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社会‧巫统‧回教党
安华事件的省思与启示
历史告诉我们，巫统和回教党是左邻右舍，既斗争又合作。它们曾经拥抱在一起，也曾经短兵相接，却相安无事。而党员的来来往往，属家常便饭，当着搬家而已。但它们一举一动，所作所为，却牵动华人社会，影响我们未来的命运，又怎能说安华事件与华社无关呢？
1998年是马来西亚政局急速变化也令人眼花撩乱的一年。整个形势因为安华依布拉欣在1998年9月2日被革职而为之一变，所牵动的不单是马来西亚，甚至连国际社会也表达关注；尤其是传媒更不曾放鬆而作出不间断或间歇性的报导。理由是它不被视为简单的革职事件，而是一椿大事。
但是华人社会怎样看待安华事件？它所带来的迴响和震盪又是甚么？初时，人们说这是马来社会的高层政治斗争造成的结果，与华社没甚关係。也有人说，它是一阵涟漪，时间过几个月，又回复平静，大可不必认真正视之。
现在事情已从去年9月拉到今，事态越发深入，已不能简单归类为马来社会的事。更不能视之为高层的政治游戏。它所引爆开的一连串的问题和反响，正逐渐影响到每一个人。特别是马来社会，已把问题深化，并提到每日的政治议程。这是从来未有的现象。安华革职非同小可，给政坛带来了变数，也给执政党造成压力和心理负担。
我们无需讳言和把问题扫进地毡，藉故视而不见，以为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当然有人希望用时间来冲淡安华效应的激盪。但是，这毕竟不是很有效的，因为在喋喋不休的当儿，我们又听到大选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要认识安华现象和人心的浮动，我们有必要剖析马来政治的变迁和华人对国家政治的心态。这样或者华社有个定位来研究安华究竟为甚么会掀起政治千层浪，一波又一波的翻滚。
我们不必存有甚么偏见，但也不必掩盖事实。大人物天天高唱“一切如常”是政治语术，小人物附和粉饰一番也不过是“嗡嗡叫响”，对我们认识问题的本质没多大帮助，谈不止解决症结之道。
（一）华社看待巫统的成立
说到安华事件一定要先从巫统谈起。1946年，拿督翁成立巫统（马来人统一机构）（UMNO）真正的诉求和目的是要凝聚马来人的力量，反对英殖民政府倡议的“马来邦联”（MALAYAN UNION）。因为那时马来人看到这一政制若一旦推行，对马来人不利，且危及各州苏丹的地位。于是双方结合起来，成为政治主流，与英国重新规划政治制度。
在那个时候，华社基本上通过商团的领导来表达意愿，民族意识并不高，因为有很多华人抱着移民的心态，来此是谋生，不是搞政治的，而政治这码事，留给在那时存在的马共，以诉诸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未来，因此对英国人提出的甚么政改，不显得热衷，并认为充其量不过是英国人要维护既得利益的政治花招。
既然华社缺乏参与英国玩政治游戏的主导力量，反之，英国也对华人有所戒心（英国人担心华人倾向中共那一套政治斗争），安全之道是借助巫统的力量，结合各州苏丹来换取英国人可以同意的政改。
巫统逐渐地纳入英国人认可的政治结构之中。华社之中，只有上层人物和组织被英国所接纳，其他的被视为没有政治目的或怀有革命的政治目的归类，不是英国人所要争取的力量（除了在抗日时期，英国人要借马共的抗日军来打击日本蝗军外），正是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英国人有一个时期对巫统所代表的“权威”是有所迟疑的。那就是在1951创党人拿督翁离开巫统，另创“马来亚独立党”。他们以人作为合作对象，把较多的支持移向拿督翁。
这个时期的拿督翁走的是多元种族的路线，他要成为全民的领袖，而不是一个种族的领袖，包括陈祯禄领导的马华公会，初起给予积极支持。很可惜的，他鼓吹的多元种族的政治在1955年的竞选宣告失败（独立前的有限度选举）。
对拿督翁的政治远见起着有强烈负面作用的是李孝式，他背着陈祯禄而率雪州马华公会尝试与巫统合作参加选举（先是在1951年隆市政局选举，巫统和马华的联盟取得胜利。给巫统找到一条可通过鬆弛合作来取得执政权的可行性），结果这种合作被証明得到支持，而拒绝拿督翁的多元性政党，激起拿督翁后来又走回马来民族主义路线。
如果当年拿督翁的政治远见获得成功，今日的马来西亚将是另一种政治结构。但他的失败也印証了在社会条件不成熟底下，提出跨越种族政治是一种不为人理解的政治信念。
既然巫统找到合作底下有其优越性，在不损失马来族群的主导地位下，与其他族群的政党合作没甚么大不了，又能各自维持原有结构。这一主导思想促成了我们今日的社会种族结构存在于政治上连繫合作。当然有主次之分。
如果我们根据历史的不完整纪录来分析因果，得到的答案是因为李孝式（后来成为东姑内阁的财政部长，他也是李裕隆的父亲）被当时的拿督翁轻视，不受邀请参加“马来亚独立党”成立大会（拿督翁邀请陈祯禄主持仪式，以显示要走多元种族路线）。他一怒之下，势找寻势力不强（因拿督翁离开巫统，势力大受影响）的雪州巫统合作，结果一拍即合，更奇蹟般在隆市政局选举中胜出。
东姑阿都拉曼拉任巫统主席后，看到这种合作的有利性，索性拉拢陈祯禄把整个马华公会倒过来。于是华巫合作的政治媒介──“联盟”宣告诞生，更乘胜追击在1955年选举中囊括52席选举中的51席，奠定了执政的基砫。跟着进一步争取到英国人的信任，转而支持联盟，放弃对拿督翁的“马来亚独立党”(后改名为国家党)的支持。
在初期，华巫合作的情况是平起平坐的，后来议员以马来人为多数，加上各州统治者原本就是马来社会的团结核心，巫统自然形成政治主流，马华公会逐渐靠边站。
1957年的独立，除了确定东姑的领导地位外，同时再次确定巫统的主导地位。即使马华公会在1958年因林苍祐的上台，力图争取三分之一国会议席，以阻止巫统自行修宪，还是宣告失败。因为东姑找到了能与巫统合作与妥协的另一派马华公会的“反林苍祐的人”，这批人的代表人物是陈修信（陈祯禄儿子）。
换句话说，从那个时期（1959年大选后）起，处于主流的政党是巫统。被视为马来人的具有代表性的执政权，其他虽然声称是代表马来社会的政党是回教党和人民党，毕竟力量有限。
回教党和人民党同样走马来民族主义路线，一个以宗教为主导，另一个以思想为主导。
巫统恰恰是介于宗教和民族主义之中，显凸了其民族色彩，更能轻易抓住马来人的心。因为巫统使他们感觉到能在实质上维护和照顾马来人的利益，而且与其他种族政党的合作，不仅具有全民代表性，同时也反映了是马来人在领导联盟和国家，因此他们对巫统的支持是诚心投入的。
（二）华社难动摇巫统地位
尽管在独立后出现的“社阵”，同样有其种族结合的形象，但影响力在华社尤胜于马来社会，对巫统不构成大威胁，而某些程度的威胁却反映在城市的人民偏向反对党。
巫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和社阵的以“城市建立基地”成为强烈的对比。这个形势的涌现，促使与巫统结合的政党，尤其是马华公会不得不寻求溷合选区或马来选民佔相当比重的选区参加竞选。
这个协商与折衷安排，构成今日马华公会被指责的课题。它被指斥在独立后长时期躲在有巫统庇护的安全区胜出，而宣称代表华人。
