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馬華面對反對黨挑戰

(01) 華人政治分三個範疇
華玲會談從政治思想上來說：是政府決心要爭取人民的支持，尤其是華人，以使馬共不能發生作用。

這個局面的改變，也導致華人政治思潮發生了變化，從獨立前後的演變，我們可以窺見動向。

如果說馬華公會是代表一方面的政治立場，那麼，也有與馬華公會不同想法的思潮湧現。1955年的首次普選雖然確定了馬華的代表性，但在爭取獨立的過程中，對於憲法的擬定，華人社會又分成派系的鬥爭了。這可以從1959年大選的成績看出來。

要進一步的探討華人的政治思潮的分化前，我們有必要先研究那些不加入馬華或不與馬華認同的華人的政治思想。

50年代之初，另外一股標榜著左派，但走溫和路線的黨誕生，馬來亞勞工黨及馬來亞人民黨是其中兩個較具代表性的組織。

如果說：戰後以來，華人在政治領域中劃分下列的範疇：（一）頭家階層，（二）受英文教育的中等階級及（三）受華文教育的中等階級及工人階級；那麼勞工黨的湧現在初期是厲於第二類的範疇，到後來包括第三類的範疇。

(02) 傾左派勞工黨成立
勞工黨是繼自由民主同盟（戰後到1948年緊急狀態時期，一個標榜非共左派政黨，後來自我解散）後，出現的一個較有代表性的、不強調種族的左派政黨。

初期，在不同地區個別成立，如檳城的勞工黨成立於1951年5月15日。領導人包括莫哈末穌比（曾任國家稻米局主席，前國會訪員及前駐巴基斯坦大使）、葉松綱，藍瑪納旦（曾任喬治市市長）。

這個政黨曾參加1951年12月的喬治市選舉，卻未有甚麼表現。數個月之後，在霹靂、馬六甲、雪蘭莪及森美蘭成立了勞工黨。屬費邊社書主義（FABIAN SOCIALISM）份子所組成，但1952年鬧分裂，其中一派另組人民進步黨，由SP及DR辛尼華沙甘兄弟（已故）領導。（37）

這些區城性的勞工黨力量有限，就於1952年6月26日在吉隆坡召開代表大會，同意成立組織鬆弛的泛馬來亞勞工黨，主席由莫哈末蘇比擔任。

雖然名為泛馬勞工黨，但仍以個人抬著社會主義招牌為主。這個黨的大多數領袖是政府公務員，與職工會有關係，他們傾向英國，而對種族主義提出嚴竣批評。

1954年6月，泛馬來亞勞工黨重新命名為馬來亞勞工黨，並修改章程招收直接黨員。其時，勞工黨內一批新進的受英文教育專業人士已經掌權，他們不隸屬政府公務員，成功地使這個黨更傾向社會主義色彩。

之前，泛馬勞工黨鬧分裂，因莫哈末蘇比拒絕追隨聯盟杯葛立法會議，以抗議不在1954年舉行選舉。因此，儘管泛馬勞工黨改名為馬來亞勞工黨，仍然無法結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其中一項因素是當時職工會領袖是國家黨的中央委員，他們認為國家黨，有足夠的力量與聯盟抗衡。

雖然勞工黨於1956年前召集一項會議，以聯合左派職工會組織馬來亞人民統一勞工陣線，但不成功，因勞工黨堅持要其他黨遵循它所提出的56點競選宣言。

勞工黨勢力的微弱可以從1955年的第一次競選中窺見，它只能派出四名候選人，結果全軍盡墨，由於這樣，勞工黨決定一年內不參加任何競選，集中建立群眾基礎。

當時的勞工黨，更加傾向左傾思想，在本質上也有了變化，尤其是1955年底開始招募更多受華文教育的勞動階級參加。這樣一來，勞工黨內的溫和派與激進派的鬥爭也就開始醞釀，到後期更公開決裂。

不過，在初期，彼此間的分歧並未顯著，而且表現出合作精神。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政黨並不鼓吹種族路線，希望通過思想來達成團結的基礎。但事實證明最後 是走不通的，理由之一是馬來人參加勞工黨非常有限；理由之二是，不是人人都瞭解社育主義的，而且勞工黨黨內的派系鬥爭也是極為公開的。

