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进《星槟日报》

1969年“513”事件后，对我的人生也是一个大转变，当了5年的新闻记者，我觉得是应该寻求更换工作性质的时候。归纳起来虽然有几个理由，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在当记者的日子里，因为东奔西跑，吃无定时，终于熬出胃病了。但不是普通的胃病，而是胃出血，需要住进医院两个星期。人本来已经瘦了，因为这一折腾又更瘦了。

因此我向《星槟日报》总经理胡榆芳申请调职，即从记者调进编辑部当编辑，本来这是小事一桩，但我的情况却显得有点复杂，主要我是《星洲日报》的记者，不是《星槟日报》的记者，不能说调就调。

胡榆芳告诉我，首先我需要向《星洲日报》申请调职，唯有对方同意了，他才能收留我。我于是向新加坡总社的总编辑黄思提出申请，在他未反对下将我的申请书转交经理廖颂扬处理。但权力不在经理手上，还得请示社长胡蛟才行，后来胡蛟覆了我公函，同意我的调职。而事先是通过胡榆芳的同意才有这样的过程。因为胡蛟也同时是《星槟日报》的社长。那个时候，《星洲日报》和《星槟日报》是姐妹报，同一个集团，惟组织结构有别。说实在的，申请调职是我个人较为强烈的心愿。从大报转到地方报也是我心甘情愿的，因为其一当时《星洲日报》主持吉隆坡业务的采访主任陈见辛有问我要不要到吉隆坡发展，我以家在槟城为由，婉拒这一调动。其二是我在当记者之后，有一次向恒毅小学的董事长余廉神父进行采访（余廉神父是比利时人，他一心办华校引起了我的好奇，想探个究竟，后来他又办了恒毅中学）时，我向他介绍是《星洲日报》的记者，他似乎对《星洲日报》没甚印象，哦了一声后说：“你是说你是《星槟日报》星期刊的记者？”我为之气结，事后想了一下，他好象也没错。因为他把《星洲日报》和《星周日报》混淆了。

因为这件事，让我有所失落和伤感，竟然连办华校的人也对《星洲日报》感到陌生，不用说一般的老百姓可能不知道《星洲日报》也在槟城落根。果然在我采访的过程中，大多数主持人先询问《星槟日报》和《亦果西报》(THE TRAITS ECHO)的记者来了没有？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林苍佑的记者招待会，总爱问《海峡时报》及《亦果西报》到了吗？他不读中文报，而是重视英文报。

在官方的场合，英文报占上风是一贯的传统，也使到华文报的地位在这些达官显耀的眼中是低一等的。我对当时这个“现实”是耿耿于怀的。不过今天的局面已大有改变，说明华文报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且已受到重视了。这当然与中文在世界的抬头大有关系。

不过，在民间，特别在华人社会，中文报就格外吃香了。它所产生的影响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只要新闻迟刊出或写错写漏或登得少一点，隔天就会接到电话投诉。至于并非是好事的新闻，当事人就更讳忌了。你可以写，也可以大字标题报导，若是出了问题，对方肯定会兴师问罪。
其三是我个人的判断，地方报对地方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我如果要在新闻事业上有所发展和突破的话，就得从地方报开展我另一个《文化苦旅》。

抱定这样的宗旨后，我可以说是义无反顾地转入《星槟日报》工作。在那个时候，《星槟日报》已是北马的权威报。虽然在怡保以上的新闻，《星槟日报》得靠《星洲日报》的记者提供，但在北马的新闻局面就倒转回来，我在《星洲日报》的5年间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如果不是《星槟日报》的报料，我们是无法知道突发新闻的发生。外来的电话铃响是找《星槟日报》的，不论大事或小事，《星槟》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第一时间的通知。

我是在1971年转入《星槟日报》的编辑部工作，而在这之前，我已有不少的文章及特写刊在《星槟日报》，读者对我是不陌生的，我热爱和享受这一份新的工作，因为它使我更像一名“全通”的新闻记者。除了编新闻外，我介入写新闻和翻译新闻，我开始打通了新闻内外的网络。
起先我被分配编比较次要的版，就是北马以外的新闻，包括霹雳和中南马的，晚上要协助改版。当时的总编辑是林姗姗，主笔是黄荫文，还有其它版面的编辑，算我是最年轻的加入这个“老人院”的大家庭。

由于早已熟悉记者工作，要我编新闻并不吃力。不过我工作的时间已是有所改变，从下午开始到午夜，並得以向记者，广告部和排字房的工友打交道，而与编辑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拾字及排版的同事（尚未有打字或计算机排版什么的，标题字和新闻字都是字房一粒一粒排列起来。我惊讶字房的工友竟能十分熟练地把新闻及标题用最短的时间送上校对部门，然后改错字和变动标题，成为一则又一则的新闻。

也许年轻及好学，每当要排版的时候，我都到楼下的字房“指手划脚”，“指示”排版员要这样又那样。结果我发现他们比我还要利索和聪明，只要观一眼，就知新闻如何拼凑成版，似乎编辑的“指挥”是多余的。但在好胜心驱使下，我也表达我的意见。有一次我与排版同事阿桐起争执。我说要这样，他说要那样，表现出吃盐比我吃米多的一幅神态，并不把我这位新手看在眼里。

我认为怎样编版要下什么新闻是我的权力，不是排版员做了就算，不肯拆版来按我的意思做。偏偏这位老同事就跟我抬杆。我生气地告诉他，明天我找总经理告状，他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应：你要告就告吧！

那个晚上，我气愤难平，第二天下午就向胡榆芳投诉，他摆出一幅生气的样子说，你叫他上来我的办公室，我要训斥他一番，岂有排版员不听编辑指挥的道理？

我于是告诉阿桐，总经理要找他，他一摇一摆走进经理室，不多久又若无其事地从总经理室走出来，什么气也没有。

到了晚上排版时间，我下到字房，他故意拿出两张戏票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提高声调：你说经理骂我？他还给我两张戏票呢！（按胡榆芳是《星槟》隔壁“京华戏院”的老板之一，常有戏票犒赏员工）。

我看他这么向我“示威”心中暗楂，在内心中骂了总经理不该骂的话。当然胡榆芳不知道我有多生气，又对他有意见。事后，他似乎是面面俱圆向我说，他已经训斥阿桐了。

我知道他是一句安抚的话。我真服了老板这两面都说好话的圆滑手段，从此我决心不再向胡榆芳投诉了。

因为这像法庭的法官向原告的律师说：“反对无效”。我就是属于“投诉无效”的原告，真是枉做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