由于有这独特的微妙安排，马华公会即使面对华社的大责难，也没有全然倒下。最明显的例子是1969年“513”事件前的大选，马华只剩下13个国会议席，在华人佔多数的选区几乎惨败。
马华公会面对的窘境是有历史因素的，如果它不屈从于巫统，它的参与执政的条件可能不存在；反之一旦它默认了巫统的领导权，则万事有商量，即使面临困境（议员人数减少），巫统不想弃之而去。513事件后，马华继留在内阁即为一例。又如推前在1959年全国大选后，马华在槟州的州议员未多过巫统，同样让马华的人担任首席部长是为二例。
当我们这样看问题时，华社一般人的看法是鞭策马华公会，斥它未敢代表华社争取权益，但没有去深一层考虑整个政治结构不是取代马华就能解决问题的，因为居主导地位的是巫统。
因此华社又有了另一种看法：巫统是马来社会的事，华社无法影响和动摇它。换句话说，巫统在1957年独立后已是定型了的，怎样选都是多数席，一定继续执政。除了参与其中外，没有抗拒的能力，更遑论有改变政局的可能性。
华人社会在种族藩篱下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他们越不过这一道关卡。唯一可採取的是用惩罚性的行动，削弱巫统的友党的力量，让巫统感觉到华社的不满，从而迫使政府改变某些政策或赋予华社更宽大的空间获取权益。
例如1963年新加坡加入大马，李光耀的意愿不是取代巫统，而是要取代马华，来和巫统合作。结果1965年新加坡被促脱离大马而独立。李光耀的心愿落空了。
又如1964年，社阵中的劳工党也是以打击马华为主要手段，希望通过人民党在马来社会的坐大，跃居成执政党，但未能如愿以偿。
再如1969年民政党在槟州崛起，把马华打得落花流水，结果是林苍祐选择与巫统合作，取代马华在槟州的地位，还是改变不了民政党的屈从角色。
至于民主行动党的斗争（直接的）对象是马华公会，后来因民政加入执政集团（由联盟扩大成国民阵线），又加多一个打压对象，当然也包括对付国大党，这或多或少延续了李光耀的斗争目标，最终要取代马华公会和民政党。可是这一行动又阻力重重。再加上行动党自身的人事因素，一直未如曾实现。
如果让行动党成功地取代马华和民政，它最终的选择不会是与巫统对抗，而是寻求新的合作，或者会要求较好条件的合作。可是这只是构想，还未成为事实，我们暂不作此研究。
（三）巫统政策牵动华社权益
本文所要指出的一个重要点，国家独立了近42年，华社还是在旧圈子裡打滚。华社可以忘记左派曾带给的理想，但华社不能忘记他们所要的权益，我们的权益在那裡呢？说穿了就是希望处于主流的巫统採取较开明和较公平的政策，让华社感受到处在和生活在一个权利不受忽视和被箝制的阴影中。
这就判定华社的前途是与巫统的政策息息相关的。如果巫统倾向一个全民政策而不是一族的政策，则少数民族就看到光明。
反之，如果巫统因为要应付马来社会的鼓噪，转以马来社会利益为第一位时，难免会有意或无意；有时或偶尔无法思及其他族群的愿望和感受。
华社对巫统不败的看法，更在1990年的大选后表露无遗。当年东姑拉沙里率大军脱离巫统，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接着与行动党和沙巴的团结党合作。当然也包括与回教党合作，组成人民阵线来全面抗衡执政的国民阵线。
华社在那个时候表现较马来社会更热衷，更大力提倡实现两线制（两党制），不让国阵坐大。很多人认为这是推进民主议程的最佳途径，投票反映华人给予相当大的支持（从行动党赢取可观的议席看出来），可是马来社会并不这样看待问题，除了在吉兰丹表达回教党与46党的合作全面击败国阵外，在其他地区，国阵仍以大多数席取胜，尤其是巫统势力，如老树盘根，46党根本动摇不了。
人们对两线制的理想破灭了，46党不是巫统的取代者，只能在吉兰丹州与回教党合作扮演次要的执政角色。
即使1995年大选，东姑拉沙里试图捲土重来，走回马来路线，以马来人46党姿态出现，但又再一次尝败绩。行动党跟着也惨遭打击。
社阵打不倒联盟，东姑拉沙里取代不了马哈迪医生，有意无意中让人得到一个烙印，巫统是若固金汤的，马来人不会放弃对巫统的支持。
虽然如此，时局不是恆久不的，1998年安华事件后却启开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数，甚至包括执政党也抓摸不住下来还会发生甚么事。
在这方面，我们有需要认识马来社会和巫统的连带关係以及其他马来政党，尤其是回教党互动的局面，这对我们了解所处的地位是有帮助的。
事实上，在今时今日，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都要比较客观地看待安华冲击的迴响，不能再用过去的眼光和根据历史的事件来下判历史重演，但情况不一定一样。
（四）马哈迪在巫统闹革命
我不想把历史扯得太远，就只谈“513”事件后的演变，刚好距离今年30年。
30年来，巫统催动的马来社会已起了惊天动地的变化。起因于马哈迪医生一封炮轰东姑阿都拉曼（首任首相和第二任巫统主席）的函件被广泛流传。
马哈迪大胆地和毫无顾忌地抨击东姑领导的政府忽视马来人的利益，造成马来人生活在贫困中。这种在当时被视为“叛逆”的言论。在今日看来却是“革命”性的行动，敲醒了马来人的脑袋，重新评估他们的处境。
马来社会的不满，终于找到发洩的对象，那就是注定东姑要成为牺牲品。在1971年，被迫正式退位，让位于副手阿都拉萨。有人形容这是一场“宫庭政变”，实际上，这是一场马来社会的“政治革命”，他们要巫统注入新生的力量来改变旧有的秩序。他们不抛弃巫统，是因为巫统内有更多的人同意改革是完全需要的。东姑执政了12年，大权旁落。代之而起的是阿都拉萨，他第一次不含煳地宣告“以党治国”，国家的生存与巫统唇齿相依，顺着提出影响深远的“新经济政策”。
从拉萨时代开始，华人社会看到的是巫统不断强大。在他之后的胡先翁乃至马哈迪，都在历届的选举中稳操胜券，所赢得的是三分之二大多数席，牢牢控制国会，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巫统的权威，其他参加国阵的成员党都附属在巫统而分享一些的权力。
人们又有这样的观念，处心积虑取代巫统是多馀的动作，你想挤入执政团中，唯一的途径是与巫统合作，加入国阵，别无他途。
相同的，马来族群视巫统是代表马来族群的最强大的政党。以执政党的身份在历届的大选屹立不败，很多马来精英的份子纷纷入党，自然而然，很容易取得马来社会的共鸣，招收党员完全不成问题（据知巫统党员已多达2百70万人）。
马来社会或者认定他们的前途繫于巫统的未来和决策，甚至连原先不与巫统认同的安华依布拉欣，在劝服下也加入巫统，藉此获得权力来推展其理想。
在马哈迪（1981年起）主持下的巫统和领导下的马来西亚，不知经历多少次的革命性改革，最争议和激进的行动是削减统治者的权力，将之纳入国会和民选政府手中。
在一连串的革命运动中，马哈迪不忘给巫统注入了回教的力量和崛起成为领导回教复兴运动的佼佼者。他起用安华（一位回教复兴运动的年轻领袖），加入巫统明显地突出巫统与回教兴革是分不开的。
