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回教党不变中求变

回教党最近有两个动作是向华社招手的。其一是出版华文的《人民时事》月刊；其二是准备“开放门户”，接受非回教徒成为该党的候选人。表面上看来，这是回教党策略的改变，实际上这样的改变又能改变了多少，尤其是对华人社会而言？因为回教党并没有告诉人民，它准备怎么样在党内进行改革？如果这个党仍然坚持其一贯的政教不分的思想，而且认为它的“政治宗教化”或“宗教政治化”的理念是绝对正确的话，那么，非回教徒恐怕很难与它共舞，因为他们不知道回教党是要跳“现代舞”还是“传统舞”？

虽然回教党希望华社能了解回教党的斗争目标，但这样的形式改变而不是实质的改变，将不容易引起华社的共鸣。

为什么我们说回教党没有进行实质的改革，以致华社对它只有隔膜而没有亲切感？从回教党的历史演变即可一窥全豹。

首先，成立于1951年的回教党，已经拥有55年的党龄。它从一开始就是推崇“以教立国”的理念，因此取名为回教党。换句话说，这个政党是宗教色彩十分浓厚的，它把巫统视为直接和强大的对手。
不过，在建党后不久，为了调低宗教色彩，它迎来了一位有强烈民族主义的政治领导人，他就是巴哈鲁丁医生（在1956年出任党主席，一直到1969年逝世）。巴哈鲁丁原是马来国民党（或称马来民族党）的领袖。这个党创立于1945年战后，但在1950年被查封，理由是受共党渗透。继后，他又于1955年与布斯达曼连手成立左翼的人民党，翌年退党加入回教党。因此基本上，巴哈鲁丁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回教主义三结合的化身。回教党在他的领导下，并没有特别突出宗教至上的理念。

这虽然说明回教党是宽容与兼收并蓄的政党，可以吸纳各种流派于其中，但在巴哈鲁丁之后，回教党逐渐地导向马来社会，因此一度曾与巫统合作，更加入了国阵（1971-1977）。在阿斯里领导下，回教党的民族主义色彩又膨胀起来。可是转入80年代，回教党换来了法兹诺的领导，他逐步地强化回教党的宗教意识。

在法兹诺时代，回教党有两个突破，第一个是在1990年夺回吉兰丹州政权；第二个是在1999年又夺下丁加奴州政权，在国会跃居成最大反对党。当然这不是回教党单独取得的成绩，而是先后借助东姑拉沙里及安华的连手。如果没有这两个外来因素，回教党是不可能有此“辉煌战果”。

可惜的是，坐大的回教党不理会非回教徒的感受，执意要推行“政教合一”的治国方针，迷信宗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尤其是在千禧年后哈迪阿旺取代法兹诺的遗缺，更展示了其长袍宗教师形象，与非回教党的距离越拉越长。即使是马来社会，也不以为改变国家宪法是必要的。因此在2004年的大选，选民再一次教训了回教党，甚至安华也不认同回教党的单边思维。

如今回教党要改变形象的关键在于它必须先从内部做起，来一个脱胎换骨，认清这是一个多元社会而不是单元社会，不能事事一厢情愿，否则单凭出版华文刊物和选派几位非回教徒当候选人，仍是于事无补的。华人社会要看到的是一个敢于破旧立新的回教党而不是“新瓶装旧酒”来取悦民心。这就要看回教党领导人有没有与时俱进的果敢决心──放弃“断肢法”和宗教凌驾宪法的宗教偏激思想。

论陈水扁的两张王牌

陈水扁做梦都想不到他会陷入四面楚歌而不知如何从深陷的政治泥潭中爬起来。虽然他在亲属卷入操股案及其它一连串的指控不规则行为中力图划清界限，但台湾民众，尤其是国亲两党都不相信陈水扁可以推卸责任，因此有了倒扁运动，以期在最短时间内把他拉下台。

这一种政治的角力战就目前来看阿扁已屈居下风，虽然还不至于会造成倒扁或倒阁近期内获得成功，但陈水扁身为台湾总统，已失去一个政治领袖的风范而诚信大幅度的退减。在这种劣势下，陈水扁手中还有什么王牌？他究竟已是民进党的“宝贵资产”抑或是“累赘包袱”，这是值得深思的。

