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敦拉薩達成馬中建交

(01) 拉薩達成馬中建交
華人思潮一直在70年代波動著，不免受到政府政策的改變而發生變化。聯合政 府的組成是其中一項改變，更大的改變是由於我國外交政策的調整，醞釀著與中國建交。

我國在敦拉薩掌權後，就積極檢討過去的外交政策，與中國改善關係是其中一個重要步驟。第一個應邀訪問中國的馬來西亞貿易代表團於1971年5月，在東姑拉沙里（當時的國企主席，後曾任財政部長）率領下成行，總共有19名團員。

這也是中國的乒乓外交所促成的，斯時我國已在聯合國支持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台灣的地位，加以中國總理周恩來渴望改進馬中關係，因此代表團在北京時獲得周氏的接見。首相敦拉薩形容貿易團的成功訪問標誌著“馬中人民友誼關係的開端”。

接著在3個月後，中國貿易代表團一行13人，在張光斗（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委員，中國化工進出口總公司總經理）的率領下，報聘訪問馬來西亞。這是馬來西亞立國以來的第一次，表露了馬中關係的轉機。最重要的一點是，兩國達成 馬中直接貿易的諒解。

馬中關係掀新頁
關係打開後，兩國的貿易和體育的交流隨著發展開來。這與我國推行的不結盟政策，及願與所有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政策是相一致的，敦拉薩首相為表明對大國採取同等距離政策，就於1972年訪問蘇聯及東歐國家，到了1974年時機成熟後，敦拉薩率領1個40人龐大代表團前往北京訪問，為兩國關係掀開歷史新頁。

外交部於1974年5月21日發表文告指出：敦拉薩首相將於5月28日前往北京訪問6天。這項訪問是隨著兩國同意建立外交關係後，受中國總理周恩來的邀請而成行。（69）

敦拉薩訪華是我國外交政策的轉捩點，對國內的政局有深刻的影響，尤其是在華 人社會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力。

周恩來在為敦拉薩所設的國宴上致詞時說：“中國和馬來西亞兩國人民有著2000多年的傳統友誼。在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共同鬥爭中，兩國人民一貫相互同情，相互支持。

我們高興看到近年來中馬兩國人民友誼有了新的發展。實現中馬兩國關係正常化是符合中馬兩國人民的利益，兩國政府通過友好協商，本著互相諒解的精神，就兩國建交達成了協議。（70）

首相敦拉薩在答辭中說：“從前，兩國以及兩國人民實際接觸的障礙實在很大。如今卻是我們生活中的思想、精神及誤解上的障礙。我認為如果兩國人民要重新培養彼此間具有歷史的連繫，就必須越過這些障礙。”

我們對我們的自由和獨立感到十分自豪。好像中國幾百年來為持久團結而奮鬥一 樣。我們很小心的栽培國內多元種族人民、多種語文以及多元化致力建立起來的團結，兩國都在尋求世界和平，都為我們的人民生活的安定端莊和尊嚴而努力。

因此，在重建我們的關係上，我並沒有忽略我們之間的不同。雖然如此，我深信 ，思想上的不同，國家大小的不同，以及對一些國際問題的態度不同，不應該成為兩國基於互相尊重、平等及和平共存的原則發展良好關係及有利合作的障礙。

我們馬來西亞向所有尊重我們，願意和我們做朋友的國家，伸出友誼之手，而不論他們的政治思想或者社會制度。就是在這種精神下，我們今天在北京相會。”

就歷史上說來，中國對東南亞已經貢獻很大，我深信，如今在互相諒解及親善的精神下，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夠扮演建設性的角色。（71）

(02) 馬中簽署聯合公報
1974年，敦拉薩率領1個40人龐大代表團前往北京訪問，為兩國關係掀開歷史新頁。除了會見中共主席毛澤東外，敦拉薩和周恩來就兩國建交事舉行了會談。

最後，兩國於1974年5月31日簽署了兩個建交聯合公報，摘要如下：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馬來西亞政府，為了增進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決 定自公報公佈之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

（二）兩國政府認為，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馬來西亞的社會制度不同。這不應妨礙兩國政府和人民在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各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兩國的和平友好關係。

兩國認為，任何外國的侵略、干涉、控制、顛覆，都是不能允許的。雙方認為，一個國家的社會制度，只能由這個國家的人民自己選擇決定，它們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在世界上任何地區，建立霸權和勢力範圍的圖謀。

（三）馬來西亞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承認中 國政府關於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馬來西亞政府決定關 閉它在台北的領事館。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承認馬來西亞政府，並尊重馬來西亞的獨立和主權。

（五）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注意到馬來西亞是由馬來血統、中國血統和其他血統 的人構成的多元民族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馬來西亞政府聲明，它們都不承認雙重國籍，據這一原則。

中國政府認為，凡已自願加入或已取得馬來西亞國籍的中國血統的人，都自動失去中國國籍。至於那些自願保留中國國籍的僑民，中國政府根據其一貫的政策，要求他們遵守馬來西亞政府的法律，尊重當地人民的風俗習慣，與當地人民友好相處。

他們的正當權利和利益將得到中國政府的保護，並將受到馬來西亞政府的尊重。

（六）兩國政府將按照慣例，在各自首都為對方大使館的建工和履行職務，提供一切必要的協助，並按實際可能盡早交換大使。（72）

馬中建交是敦拉薩外交達致頂峰的一年。在東合國家中，我國率先承認中國，繼之帶動菲律賓與泰國，改善了非共的東合與共產國家的關係。

在區域意義來說，與尼克遜（前美國總統）訪華所產生的震盪是有得媲美的，因為它是第一份的歷史文件，表明中國對海外華人的態度和立場，從而結束所謂的“雙重國籍”的存在。

馬中兩國皆表示沒有雙重國籍，這意味著馬來西亞的華人。在取得公民權及成為大馬公民後，已經是馬來西亞人或被稱為馬來西亞的華裔，有人則稱之為華裔馬來西亞人。

大馬華裔效忠大馬
馬來西亞的華裔或華裔馬來西亞人曾在字義上引起爭議。但對字眼的爭議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馬來西亞的華人或華裔的實質地位和精神是什麼？

馬中聯合公報所闡述的意義是切斷馬來西亞華裔與中國在政冶上的任何聯繫，而是以兩國不同的公民地位來看待。雖然在感情上的血統仍存在，但政治地位與公民的義務是被嚴格區分的。凡是大馬的華裔公民。必須效忠馬來西亞。

中國副總理李先念在敦拉薩首相，在北京設宴回敬主人的儀式上致詞說：“由於歷史因素，在馬來西亞和其他東南亞國家居住著，數量最多的中國血統的人。有關這一問題的政策是一貫的，也是明確的。

我們鼓勵他們自願加入居住國的國籍。凡已志願加入或已取得居住國國籍的中國血統的人，都自動失去中國國籍。我們願意看到他們為居住的國家貢獻，並為增進中國人民和居住國人民之間的友誼而努力。（73）

