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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0.7.05

韓江中學55周年

再過5天就是韓江中學建校55周年。

我借這個時機回顧華文教育的一段滄桑與變化,應該具有現實的意義。遠在19世紀末及20世紀初期,因康有為與孫中山相繼南來,鼓吹興學辦校之風乃告興起。最先出現新式華校是張弼士(清朝商務大臣,也先后擔任駐檳城及新加坡領事)于1904年在檳城創辦中華小學。接著在1905年新加坡出現養正學堂(后改名為崇正學校)。1917年,也就是孫中山辛亥革命成功后的第6年,第一間華文中學在檳城設立,取名鐘靈中學。兩年后,即1919年,也就是“五四”運動開展的那一年,在新加坡又設立了華僑中學。一先一后,相互映輝,為華文教育的發展作出巨大的貢獻。

為什么最早的華小和華文中學是在檳城和新加坡成立?這是因為那個時候檳城、新加坡和馬六甲直接由英政府管轄,稱之為“海峽殖民地”(正式成立于1826年),以至檳城和新加坡的發展極為相似,而且又是華人最集中的城市,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從此華文教育向全馬各地開枝散葉,形成今日華文教育發展成為一個體系的“風景線”。

早期的鍾靈中學與華僑中學,也因勢利導成了左派的溫床。1938年,新加坡又出現一間中學,定名為中正中學。兩年之后,也就是1940年,在林連登創導下,提出在檳城興辦韓江中學。不幸因日本南侵,有關計劃暫被擱置。由此觀之,檳城和新加坡,在興學辦校方面,顯現了華人企業家不落人后的古道熱腸,爭相發展華校,為華文教育增添異彩。

1945年日本投降后,興建韓江中學又再成為林連登等人的最大願望。終于在1950年7月15日舉行奠基禮,這一天也正式訂為創校日,每年風雨不改都得舉行儀式慶祝。

至此我們看到在50年代,新加坡的華中(華僑中學)及中正與檳城的鍾靈及韓中成為華社最耀眼的華教堡壘之一。但與此同時,這四間中學又演變成學運的核心力量,也可以說是左翼份子的發源地之一。

中正中學在50年代后崛起成為左翼學運的領導,先是掀起反黃運動(1953年),繼之反國民服役示威遊行(1954年)及至“中學聯”(全星華文中學學生聯合會)的出現,在在展示了中正中學學生的活力,並參與領導學運也參與工運活動,直到1956年“中學聯”被封閉。

這個時期,在另一邊廂,陳六使于1953年發出創辦南洋大學的呼聲,獲得萬山響應,華僑與中正的學生更是熱情捲入籌款運動,一時之間,華校的學運從中學轉至大學,把目標瞄向南洋大學。南大在54年動土而在56年開課,為華校生打開一條通往大學之路。直到70年代學運退潮。80年代南大走進歷史,新加坡教育有了大轉變。

同樣的,在50年代的檳城,與新加坡情況不相上下。先是檳城的鍾靈中學面臨轉變,1956年它是全馬第一間接受改制的華文中學。學生群起反對,有人被捕,有人被開除學籍。這些人中包括后來成名的王添慶(任政務次長),陳征雁(作家)及胡萬鐸(曾任董總主席)等等,前后統計有81人受牽連。
是年11月學潮爆發,有了馬華公會介入其中,提呈一份始末報告書。但大局已定,鍾靈改制在汪永年促成下已是既成事實。

鍾靈之所以被英殖民政府開刀改制是因為它在英政府看來,不論是在戰前或戰后都是左派的“大本營”之一。日治時期抗日份子尤多,犧牲最大。自此而后,鍾靈的“學報”,“沙漠風”及“戲劇研究會”陷入冬眠。直到60年代初期被韓江中學的學生接過手而成為新的學運的中心,一度與新加坡的中正相互呼應。

60年代初期,當不少華文中學紛紛接受改制成國民型中學時,在北馬唯有韓江中學依然保持獨立中學地位一直到今天,只有一間韓江中學,沒有國民型和獨中之分,它最輝煌的年代是60年代初期,學生高達3600名。

70年代之后,左翼學運退出學校舞台。但進入80年代,韓中學生只減不增,不幸又發生教師職工會與董事會之爭議,再一次影響了生源。

90年代,韓中力圖擺脫困境,局面稍為好轉,于是提出「宏開新局面,振興我韓中」四大綱領八大指南辦學方針。董事會在華校熱心人士支持下,再注入500萬元振興韓中,經過一些年的努力,韓中已納入正軌。學生人數又告增加至800名。難能可貴的是,在千禧年取得突破,再注資800餘萬元發展韓江學院。

這樣一來韓江成為全馬唯一三校聯成一體的華文教育體系的教育學府,從小學(90年代耗資200萬元擴建新校舍及禮堂),中學至學院,再加上華人文化館之設,更是錦上添花。因此我們有理由繼金禧紀念后又在今年歡慶55周年,並提出“乘風破浪”作為主題,附下一幅對聯:
喜今日三校同堂高歌韓江新氣象
願明朝一室共欣齊領校友大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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