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柬埔寨目睹“人間地獄”

1979年時，我作了一個重要的決定：親自到柬埔寨採訪戰亂的時局。我之所以這樣做，有下列的理由：

越南與柬埔寨在1975年獲得“解放”，成為共產國家；尤其是北越一舉拿下南越，統一全國，正是百廢待興，為何會“兄弟鬩牆”呢？又為何更在1979年初大舉入侵柬埔寨，推翻波爾博特的共產政權？

‚越共扶起一個親越的邢秦粦傀儡政權后，柬埔寨已是國不成國，哀鴻遍野，難民無數，這又是為什么呢？

ƒ究竟柬埔寨人民是不喜歡越共多過柬共，還是討厭柬共多過越共？柬埔寨的人民為何會落得有家歸不得的慘境？還有越共為何要仇視華人，大舉驅逐華人，它本來不是與中共“同志加兄弟”嗎？

雖然在1975年后，我已開始收集印支資料，而且密切關注越柬關係的惡化，並寫了許多的評論文章，但畢竟是紙上談兵，未真正感受到戰爭帶來什么樣的苦難，因此柬埔寨之行就顯得更迫切的了。

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在越共侵佔柬埔寨的數個月，竟出現數十萬的難民麕集在柬泰邊境，生活苦不堪言。泰國面對突如其來的壓力，倍感吃力，只好尋求國際援助。檳城人民的俠義與古道熱腸的精神油然而生竟實際行動起來，紛紛捐款和義賣或義舉之類的將所籌得的款項交給報館。
《星檳日報》于是又反過來推動檳州人民發揮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未想這個運動竟然形成排山倒海而來的壯舉，我們的報社每天都收到不少的義款。

正由于熱心不減，我們覺得有責任把真相告訴讀者。在與董事總經理胡榆芳討論后，我挑選記者魏邦富（副採訪主任）與我同行，主要也是因為他的攝影技術相當老練，我需要一位能捕捉珍貴鏡頭的同事，以讓“圖片”向讀者“說話”。這時是1979年的12月，也即是越南侵占柬埔寨十個月之后，但戰火炮聲不斷，此時波爾博特已轉入森林打游擊戰，還有西哈努克親王（原柬埔寨國家元首，于1970年被美國推翻，但1975年柬共上台后，他又回不了國，只好在北京發號施令）的游擊隊，另有反越的自由高棉的游擊隊等等。總之柬埔寨已變成“人間地獄”，“烽火連天”。
在臨行前，我希望報館為我們購買意外保險，竟沒有一家保險公司肯接受。魏邦富問我怎么辦？我說算了，生死有命，不要再猶疑了。

我依然記得我們是在12月3日啟程的，由《星檳日報》駐曼谷記者鍾開基（他后來擔任《亞洲周刊》的特派員，已故）接頭，幫我們在泰國打點，以便通過泰境進入柬境。

抵達曼谷的第二天，我直撲泰國國務院（首相署），我的目的是要採訪當時的國務院長（首相）克良薩，想知道他此刻在想著什么？泰國會安全嗎？可是沒有預約，我們只好在首相署範圍內靜候。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我終于等到克良薩在接待到訪的中國公安代表團（由副部長呂劍光率領）后，在他離開辦公室時把他攔住，說我來自馬來西亞，希望能訪問他關于越南侵柬的立場與態度，他停了下來回答我的問題。一時間曼谷各報社的記者和電視台蜂湧而上，把我們圍在其中。因為這樣，泰國電視台晚上播出我的訪問的片斷。

我的問題是他的立場是什么？他說東合的一致立場是越南即刻撤兵，而此議案也獲得聯合國通過。

我再問他能否預見越南何時會撤兵？他說不知道，因為即使是他的太太，他也不知道她此刻在想什么？他打趣地說，這個問題，你去問范文同（越南總理）吧！

他又說，泰國是個愛好和平的國家，不喜歡戰爭，也不要干預別人，但也不要別人破壞我們的和平。

我們的訪談大概20分鐘左右，圍繞在東南亞局勢，馬泰關係，泰柬和泰越關係以及美國的保護等等。

我較后也告訴克良薩，馬來西亞的人民很同情柬埔寨的難民，義款活動方興未艾。他表示衷心的感謝，並說，我們正需要國際的援助，有50萬難民在泰柬邊境生活，我們實在吃不消。我說較后我們的報社會把義款送來，以協助柬難民。

第三天，我們就在泰方發出的通行證下，進入柬埔寨境內。泰軍方告訴我們，一旦離開泰境，他們就不負責我們的安全，提醒我們小心以對。果然我們進入柬境內，偶爾也會聽到槍炮聲。我們進入一個“自由高棉”的營地，那里有游擊隊在巡邏。我看見有整十餘廿人圍在一個草棚開會，一見有陌生人到，便自動散去。我相信這里頭有中國的軍事顧問，因為華人可以一眼認出。在“戰士”引導下，我們訪問了“自由高棉”的“統帥”英沙干。他向我表達抗越的決心，但也坦承戰鬥力量有限。主力部隊應是波爾博特的游擊隊，雖然他不認同柬共，而是傾向支持西哈努克親王，不過在此時此時，他唯有與各方勢力聯手抗越。

我們巡視了他的營寨，一切十分簡陋，但支持者倒不少。我看不到他的戰鬥配備，可我看到他們戰鬥的勇氣和信念。而這正是戰鬥的最寶貴的精神。沒有鬥爭的信心，就不能有戰鬥的力量。

后來，我們再深入到西哈努克的其中一個營地，那里的衛生設備奇差。我親眼目睹有一隻烤熟的雞竟沾滿蒼蠅。他們不怕照吃，我則有些反胃。戰爭簡直使人“饑不擇食”。當然我們不敢食用他們的食物，幸好我們都各自帶來白水和乾糧，不然真不知道該怎么辦？

在營寨中，有一個奇特的現象：有幾個人圍繞著我們問我們有泰幣嗎？他們有黃金賣給我們。我那時沒有做生意，也沒人告訴我泰幣可流通，便向他們說抱歉。有一位年輕人（大學生）小聲問我，他有勞力士錶，問我要不要買，由我開價即可？我說沒有足夠的泰幣只有零用錢。

我們幾個人在后來談起這件事時，不禁啞然失笑，如果我們有生意頭腦，就可以進行收購黃金。但我們沒有這樣做，我們不會發戰爭財，更認為發難民財是不道德的，因此我們空手離開營地。我曾問他們，把這些黃金賣去那里，他們說在邊境遇上泰國商人就有市場，他們換成泰幣后，便可以在邊境換成糧食。

不看你不相信，我們在下來的日子又去幾個難民營參觀，他們住的蓬帳簡直是在酷熱的天氣下生活。人失去一切的尊嚴，他們集中在一起，形同集中營的“犯人”。什么矜持和衛生，簡直遠離他們而去。其中有一些華人難民向我們訴苦，他們說在金邊的時候，有房產有地產也有生意，當戰爭降臨時，他們只顧逃難，什么都沒有了，有的是一些黃金，又要私藏得妥當，否則又會引來覬覦而失竊。

來到難民營，你會突然發現為什么前人要說：“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這句話的含義。這個時候，你也會覺得和平是最珍貴的，一個動亂的國家和地區，首當其沖的就是平民百姓。柬埔寨的悲劇讓我們看到什么是“人間地獄”。

許多年以后，回想昔日的“兵荒馬亂”的柬埔寨，你一定會同意我的看法：侵略戰爭是十分殘忍的暴行，人神共憤，天理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