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的四個變化

在《星檳日報》服務期間，我曾接待了諾貝爾獎金得獎人楊振寧教授，但我當時是以檳城南大校友會秘書的身份迎接楊教授蒞臨檳城，而他因是南大校外考試委員，與我們攀上關係，這是1974年的事。他在檳城小住兩天，由我全程陪同，還有我們的南大校友。

我第二次招待楊振寧是1976年的事，他也是從新加坡取道吉隆坡后再北上檳城小住。自此而后，我就不再見過楊教授，但不時在報章雜誌上都有他的新聞和學術文章的發表。

在1986年的時間，我又間接與他有所聯系。事緣他的一本新著《讀書教學四十年》交香港出版社出版，我剛好與總編輯相熟，便拿下馬新版權，由我們的《聯合報》出版，版權稅由香港與楊教授連系后，同意只收象徵性的一千美元。于是我們印就三千本在市場公開發售，反應相當不錯。

大概在2001年，我又從鳳凰台的專訪中看到楊振寧侃侃而談他的過去和現在， 一時觸景生情，使我想起與他交往的點點滴滴。2002年，剛巧從法國回來省親的韓中校友黃順宗博士來找我，問我有沒有什么文章供他的報章發表，他在法國辦了一份華文報，取名為《華報》。我就為他寫了一篇《楊振寧教授印象記》，大概有逾萬字。不久之后，我接到他寄來《華報》供我參閱，發現在2002年1月29日的刊期上，用全版刊載了這篇文章。

2004年，突然驚聞楊振寧有了“黃昏之戀”，對象竟只是28歲的少婦翁帆。82對28一時傳為佳話，也成了華文報章追逐的花邊新聞。正當新聞界對他的新婚新啜而不捨之際，不幸在12月發生火山爆發海嘯的大災難，于是焦點全放在這場大浩劫的大新聞后，也把楊振寧的新聞拋諸腦后，人們又漸漸淡忘這段「良緣奇聞」。

楊振寧的一生不僅因老少配婚引起震盪，而且在過去也有過不斷轉變的人生。首先是在抗日的年代（1937-1945），楊振寧並不是熱血沸騰的青年，而是在炮火聲中仍然在“西南聯大”完成他的大學學業。這里顯示了他是一名“書呆子”，對國事可以不聞不問，竟然在中國人民都唱著“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的激昂抗戰聲中可以逃離鬥爭與抗戰。

正因為這樣，在1945年中國抗戰未結束前，國家前景未卜之際，又隻身遠走高飛，去到美國攻讀他的博士學位。

1957年，他又與摯友李政道合作的物理科研打破「宇稱守恒定律」而共同贏得諾貝爾物理獎，從此名聲大噪，兩人成為榮獲此銜的首兩個華人。

接著他的生命中的第二個變化是與李政道分道揚鏕，兩人形同陌生人。這么多年以來，他們都未詳細的公佈為何會化友為“敵”，而外界也一直對此存疑。

我在訪問楊教授時，未問及這個問題，因為敏感，也知道當事人不會談。不過我不久前在《明報月刊》讀到李政道的一篇文章，記錄了他在70年代在中國會楊武之（楊振寧父親）的情景。楊父一直希望他們言歸于好，並說是楊振寧對不起他。究竟是因什么事而起，李政道也沒說，倒是楊振寧的妹妹為文駁斥李政道所言非實，但又引致李政道找當年在場的人來對證，說明他非無中生有。

現在兩人都是超過80歲的人，相信這一段“秘密”也許要在他們百年后才會揭蓋，也許永遠是個謎團。

楊振寧的第三個轉變是我記憶猶新的，他是在1971年首次回中國，又獲榮殊得以拜見毛澤東主席，而且也在毛澤東的同意下，由周恩來告訴他有關林彪墜機的事件。

在1974年訪檳城時，我們請他在“北京大飯店”（中路文華酒店內，現易名為艾可洛酒店）作一場公開演講。他在會上比較明顯地公開稱讚“文化大革命”。他說，今天的知識份子沒有異議地認為今天的中國是一個生氣蓬勃，前途無量的國家。所以我覺得他們對這方面沒有任何地方覺得不愉快，而我也認為他們不會因此而影響了他們的工作的成就。

對于林彪事件后掀起的“批林批孔”運動，楊教授向我說，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即使是名哲學家包括馮友蘭等人進行自我檢討和批判，楊也說是正確的，因為他說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導致社會不公正，不公平和削剝的根源。

在1976年他再訪檳時，我又安排一場演講會，地點是在《雙喜樓大飯店》即今日的大埔同鄉會內，他再一次肯定中國是個了不起的國家。雖然周恩來逝世不久后引起社會的動盪，但他還是認為這是紀律的問題，尚未看出大變化的到來，而只是留下一句耐人尋味的話：如果中國有不正當的事發生或有極端錯誤的路線又不被中國人民所接受的話，問題就會很嚴重。無論如何他還是引用毛澤東的名句“為有犧牲多壯老，敢叫日月換新天”。

1977年，我將楊振寧旅馬的言論及訪問文章輯成一本小書，取名為《楊振寧博士旅馬言論集》，未想能有第二次版，一共賣了四千本，大大地出乎我意料之外。

果然1976年10月，中國有了巨變，“四人幫”倒台，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鄧小平再次復出，他因此在80年代又再獲鄧小平接見。這時的楊振寧，已是徹底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且痛斥“四人幫”。這是典型的知識份子的寫照，在“文革”時大力的頌揚其正確性；在“文革”后又否定其正確性。一前一后，讓人看到知識份子的悲哀，楊振寧也沒有例外。他向鳳凰台這樣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錯誤的運動，毛澤東在這方面也要負一定的責任，我以前在文革時看到的是被刻意安排的。此一時，彼一時的言論，與典型知識份子沒有兩樣。

第四個變化是在2004年他的太太杜致禮逝世后，他又再娶了年輕的翁帆為妻。雖然這是“人之常情”，但人們卻無法想像他挑中的是一位28歲的姑娘。更甚的是他竟形容是上帝賜給他的禮物。
由此我們看到楊振寧的“保守思想”並沒有真正的改變。過去受“文革”刺激，我們都以為他已經轉成“馬克思主義者”，不然不會有如此對“文革”溢美之言。其實他在美國生活多年，思想已經西方化，因此才有所謂娶少妻是上帝的恩典和賜予的禮物。不知這是不是大男人主義的心理作崇抑或是一位教徒的“肺腑之言”？我們無從考究，只覺得他把婚姻當“禮物”了，實在有些難以消化。

無論如何，我還是對楊振寧在科學及學術上的貢獻給予肯定的，只不過他的一生是轉向個人的科學鑽研而攀上最高的榮譽，並不是參加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及到后來是用身上的光環而成為中國的名人。這樣的例子，也只有從外國回來的人才享有的榮譽。

如今，晚年落葉歸根的楊振寧，他算是圓了一個夢，既受國家的特別關照，又贏得美人芳心，人生于此，又夫復何求呢？

歷史在將來也許會給楊振寧一個公平的評價，但不是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