例如1955年較後時，雪州勞工黨反叛，另立中央，和以藍瑪納旦為主席的黨中央打對台戲。一年之後，這種分裂局面才解決。

藍瑪納旦繼續任勞工黨主席，在華人方面崛起成為有影響力的領袖是陳樸根。他當時是勞工黨的秘書長。

1955年勞工黨發表的宣言中，隻字不直接提出種族問題，給人一種印象是它的領袖認為，提出這些問題是危險的，而種族的歧異歸咎英國的分而治之的手段造成。

不過，1956年，這個政黨已採取行動關注了種族面對的問題。它要求承認華文 及淡米爾文為官方語文，且在後來執政喬治市議會，並嘗試推行四種語文政策。這也多少顯示出，勞工黨內的成員大多數是華人及印籍人。

(03) 馬來社會左傾政黨
差不多在這個時候，也就是1955年的普選過後，馬來社會崛起一個左傾的政黨──人民黨（PARTY RAKYAT）。

領導人是馬來社會的早期民族主義左派領袖阿末布斯達曼（AHMAD BOESTAMAN）。他在監牢渡過7年的監禁生涯後，於1955年6月獲得釋放。

他召集了前醒覺青年（ANGKATAN PEMUDA INSAF）的人，11月成立人民黨。著名的馬來政治人物布哈魯丁醫生也是其中一位重要人物，但一年之後，他加入泛馬回教黨，成為這個政黨的主席。

布斯達曼雖然鼓吹非種族主義政策，但其黨局限於馬來社會，因此很自然地，這個黨在不久之後找到了，另一個具有共同思想但又需要馬來人合作的政黨──勞工黨。

毋容置疑的，早期的勞工黨領導人，是從英國工黨的組織吸取靈感，希望如同工黨的力量，足以崛起成為一股政治勢力。他們多數是屬於費邊社會主義的。（參閱註解）

不過，在馬來亞獨立前後的一段時間內，馬來亞勞工黨表現了進一步的左傾作風。但黨領袖意識到單靠勞工黨，不能取得馬來民族的支持，因此致力與人民黨取得合作，且又部署改變由馬來人來領導這個政黨。

註：
費邊社會主義源自於英國，主要的代表人物有蕭伯納。

1884年，倫敦一群具有改良思潮的智識份子組成費邊社，1889年出版《費邊論叢》提出其政治學說，它反對無產階級和專政、主張採用溫和緩進的辦法，利用現有的政治結構，逐步把土地和產業資本轉為“社會所有”。

這一思潮推動了英國工黨的成立，而工黨內的右翼領袖，都是屬於費邊社會主議者。

(04) 兩黨合作組成社陣
1957年2月，六個反對黨曾集會以討論成立一個反聯盟的陣線。這六個政黨是人民黨、泛馬回教黨、勞工黨，霹靂國民協會、人民進步黨及馬來同盟。

由於意見分歧，無法達成協議。於是在較後時，縮小成三個政黨──人民黨、勞工黨及進步黨作談商，最後是人民黨和勞工黨同意組織馬來亞人民社會主義陣線（簡稱社陣），正式於1957年8月31日（馬來亞獨立日）成立。

人民黨的代表人物是布斯達曼、加南星律師、納沙隆和達裕丁卡哈等，勞工黨的重要人物有藍瑪納旦、陳樸根及林建壽等。

社陣的首任主席是布斯達曼，副主席是藍瑪納旦。據布斯達曼透露，社陣的章程是由林建壽律師起草的。（38）

社陣的組織如同聯盟的組織，在允許成員黨保持獨立的同時，也結成一個鬆弛的陣線。已沒有直接黨員，而這個陣線由兩黨領導人所控制。它們強調社會主義觀點， 主張馬新重歸一家，標榜反殖民地和鼓吹民族主義，他們要為被剝削的人民爭取權利，要求外國軍隊撤離馬來亞，主張一些重要企業國有化。

在兩黨相互協調和折衷底下，社陣朝向1959年的大選，期望有所斬獲。

(05) 獨立前夕兩種思潮
獨立前，在馬六甲華人社會又崛起一個新政黨。由陳期岳領導成立馬來亞黨（THE MALAYAN PARTY）。

這是由於他們不滿李特憲制報告書對馬六甲地位的處理問題。陳期岳本身便是被華團推選出來，加入霹靂劉伯群的行列（劉氏原為馬華黨員，因他的行動，導致被黨除名）的代表之一，前往倫敦提出華社的要求。

