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林连玉

今年是华教斗士林连玉逝世廿周年（1985年12月18日逝世）。我近日翻阅一些史料发现林连玉与鲁迅有几个相似的地方，虽然他们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际遇和不同的专业方向（一个在文学，一个在教育），但他们在生前死后却有了某些共同点。这也是因势利导而造成的结局。

鲁迅（1881-1936年）是中国一代文豪，生前已是著作等身的作家，因一部《阿Q正传》饮誉文坛，是“五四”运动的猛将之一。1930年之前，他受到“革命文学”派（如创造社）的围攻，但在1930年崛起成为左翼作家联盟的代言人。在瞿秋白的推动下，鲁迅在文学界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虽然具有左的思想，但鲁迅一直到1936年逝世时，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严格来说，属于无党派人士。不过就在他逝世后，毛泽东把他的形象进一步推前，成了“文化革命先鋒”，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方向”。到了“文革”时期，鲁迅成了“文化革命巨人”。这就是说鲁迅是在逝世后才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坛偶像。他的精神和他的思想整整主导人一代的中国人。在“文革”于1976年结束后，学者们更乐意看到鲁迅走进学术殿堂成为被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成为政治功利主义的旗手。

不论鲁迅在文化及文学的历史定位上如何改变，鲁迅的精神始终成为推动人们思考和做人的一座丰碑。鲁迅语录在今时今日也不全然过时。偶尔翻阅，倒能教人深思其中。

林连玉（1901-1985年），比鲁迅小20岁。虽然也受过国学熏陶，并曾在集美学校（1926年）听闻鲁迅的演讲，但史料没有显示他们建立起友谊或师生关系。当鲁迅在1927年离开厦大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林连玉也乘船南来马来亚执教。因此他们两人是擦肩而过的。

从林连玉的文章（或古诗文或小品文）来看，他对鲁迅的印象是不深的，也没有显示他以鲁迅做为学习的榜样。他欣赏胡适倒有文字记载（见林连玉《关于马大的中文系》一文）。就其立论观之，他没有政治上的偏见，既不亲中，也不亲台（这可从他的另一篇文章《翁（指翁文灏）胡（指胡适）两公子合论》窥见）。不过陆庭谕有一篇文章《为林连玉八十九岁冥寿而写》则提到有三个人给林连玉最大的启示，其一是梁启超，其二是胡适，其三是鲁迅。

我们就此来推论，也可得出林连玉并非左派中人。一生并没有参加政党政治活动，但在文化教育上，他却表现出惊人的毅力。1949年推动吉隆坡教师公会成立；1951催生全国教总；1952年促成董教大整合；复于1953年促成“三大机构”（马华、董总、教总）。自此而后，他曾寄望执政党保护华教。虽然“三大机构”以后无疾而终（1959年后），但林连玉在捍卫华教立场上表现出“鲁迅的精神”，从而建立起“华教斗士”的形象。

1961年他的公民权被吊销后，就退出公职而沉默下来。在这之前约5个月，他在南大的一场演讲为他的一生拿下高分。南大生为他而喝采，且写诗颂赞他是英勇的战士（鲁迅也有此封号）：没有一个名字，/像你的名字这样动听/（见《大学青年》第四期）。

在他的争取和努力下，华文独立中学在60年代竖立起来，直到今天仍有60间独中在守望相助。就此而言，林连玉功不可没。他的一生中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不是他早期的文章，而是他那篇篇的文告和演讲，如果这也能归类为文学作品的话，则林连玉的文彩全在十年之内（1951-1961）闪烁其中，成为后人的精神支柱。这些的精华有些已变成《林连玉语录》。

至此，我们可以将林连玉和鲁迅作一个比较：

1. 鲁迅生前已被年青的学生尊崇为“导师”；林连玉生前也被后辈尊称为“导师”。“导师”之名得来不易，它有特殊的意义。比如毛泽东就比较喜欢保持“导师”的称号，而不要“四个伟大”（领袖、导师、统帅和舵手）照单全收。

2. 鲁迅死后被尊为“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绫覆在其棺上；林连玉死后被尊为“族魂”。一个是第一“文化斗士”；另一个是第一“华教斗士”。他们生前并没有刻意追求，死后不谋而合成为“文化偉人”。

3. 鲁迅出殡之日（10月19日逝世），名人出动，上海万人空巷送行；林连玉出殡之日也是万人送殡，一前一后，备极哀荣。确是无独有偶。

4. 鲁迅死后，成为左翼的“文化精神领袖”；林连玉死后，成为左翼人士眼中的一面旗帜（陈凯希《林连玉──一面鲜明的民族教育旗帜》）。两位伟人，一先一后，在历史长河中相互映辉。一个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个是“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 两句名言，各有千秋，成为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