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在上海创办的“远东经济评论”于1946年因中国爆发内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殊死战)而在1946年迁至香港出版,一幌就是58年。但很不幸的,这份周刊宣布出版至11月份,然后从12月17日开始,改成月刊。主要是因为经济问题而作出“沉痛”的改变。
我接到“远东经济评论”的告读者书中也详细的解释改变后的月刊依然会侧重政治经济课题,但会偏重分析与研究的论述。换句话说,从周刊变成月刊等于将文章再行浓缩和提升,变成一本比较没有时间性的综合性杂志。
我长久以来是这本周刊的“忠实读者”,少说也有40年的历史,主要是工作上的需求。因为它有评论文章外,也有独家新闻报导,更有内幕消息,久而久之建立其“权威”地位。
在我的印象中,有四本国际性英文周刊比较为本国人所熟知。来自美国的“新闻周刊”(Newsweek)及“时代周刊”(Time)的报导较偏重美国及欧洲国家,也对中东国家和亚洲大国给予关注;而以香港为基地的则是“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及已于两年前停刊的“亚洲新闻”(Asia Week)。
未想“评论”会步“亚洲新闻”的后尘,这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深入分析,又觉得这与时局的变化大有关系。在1997年之前,香港仍是英国的殖民地,不论是“评论”或“亚洲新闻”都能从香港政府和英国高层内部获取有价值的新闻,因此其生存的价值就有必要。即使不赚钱,投资者还是乐意赔上,因为声望和信誉及地位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再说投资者是大企业家,并不在乎靠办杂志赚钱,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方便,靠杂志及新闻工作者获悉许多宝贵的资料,对殖民政府与投资者在制定政策和策略方面都能在洞悉先机下得心应手。
可是在1997年后,香港回归中国,对这两份杂志所扮演的角色就有很大的改变,他们不但不容易取得港府的内幕,而且也不可能在中国这么大的地方派驻许多记者。即使可选择性派驻大城市的记者,也因制度不同,套不出内幕消息。
在这种改变下,英文报刊和杂志就比中文报刊和杂志被动得多,尤其是对中文根基不强的西方记者,他们是很难打进中国的社会,来获取有价值的新闻。在更多的时候,他们也许要借助中文报刊的记者提供资料和线索,如果是第二手或第三手的资料,或从中文报中摘译过来,也是旧闻。与其这样在无利可图的环境下坚持下去,不如另谋出路。
就以“评论”来说,它与“时代周刊”及“亚洲华尔街日报”的关系是密切的。在投资者看来,已经拥有日报,且周刊的市场又是有限,又何必坚守下去呢?
或者,这与“新闻自由”有一点点关系。今日的香港报刊虽然也享有较高度的自由,但中文报刊也已懂得审时度势,从严厉批制中国到转向较温和的批评。这对“评论”来说是个有难度的转变,西方投资者也有他们的立场和议程,自然不会跟着中国的调子走。索性改成月刊,更能通过分析与学术的角度来批判中国的政策和走向。
不过,从中也浮现了英文杂志在亚洲新时代的挑战下,面对越来越少的空间。在读者群有多选择下(一般通晓中英文),他们已不会把“评论”当“权威”,非读不可。反而在中文报刊中有更多更详尽的新闻报导和评论,包括内幕消息,它们已取代了英文报刊的优势。“远东经济评论”的改变是一种妥协和认命。而事实上,这些年来,它的“轰动性”的独家新闻已大大减少了,不改也得改。除了惋惜之外,也有感觉中文已在亚洲崛起。
我接到“远东经济评论”的告读者书中也详细的解释改变后的月刊依然会侧重政治经济课题,但会偏重分析与研究的论述。换句话说,从周刊变成月刊等于将文章再行浓缩和提升,变成一本比较没有时间性的综合性杂志。
我长久以来是这本周刊的“忠实读者”,少说也有40年的历史,主要是工作上的需求。因为它有评论文章外,也有独家新闻报导,更有内幕消息,久而久之建立其“权威”地位。
在我的印象中,有四本国际性英文周刊比较为本国人所熟知。来自美国的“新闻周刊”(Newsweek)及“时代周刊”(Time)的报导较偏重美国及欧洲国家,也对中东国家和亚洲大国给予关注;而以香港为基地的则是“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及已于两年前停刊的“亚洲新闻”(Asia Week)。
未想“评论”会步“亚洲新闻”的后尘,这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深入分析,又觉得这与时局的变化大有关系。在1997年之前,香港仍是英国的殖民地,不论是“评论”或“亚洲新闻”都能从香港政府和英国高层内部获取有价值的新闻,因此其生存的价值就有必要。即使不赚钱,投资者还是乐意赔上,因为声望和信誉及地位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再说投资者是大企业家,并不在乎靠办杂志赚钱,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方便,靠杂志及新闻工作者获悉许多宝贵的资料,对殖民政府与投资者在制定政策和策略方面都能在洞悉先机下得心应手。
可是在1997年后,香港回归中国,对这两份杂志所扮演的角色就有很大的改变,他们不但不容易取得港府的内幕,而且也不可能在中国这么大的地方派驻许多记者。即使可选择性派驻大城市的记者,也因制度不同,套不出内幕消息。
在这种改变下,英文报刊和杂志就比中文报刊和杂志被动得多,尤其是对中文根基不强的西方记者,他们是很难打进中国的社会,来获取有价值的新闻。在更多的时候,他们也许要借助中文报刊的记者提供资料和线索,如果是第二手或第三手的资料,或从中文报中摘译过来,也是旧闻。与其这样在无利可图的环境下坚持下去,不如另谋出路。
就以“评论”来说,它与“时代周刊”及“亚洲华尔街日报”的关系是密切的。在投资者看来,已经拥有日报,且周刊的市场又是有限,又何必坚守下去呢?
或者,这与“新闻自由”有一点点关系。今日的香港报刊虽然也享有较高度的自由,但中文报刊也已懂得审时度势,从严厉批制中国到转向较温和的批评。这对“评论”来说是个有难度的转变,西方投资者也有他们的立场和议程,自然不会跟着中国的调子走。索性改成月刊,更能通过分析与学术的角度来批判中国的政策和走向。
不过,从中也浮现了英文杂志在亚洲新时代的挑战下,面对越来越少的空间。在读者群有多选择下(一般通晓中英文),他们已不会把“评论”当“权威”,非读不可。反而在中文报刊中有更多更详尽的新闻报导和评论,包括内幕消息,它们已取代了英文报刊的优势。“远东经济评论”的改变是一种妥协和认命。而事实上,这些年来,它的“轰动性”的独家新闻已大大减少了,不改也得改。除了惋惜之外,也有感觉中文已在亚洲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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