協助政府為群眾利益實現政府發展計劃。

放下武器的人將暫時受政府保護，一切妥當後，這批人可返回家園，也得以就業。政府將盡力協助他們，讓他們像普通的老百姓一樣地生活。

所收集的武器將摧毀
首席部長是於1974年3月4日才正式向報界披露這項重大的新聞。這意味著共黨鬥爭已不存在，也結束了戰後即已存在的砂共組織。

出席儀式的尚有黃紀作，馬來西亞內政部長旦施利雅沙里、砂副首席部長楊國斯、大馬警察總長阿都拉曼、印尼國防部長代表、砂州正副總會長咸旦及古傳光等。

拿督阿都拉曼耶谷代表砂州政府宣佈，已經有482人放下武器，他們之中如果有人要前往中國的，在馬中談判建交時將會被提及。

原本是屬於馬來西亞人的，將繼續享受憲法下的權利，也可以從事合法的政治活動。但首長說：“在目前的情況下，聯邦政府將不允許共黨合法化。聯邦政府既 不可能也不可以接受改變此種政策。

內政部長在儀式上指出這也是印尼政府合作所致，沒有印尼的合作，那是不行的 。他也感謝砂州政府的努力，達致今日的結果。（67）

砂共的解除武裝行動。被政府命名為SRI AMAN（和平）行動。這是歷史性的一頁 ，在很大程度上顯現了左派政治思潮的轉變。過去人聯黨曾被指責受共黨滲透， 思想左傾，極力反對大馬。
馬來西亞成立後，人聯逐漸改變立場，從反對到支持，接著加入聯合政府，繼後又有土里阿曼行動的出現，等於把砂洲的政治全面納入憲制範圍內，留下合法的政黨爭奪議席。

力量受牽制砂共解散
砂共解散，自有其主客觀因素。在客觀上政府加緊軍事行動。而印尼政局又改觀，與馬來西亞密切合作，砂共已難繼續活動；在主觀上砂共本身也意識到反殖鬥爭告一段落，力量已大受牽制。

黃紀作說：“於10月21日達致的協約，將有助於國家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主義，以及捍衛國家獨立和主權。由於國家內政的改變和發展，而 拿督拉曼在10週年紀念（砂勞越加入大馬10週年）關於需要建設國家的演說之啟示，我們覺得停止武裝鬥爭和恢復國家和平，這是絕好的時刻。

我和我的朋友，將在為國家與人民服務和自力更生的精神下工作，俾使我國不會 變成世界霸主的犧牲品，可以與全世界各國佔在一道，捍衛和平與權利。”（68）

“士里阿曼”行動是否對馬來西亞半島的左派運動有所衝擊，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自1969年勞工黨杯葛大選後，左派運動便陷入低潮。左派份子並未積極介入1969年的選舉，也在“五一三”過後未作任何重振，而是讓勞工黨走進歷史 。

仍然在政體上活動的是“人民黨”，後來易名為“人民社會主義黨”，但這個黨 自1965年與勞工黨分家後，已演成屬於馬來民族社會主義者的政黨。雖尚有一些 華人黨員，所起作用不大。一般上左傾的華人未積極參與其事，且在語文教育問題上與人社黨的政策未能協調。

因此人社黨於1969年派出5國37州議席候選人中，只有3人中選州議員。在反對黨得勢之下，人社黨則無法大有斬獲，一個因素是種族政治已蓋過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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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45) 參閱李一文撰《人聯風雨廿年》／第26頁
(46) See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Malaysia"／P170
(47) 摘錄自砂人聯黨中央秘書處1970年7月7日文告／參閱《人聯風雨廿年》／第17頁至73頁。(48) 摘錄自砂人聯黨中央秘書處1970年7月7日文告／參閱《人聯風雨廿年》／第29頁至30頁。(49) See "The Sarawak Chinese" By John M.Chin／P126 & 127.
(50) See "Politics & Government In Malaysia" ／P181
(51) See "Politics & Government In Malaysia"
(52) 參閱馬來西亞通報1974年7月26日憶玫玲撰《大選前談霹靂政壇五年來波濤洶湧》
(53) 參閱1971年6月20日《星檳日報》
(54) 參閱1972年11月28日《光華日報》／林猷錦撰《霹靂州馬華幹訓班與興漢社的關係》
(55) 參閱1972年10月9日《星洲日報》
(56) 參閱1971年10月23日《星洲日報》
(57) 參閱1972年10月15日《星洲日報》李三春為吉打馬青大集會主持開幕的演詞。
(58) 參閱1972年10月12日《星洲日報》
(59) 參閱郭岩著《馬華與華人社會》／第111頁
(60) 參閱1972年3月11日《星洲日報》
(61) 參閱1972年3月11日《星洲日報》
(62) 參閱1971年10月8日《南洋商報》
(63) 參閱《交道》月刊第5期第20頁。查鄭復興博士現任馬大物理系教授，曾一度積極介入馬華活動，對馬華內情有一定的瞭解和認識。目前是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理事。
(64) 參閱《文道》月刊第8期，13頁至17頁。作者譚亞木，曾任星洲日報記者，畢業於馬來亞大學，後出任拉曼學院講師，參加馬華後成為陳群川國會議員的特別助理。
(65) 參閱1971年11月1日《光華日報》
(66) See "The Politics Of Federalism" By Bruce Ross-Larson／P101
(67) 參閱1974年3月5日《星洲日報》
(68) 參閱1974年3月5日《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