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與天安門

“六四事件”是中國的“國殤”，也是沉重的歷史包袱；天安門是中國的“國威”，也是中共立國之基。當這兩者牽扯在一起的時候，問題就變得很複雜，也關係到國家興衰之大業。

例如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向廣場的30萬名群眾莊嚴地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而催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天安門就成為“國家的權威所在”，是神聖和偉大的廣場（與前蘇聯的紅軍廣場可媲美），不能隨意“占有和破壞”。

就這樣「天安門」廣場，在我的腦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是毛澤東和中國人民的驕傲。但因為我們在那個時候，都沒去過北京，只能從畫面上憑空想像天安門，所以無從親自感受到「天安門」有多麼的宏偉和神奇。

1974年，我們邀請楊振寧教授在檳城作一場公開演講。他其中的一段話我記憶猶新（我是用錄音機錄下他的演講）：“我第一次（指1971年）去中國的時候，常常晚上到天安門廣場去蹓躂。由於廣場非常大，雖然幾百人在那兒散步，但看起來只有幾個人的感覺。它給我一個感覺就是任何人站在天安門廣場附近，只需抬頭看一看，他一定看得廣闊，而他的眼光也一定看得比較遠。原因是當你站在那個地方，你就會發現到所有近的事物都好像變成不重要，只有最遠最大的事才重要。我後來想了想，這個觀念也許正是中國建造這麼一個雄偉的天安門廣場的一個道理”（參閱謝詩堅編著《楊振寧博士旅馬言論集》，1977年）。

由於天安門是權力的象徵，1989年胡耀邦逝世時，學生借悼念之名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由四月十七日起陸續進入天安門，直至廿二日追悼會後學生仍然不肯離去，且規模越來越大，到六月四日被清場為止，因此定名為“六四事件”）。

我在六四事件前後相隔一段時間，人在中國。因此有機會目睹“浩劫”後的天安門。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的那一天，我在廣州參加交易會，並沒有什麼異樣的感覺。四月廿二日從電視上看到追悼會的肅穆，國家領導人如鄧小平、趙紫陽及李鵬等人陸續向胡耀邦遺體致哀與告別。當時我在廣州已聽到天安門動了起來，但電視並沒有顯現這樣的鏡頭，人人在交易會場是「生意照做，飯照吃」。三天之後，我路過香港，與一位通訊社老總共進午餐。他告訴我剛從北京回來，也到過天安門，情緒很是激動，市民們都很支持學生運動，自動送食品給他們充饑，因為反腐敗是人心所向。他說學生的自發行動震撼人心。我記下這一段話，而且從他的談話中感受他的“亢奮”。

回馬後，我在六月五日的各報章中驚閱天安門已出事，而且戒嚴，更有標題跨大其詞。一時之間了解不到真相，後來才從兩方面的訊息中得知情況一二。

1989年10月，我又飛到中國。在廣州辦完事後，我決心飛到北京看個究竟。接待我的人有新華社的朋友，還有其他業務上有連系的人，我下塌於北京大飯店。約下午五時左右，偕友人租一輛出租車到天安門廣場，司機死都不肯載，說戒嚴部隊不允許進廣場。我給了雙倍的車租，他才勉強答應。

我抵達天安門廣場時，一片肅穆和蕭條，只見極少數的外國游客，頂多不超過10人在走動，與我想像中的熱鬧的天安門廣場形成強烈的對照。果然我的德士馬上受到戒嚴部隊的攔阻，叫車要開走，人也不可下來，這個地方仍然是戒嚴的。我示出外國的護照，告訴對方只想走走天安門廣場，尤其要看人民紀念碑有沒有“傷痕累累”，也不拍照。經他請示上司後，同意我和我的朋友只可逗留短時間。我吩咐司機等我們一下。

我當時並無心情感受楊振寧教授對天安門的形容，我只是抱著“報人”的心態來“求證”天安門事件。來到紀念碑前左看右看，也看不出有什麼嚴重的“破壞痕跡”，所謂血跡和子彈孔用肉眼無法察覺。只有一些小破損，不知是以前留下還是“六四”留下的？至此我告訴友人好像沒有國際傳媒渲染得這麼糟糕。紀念碑四周有部隊站崗，一切顯得沒有異樣。我下意識告訴我天安門是有過清洗，破壞公物似不多見。至於“人心”如何，就非我所能理解，特別是“六四”之後，人人都保持沉默，不想回憶過去，我體會到什麼是「沉默是金」這句話的含意。

可能由於廣場太大，我們逗留的時間比較久，少說也有一個半鐘頭，但還是走不完廣場。待到回到出租車時，才知司機已發生麻煩，他的駕照被取走，人又挨了一記耳光，心理很不舒服，指示他明天到中心辦理手續。回程路上，他一直嘮嘮叨叨怪我要他來卻得不償失，也不知結果如何。我只好多付車資，包括可能的罰款。後來我真得不曉得下文，因為我從此未見過那位司機。

幾天之後，我路過香港又再與通訊社老總吃午餐，此時其口氣已180度轉變，直斥學生太過份，搞成無政府狀態，理應清場。他說這是動亂，已不是為民請命。前後半年立場已告逆轉，我知道事態的嚴重性，尤其是傳媒界，須要嚴守規定，該轉就轉？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也。

無論如何，當時北京給我留下的是一個沉默的社會，早上開放，傍晚過後就戒嚴，我也因此未能窺見“六四”傷痕有多大和多深。但有一點肯定的是：人民心靈的創傷從他們惘然的臉上和不要與陌生人談話的態度可以想見“六四”對北京造成的影響，必須要一些年後才能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