首相敦拉薩在總結北京之行時留下這樣的印象：“中國政府認為，海外華人的命運，與這些海外華人長久以來居住地國家及人民的命運休戚相關。中國政府也相信海外華人，應與所居住國的社會相融合，而不應該認為是分開的一群。”（74）

內政部長雅沙里針對首相訪華事指出：“所有的眼光都注視本邦華人社會的反應，我所說的眼光並不只是指在馬來西亞的人，同時也指世界其他各地的人，尤其是本 地區人民，為了建國利益及促進國家之間的友好聯繫，華裔馬來西亞公民應特別謹慎以避免被人誤解，並且必須進行最大努力在本地環境中生活。”（75）

誠然，馬中建交的過程中，華人問題是一個重要的關鍵。這可由曾永森在事後的 一項專題演講中得知。他說：“馬中官方正式談判是1972年4月，由中國駐聯合國首席代表黃華，與我國駐聯合國的首席代表查加利亞在紐約會談。

而馬來西亞要與中國建交，必須考慮到國內的種族情緒問題。當討論到這個問題時，更多的複雜問題就跟著產生，尤其是在馬來西亞的華裔公民權問題。

根據我國憲法，馬來西亞除了公民外，還有永久居民及非公民的存在。在這三種分別裡面，華人佔了相當的數目，在整個馬中建交討論過程中，有關華人地位的問題形成重要的課題。

曾氏透露，因為雙方沒有獲得進一步諒解，而使會談於1973年一度中斷。不久他再與中國方面接觸得到諒解，會談於1974年再度恢復，但又面對十多萬非公民華人的地位問題，致使會談再度中斷。因此他再一次被派到香港與中國代表會談，最終達成馬中建交公報的詞句。

曾氏認為，公報的第五項對解決的方案有所暗示：“凡是目前擁有紅色身證的華 人，如果他們已經申請馬來西亞公民權，但是還沒有得到或者希望將來申請成為 大馬公民，都將自動失去中國國籍，只有志願保留中國國籍的人，他們才是中國 國籍的僑民。”（76）

首相敦拉薩除了透露“有中國血統而未取得馬來西亞或第三國國籍的人士，以及 在大馬的永久居民的問題，在馬中建交後，將繼續舉行會談外，並告知中國領袖保證不干涉我國內政，馬共問題是屬內政問題。接著首相也促請馬共放下武器走出森林，政府將接受他們重返社會，條件一如砂勞越的黃紀作。（77）

大馬朝野各政黨，華團領袖及萬千的人民歡迎首相所取得的成果。這可從各報章發表的輿論和敦拉薩在吉隆坡、怡保及檳城三地舉行的群眾大會，獲得極熱烈的反應看出來。

在敦拉薩於70年代初期取得執政權後，便全面地檢討和逐步改變政府的策略。聯合政府是一個重要的發展。原隸屬於反對黨的砂人聯黨、民政黨及人民進步黨已靠向政府，而回教黨亦同意參加聯合政府。

整個政局和華人思潮，也因這些轉變而起了變化。

(03) 國陣概念化為現實
從1972年到1974年，國民陣線（聯盟組織擴大的聯合陣線）組成時的政治變化是相當大的。

巫統於1973年8月3日失掉一位領袖。副首相兼內政部長敦依斯邁醫生與世長辭。他在獨立前即介入政治鬥爭，成為內閣部長，出任相當長時期的內政部長。

在東姑時期坐第三把交椅，在敦拉薩時期擢升第二號人物，不過在東姑當權時，於1967年一度退出內閣，“五一三事件”後復出再任內政部長。他是一位極力主 張我國走中立政策的領袖，並強調多元種族和諧的重要，他也一度批評馬華為“半生不死”的政黨，曾引起馬華激烈的反應，也刺激馬華重振旗鼓。

敦依斯邁醫生逝世，使到敦拉薩有需要物色適當的繼承人，敦胡先翁在首相的支持下，一致被推選為巫統署理主席，填補依斯邁遺缺，成為敦拉薩的接班人，出任副首相。

胡先翁的中庸態度是日漸在政壇上顯露的，但同樣重要的是他也表現了一位有原則的領袖的處世方針。這位未來接班人，全力支持敦拉薩的國內外政策，包括努力推動國民陣線的成立。

這方面，他全然地服膺於敦拉薩的政治概念和哲學，協助並致力促成國民陣線。

建立多元種族國家
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是敦拉薩的政治哲學的主要組成部份。他第一次使用“國民陣線”這個字眼是於1972年8月30日國慶目前夕，在電視合作廣播演講時，當時他說：“除了一小部份外，各政黨已有可能組成國民陣線，以面對國家的問題。”

不過，它們仍然停留在概念上，尚未化成事實。直到1973年1月1日回教黨正式加入聯合政府後，整個形勢才逐漸明朗。

敦拉薩暗示說：“我們現在更加接近國民陣線的概念。而不久之後將化成恆久的基石，建立一個強大而且團結的多元種族的馬來西亞。”

接著下來，“國民陣線”不斷被引述，好像已存在，又似乎尚未真正實現。1973年9月，回教黨主席阿斯里掃除含糊不清的現象，指國陣尚未成立，但有這種趨勢。

轉入1974年，敦拉薩使這個概念更加明確，4月時正式宣佈未來的大選，將便用國陣的標誌，聯盟的帆船標誌將棄之不用。5月，敦拉薩獲得各成員黨的授權挑選國陣候選人。1974年6月1日“國陣”正式註冊，取代了昔日的聯盟，也可以說是聯盟陣容的擴大。

作為首相兼國陣最高的領導人，敦拉薩的地位是不受挑戰的。他擴大政府的聯合陣線的目的是希望減少政治紛爭，致力於實現新經濟政策，同時也 吸取“五一三”的教訓。首相注意到“社會經濟革命將失敗和化為泡影，如果我們的社會政冶局勢不穩定的話……國陣的概念是一種積極的努力以減少政治緊張，俾政府能集中精力發展。”（78）

毫無疑問的，國陣的形成加強了敦拉薩的政治地位，也成功拉攏華人傾向政府及執政黨，特別是首相成功訪華後，更促成一股支持政府的強大力量。

雖然從整體上來說，國陣的組織是大勢所趨，也是扭轉華人對政府抱著消極態度的一個步驟，但是不可避免的是馬華內部則引起了分裂，且對國陣的組織在初期抱著遲疑的態度。

前面曾經提到，陳修信搞華團的結果，為馬華注入許多新血，並且形成新派和舊派的暗流洶湧的局面。“1973年5月，霹州的馬華被改組，由麥漢錦取代林敬益的地位後，鬥爭越發明顯。表面上主席由陳修信擔任，但署理主席一職歸麥君坐鎮。指揮整個霹州的馬華，林敬益派被腰斬的腰斬，凍結的凍結。不再屬於當權派。”

林敬益辭去部長職
事情並不就此了結，林敬益於5月30日宣佈辭卸特別任務部長職位，掀起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在致給敦拉薩的辭職函中，林敬益說：“我是推動馬華公會改革運動的主要份子之一，結果造成我本人與我的會長陳修信、署理會長李三春及總祕書甘文華之間竟見分歧。他們不斷在私下及全國性的報章損壞我的名譽。

