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应邀参加一项华教课题的圆桌会议,地点在大山脚日新独中,主题是“华文教育前景探讨”。
我在会上提出六点有关华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面临的转变和挑战,经整理后,作出必要的补充。第一点是关系到华教自1951年起,就受到不下7份重要教育报告书的冲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60年的“达立教育报告书”,直截了当地将华校进行重组,因而有了国民型华文小学,国民型中学(或称改制中学,原本是华文中学)及不接受津贴的独立中学。
雖然如此,直到今天为止,华小尚有1287间(马华也力争多建华小),学生人数64万余人(占华裔适龄学生的90%),其中非华裔学生占12%-15%左右。显现华文正发展成为国际用语,连非华裔也加入学习行列。
而改制中学有78间,学生有11万名。独立中学则有60间,学生在5万3千名之数。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有人认为华教已经分岔,也保不住纯华校的特征。
再者,也因为华小推行243方案,引致华社关注华小是否会因之变质。
但不可否认的是,华教仍在风雨中成长。
第二点是政治对教育的干预和华教依附着政治而生存,这可以从1951年教总成立和1954年董总成立后就从未间断与政党和政治打交道得到引证。正因为政治因素夹带其中,华教在夹缝中也得到生存和某种程度的保存和发展。
由于华教问题已属于政治范畴,所以在很多时候,华教课题是通过政治手段处理的,仍然没有迹象显示华教可以走向教育归教育,政治归政治的分界线。
第三点是华人自身的双重性格,他们一方面以功利主义来考虑子女的教育,并不是基于一片热情来看待华教的传承,因而在早期的时候出现子女不进华校。
但是在70年代中期后,英校已逐渐改成国民学校,华小又出现新的转机。学生人数激增。80年代又是成为热门学校,这是因为家长希望孩子能接受三种语文的教育,而华小则提供了这样的三语教育,符合家长的愿望。
第四点,虽然每年有约10万名华小毕业生,进入改制中学的有1万5千名至1万7千名左右;进入独中的只有9千名不到。两者加起来大约在2万5千名之间,剩下的7万5千名华小毕业生不是进入国中,技职中学便是辍学。但在另一方面,在1400多所的国民中学中,已有560所开办华文班,约占38%。如果再有进展的话,华文就会更加普及。整体而言,具有中学华文程度的华裔人数,已比以前增加许多,不能不说是一个逆转。
第五点是华教本身存在坚定份子挽狂澜于既倒。从50年代一直坚持到千禧年。林连玉精神在这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从而有了华文教育体系的保持。虽然是属于多元教育的一环,但华教在马来西亚却是成为东南亚国家中最彰显的特色。
第六点是在90年代华校出现了突破口,三间在华教基础上竖立的民办学院--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及韩江学院先后成立,为华教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前景。
虽然主持人章瑛关注华小的完整性;曹观友对前景不感乐观;林冠英对华文大学的成立有所期望;许海明及黄祯玉也各有论述,对华教未来忧喜参半。但我要建议我们不妨读一读由中国人庄兆声(南京师大博研生)新近出版的“马来西亚基础教育”一书,不难发现外国人对我国的教育有精辟的分析和评论。他这样说:“尽管处境艰难,但是以今日的这种成就和地位,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全世界的海外华人社区中仍然是一道灿烂的文化景观。”
也许我们应归功于先贤的拓业和艰苦奋斗有成,也许我们应欣慰大马华人还有“华教情,母语心”。但我要说的是:外国人竟然这么透彻评析马来西亚的教育历史,也实在难能可贵。我们也应为大马的华人的挚着(虽然不是全部)感到骄傲。
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我比较倾向看待华教的前景正在显露曙光。这可以从华文报读者人数的增加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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