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慶金與《星檳日報》

說老實話，我直到今天仍然弄不明白為何林慶金要買下《星檳日報》和《星洲日報》？

林慶金在他送我的一本“自傳式”的書中這么說，他是在1923年出生，18歲從福建惠安南來，在檳城打拼半輩子，終于熬出頭來，在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已是一名富有的發展商及建築商，換句話說，他是靠地皮發跡的。

據我所知，80年代初期，胡文虎的第三代有意全盤讓出這兩家報館的股權，在友人的穿針引線下，他對“辦報”發生了興趣。原本是與人合股或折散（分開兩家買下）來買，不致付這么大筆款項。后來在“專業會計師”的游說下，他竟然一口氣把兩家報社吞下。也就是說，他要“獨資”承購《星洲》和《星檳》，不要與人合股，也不要折開來買。

林慶金自己這樣說：「當我的會計師兼投資顧問介紹我買這兩份華文報的時候，他告訴我一定有利可圖。」做為一個商人，無可厚非的，他的商業目的當然是賺錢。有經濟效益的事業，他都有興趣。況且林慶金雖然讀書不多，學問不高，但是一向以來，他都非常尊重文化人，對他來說，辦報，這是一份文化事業（以上引自其“自傳”中一段話）。

我對《星洲》的情況不了解，但我對《星檳》的情況算是多少了解的，在轉手之前，《星檳》是沒有負債的公司，它有向銀行取得透支便利馬幣70萬元，這是在買紙時要用的，但不久便又填回，所以胡榆芳的“驕傲”是《星檳》的周轉金十分順暢，這邊開出信用証買紙，向銀行透支，那邊又將收入的現金補上透支款額。因此當時林慶金肯用高價（即一股三元八角）買下《星檳》的股權，因為它不但不負債，且有寬裕的流動資金。

林慶金買下《星檳》后，又再另行買下《星檳》的地產，這是分兩頭進行的。單就《星檳》而言，林慶金是用上5百70萬元買下的，做為一位“在商言商”的生意人，自然是經過算盤打了又打最后才做出決定的。

當林慶金于1983年真正入主《星檳日報》的時候，他的報業“軍師”是來自《星洲日報》的黃宗理，黃宗理本是《星洲》的執行董事，是由胡家第三代的胡美一一手提拔的。不知為何轉手時，他的興趣偏向《星檳》，也就是他逐漸淡出《星洲》轉向《星檳》。

結果一年之后，林慶金委他出任《星檳》的總經理，由他一手與職工會談判薪金制。他以“辦大報”的心態來“辦小報”（指地方報），出手的綽闊，也令我為之側目。經過一輪又一輪的談判后，報社內的兩個職工會終于達成協議。我看了協議書，真為《星檳》捏了一把冷汗，這么大手筆的開支，《星檳》又去那里找收入來應抵？

所以林慶金的“自傳”就有這么一段（以第三人稱）：

《星檳日報》在轉手于林慶金后，在短時間內，兩個職工會（NUJ 及NUNW）宣告成立。接下來為了提高員工士氣，工資大幅度提高，人員也因為精密分工而以倍數增加，還向銀行貸款購置最新的高速卷筒彩色印報機。林慶金以為，《星檳日報》在這樣的條件之下，不但可以穩固在檳威佔有的地盤，還可以“沖出天”向全國發行。世事往往是人算不如天算，“士氣”不但提不起來，“死氣”卻是接踵而來。每日“有出無進”，天天大量“出血”，還要面對員工“改善待遇”的不斷要求，林慶金百思不得其解。“《星檳日報》不是很賺錢的嗎？”審核師的回答是，你的經營成本已經提高了8倍，難道你不知道嗎？”“開銷越來越大，支出越來越多，像一粒滾動的雪球，越滾越大。”“早期的融洽關係逐漸變質，勞資合作的基砫蕩然無存”。

我的分析是，《星檳日報》轉手后，有下列的情況也許是直接產生負面影響的：

1. 用“辦大報”的方式來“辦小報”。開銷突然間大幅度上升，而收入仍然維持在原來的水平。一份日報的銷量和廣告收入斷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突飛猛進”，又如何能應付龐大的開銷？這與胡榆芳的營運方式完全不同。《星檳日報》這么一搞，財政收支肯定入不敷出。

2. 安插一些人在掌管重要的部門，如會計部，出納部和發行部等。我們做為員工的是不知道個中的情況，大家都以為“財務穩健”。

3. 原本已經有一台操作如常的四色機（已無欠款），每天印刷報紙不成問題，不知為何又多買一架四色機？據說耗資50萬元左右，一下子變成兩個車間，置著舊的機器不用，卻向外招生意來印刷。這等小米收入如何應付得了每月攤還銀行的貸款？

4. 《星檳日報》在外表看來是改組得風風光光，實則已“暗流洶湧”，分分鐘都會出軌而煞不了車。果然林慶金說“自己掉進了一個無底洞里，在收支不能平衡的情況下，恁誰也無法繼續再將報館業務支撐下去。”

5. 不知為何，他又突然心血來潮，向陳群川買下“亦果西報”搬進《星檳》運作，對《星檳》而言，則是“雪上加霜”。“《星檳日報》終于在1986年9月23日被馬來亞銀行接管，並于一個星期后，也就是1986年9月29日，《星檳日報》被迫停刊。”“1988年6月20日，林慶金因為沒有能力攤還一筆154萬元加利息的款項，被起訴。”（以上全引自其“自傳”）。

在這個過程中，林慶金幾經掙扎，被判入窮籍又力爭，最后才得以脫身。但這離開他脫離報業已是十年有餘的日子。

我和林慶金的交情並不深，在進入《星檳》前，我們只是普通朋友；在進入《星檳》后，他幾乎每個禮拜來找我兩三次，就在我的辦公室內，我們一起閒聊，一起談論報業和其他事情，我們之間的關係也較前“密切”。

但忝為“主僕關係”，我也不知道他真正心里在想什么？他是一個喜歡聽“新聞”的人，又是一個喜歡聽“報告”的人。圍繞在他身邊的，倒有不少人。當一個人“風生水起”時，必然有很多的擁蹇。我同意他對報館運作是知之不詳的，我也同意他很少插手報館的業務。但他是主宰《星檳日報》命運的人，當主管做出決定時，他必須要負起責任。比如對員工待遇的提高和增加報館的開支，他也是根據主管的建議而落實的。在他看來，辦報如同做生意，而一家穩定的報社，再怎么說也不會差到那里去。偏偏不信邪的林慶金就如同進入八卦陣，迷失其中而走不出來。待他走出來時，已是物換星移，林慶金的年代早已結束。

雖然有一句話說：“若要害你的敵人，最好叫他去辦報”，但用在林慶金身上是不恰當的，他是“心甘情願”買下兩間華文報。因此他說他沒有“后悔”這么做，但我相信他一定有許多的遺憾。若他不介入報業，他也許不會如此這般。而他就是在十分自信心下走進報業。再回頭已「不堪回首」。

《星檳日報》的停刊對華社，尤其是我們《星檳》人來說，是永遠的傷痛，但《星檳日報》的故事並未劃上句號。最后的一頁又是由我來補上。我怎樣又再后期再與《星檳》扯上關係，這是另外一段故事。

而我在林慶金的年代，也就是1984年，曾為《星檳日報》45週年紀念為《星檳》寫下一段“光輝的歷程”。這“光輝的歷程”結果又成為絕響。這就是說，《星檳》最后的輝煌是在1984年又宴客又舉辦各類活動來慶祝創刊45年，再下來是“終結篇，黑暗的開始”，回想起來，是痛心疾首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