這些對我所作的攻擊，使一種純粹是馬華黨內部的事務，演成我本人與閣下政府的一些馬華部長之間的公開衝突，此舉無可避免地使閣下及內閣整體難堪。因此，我認為當改革馬華的運動在繼續進行時，沒有別的選擇，決定辭職。”

敦拉薩接受了他的辭呈，但未促請林敬益辭去上議員職位。（79）

(04) 林敬益惡鬥陳修信
1973年5月30日，林敬益宣佈辭卸特別任務部長職位。第二天，他舉行記者招待會，正式向馬華總會長郭陳修信發難，矛頭已由原本朝向黨內署理會長及總祕書轉向總會長，攤牌勢所難免。

他指責馬華領導層不但要剷除他，甚至擬腰斬改革運動。為此他促請黨員不要退黨，在黨內展開鬥爭，兩派對峙，陣線分明。

林敬益也說他的改革運動主要有四點：
（一）修改馬華黨章，勿讓400萬華人的命運置於一人手上。
（二）加強馬華總部效率。
（三）與聯盟夥伴黨建立更密切的聯繫。
（四）使大馬華人在心理上作好準備，瞭解大馬與中國建交是為了國家。

此外，林敬益也揭開了他加入馬華及被排斥的經過，反映了改革派的普遍見解和想法。

他說：“我於1969年加入馬華之後，敦陳即命我在霹州參加競選。當時民心反對馬華，我終於落選了。緊急狀態結束之後，敦陳委我出長霹靂州馬華聯委會，負起重振黨務責任。我當時只想為敦陳建立一股強大的力量，由於霹州華人眾多，對黨是很重要的。

在敦陳的鼓勵及財政支持下，霹靂州的幹訓班於1971年成立了。基於他自己明白的理由，敦陳推薦我加入內閣。我於1972年出任部長，當我來到吉隆坡後，我發覺敦陳的真正為人，他根本不想要一個強大的政黨。他只要一個可以操縱自如而有利於他本身的黨。

為了折辱我，他革除我的霹州馬華聯委會主席職務。經不起李三春及甘文華的挑唆，他又宣佈“脫離”與幹訓班的關係，他相信我已被人利用來推翻他。

這10個月中，我對他的行為作了深切的觀察，我肯定他已經失去了領導的意志。我也指控他對黨的所作所為是一種政治失職，在他領導的12年中，他按部就班地使黨喪失雄風，成為一個被人嘲弄的課題。

我進一步指責敦陳是一個政冶懦夫，不敢面對群眾，他不顧黨章，專橫地宣佈暫停現有的黨務活動，即是懦弱的政治性格行徑的最佳例證。此舉是為不顧一切地抑制黨員，在改組運動中所掀起的高昂士氣。

他高談民主，但在心理工卻是不折不扣的獨裁者。他是黨的一股最大的離心力，破壞及摧毀了團結華人的運動。敦陳對黨的同僚疑心重重，以致杯弓蛇影。

敦陳將在歷史上成為一個“閹割高手”，妥協專家，將黨導向毀滅之途，使百萬人民面對不安遠景。黨不屬於任何人，也不該有任何人利用達成個人政冶野心。華人現在應該選擇具有遠見，足以領導他們渡過重重困難的領袖。

真正的領袖知道急流勇退，絕不戀棧，敦陳卻沒有這種考慮。我準備犧牲個人以進一步推展改組馬華，成為一個朝氣蓬勃的組織的運動。我相信李三春沒有膽量這樣做。他在黨內發動勾心鬥角事件，只是為了使他盡可能登上最高的政府職位。”（80）

由於林敬益已毫無保留地抨擊馬華當權派，且聲言要向陳修信的地位挑戰。結果在記者招待會的隔日，被陳修信以總會長的身份開除出黨，同時被開除的是林敬益的親信，烏魯近打區會主席楊壽賢。但對陳忠鴻醫生、李裕隆律師和曾永森律師的情形，則需視事態的發展而定。

敦陳是在總秘書甘文華，森馬華主席王成就上議員及總部執行秘書黃進豐的陪同下，向報界發表長篇文告駁斥林敬益，並解釋其開除的理由：

（一）林敬益未能阻止幹訓班散播“大漢沙文主義和種族情緒”，而有證據顯示，某些前社陣人員和共黨份子已經滲透馬華公會。接著這些份子決定在馬華內奪權，若不能成功，則毀掉馬華公會。

（二）如果具煽動性言論繼續下去，最終將導致種族流血。玩弄沙文主義，很容易取得華人支持。這件事曾於1959年發生，也於1964年及1965年再次發生，結果新加坡離開馬來西亞。這種事情可以再發生，但只要我還是馬華總書長，絕對不會容忍這種發展。

（三）馬華的門戶開放政策已造成上述的結果，應即刻檢討。作為馬華總會長，有責任確保馬華不會被奪權失敗的人士所毀滅。

（四）我不斷地寬恕林敬益常犯的錯誤，但最近改變了對我支持的態度，他的一連串謾罵，是一個喪失理智和失望的人，口不擇言的表現。

因此，我沒有其他選擇，唯有援引章程第127條（總會長擁有開除的權力）馬上開除林敬益醫生。同時也決定開除楊壽賢，因他不遵守凍結令，在報章發表具高度爭執性文告。（81）

開除行動爆發了一場大論戰，形勢十分混亂，馬華公會內部已分裂成兩大派系，公開對峙。

林敬益醫生於翌日全面的反擊陳修信，權力鬥爭達到高潮。

林敬益的答覆要點如下：
（一）陳修信對幹訓班作了一些瘋狂的指責。事實是幹訓班會做過喚醒霹州華人的光輝工作。幹訓班是在梁棋祥及鍾天權被開除後，產生不滿陳修信的情緒。至於說前社陣黨員及共黨份子滲透馬華，是用污衊的言論作為他想關閉馬華門戶的理由。

（二）開除行動是陳修信堅持濫用一切權力，制止任何可能取代總會長職位的人。

（三）陳修信本身扮演法官、主控官和陪審員地位，完全違反正萬的司法原則；挑戰將開除事件提交黨中委討論，如果陳修信認為黨中央工委會是支持他的話。

（四）展示霹州83個馬青支部的815名黨員簽署的支持改革派的宣言，他們矢言支持曾本森、林敬益、李裕隆、陳忠鴻及楊壽賢的改革運動將闡明馬華的路線。（82）

（五）不承認陳修信的開除行動，決定進行反擊。

被開除的楊壽賢形容這證明“馬華就是陳修信，陳修信即是馬華。”他重申促請陳修信實現諾言馬上辭職，並希望馬華黨員繼續進行改革，以便有一天能把所有華人政黨匯集起來。（83）

馬華黨內顯然有許多區支部表示反對開除行動，並贊同改革馬華。報章一時充滿了馬華馬青支會區會的聲音，形成黨爭的一個新高潮。

這一股浪潮以支持改革派為多，但也存在著當權派堅守陣地，其中支持李三春的馬青也展示了力量。雪州馬青準備舉行千人大集會反擊，以保護當權派。馬青中央領袖如李三春、李孝友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鼓起熱潮，以反擊改革派的壓力。

