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出笼的“达立报告书”(以当时教育部长阿都拉曼达立的名字命名),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华校的格局,所有的华文小学一律纳入国民型华文小学,而所有的华文中学或接受津贴成为改制中学或不接受津贴的成为独立中学。于是我国出现78间改制中学,称之为国民型中学;随之改制中学的董事会又另立私立中学,与不改制的中学合起来共有60间,被称之为独立中学。
1998年,改制中学的“国民型”中学的“型”字不见了,成为与原先的国民中学一样的称呼。换句话说,在新教育法令底下,凡属于政府控制中学统称为“国民中学”。
其实,早在华文中学接受改制以来,就出现一种争议:到底国民型中学仍属于华文中学或是已经变质,不再具有华校的特征?指这些改制中学不能纳入“华文中学”的范畴的理据是既已接受改制,且教学媒介语改用国文,只剩下一本华文,又节数有限,自然与原来的华文中学大不相同。
但是“全国国民型华文中学校长理事会”主席方成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接受改制的中学多年来一直保持华校的特征和传统,整个校园弥漫华教的气息,与国民中学的校园文化大相庭径,因此理应被视为华文中学之一环。
基于这样的“不变传统”,方成告诉我,他们在两年前决定称为“华中”。意指这78间的改制中学是与国民中学有差别的。最大的差别是改制中学力保华校的精神和本质。师生在校园内的“共同语言”是华语;除开官方文件外,也使用华文通告和函件。因此国民型中学的毕业生一般上能操三种语文,既能参加政府考试(PMR,SPM及STPM)取得标青的成绩,得以进入国内公立大学或负笈外国深造成为专业人士,又能在社会上用华语华文与人沟通。
方成目前是大山脚日新“国民型”中学的校长,他也是名作家方北方的儿子。一向以来对本身的华语华文的掌握充满自信。我问他是谁建议称为“华中”的?他说是大家的意见,也不具政治议程,主要是要区别改制的华文中学不等同是“国民中学”。虽然在法令下,它们已属于国中。但称为“华中”,除方便沟通和整合外,也希望激励学生学好华语华文,进而取得社会的认同。
他举例槟州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是钟灵国民型中学毕业的,但他也被董教总接受为华教人士参政。这也间接地认同国民型的学生是华校生。如果国民型中学不是华校,那么许子根就不应称为华校生。
他指出北马的“国民型”中学办得比南马好,因此造成南马的独中办得比北马好。这是相互的因果关系,也说明北马的“国民型”中学在40余年来一直坚守“华校”的岗位,每年都面对学额爆满的需求,要增开班又不容易,变成僧多粥少。
目前78间改制中学共有学生11万名,而60间独中生有5万余名。以此推论,每年有約1万5千余名学生进入改制中学;有约8千余名学生进入独立中学(参加高中统考平均每年5千余人)。在学生比例上,独中生绝大多数集中在南马和中马;国民型中学生则多数集中在北马。
如果“国民型”中学不被列为华校,那么方成校长说,报读华文中学的华校生的数目就相当少,只占华小毕业生的10%。为此他认为而且也是不可否认的是:改制中学应属华教体系,这样加起来,华校生就具有相当份量的比例,对推动华文教育,也可起激励的作用。
事实上,他说,全马国民型华文中学校长理事会这些年来都费尽苦心推广华文华语的使用。比如:举办全国中学华语辩论比赛;全国中学生书法比赛;由专人设立纯华文的“华中教育网络“;30间改制中学被挑选纳入精明学校,行政计算机化及用华文编纂全国“华中”指南。抑有进者,校长理事会无时不刻宣扬和鼓吹学习华语华文。
方成不讳言改制中学能否保持优良的华教传统,校长是关键性人物。就现阶段而言,担任校长的人都具有“华教情,母语心”,老师也尽力配合校政,不让华教精神消失,在将来或说10多20年后,是否不变,就要看新成长的一代掌校人及老师们对华教的挚诚有多浓厚了。
这是一种可预见的隐忧,但在新国际形势下,又让人乐观看待未来的走向。
也许有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站在北马人的立场,方成有其“理据”,你说呢?
我看到改制中学这么坚守自己的母语,感到十分兴奋. 现在很多国民型中学学生都能讲一口流利的华语感到十分高兴. 也有许多学生说虽然课本是用英文或马来文但是华人的老师还是使用母语解释教导他们,感到十分满意。 但是我有另外一项建议就是在所有知识科目的考试题目除了上面写上国语或英文的题目外还希望能在下面附加华文。 这样一来就能让所有学生从小学到中学都能使用母语学习自己的科目。 虽然政府考试必需使用国语, 但从学校内老师自己附加写肯定会让学生掌握更多的语言面对考试。 但怕学生只依靠中文而在PMR ,SPM 不会作答。 所以可以规定中三及中五的全年学校考试不要附加中文。 我只是担心这可能会使到所有老师的负担。 所以我另一建议就是在考试的时候附加5分的项目作为双语对照名词。让学生们都知道改数学或科学名词的中文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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