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连登靠屠业起家

《号外》要我把笔推向历史，我第一个想起了千万富翁林连登。

提起马来西亚的华裔著名人物，不能不提林连登；提起林连登，一定想到韩江中学。

林连登在一个特定的年代是“三合一”的化身。历任槟榔屿潮州会馆领导人廿余年，也历任韩江学校董事长廿余年（林连登奋斗史作者唐镇邦语）。因此每当一提起林连登，总是联想起这两个机构，和他是“形影不离”的。

同样的在今天，每当我们提起韩江时，就联想到韩江是三结合的学校，即韩江小学、韩江中学和韩江学院是融汇贯通在一个董事会内。但是如果没有林连登，就没有今天的一切，因此韩江的故事要从林连登说起。

林连登生于1870年的惠来县，“九岁入乡塾，勤奋力学。从师郑融，专攻四书五经，精研义理”（许崇知撰《林连登传》）。这意味着林连登不是目不识丁者，他有读过书。至于他的学识有多高，也就非我所能理解。

1893年，林连登南来马来亚，开始他人生另一个历程。此时他已23岁。“初抵槟城，人生地疏，由乡亲导入吉打，从事执锄工作，月薪四元二角，奋斗数年，不大成就”（唐镇邦语）。这里有需交待一下，林连登的家族是“家有恒产，业白糖生理。先尊荣才公，承先人余荫，居乡务农”，根据唐镇邦的说法，其家族属于“小康之家”。

如此日以夜继的博拼，林连登在32岁那年在鲁乃熬出头来。“开创屠业生理，店号成发，每年获利千余元，由是渐入佳境”及后大展拳脚，成为一方地主和大商家。由此来看林连登是卖猪肉起家的，算是有钱的“屠夫”，当然老板是不必亲自下手的，但有记录显示，他遇事是亲力亲为的，包括学会补脚车轮胎。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一句话﹕“仗义每多屠狗辈，最是投机读书人”。林连登既是靠屠猪业起家，自然身上带有“仗义为人”的豪情。

以下的故事就带出他的从商为善的一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前，林连登已是富甲一方的大富翁，是园主，种植树薯，又设酒厂，也开辟树胶园，资金累积越来越多。一座美仑美奂的洋楼也就成为林连登的标志。

这座在今天位于红毛路的“桂林庐”大洋楼可媲美与之毗邻的叶祖意大厦（如今已捐赠民政开办宏愿大学的总校址），是在那个年代身份的代表，象征着一代富豪的身家已是腰藏万贯。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是49岁的林连登通过槟榔屿潮州会馆（他在1906年加入潮州会馆，参与公益活动），联合一批潮籍闻人，如林参、连瑞利、戴淑原、许文造、马元廷、傅炎峰、胡德福、周满堂、戴振顺、纪合义、陈罗雄、陈源泰、陈锦泉、洪景南、许宗豪等人发起兴学办校。1919年诞生了“韩江小学”。

在创校缘起中，力陈教育之重要，而潮乡为数不少，向无学校之设立，徒让他人专美，而办善事者，尤以兴学育才为较有益者。

就这样，取名为“韩江小学”的学校正式于1920年开课。初时校址设于牛干冬街潮州会馆内。林连登出任首届董事长。以后担任多届的董事长。在他任期内，韩江小学从寄居在会馆上课到在会馆旁另建学校。旋又于六十年代乔迁至现址，与韩江中学并立于“连理园”内。

林连登在第一次战后的业务扩展更是惊人，也成功地向政府承下赌局，又从事屋业发展，开设戏院娱乐事业，进行进出口贸易等等，单就胶园，就有万英亩之多。

1937年日本挑起芦沟桥事件，开始全面侵华。中国晋入抗日时代，林连登也慷慨解囊，激起爱国情绪，而在抗战进入深入的阶段，林连登又有一构思，准备在韩江小学的基础上设立韩江中学。
1940年时，林连登报告已为韩江中学筹得八万余元（其中一半系由他负责），但因所购之地（洋楼）位于新世界附近过小，不适合发展学校，遂有兴起要求更大校地的念头。

与此同时，泰国又实施禁止华校政策，槟城潮人有鉴及此，对创办中学更是认为属于当务之急，以收容泰国华裔到来求学。

正当准备倾全力建设中学时，日本蝗军突于1941年底入侵槟城，复占领马来西亚。从此马来西亚陷入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生涯，建校计划暂时被逼搁置。

在日治时代，据许崇知回忆，日本人用枪口逼林连登担任伪华侨协会委员。其它人有连裕祥、林耀椿、林清德及周国钧（参阅《奉纳金数据选编》，页68），也因此有出现所谓的风言风雨。以1942年来算，林连登已是72岁高龄的老人，实在不能做什么，但却被日蝗军“选中”。在一首贺诗有下面这一段话﹕“曾遭倭祸，备尝艰辛，丛脞抑悒，奋不顾身…国府慰勉，正气以伸”（方乃斌于林连登81岁大寿之贺诗）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切已告过去，林连登一度消沉的意志又在其同乡鼓励下，重新冲刺。这一次他为华社立下不朽事业，那就是在1949年献地，而在1950年创办了韩江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