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江丙坤中国之行 （横刀立马）

*飞扬

台湾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于3月杪对中国的访问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政治意义，但实质成效尚待考验。至少在目前来说，是达不成任何实质性的突破。

国民党派出在国际上不是风头甚健的人物与中国高层接触，表面上被看成是“破冰之旅”，实际上我们看不到有何“石破天惊”之力，因为江丙坤已不是当权派的一方，不具有“官方”的权力能与对方“讨价还价”；有吗是国民党在处境艰难的劣势下，企图靠这一步棋激起政治浪花，最终希望能赢得台湾的民心。

这就是说，国民党想借助江丙坤之行来缓和党内的矛盾；尤其是连战有意在今年8月退休，国民党内正酝酿党主席之争。此外，也希望国际舆论记起国民党仍是呼风唤雨的一个 政党，且曾经是中国的执政党。

但历史是无情和吊诡的。如果我们回顾国共两党的情仇恩怨，就不难发现时代已经变了，变得国民党已被边缘化，不得不打出“中国牌”来挽回颓势：

1. 1924年，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与成立不过三年且势力有限的共产党合作，进行北伐，以消除军阀割据的局面，期望一统中国。但孙中山不幸于1925年病逝，国共合作根基动摇。

1927年，蒋介石取得了国民党的控制权，实行“清党”和大举逮捕杀害共产党人（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就是于1930年在沙长被国民党人杀害）。自此而后，国共两党进入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国共第一次合作以失败告终。

2. 1937年，蒋介石因西安事变（被张学良扣押迫其联共抗日），又面对日本发动七七泸沟桥侵略进攻，在舆论压力下，与共党联手抗日。是为第二次国共合作。这种合作是权宜之计，居于领导和执政地位的蒋介石，并未忘记“铲除”共产党给他带来的威省，因为在抗日的过程中，蒋介石对中共势力的坐大一直耿耿于怀，不能接受既成的事实。

3.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中共势力更是强大，蒋介石担心毛泽东从中崛起。于是又有第三次国共合作，以遏阻共党势力南进。可是10月10日签署的协议墨迹未干，双方再起内战（1946年），毛泽东认定已不可能与蒋介石分享政权，决定发起大规模战争，一举解放全中国。1949年，蒋介石国民军撤退台湾。国民党也跟着把“中华民国”迁向台湾。就这样中国一时之间，出现两个“政体”。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是中华民国。

正因为斗争的尖锐性和双方“不能共存”下，毛泽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压下“中华民国”，坚决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合法性，连带与国民党势不两立，从此共产党和国民党澈底的分道扬镳。“国恨家仇”久久积在心中，国共的“对话”也就中断了。

不论是蒋介石或蒋经国，都不忘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的一个“国号”，但现实终于迫使国民党退出国际政治舞台，尤其是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联合国后，国民党已是节节败退，成为被中共打压的一方。

即便是李登辉于1988年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后，他依然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因此来一个急转弯，把国民党导向一个走向争取台湾脱离中共的政治工具，进而提出台湾是一个主权的国家。换句话说，台湾台独势力的增长，虽是李登辉有份促成，国民党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没想到2000年的台湾总统选举，在李登辉的推波助澜下，一脚踢开国民党，扶上民进党陈水扁当选。这一下子，李登辉的台独面目已昭然若揭。而原本在中共的眼中已是战败的国民党，更失去在台湾的执政权力，沦为反对党。失去政权后又无法翻身的国民党，唯有调转过来对付民进党的台独。这个时候，逐渐迷失方向的国民党已不知何去何从。与中共和好，既不是国民党的“原则”；与民进党共舞，又非其所愿。在进退维谷中，国民党只有“冒险”与中共“求和”，换取台湾人民的认同。可是权力又不在国民党手上，一败再败的国民党显然已没有本钱向中共开出任何条件，唯一可做的是利用民进党的“台独威胁”来作为和中共“取得共识”的筹码。

中共显然是更乐意顺水推舟来遂国民党的“心愿”（明知并非是心甘情愿的），进而迫使民进党和陈水扁也不得不向中共伸出橄榄枝，以化解国民党的“反戈一击”。

这就是国民党目前所能扮演的角色。如果最终能促成民进党与中共“和谈”，国民党也算是完成“历史任务”。至于它在将来能否与民进党分享权力或有机会翻身？那是另外一个课题。要问问台湾的人民选择民进党的和解方式或选择国民党的和解方式。

江丙坤之行暴露了国民党正在作求生的挣扎，它已经不是当年的气势凌人，掌握主动性的执政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