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雖然是在馬星分家后，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成為獨立國家才進入《星洲日報》，但當時報社的總部是設在新加坡，行政和新聞處理全在新加坡。我們的董事長是胡清才（胡文虎侄子，胡文豹令郎，1971年逝世），社長是胡蛟（已故），經理廖頌揚，總編輯黃思，副總編輯葉世芙等人。吉隆坡尚是一個辦事處，由陳見辛負責，有採訪部，廣告部和發行部，地點在蘇丹街南洋酒店六樓和七樓，換句話說，《星洲日報》在當時是全在新加坡操作，馬來西亞各地辦事處的稿件都要及時傳至新加坡。我記得我們的辦事處有一台傳真機，但速度很慢，因此得趕稿。對于突發新聞，只好用電話報告新聞。
由于本身只是一名新記者，上邊有很多上司，檳城方面就有《星檳日報》的總經理胡榆芳和檳城的採訪主任朱炳欽；吉隆坡方面有陳見幸；而在新加坡方面，我的直接上司就是文史學家方修，因為他是馬來西亞新聞版的主編。
我從來沒有寫過方修與我的一段關係，本篇要談一談這位老報人。
方修，原名吳之光，潮州人，1922年生，于1938年移居馬來亞。曾在吉隆坡擔任于1940年創刊的《新國民日報》的記者一個短時期。
1941年底，當日本未侵入新加坡前，名作家郁達夫與名報人胡愈之在新加坡成立《星華文化戰時工作團》，分別擔任正副團長。在這個《文工團》下面有青年幹訓班及歌詠宣傳隊，方修就是幹訓班的其中一名學員。
1942年2月15日，英軍投降，日蔻全面佔領馬星，啟開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殘暴統治。
1945年8月，日蝗軍投降，馬共領導的人民抗日軍一度十分活躍，並于不久后在吉隆坡創辦《民聲報》。方修成了記者，后來也升至採訪主任。
1948年，英軍事政府宣佈馬共為非法組織，並在馬星實施緊急狀態，《民聲報》也被查封。
方修較后在《中華晚報》（于1946年創刊）擔任記者。1951年起轉赴新加坡《星洲日報》任職，比較長的時間是編馬來西亞版新聞，一直到1978年退休。
我起先並不知道我們寫的新聞都要經過方修處理和編版，后來我才知道他是我們的主編。換句話說，我們的新聞如何處理，會不會發表，全在他的手上。
作為一名專職記者，除了每天撰寫新聞外，我的另一個嗜好就是寫特寫，舉凡我認為可以和值得寫的特稿，一律發往新加坡。我們報館當時的規定是，凡是非重要的新聞和稿件乃至圖片等，每天中午時分都由專人到機場寄送《星洲日報》，風雨不改。
在這方面，我必須感謝方修先生的抬愛，對我們鼓勵有加。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我發出的特寫幾乎都被採用和刊登，以致我的特寫稿見報率相當高。按我自己的統計，我差不多不到10天就有一篇特稿，繼之是每個星期都寫特寫或新聞評論，甚至有時被迫要寫體育新聞和評論。這是我最弱的環節，但為了交差，不得不向《星檳日報》的體育記者討教。
我個人收集了昔日的特寫是「十分可觀」的數目（不是全部）。但也有不少是發表在《星檳日報》上。當然這些特寫如今翻閱來看，有些是應時的，有些是過時的，但有些還是仍有價值的，它已經成為「歷史的一部份」。
雖然在工作上我們之間交往一些年，卻從未謀面，我對他也不甚了解，直到70年代初期，社長胡蛟派他來《星檳日報》與編輯人員交流新聞的處理與標題方面的事宜，我才真正認識了方修。
名義上他是來與《星檳》同人交流，實則他也借此之便收集許多文藝資料。他住在檳城約一個月的時間內，都是由我接待，我們因此成了亦師亦友的同道。
方修被安排住在離《星檳》不遠的華都酒店。我每一天下班后都扛著一本的《星檳日報》的合訂本到他下塌的地方。他一天看完一大本。老實說，我那時對《星檳日報》資料之完整是十分羡慕的，它的合訂本從創刊號起一直都有保留，似乎從未間斷，可以說是最完整的史料。除了日治時期中斷外。在日本侵佔時，《星檳日報》社被日軍佔有，出版《彼南日報》，大力粉飾和鼓吹大東亞共榮圈，類似這樣的「敵報」，戰后復刊的《星檳日報》是一份也沒有保存的。
當我與方修比較熟絡后，我問他為什麼要來《星檳日報》交流，或說指導新聞的處理？他說這是胡蛟派他來的。他也不認為這是必要的。因為每份報紙都有本身的特色。再說，《星檳日報》是由老報人林姍姍坐鎮。他怎好意思「指東劃西」？只不過到此隨便交換一下意見。
我見他初幾天還有來到《星檳日報》講講一些話，過后他就索性不來了，他說，《星檳日報》做得好好，他是沒有什麼話要說，更遑論要提供改革的意見，但既然來了，太早回去也不好，乾脆利用這一段時間翻閱《星檳》的舊報紙更有意義。
我問他翻這些報紙要什麼資料？他說他是要文藝版的資料，不是查新聞。后來我才知道從1957年起，他已開始收集馬華文學史料，對馬華文藝的資料絕不放過。而且于1966年起，被聘在新加坡大學當兼職講師，教授「馬華新文學史」。基于興趣與職責所在，我才知道方修為什麼要看完《星檳日報》的合訂本，因為里頭有許多未被輯成書文學作品。他對郁達夫在戰前編《星檳日報》之文藝版特別感興趣，只要有郁達夫的大作，他都勤力的記錄。那個時候，複印是不流行的，我看方修的抄錄是十分勤快與不馬虎的。
有鑑于方修有此「歷史使命」，我就義不容辭每天為他扛上扛下《星檳》的合訂本。雖然我本身對此並不熟練，但我樂意協助他完成他的工作。
也許是我們都比較談得來，方修也告訴我他在戰前和戰后的一些活動，包括他所認識的「大人物」。在那時，這樣的課題是有些敏感的，也不能有這樣的回憶錄。因此在方修的著作中是未曾提起他在戰后和戰后的一段活動。我也只能點到即止。
在這之后，方修每有單行本出版，好像並未忘記我的存在，總是寄來一本「指正」。我是沒有資格指正什麼，但我從他的著作中驚嘆他學問之淵博，文史功力之深，實在沒有幾個人能及得上。
在我的記憶中，與他同時期比較成名的老報人有《南洋商報》的連士升和楊守默（杏影），有《星洲日報》的李星可和同道章等人。
從他的文章中，我得到的印象他是一位現實主義的作家，具有左派的思想，是位多產文史學家，先后出版至少36本單行本，也編纂不下50本文史選集。可謂著作等身。一個人有此精力和毅力，在星馬一帶，也許是前無古人。根據我的了解，他對魯迅的評論文章較為人所熟知，而他的成名作是出版「馬華新文學史大系」，洋洋數百萬言。
以一位未經過“學院派”洗禮的報人，能有此豐碩的成果，實在讓人側目相看。
后來有人形容方修是帶有左派文學觀的史家，我想是可以肯定的，因為在戰前和戰后一段長時間，左派文學（以現實主義為準）似乎佔了主流的地位。
無論如何，方修的成就，從《董教總教育中心》出版的“方修研究論集”（甄供主編）中已一覽無遺，作為他的前同事和朋友，我對這位長輩的貢獻「肅然起敬」。也是他帶我走進文化圈而成為一名報人。祝已經83歲高齡的他長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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