由此而分析，巫统在实质上与回教党的斗争路线没有太大的分别。1972年拉萨能成功拉拢回教党加入国阵，参与中央执政，是証明两党有许多共同点。后来又因策略和人事上的问题，在1978年宣告仳离，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但巫统不曾全面摧毁回教党，也没有这个必要，顶多曾给予致命的打击。过后回教党又恢复元气。两者之间是既合作又斗争的。他们有共同的回教观，却又在政策的推行上有所不同。如果他们要合作，条件是存在的，马哈迪在安华的配合下，曾与回教党有过私下商议，减少公开对抗，相互敌视，只是未能取得重新携手合作。
再下来看，当东姑拉沙里于1987年争夺巫统领导权失败后，率众另立新党──46精神党。（请注意，46即意味着是巫统的诞生年，这个党在政纲上是巫统的翻版，差在领导人不同。）
接着46精神党很快与回教党结盟，参加1990年的大选。
即使选举成绩46党大失所望，依然再一次印証巫统党人与回教党人是不难达成共识的，他们是左邻右舍。抑有进者，东姑拉沙里在1995年大选前，更将党名改为46马来人党（这与巫统创办人拿督翁在1951年离开巫统，创立马来亚独立党，不幸在1992年参加隆市政局选举失利，不得不从多元种族政党走回马来民族主义路线，将党改名为国家党，显凸马来人色彩同出一辙），期望在大选中能获得较多马来人的支持，可惜再次落空。
到了1997年，在马哈迪的感召下，东姑拉沙里不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回巢──重返巫统，而是形势迫使他解放46马来党，集体回到巫统，反正斗争目标并无二致。
我们不难理解，在马来社会中，巫统和回教党的人事交叉和来来去去不是大不了的事，反正没有人当着“背叛”来看待，一样是马来人的政党。
（五）安华事件震惊国内外
就在我们没有去估计形势会否再有大变化的时刻，突然平地一声雷，安华事件爆发，形同在国家，尤其是马来社会引爆威力十足的炸弹，每个人都感到愕然，甚至有不知所措之窘（虽然较早前已有各种传言和信件书刊对安华极不利，却未有动静，表面一切如常）。
以马哈迪不断变革的政治手法和强人政治的手腕，他认为革除一个由他自己栽培起来的副手不是大不了的事。顶多是短暂的痛，不是长久的伤。（即使连东姑拉沙里和慕沙这样难缠的党领袖作窝里反，也斗不过马哈迪，那么安华又算得了甚么天大的事？）
出乎意想不到的是，事态的演变完全不按马哈迪的一方走，也不在安华所想到的迴响，他们两人从“政治师徒”一下子正面交锋变成“政治仇敌”。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却是“惊天动地”的大变化，离开了他们两人主观上所想到的结果和判断。
综观安华在革职（1998年9月2日）后，推动的群众力量，展开其ROAD SHOW（疾呼“烈火莫熄”）来看，其人潮之汹涌大大超越所有人的评估，可能连安华也不敢相信短短10天内，竟捲起政治“千堆雪”。
平心而论，马哈迪在革除安华时，必然有先衡估时局，且在事先做足功夫，确保没有重量级的人跟随安华，最多是巫青团内的一些人，才决然下重手。
当对峙的场面益发尖锐时，马哈迪不得不大力反击，试图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安华问题，平息论争。这之中的正面交锋高潮迭起，一浪接一浪，不知该如何收场？
表面上看，没有巫统高层与安华共鸣及共浮沉，也没有国阵成员党给予同情和支持，有的是安华凭其个人魅力在强烈反弹，但安华很快在巫统之外找到共鸣的对象，那就是回教党，在野政党和非政府组织。他们组成了一个阵线，全面向马哈迪政权作勐烈的挑战。
这回又再一次印証回教党和巫统不过是邻居。
任何一方可以很快收放（就如团结东姑拉沙里和放离东姑拉沙里回巫统，回教党未对此事向巫统恶言相向）。其实，巫统和回教党人长期以来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关係。他们可以坐在一起共商大事，也可以站起来口诛笔伐，喋喋不休争个没完没了，如果视此为民主政治的大表现，也不为过。
明乎此，安华被革职后很快与回教党联成一线，不足为奇。我们注意到，在1969年“513”事件后，被东姑阿都拉曼开除巫统党籍的马哈迪医生也曾站在回教党的论坛上，向东姑左右开弓。回教党一贯来所持的态度是巫统排斥的有影响力的人，又是回教运动的朋友，一概开方便之门让有关者有个场合抒发己见和高论。这一回不是马哈迪有难，而是安华落难，当然有相同的理为安华打开方便，更何况安华曾是ABIM首脑，又是回教党极力拉拢的人，且这种做法对回教党十分有利，得以用安华的课题，炮轰巫统高层和马哈迪（相信宿命论的人，会说这是风水轮流转）。
无可否认的，回教党是在我国独立前就存在的一个马来民族主义政党。早期党的领导人巴哈鲁丁医生曾参与马来左派政党，与布斯达曼合创人民党。主张民族主义、回教与社会主义三结合。
回教党在他的领导下，成为马来社会中，除了巫统外的第二大政党。在一定的基础上，具有能力与巫统抗衡，又存在着对重大问题的共识。
历史为我们提供的实例不少。例如1959年大选时，离开巫统另创“马来亚独立党”，后又改名为“国家党”的领导人拿督翁（巫统创办人），为了取得在政治上的立足点，在回教党合作下，才得以在丁加奴州胜得一个国议席。如果不是回教党的协助，拿督翁恐怕会被巫统再次击败（这只是他个人的当选，整个国家党则不成气候，后来国家党的丁加奴州议员回归巫统，再加上一些回教党州议员倒向巫统，回教党的丁加奴州政府才宣告倒台）。
如前述及，东姑拉沙里在1987年离开巫统，创立“46精神党”同样不得不找回教党合作。可见，回教党在巫统人的心目中，不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而是一对欢喜冤家，合合离离，打打闹闹。追溯1972年回教党被拉萨拉进国阵，其他国阵成员党皆无反对，如果不是后来巫统与回教党对处理吉兰丹人事问题上闹翻，国阵其他成员党那有不能与回教党合作之道理？
（六）回教党借安华脱胎换骨
安华的落难，马上启开回教党的双眼，不仅要抓紧时机扩大政治所影响力，更累积以前的经验，牢牢地把安华捲起的力量与回教党繫在一起（回教党曾和拿督翁及东姑拉沙里合作，皆只属鬆弛联合，没有约制力量）。
要做到这一点，回教党本身便得重新检讨它的政策和调整步伐，让本身变得更像巫统的政治取向，以消除非回教徒对它长期存在的隔阂和疑虑。
其一是突显回教党是一个关心全民的政党，不局限在回教徒。
其二是，将重视课题扩大到宗教以外的政治国家大事，努力塑造一个新形象，不再守着过去偏重在宗教课题上。
其三是它比任何时候，都要表现出是一个足以和巫统平行的政党。
正由于党领导人意识到改絃易辙的重要性。在其党报“HARAKAH”的新闻和言论方面，注入新的内容和精神，兼收并蓄不同的言论，包括不放过与安华有关的新闻。
这份每週二期的党报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报份从7万份的跃增三倍有馀（回教党承认每期有廿馀万份）。报份的销量上昇，破了历史记录，証明安华事件已引起马来社会的广泛关注。回教党如同脱胎换骨，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精神面貌。即使在东姑拉沙里与回教党合作时期，也没有出现过这种高潮和扣人心弦的激盪。