馬華分裂成兩大陣容
由於這樣，馬華基本上分成兩個陣營，一個是以支持陳修信為主的當權派，主要成員有李三春、李孝友、甘文華、劉集漢等人。一個是以林敬益為首的改革派，介入領袖包括曾永森、李裕隆、陳忠鴻。

眼看鬥爭和分裂已是不可避免，陳修信在危亂中殺出一招，暫時的化解危機，原來尚未被開除的改革派領袖，在陳修信的息事寧人的手法下，達成協議。鬥爭局面急轉直下，形勢對陳修信有利，林敬益的黨內改革運動卻被斬掉了。

1973年6月9日，馬華中委會經過5句鐘的馬拉松會議後，發表了出人意外的文告：
（一）中央委員會一致重申，他們繼續支持總會長敦陳修信；
（二）中央委員會確認總會長開除林敬益醫生的權力；
（三）重申繼續進行改革運動，並成立一個12人委員會推動。主席是陳修信，聯合主席是李三春和曾永森。委員為：李孝友、甘文華、陳清水、陳炳坤、王成就、李裕隆、林良實、羅福元、陳忠鴻和蕭游文。

李三春也宣佈取消原訂於6月10日，在吉隆坡舉行的雪州馬青千人大集會。

馬華中委會的折衷性方案，使到黨渡過攤牌危機。曾永森、李裕隆和陳忠鴻的被暫時納入主流，切除了他們與林敬益的密切聯繫，致後者的力量大為削弱，一場倒馬 華現任領導層的鬥爭，也顯得乏力和群龍無首了，儘管馬華同意繼續進行改革運動，但實質已和林敬益所要求的大不相同，是屬於支持陳修信而不是反陳修信的；同 時反李三春和甘文華的浪潮也被壓下。

另一方面，報章所刊載的馬華各區支會對林敬益醫生支持的新聞亦停止，各報不再發表，改革派的聲音無從繼續傳遞，林敬益的倒陳修信運動受到重重阻力。被迫放棄在馬華黨內進行鬥爭，轉向尋求另一個政治論壇從事和陳修信領導的馬華相抗衡。

民政黨，成了選擇的對象。

(05) 林敬益加入民政黨
林敬益等人倒馬華總會長敦陳修信的改革勢力被瓦解，1973年12月林敬益及梁棋祥等人，加入了林蒼祐領導的民政黨，隨後又得到馬華改革派李裕隆和陳忠鴻的響應，在壯大民政的同時，又給馬華帶來了壓力，因為民政同屬聯合政府一員，又是籌組中的國民陣線一份子。

差不多在同一個時候，馬華黨內李三春的力量開始膨脹，幾乎已在中委會中成為主流派，足以在任何時候取代陳修信的地位，正由於李三春派和馬華改革派的妥協是暫時的，因此不久之後，這些人便在馬華黨內發現難有立足之地。

雖然曾永森的微妙地位未受影響，他仍然在黨內活動，卻無可避免的埋下他在日後與李三春公開鬥爭的危機。

正當林敬益等人加入民政黨之際，馬華公會在李三春的策劃下，舉行馬華全國各級領袖千人大集會。從正面上來支持陳修信的領導，從側面上是鞏固規在領導層的地位，來否定林敬益的改革運動和革除所留下的影響力。

馬華鼓吹華人大團結
陳修信在這項大集會中表明“馬華決與華教共存亡“。他說：“只要華人要保留他們的小學，這些學校就會生存。馬華公會的存在，就是華文小學的存在。”

他又說：“馬華作為一個政黨，在原則方面是穩定的，而在為華社和國家服務方面是不屈不撓的。讓馬來西亞的歷史亦這樣刊載：華社是具有勇氣，遠見和堅決來響應馬華的號召。

甚至在過去，對我們有異見的人士，亦已明確地贊同我們的政策，認馬華是唯一能夠為華人社會的權益服務，並且能促成多元民族團結的政黨。讓這些一心一意要完 全摧毀馬華，以滿足其報復慾望的人士，消除其個人的反動，而不要在這個已四分五裂的華人社會中，製造進一步的破壞與紛亂吧！

但要怎樣應付這些人士，就要華社決定。”（84）

陳修信這一席話，除了安撫華社不必掛慮華小的前途外，最重要的是否決林敬益的改革運動，且要華社與馬華一道來應付挑戰。不過，敦陳雖然力挽局面，在最終仍無法挽救自己的政治命運。

當日大會，一項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曾永森所提出的政治路線，已和李三春起了衝突，前者促請馬華以階級矛盾的觀點，分析當前的整個形勢，因而建議今後應走階級鬥爭路線，方能團結本邦的華人。但後者堅持認為，當所有政黨都標榜爭取種族利益時，走階級路線是跑不通的。

另一馬華領袖王成就宣稱，馬華決不做政府的“工具”來壓制華裔同胞，黨今後應循和平與秩序進行鬥爭。

儘管曾永森有不同的見解，但馬華大會通過的宣言顯示李三春已佔上風，宣言重申通過華人大團結來達成國家大團結，隻字不提曾永森的“階級鬥爭”論。

這也多少反映出陳修信的折衷方案，旨在緩和不滿與波動的情緒，並未能真正達成妥協。李裕隆及陳忠鴻等人在馬華被孤立及後來加入民政黨即為一例。（85）

陳修信辭總會長職
林敬益事件於1973年中被平息後，馬華的權力逐漸地移向李三春。他以署理總會長的身份，成為陳修信而後的第二號人物。雖然曾永森力爭上 游，1973年8月獲首相敦拉薩委為特別任務部長（掌管核能及環境）和李三春（工藝、研究及新村協調部長），在內閣中享有平等的地位，且獲得首相的器重， 然在馬華黨內，李三春才是真正的當權派，曾永森尚未走向最高層。

因此當馬華於1974年經歷再一次變化時，李三春已成功地脫穎而出，成為馬華的新領袖。

1974年4月8日，陳修信宣佈辭卸財政部長及馬華總會長的職務，辭職即刻生效，在一篇書面文告中，陳氏說：我受到多位醫生的強力勸告，由於最近患病及開刀需要減少工作職務。

我在兩週前由英國返馬後，便十分審慎的考慮此問題，並與首相敦拉薩、李三春及馬華公會的其他同僚討論。首相及馬華公會同僚，善意地表明充份瞭解我的處境，因此我達致結論，最佳的途徑是讓我退出活躍的公共生活。

在此我要宣佈，由即日起，宣佈辭去部長及馬華總會長職務。我要在此重覆過去常說的話，華人社會應該團結一致，全力支持馬華，我仍然相信馬華是華人的政冶活動的最佳工具。（86）

(06) 陳修信時代的結束
馬華中委會經過冗長討論後，接受陳修信的辭職，並選李三春為代理總會長，李孝友昇任署理總會長；同時委任陳修信為榮譽終生會長與首席顧問。

這意味著陳修信結束了其政治生涯，也結束了他在政治上備受爭議的地位，那些 希望他即早辭職的，認為他早就應該退休，那些與他有密切關係的，除了惋惜之 外，並不認為他的辭職是不恰當的。

