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添强与政改运动

我在1月22日的《南洋商报》写了一篇《安华情归何处》的评论后，蔡添强在翌日通过报章公布安华已是人民公正党的党员，算是间接上作了回应。我暂不在此针对此事作评述，我兴趣的是蔡添强这个人。虽然我曾与他有一面之缘，不算相识，但对他的政治运动却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让我看到“劳工党时代的影子”在跳动。

为了进一步了解蔡添强，我在2003年阅读了他出版的《改革心理想情》，全程地表达他的政治愿景，不论他的理念是否落实或仍然在奋斗中，至少他告诉了我们他的从政的故事。

他的政治故事起于1998年安华出事之后，他积极地介入安华的“政改运动”（Reformasi），而后成为“国民公正党”（现已易名为人民公正党）的成员，更被委为副主席，一时风头甚健。又示威，又游行，又抗争。总之他出现在群众斗争的场面，而且表现了“勇往直冲”的精神，接着就是被逮捕，上法庭，放了又抓，抓了又放。于是蔡添强三个字与示威、游行、被捕、坐牢、上法庭扯上数不清的关系，许多人也因为他的行动而认识蔡添强这个人。他成了“街头斗士”。

人们或者会浮现一个问题﹕如果蔡添强出生早10年或20年，他会不会一头栽进劳工党或人民党的斗争中？因为他在90年代后期就是这么的一个“挥着公正党的旗帜，而大跳劳工秧歌舞的人”。我无法推测这个答案，只好问问蔡添强，他会这样做吗？

也许这样说对蔡添强是不公平的。假设的问题是不需要答案的，因为他是在1963年才出生的，自然无法亲自体验劳工党的斗争生活。即使时间推早，让他有机会目睹或参加劳工党的火热斗争，他也只能是千人中的其中一个，不能算是“鹤立鸡群”。在50和60年代的左翼政治中，有太多像蔡添强的人，而且比他更出位的，更不怕死的大有人在。

70年代之后，劳工党的斗争告一段落，左翼政治也失去重心，国家的政治格局也有了巨大的转变，不再是讲求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转向民族主义的发展。民族主义的其中一个特色是政党可以是多元性的，但要立足在一个族群中，才能在选举中脱颖而出。

蔡添强两次参加国会选举都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得票率，说明了政治是现实的。因此他只好继续打着他的政治理念持续他的斗争，而他的斗争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安华共舞的。打出的牌子是社会公正与向贪污作战。

这个口号是颇吸引人的，但执政党也打出同样的旗帜，几乎每个政党都声称“立党为公”，以争取人民的支持，人民公正党也不例外。很显然的，人民公正党离开了安华，它的政治生命就受到挑战。因此，在此时此刻，安华是这个党的精神支柱，而公正党也努力塑造一个多元种族的形象，但仍由马来人在主导。这也是为什么公正党能与人民党合并的前提。

如今蔡添强是这个党的宣传主任，他的斗争方式已大为改变，也按照安华的愿望作了适度的调整。在抗争中他收敛许多，也变得更为成熟和认清政治的大气候和政治走向，但一时之间要扭转整个局面是极不容易的。

在这方面，我提出两个实例供蔡添强参考。其一是60年代为什么社阵会闹分裂（指1965年因语文政策的分歧，劳工党与人民党分道扬鏣而结束了社阵这个组织）？其二是70年代，大学生响应安华的斗争而走向街头。其中以华玲的反饥饿运动最为轰动，结果是连同火热的马大华文学会也被箝制。关于这一点，蔡添强或者可以向当年的当事人了解个中情况。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希望人民公正党能吸取这两个教训，不要重蹈覆辙或花开两朵，各有表达，真正贯彻多元政治。而蔡添强作为公正党在华社的“代言人”，更有其重要的角色在扮演，因为直到今天为止，人民公正党需要向华社表达明确的政治理念。在这方面，即使蔡添强已卸下副主席改任宣传主任，但他又不能否认他已是“华社眼中的安华”。其政治使命显得更是任重道远。无论如何，在很多时候理想不等于现实，而现实是残酷的，相信蔡添强参政这些年来，也已悟出其中道理和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