陳氏以他作為馬六甲中華總商會會長及馬華公書發起人之一的背景，一時之間，獲得了華人的支持，尤其是那些極欲保持馬六甲作為海峽殖民地時，享有權力的華人。

這個黨提出要建立一個“多元種族社會主義，但保有私人產業的民主”，有些類似瑞士的制度。
大致上看來，1957年馬來亞獨立前夕，華人社會在政治上已出現很大的分歧。而這些分歧和鬥爭，都有其歷史和政治因素。

有兩種思潮的演變是值得注意的：
（一）華人從關心中國的政治，轉向關心馬來亞本土政治。雖然這個過程是緩慢的，但影響卻是深遠的，尤其是在50年代以後，這種思潮的變化越形明顯。

不能否認的，在獨立前，尚有一些華人未適應，未重視馬來亞的政局，但這種人已漸漸地變成少數。

（二）華人認同於馬來亞的政治，在初期並不顯得積極。這固然一方面是深受中團傳統思想的影響，認為政治是上層（君主大臣）的事務，而庶民只重視安定的生 活，同時在另一方面又未受西方政治思潮的衝擊，對民主缺乏認識，而有些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則又是抱著過去的舊觀念，不願和馬來亞政治發生密切的關係。

不過，50年代前後受西方教育的華人，在主動或被動的情形下，對參政發生了興趣，終於為馬來亞政治帶來了一股熱潮。

它先導源於受西方薰陶的專業人士組織馬來亞民主同盟，繼之出現馬華公會來保護受緊急法令影響的華人。當情勢較為安定時，參與當地政治的非馬來人（主要是華人和印人）遂發生不同的意見。

於是有勞工黨，人民進步黨及馬來亞黨成立，後來演成和馬華公會打對台戲，互相爭奪代表權。在一定意義上，這是發揚民主政治，但從另一個角度看，華人的分裂因之不能避免。

換句話說，戰後以來的華人仍然繼承了戰前的那種分裂的狀態，並沒有準備在長遠上達成持久的團結。

從政治上來說，馬華公會於1949年誕生直到1955年選舉後的整6、7年間，華人雖未大規模的參政，但都認同馬華公會的領導權，及後因馬華公會在聯盟黨內地位的變化和憲制談判過程中被指責，給另一批民主人士一個機會立足於政壇，矛頭 指向馬華公會。

這兩種思潮的變化，差不多在同一個時期或者可以說前後相隔不遠的時間內發生。如果要將之列為政治哲學的範疇內，那麼我們可以看到保守思潮和費邊社會主義思潮，在進行鬥爭，而在這之外，是政府所鼓吹的民主政治與共黨意識形態的不妥協鬥爭。

從華玲的談判中，顯示政府要共黨投誠，然後寬赦，而不認為兩者是並存的。從那時起所制定的反共政策，一直發展到今天，不曾改變過。

換句話說，馬來亞乃至馬來西亞的立國方針是在反共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君主立憲的民主政制。

從華玲談判到爭取獨立至1959年的大選，顯示了民主思潮和民族主義浪潮，越過一切，而在各方面把馬來亞轉成一個模擬英國的民主政治的國家，大大地培養起愛國主義思想，擺脫了戰前及戰後初期的不安狀況。

(06) 兄弟組人民進步黨
原本在早期與霹靂勞工黨有聯繫的DR辛尼華沙甘，於1953年正月偕其兄長SP辛尼華沙甘，在怡保組織霹靂進步黨。

它不像勞工黨具有較為明顯的社會主義色彩，但同樣強調非種族路線。不過由於客觀的因素，也與勞工黨一樣，以華人及印度人居多。

1953年12月8日，這個黨決定加入聯盟，準備和巫統及馬華合作，參加1955年的選舉，但在1955年2月選舉前夕，進步黨與聯盟發生歧見，導致前者脫離聯盟。

這之後，進步黨基於對現實的承認，採取了具有種族特性，但溫和與合理的立場。雖然如此，進步黨於1955年的選舉中，兩名候選人皆落選，這並未判決進步黨的命運，反而激發DR辛尼華沙甘於1956年試圖將黨擴展成全國性，改名為人民 進步黨（PEOPLES PROGRESSIVE PARTY）。

自那時起，DR辛尼華沙甘的政策變得更有種族色彩，雖然在理論上他宣稱是非種族主義政黨。這一改變，果然取得華印人的支持。

時機的來臨是1957年獨立時，梁宇皋被推舉為馬六甲州長，其怡萬區的議席懸空，DR參加競選，一鳴驚人，成為立法議會中第二個反對黨議員（第一個是回教黨議員，1955年的選舉在吉輦區當選，他是端哈芝阿末）。