從1949年和馬華發生聯繫到1961年正式出任馬華總會長後，陳修信一直是華人社會爭論的對象。許多方面，他的觀點是和華社不能相互呼應的，甚至在教育問題上被圍攻；而他和董教總的恩恩怨怨更是有目共睹。

他的辭職是否有助緩和馬華和華社的矛盾？他的辭職又意味著什麼呢？

如果從政治的角度分析，陳修信的退休，顯現了他自己也感覺到內部更需要一個變革。他的去職，可以免掉許多的爭論，也可以通過領袖的更迭來改孌形象。

陳修信時代的結束標誌著馬華轉入一個新的階段，雖然不是改革派直接促成他下台，但在間接上也不無影響。

李三春時代掀序幕
不過代之而起的不是改革派，而是一度和改革派相抗衡的馬華當權派系，以李三春為首，馬青矢言作為後盾（李三春和李孝友皆是馬青的領導人，前者是總團長，後者是秘書）。李三春的時代隨即在馬華黨內啟開了。

新的領導層除了接替陳修信留下的工作外．亦要面對兩項新的考驗：（一）馬華對國民陣線的態度及（二）馬華應付大選的策略。

正如前所提及，國民陣線是敦拉薩所倡導的，他的用意是擴大聯盟的組織。但在 馬華看來。這是削弱了馬華在執政黨內的代表性，因而對國陣的組成反應格外謹 慎，甚至有相反的意見出現。

毫無爭議的，國陣是隨著聯合政府的到來形成一個必要的趨勢。這是不能阻擋的潮流，但從馬華的立場出發，它認為帶進民政黨和人民進步黨加入國陣，而不是通過馬華將它們吸納進來，對馬華是一個潛在的威脅，是以遲遲未對國陣的概念表明鮮明的支持立場。

比較先接受聯合政府概念的是劉集漢。他於1972年8月25日參加在馬來亞大學所舉行的“政治大辯論”時說：“我們在馬華公會裡的人，擁護在州和中央所組 成之聯合政府。任何被認為可以拯救馬來西亞的人民的政黨，一定要準備為建立一個強大和穩健的馬來西亞政治制度的廣大利益，而犧牲黨的利益，以達致全國的團結。”

但他指出“聯合政府和聯合政治是有差別的”，前者是不同政黨合作組成聯合政 府，後者則是指幾個政黨合成一個陣線在政治上組合。（87）

當時，劉集漢是以馬華署理總秘書的身份發言。不過他的言論並未在馬華內產生普遍的認同感。陳修信不談這個問題，李三春則避免涉及。

這其中的最主要因素是擔心一旦加入國民陣線，馬華扮演的“唯一代表華人的角色”便會被削弱，甚至使聯盟的組織變質。

為試探巫統對馬華的態度，檳洲及霹靂州的馬華公會於1974年3月的時候宣佈反對國民陣線的概念，並宣稱它們準備在來屆大選角逐所有的傳統席位。由此可見，馬華至為擔心的是議席的削減和未獲得足夠的代表性。

同時重要的一點是，馬華在爭取民行黨、民政黨及人民進步黨加入馬華的努力不 果後，後兩者的政黨，卻和巫統達成聯合政府的協議。這是馬華所不能苟同的。

(07) 馬華對國陣的立場
1974年慶祝馬華建黨25週年時，陳修信發表一篇獻詞中重申“必須有一個以華人為基礎的政黨，來有效地代表我們的利益。只要巫統和國大黨存在的一天，馬華就應繼續代表華社的合法權益。”絕口不提國民陣線的概念。（88）

巫統對馬華公會的消極態度不表同意。巫統署理主席兼副首相胡先翁在出席儀式 時促請馬華領袖不要發表引起國民陣線擔憂的言論。他表示國家利益高於黨的利 益，國陣成員應該團結合作及諒解。巫統希望和馬華繼續加強合作。

他也提醒華人，應瞭解抱著華人沙文主義的態度將會帶來惡果，如果採取容忍態度則將有共同美好的將來。（89）

在形勢比人強及巫統決心基於聯合政府的成員組成國陣的趨勢下，馬華不久之後 舉行中委會議，全面的討論國民陣線的組織，想來是巫統已決心成立國陣，且準備舉行大選。

熱烈討論國陣課題
中委會議終於發表第一篇對國陣作全面看法的文告：“我們要向所有以華人為基礎的政黨，發出這項呼籲，讓我們坐下來好好的商談，我們之間的互相鬥爭太久了。為了華人社會與國家的利益，我們現在必須設下一個共同的目標。

我們堅信，通過真誠與善意，可以解決任何歧見。在一個共同的政治旗幟下，將有效地為華人的利益而服務。由於馬華在這一方面堅定的信仰，為著達致華人大團結，隨時隨地準備以兼容並蓄的精神而採取必要的行動。馬華的門戶是開放的，現在鄭重地發出這項呼籲。

國陣是時下被熱烈討論的課題，這項概念我們同意，我們隨時準備，與其他接受國陣概念的其他成員黨認真談商，以求達致一項協議，正如我們目前所做的一樣。

不過，要強調的是，馬華在國陣中，必須不失去它的身份與立場，就是它必須繼續成為伸張華人政治願望及反映華人心聲的一個政治機構，正如巫統是代表馬來人的政冶願望的機構一樣。

我們是一個開明和負責任的政黨，要嚴正地向全體華人以及整個國家保證：馬華將不會作出任何決定，足以危害華人利益及馬華代表華人政治心聲與願望的地位。馬華重申全力支持敦拉薩作為國家領袖。”

代總會長李三春發表這篇文告後，被記者詢問使用“同意”而不是“支持”的字眼時，李氏解釋只要馬華在國陣中不失去它的身份立場，馬華將“支持”國民陣線。（90）

如果我們細心研究馬華的文告。不難發現它在同意國陣底下，也提出附帶條件：馬華不能喪失原有地位；仍然希望其他以華人為基礎的政黨加入馬華，共同代表華人。

不論在實際上馬華是否能做到所說的兩點，但從馬華闡明的立場看來，它不準備 屈從於其他華人政黨或與它們具有平起平坐地位，而是堅持馬華是代表華人的。

中委會的同意自然使到檳州和霹洲的馬華領袖改變立場，不再存有“異議”了。清楚不過的是，個別州的反對並不代表整個馬華。只是借它們“投石問路”，看看是否能使巫統改變初衷。

在沒有其他選擇底下，馬華終於有條件地加入國陣，但不忘重申華人大團結的口號，並認為唯有如此才能確保未來的命運。

可以說，馬華是執政成員黨中，最後一個承諾於國陣者。

(08) 民政第二華基政黨
針對馬華對國陣的態度，李三春在馬華中委會同意加入後有如下的解釋：“馬華是一個民主政黨，我們認為，像國陣概念這種重要的事情，有必要先在黨內取得一致的意見和看法，才能表明黨的立場。