回教党的这种明显的转变，用意在于同时极力争取非马来人的支持，它向行动党领袖伸出友谊之手。甚至连卡巴星在十年前批评“回教党要建立回教国，必须先从他尸体踏过去”的尖刻言论只作解释性地表明回教本来就在宪法中被列为官方宗教，但尊重其他宗教自由，而回教党追求的是在宪法规定的斗争，同样不否定其他宗教自由并存，试图以理服人。卡巴星为此言论最近向回教党表示公开歉意。
“HARAKAH”党报以封面头条刊出，目的自然要使到马来人无需抗拒行动党。
即使行动党在对待与回教党合作上，採取非常谨愤和有距离的态度，最近以来也逐渐发现回教党不再像以前那样故步自封，甚且与行动党和非政府组织成立了人民阵线，越来越有合作的可行性。这之中行动党也不忘把林冠英的课题带进马来社会。
现在由安华夫人旺阿兹莎领导的“社会公正运动”（ADIL）起着平衡的槓杆作用，凝聚了回教与反对党人，包括行动党和人民党的力量。虽属非政党组织，却带起安华的形象把目标对准马哈迪医生。
只要马哈迪继续领导巫统的一天，他们便矛头对着巫统展开斗争，尤其放眼在未来的全国大选。
马哈迪看准安华不是池中物，在革除其官职后，马上又动用巫统的力量把安华开除出党，这种“斩草除根”的政治手段是非比寻常的（有人形容拉萨“以党治国”，马哈迪“以国治党”）。
过去，不论是慕沙或东姑拉沙里，他们在政府失去势力后，仍被留在党内，得以在党内组成反对力量，几乎上演“大水冲倒龙王庙”，险过剃头。
马哈迪经此深刻教训，他对安华採取毫不容情的激烈手段，“一除两革”，企图把安华排在政治圈外。与此同时，又通过法律行动将安华控上法庭，这个过程的曲折迂迴，简直令人瞠目结舌。审了70馀天的案件。其中，女人、性事、违反自然性行为及滥权完全暴露在阳光底下，后来又缩成滥权的重点。
安华案件轰动国内外。而且案中又有案，一宗接一宗，似乎没完没了。国内外媒体的追踪搞到安华进入人们的生活中。正面的，负面的消息和评论统统出笼。从个人的守操到治国之道，条条都是大新闻。还有，就在安华被革职前一天，马哈迪宣佈了十分痛苦，叫人跌破眼镜的“资本管制”措施，来使国家的股汇市场马上煞车，停止再往下滑。
先是经济煞车，后是政治决裂。两大突变，顷刻间在一夜发生，对国家的经济政治结构重新洗牌，庄家是马哈迪医生。
似此爆炸性的“快刀斩乱麻”的手法，犹如7级大地震，难怪国内外传媒报导不停；尤其是外国传媒，更把矛头向着当权派，使政府陷入窘境，十分不悦。
更大的冲击又来自外国的领导人，远近皆有。有为安华伸冤的，有为安华造势的，有为安华辩护的，林林总总。最引致争议的言论莫过于美国副总统戈尔在吉隆坡参加亚太经济论坛公开支持安华的政改。
（七）马哈迪调整巫统策略
整个政治气候不断昇温，热到沸腾，本地报刊天天有新闻。一方面是亲政府的大报不断鞭挞安华，另一方面则是回教党报和国民醒党运动的月刊明显支持安华，大唱反调。难怪反对声音的报刊销量激增。
更叫人惊讶的是，大小书报摊出现的有关安华单行本和杂志多到破记录。我初步估计一下，单行本（绝大多数是马来文）不下20本，杂志型的安华专辑和定期杂志不下50本 ，一本又一本出笼，有支持马哈迪的，有支持安华的，有表态中立的，内容都是在仓促之间辑成的。因此重覆的、转载的、摘录的应有尽有，多到目不暇给。这肯定有市场，不然出版人要大出血赔大本。在此经济不景时刻，能有此奇持现象，令人啧啧称奇。
如果有人说安华事件不过尔尔，没甚好重视的，这些书报的出现且有市场吸引读者则告诉我们一件事实：安华热方兴未艾。
安华热不是如同看得引人入胜的情节故事书这么简单，它挟着浓厚的政治气息，是属于一种政治大风大浪的斗争。
安华的峇东埔宣言和吉隆坡独立广场的扩大宣言，抛出了烈火莫熄（Reformation），吹了几个月，有高潮和低潮，一直未成过去，而是大有政团为它注入政治的生命力量，几近形成“安华新神话”。一个身繫囹圄的人，竟有此“通天本领”，实在不能等閒视之。
马哈迪的重组内阁，改变初衷，并委任新副首相阿都拉，来安定局面。下令设立皇家调查团，公正处理安华被殴事件，解民疑；并逐步解除资本限制，实施撤资税，来缓和外来投资者之不安，在在都是政府冲着安华的后遗症而採取的应变之道。整个做法是要把安华热潮降温，因为时间已是不容政府再等着看：沙巴州选在即，全国大选也要有所行动，马哈迪必须扭转局面，不得不与时间赛跑，防止原本的坚定支持者流向反对党。
马哈迪的调整战略，也是一种政治改革，虽不谈“烈火莫熄”，但“和平革命”一向来是马哈迪的政治手腕。于是，我们看到巫统和政府要争取非马来人的支持，在政策上作相应的放宽。
既然回教党正在改变传统政策向非马来人招手，巫统焉能无视，让回教党坐大，当然也要有积极的行动。
安华无形中成为两个马来政党的催化剂。华社没有因安华事件首当其冲。反而是执政的巫统，表现得更为友善和视善。马哈迪并向华总直接表达，有问题和需求可即时向他反映。新任副揆阿都拉巴达威也表示要一些时间来研究华社的问题，与此同时，矢言重建警界形象。虽然总警长拉欣诺为表负责任，已宣佈辞职。这些日子来巫统所作的努力，试图让人看到是为社稷工作和争取民心。
另一方面，回教党也通过种种言行，试图消除华社疑虑，且公开号召组成各民族的统一阵线，向国阵政府打压。
这一下子，华社不成为何任一方的“负担”，大家都意识到多元种族的国家，为全民服务是重要的。
我们因此看到，“烈火莫熄”的示威不是反对党人发起的，回教党没介入其中。
双方都在维持安定的局面，期望通过选举决定胜负。
没有因为安华事件带来种族间的失调，国阵要团结一致，反对党也要团结起来。
没有因为安华的政改和马哈迪的革新形象造成华社的不安，有的是大家都把焦点放在国家利益的政治斗争；放在经济复甦是否有期可待？
今天的局面，与90年代初期东姑拉沙里率众而对抗国阵有所不同。如果说当年是局限在上层和政党斗争，今天则是涉及群众的斗争。
难怪马哈迪说他要用更多时间展开群众运动，反击安华所鼓起的群众不满情绪。
即使到今天为止，安华也没否定巫统，即使已被革除党职；官司缠身的他，是否有第二春呢？
大家都看到巫统所代表的马来社会的坚强力量。
马哈迪要从内部来巩固巫统立于不败的地位，由内打外。安华覆盖的斗争层面是动员外来的力量来回返巫统，除非巫统不容于他，则回教党联合的阵线是安华退而求其次的政治斗争方式，由外打内。
华社正在观望马来社会对安华事件的不断变化。
说穿了，政治斗争本来就是无情和残酷的，马来西亚今天的政治微妙局面是前所未有的。公开表明立场的大有人在，不公开表态的则有更多数不尽的沉默大多数，他们心裡想甚么，没有人可从表面上看出来。
以此推论，在来届大选中，国阵友党中参加溷合选区候选人，已不能像过去那样以为这是安全区了。
华社的政治取向，对未来政治模式的确定，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大家都将是未来历史的见証人和判决者。
(1999年2月16日)
（一）安华被革职，起因于乌米的告密函。这是两本有关安华涉及案件的单行本。
（二）外国杂志说，马哈迪与安华的斗争在于争取领导权。
（三）安华被革职后，掀起“烈火莫熄”运动，火箭报争取出线，图文报导。
（四）马哈迪向外国杂志表现强人政治，按自己方式治国。
（五）回教党党报“HARAKAH”向华社招手，明显改变政治方针。
（六）国民醒党运动的“ALIRAN”月刊，靠向安华抨击马哈迪政府。