为什么呢？因为民进党的上台靠得是两张王牌。其一是创立于1986年的民进党（今年刚好步入20周年），从一开始就打出“台独”这张牌子。这其中的含意是在反共大旗下，企图来一个“釜底抽薪”，与中国大陆切断关系，“杜绝共产党的统治”。这一招果然比起国民党与大陆的藕断丝连的关系来得干脆。在两相比较下，国民党的反共也就比不起民进党的“出位”了。在这方面，身为民进党的领导人陈水扁确是煸情功夫一流，居然能借“台独”之名鼓起一股思潮，让台湾人民相信跟着陈水扁走尤胜于迷信国民党的固步自封。就这样陈水扁在2000年当选台湾总统而使民进党跃居执政党地位，把国民党的50年统治拉下台。

虽然陈水扁并没有就此达到他的“台独”目的，但经他经营下的台湾，却被他振振有词地化成“一边一国论”，进而转变成“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的两个不同实体。更妙的是，在不反对台湾人赚大陆钱的当儿，陈水扁似乎“成功”地让台湾人民相信政治上的脱钩是正确的方向。这种思潮也一直存在台湾人民的脑海中，即使有所置疑其独立的可行性，也没有强烈反对陈水扁的“台湾潮流”。因为这样子的言行，至少足以“保持台湾现状”，也就不再讨论“一国两制”的事。正因为这股逆流一直挥之不去，连国民党的马英九也从来不提“谈判统一大业”，立下的条件竟是“中国平反六四后再来谈”，而“台独”只是一种思想，因为台湾是民主社会，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这番话说到底也是顺应“台独”的思潮，可见陈水扁当政六年是以此来稳住政权。这就是民进党第一张王牌。

其二是民进党是靠鼓吹“清廉”起家，以反讽国民党的“黑金政治”积重难返。这一点刚好打中民心，于是民进党一路挺进，在各级选举中突围而出，最终夺取台湾执政权力，掀开民进党时代。虽然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陈水扁的“台独”牌受到冲击，但还是勉强靠“一颗子弹”疑案再度蝉联执政。可见仍有一半的选民相信陈水扁“做得还可以”。这是他取信于民的一个依据。讵料在今年爆出了女婿涉弊案，而且越闹越大，人民的“思潮”已因“内政”问题（“外交”问题转变成次要地位）来一个大逆转，理由是“清廉”两个字变成笑柄，使民进党因陈水扁而惨遭非议。这样一来，阿扁的政治操守与政治道德一夜之间被冲击的“支离破碎”，也许“罪”不及本身，但民怨的沸腾已把阿扁看成是“道德罪人”，他再也不能“振臂疾呼狼来自对岸”来凝集“民意”；恰恰相反，而是来自本身的后院而变得口舌打结。这使人想起70年代的“水阐案”。不知阿扁此刻有没有想起尼克逊的悲剧？

当第二张王牌失灵的时候，它对民意与民进党的伤害是不言而谕的，也就连带让人置疑第一张王牌是否也是个“迷路”？

叶祖意与宏愿大学

叶祖意在1952年逝世后，留下的身家连他的子孙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清楚的是，叶氏家族的现款不足以清还叶祖意的遗产锐。他们不能动用银行的钱，因此一欠就欠了廿年。

过后怎么清还的呢？叶祖意的孙子叶龙发说，在70年代初期，林苍佑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后，他要大事发展的工业，却又苦无土地，只好通过土地法令进行征用。这之中就有一大片地皮是属于叶祖意的。就这样，州政府在征用土地后，拨给叶祖意家族900万元，而他们就用这笔款项交还给遗产积。这意味着付还了遗产税，叶祖意家族可以在存下的大片土地进行发展。

为什么槟州政府征地会征到叶祖意的身上，是不是因为叶氏家族曾与林苍佑有过节？一点也不是，反而是帮了叶氏家族一个大忙，让他们解决了悬住廿年的遗产税。

这片被征用的土地就是今日欣欣向荣的峇六拜区，已变成峇央峇鲁新卫星镇。根据叶龙发说法，其祖父的土地是从峇六拜的飞机场算起，一直到青草巷，在当地是属于未开发的处女地。其面积之广，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算，真是大到不知几万依格。