但這是一個新概念，馬華黨員不習慣，而這一種改變是緩慢和痛苦的過程。”

不過，李氏指出：“我國尚未達到以社會和階級思想，成為唯一政治思想的階段，我國尚屬年輕國家。國會民主只有17年，不能與其他國家的政治相提並論，種族思想在我國的政治，仍然扮演重要的部份。”

因此李氏堅持馬華鼓吹的華人大團結的論調是正確的，這不是要抗衡其他種族， 乃是最終建立非種族關係達成國家的團結。

他表明，為了人民的利益，馬華將在國陣中扮演適當角色。（91）

從當時的條件來看，國陣的成立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它於1974年6月1日正試註冊，參加的政黨有：巫統、馬華、國大黨、民政黨、進步黨、回教黨、沙巴聯盟、砂土著保守黨及人聯黨。它朝向1974年的大選邁進。

國陣的組成及首相敦拉薩訪華，在日期和時間上是相互配合的。對於華人政治思 潮的轉變起了很大的影響。最根本的是，政府已成功地改孌了自1969年來華人對聯盟的失望態度，總而寄望於國陣能鑄造一個公平與合理的社會。

當我們還未談及1974年的大選形勢和結果時，我們也有必要談到其他華人政黨的情況。

民政具華人政黨色彩
民政黨在接納林敬益等馬華改革派人士入黨後，已更具有華人政黨的色彩。

雖然它仍然重申致力於一個馬來西亞人平等的社會，不特別強調一個種族的團結，但它在華社中幾乎不可避免地，成為馬華在國陣內的一個有形的對手。不過，尚不至於取代馬華的地位，而是居於馬華之後的另一個具有代表華人的執政黨。

這種改變不是通過和馬華的結合或團結來達成的，而是通過巫統的爭取而湊成和 馬華在一道。當然也因為這一變遷，促使民主行動黨將民政黨，視為與馬華同等級的政治敵手。

進一步觸怒民行黨人對民政黨的敵視，是吳福源於1974年4月12日正式參加民政黨。曾經是民行黨秘書長的吳福源，一度痛斥民政黨背叛選民和聯盟組織聯合政府，但在他於1972年退出民行黨後，對民政黨的態度已大為改變。

身為孟沙區國會議員，吳福源說，他的加入民政黨有兩個理由：

（一）民政黨為一多元種族的政黨，致力於建立一個團結的大馬國家，這亦是他一向來鬥爭的目標；
（二）林蒼祐醫生為我國非巫人中最傑出，最具豐當經驗，成熟及智慧的人物。

他並讚揚檳州在林蒼祐的領導下，不斷在發展中。（92）

吳福源的加入民政黨不足為奇。這和林敬益參加民政黨同樣受到注目。所差的是 前者孤單一人，力量單薄，後者是帶動一批人馬，有一股勢力。

不過，民政黨經過蛻變和成為國陣一員後，已全面擺脫反對黨的態度，改以執政黨的地位來謀求發展。這對它來說，無疑是個180度的轉變。

人民進步黨內部沒有多大變化，但它已失去昔日在霹靂政壇充當反對前鋒的角色 。在SP辛尼華沙甘的領導下，欲與馬華爭奪霹州的影響力，顯然是處於下風了。

此舉給民行黨一個機會，以奪取人民進步黨的地盤。

(09) 民主行黨改變策略
民主行動黨接二連三的痛失國州議員後，元氣大為損傷。，原本13個國會議員剩下9個；31個州議員剩下20個。

這個變化是支持民行黨的選民料想未及的，也說明民行黨內部不夠團結，矛盾重重。種下分裂的禍根。尤其是與馬華密談失敗被揭發演成公開的筆戰。更是破壞了民行黨的形象。

但是在這段期間內，林吉祥進一步奠定了他的政治聲望和在黨內的不可動搖乃至不可取代的地位。民行黨製造了林吉祥的“英雄形象”，而反過來林吉祥也成了民行黨的“化身”。

林吉祥的政治思想，逐漸地代表了民行黨的政治路線。在他的領導下，似乎是沒有妥協的餘她，矛頭對準馬華、民政黨及進步黨；同時對於新崛起的社正黨也沒有合作的興趣。

他堅信民行黨是國內的反對黨，其他反對黨的生存只是削弱反對黨的地位。他也認為凡是國陣成員黨，都是應該迎頭痛擊的。基於這樣的觀念，民行黨再也沒有興趣談聯合陣線。

行動黨的社會主義色彩是不被突出的，反而在各方面表現了比其他的華人政黨有更多的聲浪，以和馬華民政爭天下。

缺乏華人政治意識
社會正義黨與民行黨比較起來，缺乏了強烈的華人政治意識。除了陳志勤一人的 言論較受重視外，其他領袖的影響力已日漸衰退。與此同時，它的不談種族政冶 也討好不了任何種族，形成一個飄浮的政黨。

人社黨，雖然努力改變華人對它的印象，爭取更多華人加入，但所作的努力已挽 不回昔日社陣的影響力。至於其他反對黨，如無產階級黨“波斯達曼領導”及國家意識黨“前檳州副首席部長姆斯打化領導”更無力量可言。 毋容諱言的，在華人社會中，被認為仍有活動力的政黨除國陣中的華人政黨外， 反對黨也只剩下民行黨和社正黨了。雖然如此，仍有一股思潮，是不屬於任何政黨的，這就是存在華人社團中的個別勢力，其中以董教總在教育問題上所鼓起的民族思潮，至為震盪。

華人社會在“五一三”過後的政治思想是波動不定的，他們一方面對華人的政治 領袖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又未能達致共同的意志產生公認的領袖。雖然70年代初期，陳修信以馬華總會長的身份試圖扮演這角色，也在華團運動達到高潮時被加以重視，結果他還是經不起政治潮流的衝擊，退息政壇。

(10) 馬華與董教總合作
如果說，70年代初期，華團在華人團結運動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那麼董教總 及校友會在教育課題上也作出努力，且一度再和馬華公會掛鉤。

1971年12月4日，董總、教總及馬華公會教育委員會主催“全國華校董教大會”，這是繼1969年，董教總和馬華因獨大問題鬧分裂後的重新合作。總共有 千餘名來自東西馬的代表齊集雪蘭莪中華大會堂，熱烈的情況打破了自1953年8月23日，董教總及馬華成立三大機構“教育委員會”所召開的任何一項會議。

陳修信在致開幕詞時，不同意把教育問題當成政冶問題，但認為三大機構必須合作和相互諒解，以尋求一個相同的立場，爭取共同的目標。

大會由李金獅擔任司儀，其他致詞者有董總主席楊誠財、教總主席沈慕羽及馬華 教育委員會主席劉集漢。沈慕羽在大會上重申“今天的大會不是要與政府作對， 而是要與政府合作，共謀我國教育的發展”。

他同時指出，“華人效忠的是馬來西亞，不是中國或台灣”，“華校的課本皆按照教育部的課程綱要編定。請那些把華校當作是沙文主義或種族主義的溫床的人，從此不必再猜疑了。”