安华事件的省思与启示
历史告诉我们，巫统和回教党是左邻右舍，既斗争又合作。它们曾经拥抱在一起，也曾经短兵相接，却相安无事。而党员的来来往往，属家常便饭，当着搬家而已。但它们一举一动，所作所为，却牵动华人社会，影响我们未来的命运，又怎能说安华事件与华社无关呢？
1998年是马来西亚政局急速变化也令人眼花撩乱的一年。整个形势因为安华依布拉欣在1998年9月2日被革职而为之一变，所牵动的不单是马来西亚，甚至连国际社会也表达关注；尤其是传媒更不曾放鬆而作出不间断或间歇性的报导。理由是它不被视为简单的革职事件，而是一椿大事。
但是华人社会怎样看待安华事件？它所带来的迴响和震盪又是甚么？初时，人们说这是马来社会的高层政治斗争造成的结果，与华社没甚关係。也有人说，它是一阵涟漪，时间过几个月，又回复平静，大可不必认真正视之。
现在事情已从去年9月拉到今，事态越发深入，已不能简单归类为马来社会的事。更不能视之为高层的政治游戏。它所引爆开的一连串的问题和反响，正逐渐影响到每一个人。特别是马来社会，已把问题深化，并提到每日的政治议程。这是从来未有的现象。安华革职非同小可，给政坛带来了变数，也给执政党造成压力和心理负担。
我们无需讳言和把问题扫进地毡，藉故视而不见，以为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当然有人希望用时间来冲淡安华效应的激盪。但是，这毕竟不是很有效的，因为在喋喋不休的当儿，我们又听到大选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要认识安华现象和人心的浮动，我们有必要剖析马来政治的变迁和华人对国家政治的心态。这样或者华社有个定位来研究安华究竟为甚么会掀起政治千层浪，一波又一波的翻滚。
我们不必存有甚么偏见，但也不必掩盖事实。大人物天天高唱“一切如常”是政治语术，小人物附和粉饰一番也不过是“嗡嗡叫响”，对我们认识问题的本质没多大帮助，谈不止解决症结之道。
（一）华社看待巫统的成立
说到安华事件一定要先从巫统谈起。1946年，拿督翁成立巫统（马来人统一机构）（UMNO）真正的诉求和目的是要凝聚马来人的力量，反对英殖民政府倡议的“马来邦联”（MALAYAN UNION）。因为那时马来人看到这一政制若一旦推行，对马来人不利，且危及各州苏丹的地位。于是双方结合起来，成为政治主流，与英国重新规划政治制度。
在那个时候，华社基本上通过商团的领导来表达意愿，民族意识并不高，因为有很多华人抱着移民的心态，来此是谋生，不是搞政治的，而政治这码事，留给在那时存在的马共，以诉诸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未来，因此对英国人提出的甚么政改，不显得热衷，并认为充其量不过是英国人要维护既得利益的政治花招。
既然华社缺乏参与英国玩政治游戏的主导力量，反之，英国也对华人有所戒心（英国人担心华人倾向中共那一套政治斗争），安全之道是借助巫统的力量，结合各州苏丹来换取英国人可以同意的政改。
巫统逐渐地纳入英国人认可的政治结构之中。华社之中，只有上层人物和组织被英国所接纳，其他的被视为没有政治目的或怀有革命的政治目的归类，不是英国人所要争取的力量（除了在抗日时期，英国人要借马共的抗日军来打击日本蝗军外），正是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英国人有一个时期对巫统所代表的“权威”是有所迟疑的。那就是在1951创党人拿督翁离开巫统，另创“马来亚独立党”。他们以人作为合作对象，把较多的支持移向拿督翁。
这个时期的拿督翁走的是多元种族的路线，他要成为全民的领袖，而不是一个种族的领袖，包括陈祯禄领导的马华公会，初起给予积极支持。很可惜的，他鼓吹的多元种族的政治在1955年的竞选宣告失败（独立前的有限度选举）。
对拿督翁的政治远见起着有强烈负面作用的是李孝式，他背着陈祯禄而率雪州马华公会尝试与巫统合作参加选举（先是在1951年隆市政局选举，巫统和马华的联盟取得胜利。给巫统找到一条可通过鬆弛合作来取得执政权的可行性），结果这种合作被証明得到支持，而拒绝拿督翁的多元性政党，激起拿督翁后来又走回马来民族主义路线。
如果当年拿督翁的政治远见获得成功，今日的马来西亚将是另一种政治结构。但他的失败也印証了在社会条件不成熟底下，提出跨越种族政治是一种不为人理解的政治信念。
既然巫统找到合作底下有其优越性，在不损失马来族群的主导地位下，与其他族群的政党合作没甚么大不了，又能各自维持原有结构。这一主导思想促成了我们今日的社会种族结构存在于政治上连繫合作。当然有主次之分。
如果我们根据历史的不完整纪录来分析因果，得到的答案是因为李孝式（后来成为东姑内阁的财政部长，他也是李裕隆的父亲）被当时的拿督翁轻视，不受邀请参加“马来亚独立党”成立大会（拿督翁邀请陈祯禄主持仪式，以显示要走多元种族路线）。他一怒之下，势找寻势力不强（因拿督翁离开巫统，势力大受影响）的雪州巫统合作，结果一拍即合，更奇蹟般在隆市政局选举中胜出。
东姑阿都拉曼拉任巫统主席后，看到这种合作的有利性，索性拉拢陈祯禄把整个马华公会倒过来。于是华巫合作的政治媒介──“联盟”宣告诞生，更乘胜追击在1955年选举中囊括52席选举中的51席，奠定了执政的基砫。跟着进一步争取到英国人的信任，转而支持联盟，放弃对拿督翁的“马来亚独立党”(后改名为国家党)的支持。
在初期，华巫合作的情况是平起平坐的，后来议员以马来人为多数，加上各州统治者原本就是马来社会的团结核心，巫统自然形成政治主流，马华公会逐渐靠边站。
1957年的独立，除了确定东姑的领导地位外，同时再次确定巫统的主导地位。即使马华公会在1958年因林苍祐的上台，力图争取三分之一国会议席，以阻止巫统自行修宪，还是宣告失败。因为东姑找到了能与巫统合作与妥协的另一派马华公会的“反林苍祐的人”，这批人的代表人物是陈修信（陈祯禄儿子）。
换句话说，从那个时期（1959年大选后）起，处于主流的政党是巫统。被视为马来人的具有代表性的执政权，其他虽然声称是代表马来社会的政党是回教党和人民党，毕竟力量有限。
回教党和人民党同样走马来民族主义路线，一个以宗教为主导，另一个以思想为主导。
巫统恰恰是介于宗教和民族主义之中，显凸了其民族色彩，更能轻易抓住马来人的心。因为巫统使他们感觉到能在实质上维护和照顾马来人的利益，而且与其他种族政党的合作，不仅具有全民代表性，同时也反映了是马来人在领导联盟和国家，因此他们对巫统的支持是诚心投入的。
（二）华社难动摇巫统地位
尽管在独立后出现的“社阵”，同样有其种族结合的形象，但影响力在华社尤胜于马来社会，对巫统不构成大威胁，而某些程度的威胁却反映在城市的人民偏向反对党。
巫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和社阵的以“城市建立基地”成为强烈的对比。这个形势的涌现，促使与巫统结合的政党，尤其是马华公会不得不寻求溷合选区或马来选民佔相当比重的选区参加竞选。
这个协商与折衷安排，构成今日马华公会被指责的课题。它被指斥在独立后长时期躲在有巫统庇护的安全区胜出，而宣称代表华人。
