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党不变声中“求变”？

民主行动党于3月19日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对党章的修改，其中最显着的是将“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主义之社会”改为“在马来西亚“建立社会民主制度””。党秘书长林冠英的解释是﹕“有关修改并不代表该党放弃其主义或斗争，只是要纳入比较现代化的字眼。我们是中间偏左，而不是极左。这并没有偏离社会主义的定位。”

就民主行动党的前身人民行动党来，李光耀还加上“非共民主社会主义”。这就是说，这个政党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非共的组织，也参加了国际民主社会主义的活动。

当新加坡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时，李光耀就把他的党和理念引进马来西亚，且参加1964年的大选，结果只有一人中选国会议员。他就是人民行动党的创党人之一的蒂凡那（蒂凡那在1969年“513”事件前返回新加坡，在80年代出任新加坡总统，后因故被停职，在2005年逝世。）

当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时，人民行动党也跟着撤离，剩下蒂凡那及其马来西亚同志不得不另注册民主行动党（在1966年成立）。这意味着两党不再有直接的关系，但一直被认为藕断丝连，直到蒂凡那离开后，才比较各表一枝。

虽然如此，在六七十年代，民主行动党仍然被有意或无意视为与人民行动党的“同路人”，虽然党领导人已从蒂凡那过渡到林吉祥时代。举例来说，范俊登（党的副秘书长）在70年代向林吉祥发难，就是不满后者在国际论坛偏向新加坡。到了80年代，林吉祥经过第二度被扣留后，比较透彻领悟两党间的差异，尤其是属于不同的国家，已经不能相提并论了，因而也认同范俊登的观点，对内安令有异议。范俊登后来的归队又说明他们之间已消除歧见。

从70年代到千禧年的降临，整整30年的光景，人们都把民主行动党与林吉祥划上等号。其中的党内分化和矛盾乃至斗争也使到民主行动党在人事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林吉祥是硕果仅存的仍在政坛上具有影响力的人。

我提起这件事是要说明民主行动党不论有没有修改党章已不是重要的事。也因为这样，林吉祥主政的年代，根本无需触动党章，只要挥动他的一双手和火箭标志，人们就知道那是反对党的代名词。这意味着，选民投票给行动党是因为希望有反对的声音在国会响起，以彰显民主的意义，而不在乎它是不是社会主义政党。

因此今天林冠英挑动党章，去社会主义化字眼，除了说明新领导人有新作风外，在人民看来也没有什么改变。从林冠英的讲话中亦证诸此点。

再有一点是所谓的“马来西亚人优先”，虽说这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斗争的延续（林冠英语），但其含意是较为模糊的，不像是一个政治口号，也缺乏“政治斗争”的内涵，感觉起来也似乎感觉不出味道。与其说是“新瓶装旧酒”，不如说是一瓶矿泉水那样的平淡与自然。

无论如何，林冠英还是与林吉祥有些不同的。它的不同点在于林冠英比较偏向与其它政党的合作与调和，不希望孤军作战，也不再如同过去那样的在反对党中“一党独大”（即意先消灭其它反对党来突出行动党即是反对党的地位），而是要在种族和宗教的困扰中厘出一个新局面，因为他不愿看到行动党不再有另一个40年。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希望在他领导下的行动党，不会是永远的反对党，而是有朝一日也被纳入政治主流中。也许为了这个愿景，林冠英也像民政党一样，把温和社会主义字眼去掉了，在他看来，这个字眼不具现代化和流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