如果我们有注意到的话，今日座落在峇六拜机场附近的中山学校的校址就是叶祖意献捐出来的。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情。根据《星期论坛报》（Sunday Tribune）1949年的报导说﹕槟城的百万富翁叶祖意献出一块地皮（即目前的校址）予中山学校，而当时的建筑等费用估计10万元左右。另一名慈善百万富翁胡文虎起而响应，他答应负责承建费不足之数。换句话说，人民的献捐数目不够，就全由他垫给。

中山学校是在1912年创立的。但战后学生增加，不敷应用，董事会乃有兴建新校之举。终于获得叶祖意慨然捐地及胡文虎出资，也就完成当地华社的一大心愿（胡文虎是万金油大王，也是当时《星洲日报》及《星槟日报》的独资老板）。

当然在物换星移下，今天的中山学校已显得陈旧，只是在50年前，它又是何其幸运和辉煌一时？
除了中山学校外，在1950年时，叶祖意应胡文虎之邀也为湾岛的菩提学校新校舍主持开幕，显见两位翁的惺惺相惜。胡文虎对叶祖意的到来开幕竭为荣幸，虽然这座耗资30万元的新校舍是由胡文虎承建的，但也得助于其它众多人数的协助，包括叶祖意在内。胡文虎在演说中也形容菩提学校是全马唯一的用佛的爱心来推行的教育。

不仅于此，叶祖意在50年代初期对创建不久的马来亚大学（设在新加坡）贡献良多，他是第一位个人带头捐献最大数目者。先是捐献10万元，继又再捐5万元在马大设立中文图书馆。继后叶祖意又再多捐10万元，总共捐助马大25万元，使到马大的捐款在1950年时已达致2百44万余元。
叶祖意除善于赚钱置地外，也对教育事业表现热心，在他逝世后也成立了叶祖意慈善基金，存下巨款在后来也多用在教育事业上。

根据叶龙发说，他们曾在80年代之后创建了Disted College，用以培养学生，而校址就在叶祖意的中路产业。后来他们进行扩建，使之成为备具规模的高等学院。再后来又与Stamford College合并而成了今日的Disted Stamford College。

如果说这还不是大手笔的话，那么在千禧年后，叶氏家族慷慨地将叶祖意豪宅让给民政办宏愿大学就是千秋大事。叶龙发表示是为了实现叶祖意的心愿，通过教育来造福人群。

目前正在积极筹备且行将开课的宏愿开放大学是一间非传统性的大学，总校在槟城而分校设在吉隆坡的民政大厦内。

民政在这方面的努力也让人看到它正与马华和国大党一样，要有一间大学来托高党的形象。据知林敬益带头在这方面居功厥伟，总共集资了6千万元，而其中有1千万元是许子根等人在槟州集资的。

当然最大的功勋要归叶祖意的家族鼎力相助，如果没有叶氏家族的大方，也不那么容易成事。预料不久之后，叶祖意的豪宅不再是冷冷清清，而是一座弦歌不辍的学府。单就这点，叶祖意的家族为叶祖意立下“永垂不朽”的功德，化解了上一代与林苍佑的恩恩怨怨，也算是回报林苍佑70年代的征地解决了遗产税。

叶祖意媳妇斗林苍佑

叶祖意与林苍佑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他的家族与林苍佑有一段恩怨。说起来像神话小说，却是活生生地发生在五十年代。原来是两个女人一先一后涉足政坛，与林苍佑拗手瓜。

当林苍佑于1947年返回槟城后，不出几年就踏足政坛，在1951年被委为殖民地地槟州议员，也是在这一年，他联合一批受英文教育知识分子成立了“槟城急进党”（Radical Party），名为急进，其实一点也不急进。

就在这年的十一月，槟城乔治市议会首举行直接选举（局部选举，15席选9席，另6席由槟城参政司委任），急进党共派出9名候选人角逐，林苍佑没有参加提名，但他的政党出现一位女候选人。这个人就是亿万富翁叶祖意的孙女叶真宝律师（她是叶金和的千金）。

叶真宝（Nancy Yeap）是唯一的女候选人，在那个年代，算是绝无仅有的豪门淑女参政。我们不知道林苍佑与叶祖意的交情有多深，但我们知道通过叶真宝，林苍佑与叶祖意家族开始有了交往。在那一年，叶祖意已是83岁高龄，健康大不如前，因此也不可能干预孙女参政。1952年，叶祖意以84高龄辞世。