由于有这独特的微妙安排，马华公会即使面对华社的大责难，也没有全然倒下。最明显的例子是1969年“513”事件前的大选，马华只剩下13个国会议席，在华人佔多数的选区几乎惨败。
马华公会面对的窘境是有历史因素的，如果它不屈从于巫统，它的参与执政的条件可能不存在；反之一旦它默认了巫统的领导权，则万事有商量，即使面临困境（议员人数减少），巫统不想弃之而去。513事件后，马华继留在内阁即为一例。又如推前在1959年全国大选后，马华在槟州的州议员未多过巫统，同样让马华的人担任首席部长是为二例。
当我们这样看问题时，华社一般人的看法是鞭策马华公会，斥它未敢代表华社争取权益，但没有去深一层考虑整个政治结构不是取代马华就能解决问题的，因为居主导地位的是巫统。
因此华社又有了另一种看法：巫统是马来社会的事，华社无法影响和动摇它。换句话说，巫统在1957年独立后已是定型了的，怎样选都是多数席，一定继续执政。除了参与其中外，没有抗拒的能力，更遑论有改变政局的可能性。
华人社会在种族藩篱下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他们越不过这一道关卡。唯一可採取的是用惩罚性的行动，削弱巫统的友党的力量，让巫统感觉到华社的不满，从而迫使政府改变某些政策或赋予华社更宽大的空间获取权益。
例如1963年新加坡加入大马，李光耀的意愿不是取代巫统，而是要取代马华，来和巫统合作。结果1965年新加坡被促脱离大马而独立。李光耀的心愿落空了。
又如1964年，社阵中的劳工党也是以打击马华为主要手段，希望通过人民党在马来社会的坐大，跃居成执政党，但未能如愿以偿。
再如1969年民政党在槟州崛起，把马华打得落花流水，结果是林苍祐选择与巫统合作，取代马华在槟州的地位，还是改变不了民政党的屈从角色。
至于民主行动党的斗争（直接的）对象是马华公会，后来因民政加入执政集团（由联盟扩大成国民阵线），又加多一个打压对象，当然也包括对付国大党，这或多或少延续了李光耀的斗争目标，最终要取代马华公会和民政党。可是这一行动又阻力重重。再加上行动党自身的人事因素，一直未如曾实现。
如果让行动党成功地取代马华和民政，它最终的选择不会是与巫统对抗，而是寻求新的合作，或者会要求较好条件的合作。可是这只是构想，还未成为事实，我们暂不作此研究。
（三）巫统政策牵动华社权益
本文所要指出的一个重要点，国家独立了近42年，华社还是在旧圈子裡打滚。华社可以忘记左派曾带给的理想，但华社不能忘记他们所要的权益，我们的权益在那裡呢？说穿了就是希望处于主流的巫统採取较开明和较公平的政策，让华社感受到处在和生活在一个权利不受忽视和被箝制的阴影中。
这就判定华社的前途是与巫统的政策息息相关的。如果巫统倾向一个全民政策而不是一族的政策，则少数民族就看到光明。
反之，如果巫统因为要应付马来社会的鼓噪，转以马来社会利益为第一位时，难免会有意或无意；有时或偶尔无法思及其他族群的愿望和感受。
华社对巫统不败的看法，更在1990年的大选后表露无遗。当年东姑拉沙里率大军脱离巫统，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接着与行动党和沙巴的团结党合作。当然也包括与回教党合作，组成人民阵线来全面抗衡执政的国民阵线。
华社在那个时候表现较马来社会更热衷，更大力提倡实现两线制（两党制），不让国阵坐大。很多人认为这是推进民主议程的最佳途径，投票反映华人给予相当大的支持（从行动党赢取可观的议席看出来），可是马来社会并不这样看待问题，除了在吉兰丹表达回教党与46党的合作全面击败国阵外，在其他地区，国阵仍以大多数席取胜，尤其是巫统势力，如老树盘根，46党根本动摇不了。
人们对两线制的理想破灭了，46党不是巫统的取代者，只能在吉兰丹州与回教党合作扮演次要的执政角色。
即使1995年大选，东姑拉沙里试图捲土重来，走回马来路线，以马来人46党姿态出现，但又再一次尝败绩。行动党跟着也惨遭打击。
社阵打不倒联盟，东姑拉沙里取代不了马哈迪医生，有意无意中让人得到一个烙印，巫统是若固金汤的，马来人不会放弃对巫统的支持。
虽然如此，时局不是恆久不的，1998年安华事件后却启开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数，甚至包括执政党也抓摸不住下来还会发生甚么事。
在这方面，我们有需要认识马来社会和巫统的连带关係以及其他马来政党，尤其是回教党互动的局面，这对我们了解所处的地位是有帮助的。
事实上，在今时今日，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都要比较客观地看待安华冲击的迴响，不能再用过去的眼光和根据历史的事件来下判历史重演，但情况不一定一样。
（四）马哈迪在巫统闹革命
我不想把历史扯得太远，就只谈“513”事件后的演变，刚好距离今年30年。
30年来，巫统催动的马来社会已起了惊天动地的变化。起因于马哈迪医生一封炮轰东姑阿都拉曼（首任首相和第二任巫统主席）的函件被广泛流传。
马哈迪大胆地和毫无顾忌地抨击东姑领导的政府忽视马来人的利益，造成马来人生活在贫困中。这种在当时被视为“叛逆”的言论。在今日看来却是“革命”性的行动，敲醒了马来人的脑袋，重新评估他们的处境。
马来社会的不满，终于找到发洩的对象，那就是注定东姑要成为牺牲品。在1971年，被迫正式退位，让位于副手阿都拉萨。有人形容这是一场“宫庭政变”，实际上，这是一场马来社会的“政治革命”，他们要巫统注入新生的力量来改变旧有的秩序。他们不抛弃巫统，是因为巫统内有更多的人同意改革是完全需要的。东姑执政了12年，大权旁落。代之而起的是阿都拉萨，他第一次不含煳地宣告“以党治国”，国家的生存与巫统唇齿相依，顺着提出影响深远的“新经济政策”。
从拉萨时代开始，华人社会看到的是巫统不断强大。在他之后的胡先翁乃至马哈迪，都在历届的选举中稳操胜券，所赢得的是三分之二大多数席，牢牢控制国会，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巫统的权威，其他参加国阵的成员党都附属在巫统而分享一些的权力。
人们又有这样的观念，处心积虑取代巫统是多馀的动作，你想挤入执政团中，唯一的途径是与巫统合作，加入国阵，别无他途。
相同的，马来族群视巫统是代表马来族群的最强大的政党。以执政党的身份在历届的大选屹立不败，很多马来精英的份子纷纷入党，自然而然，很容易取得马来社会的共鸣，招收党员完全不成问题（据知巫统党员已多达2百70万人）。
马来社会或者认定他们的前途繫于巫统的未来和决策，甚至连原先不与巫统认同的安华依布拉欣，在劝服下也加入巫统，藉此获得权力来推展其理想。
在马哈迪（1981年起）主持下的巫统和领导下的马来西亚，不知经历多少次的革命性改革，最争议和激进的行动是削减统治者的权力，将之纳入国会和民选政府手中。
在一连串的革命运动中，马哈迪不忘给巫统注入了回教的力量和崛起成为领导回教复兴运动的佼佼者。他起用安华（一位回教复兴运动的年轻领袖），加入巫统明显地突出巫统与回教兴革是分不开的。