大會通過多項重要議案如下：
（一）華小應繼續存在，並確保永不變質；
（二）政府應給獨中和私人學院物質方面的輔助和精神上的支持，以便為政府分擔教育責任；
（三）保留華校董事會的組織及其原有職權，這是對亞茲報告書建議取消董事會而作出的反應。
同時大會也通過宣言，要求政府保存華教董事部，保證華小永不變質外，也建議恢復高中三會考使華小師資有來源，承認華文大學學位。

宣言說：本大會是繼1951年董教大會，1958年董教大會，1959年華文教育大會後又一次全國華校董教大會，是具有歷史性意義的。當我們擁護馬來西亞語為國語時，也希望政府發揚憲法152條的精神，保證各民族語文都有充份學習與應用的機會。（93）

值得注意的是，大會並未重提獨大問題。個中因素可能是董教總和馬華之間的裂 痕剛修補，不便爭執。再者當時的注意力放在亞茲教育報告書，獨中前途和華文 大學的學位承認問題，也就按先後來處理了。

大會的議案和宣言多數未能取得效果，例如華校董事部的權限，恢復高三會考等 均未獲得修正後的亞茲報告書所接納。爭取承認南大與台大學位，也於1972年被教育部所拒絕。

在華小生存不受挑戰下，獨中發展已是華社當前急務，因之，籌款發展獨中的運動隨著開展，形成了一股力量。這個運動不斷持續，尤其以霹靂州最為蓬勃，原因是霹州的獨中已面臨經濟困境。

(11) 籌募獨中基金運動
霹靂州生存的獨中有九間，數量上的比較是全國之冠。不過很可惜，幾乎每一 間都有其不完整的地方，有的沒有校舍，有的沒有初中只有高中，有的卻只開設 商業班級，根本不能算作一間中學，但全部經常費用都是捉襟見肘。

這並不是這些學校不想完整，不想發展，而是10年改制中，大家都把它們疏忽了。如今我們起來大聲呼籲，試圖募集基金來發展，一方面也是要提醒社會人士的注意，倘不注意，他們將因經濟限制，人們的忽略，而一間間的壽終正寢。（94）

霹州維護獨中的運動是由霹靂董聯會主持的，主要的領導人之一是主席胡萬鐸。

另一方面，在雪蘭莪也推動獨中的發展，一個命名為“華文獨立中學研討會”的會議，於1973年8月在數十個文教團體的響應下成功舉行，並草擬一份建議書 呈交雪州華校董事聯合會討論。

建議書提出獨中的使命：
（一）中小學12年的教育是基本教育，獨中即完成此種基本的母語教育；
（二）華文獨中下則繼承華文小學，上則接上大專院校，實乃一個必需之橋樑；
（三）華文獨中兼授三種語文，吸收國內外的文化精華，融合貫通，實為塑造馬來西亞文化的重要熔爐。

建議書也認為應有統一課程和統一考試，才不會自亂陣腳；因而需要成立“華文獨中統一課程編委會”和“統一考試委員會”。

政黨介入協助籌款
至於經濟問題，它建議籌募基金分為兩種，一是全國性的，用以支付“課程委會 ”和“統考委會”及設圖書館，改善設備與主辦研討會；另一是區域性的輔助基金，用以輔助個別區域個別學校之經費。（95）

在雪蘭莪董聯會接納建議書後，獨中的籌款運動便展開，伸展至全國各地。在直接和間接上刺激了華人社會的思潮。儘管教育問題經常被強調為不屬於政治問題，但在政黨的介入以及華團的運動下，政治的色彩是避免不了的。

獨中運動展開之後，另一個問題接著被關注，那就是南洋大學決定由1974年起停止通過考試錄取新生，引起華社的嚴密關注。因為停止招考意味著華校高中生的升學機會又減少了。

不僅董教總，同時也促使馬華商聯會向南大當局請命要求改變初衷，不過這要未並無下文。當1973年杪傳出這件事時，華社再一次醞釀要求創立高等學府的念頭。1974年6月，全國董總代表大會一致通過籲請政府批准“獨立學院”的註冊。（96）

董總主席林晃昇解釋說：1967年，董教總倡組“獨立大學有限公司”，此公司幾經波折，終於1969年5月8日獲淮註冊。現在該公司致力於創辦“獨立學院”，學院章程已呈政府申請註冊。
接著他透露，獨大有限公司總共收到的捐款逾58萬元。（97）

獨立學院的申請不久之後得到教總的支持，也獲得華團的響應。但這已接近我國1974年的大選日期了。為了避免任何的爭執，有關申請被按下在大選後處理。新政府成立後拒絕獨立學院的註冊，並成立以新教長馬哈迪醫生為首的教育檢討委員會。

(12) 拉薩理念一一落實
1974年的大選是在8月舉行。在這之前的政治氣氛看來對執政的國民陣線有利，馬來人社會已不存在激烈的競爭，因為巫統和回教黨同屬國陣成員。

華人社會對新成立的國陣也寄以信心，特別是首相成功訪華後，激發了華人對政府的新態度，抑有進者。政府的陣容經告擴大，變成九黨聯合執政，不再局限於過去的三黨聯合執政。

國民陣線的“天秤”標誌象徵著敦拉薩的時代已推向高峰，他的政冶概念一一落實。在爭取華人社會重建對政府的信心方面，有了顯著的效果，把1969年後所處的劣勢完全扭轉過來。

左派陣營各自發展
不過，過去曾是左派人士，包括勞工黨幹部的一批青年，在政冶上未作基本的改變。他們仍然不熱衷於議會民主制度，因此沒作積極的響應加入執政黨或反對黨，寧可抱著置身度外的態度。

當然，這是一種沉默的表示，不意味著他們已不興趣和不關心政治，中國的文革雖已近尾聲，但它於1966年所鼓起的激進思潮，或多或少地震盪著海外的華人，即使馬中經已建交，但要全面的改變激進的思想，卻非一朝一夕的事。

由於這樣，曾是勞工黨黨員及熱心支持者，在一定的程度上表達了他們對現政治的淡然態度。然而比較上來說，已沒有於1969年的那種杯葛議會的運動，而是任由事態自然發展。

在這個時期，即1973年到1974年，馬大華文學會通過文娛大洭演貫輸左派思想，在各地城市巡迥演出，這個定名為“春自人間來”的演出，或多或少刺激了陷入低潮的左派運動，因限於文化表演，未在政治上產生衝擊力量。

1974年12月政府採取行動逮捕馬大華文學會負責人，指他們涉及顛覆活動。過後並發表白皮書闡述有關事件。

雖然如此，在政治上左派陣營中另外有兩個發展．其一是加入人民社會主義黨， 更出任候選人，標榜著左的思想和社會主義政策，試圖使人社黨變回昔日的社陣色彩。

再度喚醒人民熱誠
同時他們也認為，左派的勢力是潛在著的，只要再度喚醒人民的熱誠，左派自有其立足之地。通過人社黨的不強調種族，但側重在思想上的鬥爭，在人社黨黨員看來，是有希望的。