DR辛尼華沙甘的當選和其傑出的辯才，很快就名聲傳播全馬，作為一名律師，他懂得如何成為群眾的“英雄”，奠定了他日後在怡保政壇稱霸廿年之久的基礎。

基本上，這個政黨並沒有強烈的政治思潮，而是通過情緒和以激烈的批評，取得選民的支持，嚴格地說，黨的生命是靠DR及SP昆仲來支持，沒有了他們，人民進步黨的生存便成問題。

(07)陳期岳與馬來亞黨
在獨立前，於馬六甲華人社會又崛起一個新政黨。由陳期岳領導成立馬來亞黨THE MALAYAN PARTY。這是由於他們不滿李特憲制報告書對馬六甲地位的處理問題。

陳期岳本身便是被華團推選出來，加入霹靂劉伯群的行列（劉原為馬華黨員，因他的行動，導致被黨除名）的代表之一，前往倫敦提出華社的要求。陳氏以他作為馬六甲中華總商會會長及馬華公會發起人之一的背景，一時之間，獲得了華人的支持，尤其是那些極欲保持馬六甲作為海峽殖民地時，享有權力的華人。這個黨提出要建立一個（多元種族社會主義，但保有私人產業的民主制），有些類似瑞士的制度。大致上看來，在1957年馬來亞獨立前夕，華人社會在政治上已出現很大的分歧。而這些分歧和鬥爭，都有其歷史和政治因素。

兩種思潮相互消長有兩種思潮的演變是值得註意的：
1.華人從關心中國的政治轉向關心馬來亞本土政治。雖然這個過程是緩慢的，但影響卻是深遠的，尤其是在50年代以後，這種思潮的變化越形明顯。不能否認的，在獨立前，尚有一些華人未作適應，未重視馬來亞的政局，但這種人已漸漸地變成少數。

2.華人認同於馬來亞的政治在初期並不顯得積極。這固然一方面是深受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認為政治是上層（君主大臣）的事務，而庶民只重視安定的生活，同時在另一方面又未受西方政治思潮的沖擊，對民主缺乏認識，而有些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則又是抱著過去的舊觀念，不願和馬來亞政治發生密切的關系。

不過50年代前後的受西方教育的華人，在主動或被動的情形下，對參政發生了興趣，終於為馬來亞政治帶來了一股熱潮。它先導源於受西方熏陶的專業人士組織馬來亞民主同盟，繼之出現馬華公會來保護受緊急法令影響的華人。

當情勢較為安定時，參與當地政治的非馬來人（主要是華人和印人）遂發生不同的意見。於是有勞工黨，人民進步黨及馬來亞黨的成立，在後來演成和馬華公會打對臺戲，互相爭奪代表權。在一定意義上，這是發揚民主政治，但從另一個角度看，華人的分裂因之不能避免。換句話說，戰後以來的華人仍然繼承了戰前的那種分裂的狀態，並沒有準備在長遠上達成持久的團結。

秉承分裂的心態
從政治上來說，馬華公會於1949年誕生直到1955年選舉後的整六七年間，華人雖未大規模的參政，但都認同馬華公會的領導權，及後因馬華公會在聯盟黨內地位的變化和憲制談判過程中被指責，給予另一批民主人士一個機會立足於政壇，矛頭指向馬華公會。

這兩種思潮的變化差不多在同一個時期或者可以說前後相隔不遠的時間內發生。如果要將之列為政治哲學的範圍內，那麽我們可以看到保守思潮和費邊社會主義思潮在進行鬥爭，而在這之外，是政府所鼓吹的民主政治與共黨意識形態的不妥協鬥爭。從華玲的談判中，顯示政府要共黨投誠，然後給予寬赦，而不認為兩者是並存的。

從那時起所制定的反共政策，一直發展到今天，不曾改變過。換句話說，馬來亞乃至馬來西亞的立國方針是在反共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君主立憲的民主政制。從華玲談判到爭取獨立乃至1959年的大選，顯示了民主思潮和民族主義浪潮越過一切，而在各方面把馬來亞轉成一個模擬英國的民主政治的國家，大大地培養起愛國主義思想，擺脫了戰前及戰後初期的不安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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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7) 《馬來政壇往談》胡達瑪著／開明文化企業出版／1981年12月
(38) 《馬來政壇往談》／作者胡達瑪／P.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