由此而分析，巫统在实质上与回教党的斗争路线没有太大的分别。1972年拉萨能成功拉拢回教党加入国阵，参与中央执政，是証明两党有许多共同点。后来又因策略和人事上的问题，在1978年宣告仳离，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但巫统不曾全面摧毁回教党，也没有这个必要，顶多曾给予致命的打击。过后回教党又恢复元气。两者之间是既合作又斗争的。他们有共同的回教观，却又在政策的推行上有所不同。如果他们要合作，条件是存在的，马哈迪在安华的配合下，曾与回教党有过私下商议，减少公开对抗，相互敌视，只是未能取得重新携手合作。
再下来看，当东姑拉沙里于1987年争夺巫统领导权失败后，率众另立新党──46精神党。（请注意，46即意味着是巫统的诞生年，这个党在政纲上是巫统的翻版，差在领导人不同。）
接着46精神党很快与回教党结盟，参加1990年的大选。
即使选举成绩46党大失所望，依然再一次印証巫统党人与回教党人是不难达成共识的，他们是左邻右舍。抑有进者，东姑拉沙里在1995年大选前，更将党名改为46马来人党（这与巫统创办人拿督翁在1951年离开巫统，创立马来亚独立党，不幸在1992年参加隆市政局选举失利，不得不从多元种族政党走回马来民族主义路线，将党改名为国家党，显凸马来人色彩同出一辙），期望在大选中能获得较多马来人的支持，可惜再次落空。
到了1997年，在马哈迪的感召下，东姑拉沙里不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回巢──重返巫统，而是形势迫使他解放46马来党，集体回到巫统，反正斗争目标并无二致。
我们不难理解，在马来社会中，巫统和回教党的人事交叉和来来去去不是大不了的事，反正没有人当着“背叛”来看待，一样是马来人的政党。
（五）安华事件震惊国内外
就在我们没有去估计形势会否再有大变化的时刻，突然平地一声雷，安华事件爆发，形同在国家，尤其是马来社会引爆威力十足的炸弹，每个人都感到愕然，甚至有不知所措之窘（虽然较早前已有各种传言和信件书刊对安华极不利，却未有动静，表面一切如常）。
以马哈迪不断变革的政治手法和强人政治的手腕，他认为革除一个由他自己栽培起来的副手不是大不了的事。顶多是短暂的痛，不是长久的伤。（即使连东姑拉沙里和慕沙这样难缠的党领袖作窝里反，也斗不过马哈迪，那么安华又算得了甚么天大的事？）
出乎意想不到的是，事态的演变完全不按马哈迪的一方走，也不在安华所想到的迴响，他们两人从“政治师徒”一下子正面交锋变成“政治仇敌”。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却是“惊天动地”的大变化，离开了他们两人主观上所想到的结果和判断。
综观安华在革职（1998年9月2日）后，推动的群众力量，展开其ROAD SHOW（疾呼“烈火莫熄”）来看，其人潮之汹涌大大超越所有人的评估，可能连安华也不敢相信短短10天内，竟捲起政治“千堆雪”。
平心而论，马哈迪在革除安华时，必然有先衡估时局，且在事先做足功夫，确保没有重量级的人跟随安华，最多是巫青团内的一些人，才决然下重手。
当对峙的场面益发尖锐时，马哈迪不得不大力反击，试图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安华问题，平息论争。这之中的正面交锋高潮迭起，一浪接一浪，不知该如何收场？
表面上看，没有巫统高层与安华共鸣及共浮沉，也没有国阵成员党给予同情和支持，有的是安华凭其个人魅力在强烈反弹，但安华很快在巫统之外找到共鸣的对象，那就是回教党，在野政党和非政府组织。他们组成了一个阵线，全面向马哈迪政权作勐烈的挑战。
这回又再一次印証回教党和巫统不过是邻居。
任何一方可以很快收放（就如团结东姑拉沙里和放离东姑拉沙里回巫统，回教党未对此事向巫统恶言相向）。其实，巫统和回教党人长期以来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关係。他们可以坐在一起共商大事，也可以站起来口诛笔伐，喋喋不休争个没完没了，如果视此为民主政治的大表现，也不为过。
明乎此，安华被革职后很快与回教党联成一线，不足为奇。我们注意到，在1969年“513”事件后，被东姑阿都拉曼开除巫统党籍的马哈迪医生也曾站在回教党的论坛上，向东姑左右开弓。回教党一贯来所持的态度是巫统排斥的有影响力的人，又是回教运动的朋友，一概开方便之门让有关者有个场合抒发己见和高论。这一回不是马哈迪有难，而是安华落难，当然有相同的理为安华打开方便，更何况安华曾是ABIM首脑，又是回教党极力拉拢的人，且这种做法对回教党十分有利，得以用安华的课题，炮轰巫统高层和马哈迪（相信宿命论的人，会说这是风水轮流转）。
无可否认的，回教党是在我国独立前就存在的一个马来民族主义政党。早期党的领导人巴哈鲁丁医生曾参与马来左派政党，与布斯达曼合创人民党。主张民族主义、回教与社会主义三结合。
回教党在他的领导下，成为马来社会中，除了巫统外的第二大政党。在一定的基础上，具有能力与巫统抗衡，又存在着对重大问题的共识。
历史为我们提供的实例不少。例如1959年大选时，离开巫统另创“马来亚独立党”，后又改名为“国家党”的领导人拿督翁（巫统创办人），为了取得在政治上的立足点，在回教党合作下，才得以在丁加奴州胜得一个国议席。如果不是回教党的协助，拿督翁恐怕会被巫统再次击败（这只是他个人的当选，整个国家党则不成气候，后来国家党的丁加奴州议员回归巫统，再加上一些回教党州议员倒向巫统，回教党的丁加奴州政府才宣告倒台）。
如前述及，东姑拉沙里在1987年离开巫统，创立“46精神党”同样不得不找回教党合作。可见，回教党在巫统人的心目中，不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而是一对欢喜冤家，合合离离，打打闹闹。追溯1972年回教党被拉萨拉进国阵，其他国阵成员党皆无反对，如果不是后来巫统与回教党对处理吉兰丹人事问题上闹翻，国阵其他成员党那有不能与回教党合作之道理？
（六）回教党借安华脱胎换骨
安华的落难，马上启开回教党的双眼，不仅要抓紧时机扩大政治所影响力，更累积以前的经验，牢牢地把安华捲起的力量与回教党繫在一起（回教党曾和拿督翁及东姑拉沙里合作，皆只属鬆弛联合，没有约制力量）。
要做到这一点，回教党本身便得重新检讨它的政策和调整步伐，让本身变得更像巫统的政治取向，以消除非回教徒对它长期存在的隔阂和疑虑。
其一是突显回教党是一个关心全民的政党，不局限在回教徒。
其二是，将重视课题扩大到宗教以外的政治国家大事，努力塑造一个新形象，不再守着过去偏重在宗教课题上。
其三是它比任何时候，都要表现出是一个足以和巫统平行的政党。
正由于党领导人意识到改絃易辙的重要性。在其党报“HARAKAH”的新闻和言论方面，注入新的内容和精神，兼收并蓄不同的言论，包括不放过与安华有关的新闻。
这份每週二期的党报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报份从7万份的跃增三倍有馀（回教党承认每期有廿馀万份）。报份的销量上昇，破了历史记录，証明安华事件已引起马来社会的广泛关注。回教党如同脱胎换骨，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精神面貌。即使在东姑拉沙里与回教党合作时期，也没有出现过这种高潮和扣人心弦的激盪。