其二是加入國陣中的其中一個成員黨，既然砂人聯黨能改變，且配合政府的行動，為何西馬的左派不能在執政黨中發揮作用呢？基於這一想法，有一些原屬於社陣或工運或劃為左派陣營的人物，被鼓勵加入馬華或民政黨。

其中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前社陣領袖林建壽，於大選前夕撰文頌揚國民陣線的概念。

他在馬華機關報《導報》中寫道：“國陣的概念，是直接由敦拉薩所持，關於今天馬來西亞應當有怎樣的政冶的見解而起，他認為，政府要有效地為其將來打算而不要時時有後顧之憂，這個政府將更具感應性，更有能力而且更為有效。

他指出了這個共同政綱，必然是希望各方能作更大的合作，減少歧見，俾能在實現其見解時得到更大的支持。他視國陣為一個由小政黨組成的集合，受著一個民選的大政黨控制，像聯盟之成立而由巫統領導一樣。國陣不過是擴大聯盟的一個概念而已。”

(13) 加入馬華改革馬華
前社陣領袖林建壽，於大選前夕撰文頌揚國民陣線的概念，他在馬華機關報《導報》中寫道：國陣的成立，已使敦拉薩在馬來西亞獲得輝煌的勝利，一如他與中國的建交，使他在東南亞方面獲得了國際的聲譽一樣。

現在的問題是馬華公會是否可以重新贏獲其領導地位，如果大馬華裔支持馬華，使它增強力量，並使它更能在政府權力範圍內代表華人的意見。

聯盟的出現則答覆這個問題，只要聯盟存在的一天，馬華和國大黨必須與巫統一 樣存在。一個脆弱的馬華公會和國大黨，將迫使巫統從別處找尋支持，這就像國陣的組成一樣。

馬華是一個全國性政黨，只有社陣才能與它分庭抗禮。只要巫統和國大黨存在的一天，馬華公會也必須存在。

我認為，馬華如果能重申其明確的政策，是可以挽救是項弱點和重新獲得基層的支持。一些反對黨慣用的名詞如“建立一個公平社會”或“建立一個大馬社會”是很容易引起共鳴。

因此馬華公會是需要重申其明確的政策。它仍然擁有大多數華人的支持。這是人民進步黨、民政黨、社會正義黨和民主行動黨所沒有的。

林建壽加入馬華
今天的反對黨，除了人社黨外，大都沒有強烈的思想路線。今天在馬來西亞內的 思想鬥爭實已陷入低潮——因為反對黨已淪為“申訴委員會”。反對黨原本已夠 脆弱，現在由於國陣的成立更進一步削弱他們的力量。（98）

林建壽於“五一三”後曾被政府拘留一個短時期。約莫一個月即被釋放。初期召集一批社陣幹部，試圖重組勞工黨，但反應欠佳。林氏也就放棄努力，並消聲匿跡政壇5年之久。

1974年大選前，他已經與馬華公會領袖有所接觸，被鼓勵復出參政，“大選形勢總檢討”一文乃是林氏試探政治溫度的測量表。這意味著他個人的思想有了轉變，從一向來對馬華公會的大力抨擊到加入馬華，以實現他所說的“改革馬華”。

儘管林氏的參加馬華公會是出自個人的行動，也沒有一批勞工黨人跟著集體加盟 ，但他所表達的轉變思想，或多或少是一些中庸派的想法。後來有較多的左派份子投身馬華，所持的理由與林氏所說的不相上下。

不過，我們必須注意到，轉入70年代以後，國家的政冶潮流已有很大的不同，思想階級的鬥爭被擱置一旁，代之而起的是民族利益的爭取。

國陣擴大反對黨分裂
換句話說，種族政冶通過新的方式來表達，在國陣內的成員黨各有種族的代表性，以致60年代中期鼓吹的聯盟直接黨員，變成國陣的一個異體，難以被容納其中。

在反對黨方面同樣有此情形，那些不想擺明鮮明的民族立場的政黨，不是得不到支持，就是格於形式，未能取得進展。政治演變至此，華人的政治思潮難免也帶著強烈的民族意識，而在有意無意中流露出民族情緒。

當國陣的陣容擴大時，反對黨卻分裂，無法取得協調。民主行動黨決意單獨行動，且有一個目標先行消除其他反對黨，尤其是社會正義黨。在反對黨不能合作的情況下，形勢對國陣有利，更何況華人的觀念經有改變，反對黨提供的刺激不 再像1969年的程度了。

至於華社支持的“獨立學院”，1974年未成為尖銳的問題，政府也沒有正式拒絕。雖然對“新經濟政策”的實施有擔心執行者走向偏差，但因仍屬初期階段，不引起激烈的爭辯，加上首相的成功達致馬中建交，國民陣線已先聲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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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69) 參閱1974年5月21日《星檳日報》
(70) 參閱1974年5月29日《南洋商報》
(71) 參閱1974年5月29日《星檳日報》
(72) 參閱1974年6月1日《星檳日報》
(73) 參閱1974年6月1日《南洋南報》
(74) 參閱1974年6月3日《星檳日報》
(75) 雅沙里於1974年6月2日應倫敦國際策略研究之邀，在新加坡參加《 東南亞安全之國際會談》，以《國家建設》為題發表專題演講之摘要。
(76) 曾永森於1974年7月15日應檳城鍾靈中學校友會之邀，發表《馬中 建交及訪華觀感》的專題演講的其中一部份內容，全文刊於1974年7 月16日及17日《星檳日報》。
(77) 參閱1974年6月3日《星檳日報》。
(78) See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Malaysia" ／P188,189 & 190
(79) 參閱1973年5月31日《星洲日報》
(80) 參閱1973年6月1日《星洲日報》。
(81) 參閱1972年6月2日及華文報章，全刊載陳修信記者招待會的文告。
(82) 參閱1973年6月3日《星檳日報》
(83) 參閱1973年6月3日《星檳日報》
(84) 參閱1973年12月30日《星檳日報》
(85) 參閱1973年12月30日及31日《星檳日報》
(86) 參閱1974年4月9日《星洲日報》
(87) 參閱1972年8月26日《星洲日報》
(88) 參閱1974年3月28日《星洲日報》。陳修信未出席慶祝茶會，由李三春代為宣讀。
(89) 參閱1974年3月26日《星洲日報》。陳修信未出席慶祝茶會，由李三春代為宣讀。
(90) 參閱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八日《星洲日報》
(91) 參閱一九七四年五月五日《星洲日報》
(92) 參閱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星檳日報》
(93) 參閱1971年12月5日《星檳日報》
(94) 參閱1973年8月6日《星檳日報》沈亭在《霹靂文藝研究會》舉行《獨中基金之前因後果》之專題演講。沈亭為霹靂州獨中基金工委會秘書。
(95) 參閌1973年11月2日《星洲日報》。
(96) 參閱1974年6月17日《星檳日報》。
(97) 參閱1974年5月18日《星檳日報》。
(98) 參閱1974年7月份馬華機關報《導報》中一篇專論：《大選形勢總檢討》，作者林建壽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