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思恐怖襲擊的導因

倫敦本月7日突然發生連環爆炸案，肇逾50人死及約700受傷事件引起國際廣泛的關注。這個日子恰逢英國剛剛被奧運委會選中在2012年舉辦奧運會而沉浸在歡聲中；也是8工業國首長峰會在蘇格蘭舉行之際。因此馬上被人聯想到是一起設計好的恐怖襲擊，用以打擊英國的安全威信和教訓英國政府出兵伊拉克。

很快的基地組織卡伊達（AL-QUEDA）承認是他們所幹，但卡伊達在那里？沒有人知道。

我們先設定是卡伊達份子或與其相關連的組織所幹下的罪行，因為除了這批嫉世憤俗的亡命之徒在煽風點火外，沒有人相信英國國內存有這樣的恐怖組織。

但為什么會有恐怖組織，如今又如何提昇為國際恐怖組織？這需要從歷史的角度探討這一課題。
首先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后，就認定在俄羅斯出現蘇維埃共產政權是戰后危險的徵兆，對所謂共產主義的幽靈在世界上空飄盪感到不安。但沒有想到最危險的地方竟然是在西方本土內。德國希特勒的崛起（1933年）及后與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勾結，再伸延與日本軍國主義結成軸心國，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年）。這個結果証明希特勒的法西斯主更是直接危害世界和平，這是美國的第一個失誤。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也給蘇聯帶來既得的利益，那就是歐洲被劃成兩半，一半歸美國領導的自由體系，另一半歸蘇聯領導的共產體系。

再下來，中共又在中國大陸取得勝利，共產世界版圖隨之擴大。導致了西方世界用意識形態進行斗爭，以抗拒共產勢力不斷擴大，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世界進入冷戰時代。

在冷戰期間，局部的戰爭此伏彼起，例如以色列強行在巴勒斯坦立國；美國干預朝鮮戰爭及介入越南戰爭；蘇聯在80年代更進軍阿富汗，都顯示了兩大陣營在爭奪勢力範圍並進行無體止的對峙與國際間謀戰。其中以色列立國（1948年）及蘇軍入侵阿富汗（1979-1989年）是恐怖主義滋長的直接導火線（雖然冷戰后世界各地有出現各式各樣的恐怖襲擊，但沒有像以蘇帶來的有組織和持續性的恐怖活動），因為阿拉伯人民完全不能接受以色列插足阿拉伯的心臟，而流亡海外逾一千八百年的猶太民族在羽毛豐滿后決意回到巴勒斯坦建國，他們得到英美的強力支持，並逐一打敗阿拉伯國家卷入的五次中東戰爭，不僅巴勒斯坦人民立國遙遙無期，國土也被以色列“蠶食”得支離破碎；而且巴人流離失所，成為鄰近國家的難民。在此悲憤的與極度無望的情況下，極端組織乃告衍生，較為知名的有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巴勒斯坦的哈馬斯。他們對所謂的和平談判感到絕望。時不時有暴力和恐怖襲擊行動，但在美國看來，成不了大氣候，不以為意。

直到蘇軍入侵阿富汗時，美國竟糾集原教旨主義份子潛入阿富汗，與蘇軍進行遊擊戰。后來被美國圈定為頭號國際恐怖份子的奧沙馬賓拉登就是美國扶持的一只棋子。他被鼓勵率支持者離開沙地阿拉伯到阿富汗落地生根。隨著蘇軍的撤出，一支命名為“塔利班”的武裝組織在較后奪得了阿富汗執政權，建立了塔利班政府，奉行閉門主義，且允許奧沙馬賓拉登在境內建立卡伊達武裝組織，逐步發展成用暴力襲擊的大本營；更在1996年借巴人“立國無門”向美國宣戰。這是美國的第二個失誤，集中反共，卻忽略了恐怖主義已在身旁孕育成型，危害性更是無所不在。

繼之美國在蘇聯解體（1991年）及結束冷戰之后，已鶴立雞群，目中無敵手，因此還是不相信奧沙馬有此本事，詎料2001年的911事件，把紐約的兩幢摩天大樓撞倒，釀三千余人喪命，才刺激美國猛然一醒。因為在這之前的恐怖襲擊都發生在美國本土之外，做夢也沒想到有人敢膽侵犯美國領空。
此時的美國，才真正的相信亨廷頓教授1993年提出的“文明沖突論”所言有理，也認為是伊斯蘭教內的極端原教旨主義份子向“基督世界”挑衅。享廷頓在911后在《紐約周刊》的撰文也直指“基督文明”受到侵犯，是一場宗教之爭。

于是美國先后收拾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2002年），及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2003），一舉剷平兩個眼中釘，指責此兩個政府搞恐怖活動。但奧沙馬去了那里，沒有人知道。更不知道卡伊達恐怖組織搬去那里？換句話說，美國的反恐戰爭變成與影子作戰，不知對方何時會跳出大搞破壞。

未想這次是選擇把“戰火”爆在倫敦，簡直是神出鬼沒，難怪布斯總統說，反恐戰爭不會停止。但問題是，當敵方化整為零成為影子時，又該打誰呢？這是新世紀最難打的一場硬戰，根源則起于以巴沖突，如今又加上不甘心阿富汗及伊拉克被美國玩于股掌之中，新仇舊恨，也就洩向美英的平民百姓，自然引起公憤。但打恐也要正本清源，美國承諾2005年讓巴勒斯坦立國，承諾盡早由伊拉克撤兵仍未能兌現，又怎樣扑滅恐怖主義的火種？我們支持反恐之余，也要看到正義被伸張，真理被重視。

因此，倫敦悲劇告訴我們美英應有所行動認真地解決眼前存在的歷史問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畢竟不是釜底抽薪之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