回教党的这种明显的转变，用意在于同时极力争取非马来人的支持，它向行动党领袖伸出友谊之手。甚至连卡巴星在十年前批评“回教党要建立回教国，必须先从他尸体踏过去”的尖刻言论只作解释性地表明回教本来就在宪法中被列为官方宗教，但尊重其他宗教自由，而回教党追求的是在宪法规定的斗争，同样不否定其他宗教自由并存，试图以理服人。卡巴星为此言论最近向回教党表示公开歉意。
“HARAKAH”党报以封面头条刊出，目的自然要使到马来人无需抗拒行动党。
即使行动党在对待与回教党合作上，採取非常谨愤和有距离的态度，最近以来也逐渐发现回教党不再像以前那样故步自封，甚且与行动党和非政府组织成立了人民阵线，越来越有合作的可行性。这之中行动党也不忘把林冠英的课题带进马来社会。
现在由安华夫人旺阿兹莎领导的“社会公正运动”（ADIL）起着平衡的槓杆作用，凝聚了回教与反对党人，包括行动党和人民党的力量。虽属非政党组织，却带起安华的形象把目标对准马哈迪医生。
只要马哈迪继续领导巫统的一天，他们便矛头对着巫统展开斗争，尤其放眼在未来的全国大选。
马哈迪看准安华不是池中物，在革除其官职后，马上又动用巫统的力量把安华开除出党，这种“斩草除根”的政治手段是非比寻常的（有人形容拉萨“以党治国”，马哈迪“以国治党”）。
过去，不论是慕沙或东姑拉沙里，他们在政府失去势力后，仍被留在党内，得以在党内组成反对力量，几乎上演“大水冲倒龙王庙”，险过剃头。
马哈迪经此深刻教训，他对安华採取毫不容情的激烈手段，“一除两革”，企图把安华排在政治圈外。与此同时，又通过法律行动将安华控上法庭，这个过程的曲折迂迴，简直令人瞠目结舌。审了70馀天的案件。其中，女人、性事、违反自然性行为及滥权完全暴露在阳光底下，后来又缩成滥权的重点。
安华案件轰动国内外。而且案中又有案，一宗接一宗，似乎没完没了。国内外媒体的追踪搞到安华进入人们的生活中。正面的，负面的消息和评论统统出笼。从个人的守操到治国之道，条条都是大新闻。还有，就在安华被革职前一天，马哈迪宣佈了十分痛苦，叫人跌破眼镜的“资本管制”措施，来使国家的股汇市场马上煞车，停止再往下滑。
先是经济煞车，后是政治决裂。两大突变，顷刻间在一夜发生，对国家的经济政治结构重新洗牌，庄家是马哈迪医生。
似此爆炸性的“快刀斩乱麻”的手法，犹如7级大地震，难怪国内外传媒报导不停；尤其是外国传媒，更把矛头向着当权派，使政府陷入窘境，十分不悦。
更大的冲击又来自外国的领导人，远近皆有。有为安华伸冤的，有为安华造势的，有为安华辩护的，林林总总。最引致争议的言论莫过于美国副总统戈尔在吉隆坡参加亚太经济论坛公开支持安华的政改。
（七）马哈迪调整巫统策略
整个政治气候不断昇温，热到沸腾，本地报刊天天有新闻。一方面是亲政府的大报不断鞭挞安华，另一方面则是回教党报和国民醒党运动的月刊明显支持安华，大唱反调。难怪反对声音的报刊销量激增。
更叫人惊讶的是，大小书报摊出现的有关安华单行本和杂志多到破记录。我初步估计一下，单行本（绝大多数是马来文）不下20本，杂志型的安华专辑和定期杂志不下50本 ，一本又一本出笼，有支持马哈迪的，有支持安华的，有表态中立的，内容都是在仓促之间辑成的。因此重覆的、转载的、摘录的应有尽有，多到目不暇给。这肯定有市场，不然出版人要大出血赔大本。在此经济不景时刻，能有此奇持现象，令人啧啧称奇。
如果有人说安华事件不过尔尔，没甚好重视的，这些书报的出现且有市场吸引读者则告诉我们一件事实：安华热方兴未艾。
安华热不是如同看得引人入胜的情节故事书这么简单，它挟着浓厚的政治气息，是属于一种政治大风大浪的斗争。
安华的峇东埔宣言和吉隆坡独立广场的扩大宣言，抛出了烈火莫熄（Reformation），吹了几个月，有高潮和低潮，一直未成过去，而是大有政团为它注入政治的生命力量，几近形成“安华新神话”。一个身繫囹圄的人，竟有此“通天本领”，实在不能等閒视之。
马哈迪的重组内阁，改变初衷，并委任新副首相阿都拉，来安定局面。下令设立皇家调查团，公正处理安华被殴事件，解民疑；并逐步解除资本限制，实施撤资税，来缓和外来投资者之不安，在在都是政府冲着安华的后遗症而採取的应变之道。整个做法是要把安华热潮降温，因为时间已是不容政府再等着看：沙巴州选在即，全国大选也要有所行动，马哈迪必须扭转局面，不得不与时间赛跑，防止原本的坚定支持者流向反对党。
马哈迪的调整战略，也是一种政治改革，虽不谈“烈火莫熄”，但“和平革命”一向来是马哈迪的政治手腕。于是，我们看到巫统和政府要争取非马来人的支持，在政策上作相应的放宽。
既然回教党正在改变传统政策向非马来人招手，巫统焉能无视，让回教党坐大，当然也要有积极的行动。
安华无形中成为两个马来政党的催化剂。华社没有因安华事件首当其冲。反而是执政的巫统，表现得更为友善和视善。马哈迪并向华总直接表达，有问题和需求可即时向他反映。新任副揆阿都拉巴达威也表示要一些时间来研究华社的问题，与此同时，矢言重建警界形象。虽然总警长拉欣诺为表负责任，已宣佈辞职。这些日子来巫统所作的努力，试图让人看到是为社稷工作和争取民心。
另一方面，回教党也通过种种言行，试图消除华社疑虑，且公开号召组成各民族的统一阵线，向国阵政府打压。
这一下子，华社不成为何任一方的“负担”，大家都意识到多元种族的国家，为全民服务是重要的。
我们因此看到，“烈火莫熄”的示威不是反对党人发起的，回教党没介入其中。
双方都在维持安定的局面，期望通过选举决定胜负。
没有因为安华事件带来种族间的失调，国阵要团结一致，反对党也要团结起来。
没有因为安华的政改和马哈迪的革新形象造成华社的不安，有的是大家都把焦点放在国家利益的政治斗争；放在经济复甦是否有期可待？
今天的局面，与90年代初期东姑拉沙里率众而对抗国阵有所不同。如果说当年是局限在上层和政党斗争，今天则是涉及群众的斗争。
难怪马哈迪说他要用更多时间展开群众运动，反击安华所鼓起的群众不满情绪。
即使到今天为止，安华也没否定巫统，即使已被革除党职；官司缠身的他，是否有第二春呢？
大家都看到巫统所代表的马来社会的坚强力量。
马哈迪要从内部来巩固巫统立于不败的地位，由内打外。安华覆盖的斗争层面是动员外来的力量来回返巫统，除非巫统不容于他，则回教党联合的阵线是安华退而求其次的政治斗争方式，由外打内。
华社正在观望马来社会对安华事件的不断变化。
说穿了，政治斗争本来就是无情和残酷的，马来西亚今天的政治微妙局面是前所未有的。公开表明立场的大有人在，不公开表态的则有更多数不尽的沉默大多数，他们心裡想甚么，没有人可从表面上看出来。
以此推论，在来届大选中，国阵友党中参加溷合选区候选人，已不能像过去那样以为这是安全区了。
华社的政治取向，对未来政治模式的确定，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大家都将是未来历史的见証人和判决者。
(1999年2月16日)
（一）安华被革职，起因于乌米的告密函。这是两本有关安华涉及案件的单行本。
（二）外国杂志说，马哈迪与安华的斗争在于争取领导权。
（三）安华被革职后，掀起“烈火莫熄”运动，火箭报争取出线，图文报导。
（四）马哈迪向外国杂志表现强人政治，按自己方式治国。
（五）回教党党报“HARAKAH”向华社招手，明显改变政治方针。
（六）国民醒党运动的“ALIRAN”月刊，靠向安华抨击马哈迪政府。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