在林苍佑的协助下，叶真宝在加拉歪区以最高票当选市议员（可任期三年，第二高票则任期两年，第三高票只任期一年，余者落选）。一炮而红后，人气急升的叶真宝在1954年当选急进党的副主席，与林苍佑同属一级（原本林苍佑在1953年已出任党主席，但在1954年坚拒蝉联，提议由美农医生出任主席，而只接受担任副主席。原来在那个时候林苍佑已准备加入马华公会。他也在这一年将“槟城急进党”改名为“急进党”，把“槟城”去掉）。

就叶真宝而言，她是坚持保留“急进党”，而不同意林苍佑主张将急进党带进马华公会。虽然急进党在1954年接受不提名市议会选举，让位于联盟，但叶真宝选择引退，而未与林苍佑一道参加马华公会。这一年叶真宝的市议员也任期届满。急进党也因为林苍佑应陈祯禄之感召而陷入“群龙无首”，后来“无疾而终”。

为什么我们会说叶真宝不满意林苍佑把“急进党”导入迷失之中，下面的例子就给我们提供一个答案﹕

在1954年加入马华公会后（当时一个人参加两个政党是被允许的），林苍佑已崛起成为槟州的政治领袖。

一方面他出任英殖民政府控制的槟州议会的“首席议员”（相等于影子首席部长），另一方面他准备接受选民的考验，在1955年参加槟州立法议会选举，且以联盟候选人身份角逐加拉歪区，以成为民选州议员。

正在躇踌志满的当儿，突然半路杀出“程咬金”拦路。此人不是无名之辈，而是叶真宝的母亲黄绣娘，她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与林苍佑打对台。

黄萧娘的来头可真不小，她是印度尼西亚糖王黄仲涵的千金，也是马来亚糖王叶祖意的媳妇。挟着这两大金字招牌，正如武侠小说中的“巾帼英雄”骑着骏马杀到﹕“老娘来也！”。为什么不是叶真宝亲自出马，而是“杨令婆挂帅”？

我们推测是叶真宝对林苍佑有意见，但忝为“同志”，不便撕破脸皮，也就不反对母亲挑战林苍佑。这样一来，整个选举的高潮就集中在加拉歪区，因为林苍佑只许胜，不许败。倘若此役无动，那我们就没有以后林苍佑那么多的精彩故事了。

反过来说，黄绣娘如果有意染指政治，她选择其它选区，并以联盟旗帜角逐，自然胜利在望。可见她志不在参政，而是要为“急进党”出一口气，缩小而言，是为女儿出一口气。这种母女同心又见诸于竞选运动中，母女同行沿户访问，又发文告，又作演讲。黄绣娘有了女儿助阵，直斥林苍佑“出卖”急进党。她公开质问林苍佑﹕“急进党是否有开过大会授权党魁参加联盟？”她更指责林苍佑“中途换马”，爬向联盟的“驿车”，目的是争取做官和往上爬，“背弃”了急进党。

林苍佑巧妙地避开黄绣娘对他进行的“体无完肤”的攻击，他不回应（他牢记孔子的教训不与女人争），而是把话题转向华人的团结及华人的未来。

选举结果，林苍佑以大热胜出，黄绣娘也从此“埋名隐姓”，不问政事。1956年，其女儿叶真宝移居新加坡，下嫁外籍人，而她本身较后也离开槟城，一段政坛佳话，如过眼烟云，回想起来又是历历在目。

林苍佑就是因此与叶祖意的家族有了鲜为人知的恩怨。还好叶祖意当时已离开人世，如果他在世，不知道会不会让洋化的媳妇“抛头露脸”？

叶祖意如何成为糖王？

白手成家的叶祖意之所以在后来成为富甲一方的殷商是与印度尼西亚糖王黄仲涵的提携分不开的。根据叶祖意的孙儿叶龙发的追述，黄仲涵十分赏识叶祖意的做生意手法。由于十分讲信用，每月把所卖得的原糖，都如数付还，很得黄仲涵的赏识，于是将两位女儿嫁给叶祖意的儿子。一个嫁给其伯父叶金和，也就是后来在政坛打响知名度的黄绣娘；另一位嫁给其父亲叶福和，也就是黄腰。但其父的这段婚姻并没有终老，因为彼此的性格与思想回异，也就仳离了。

叶龙发这样子比喻，他的伯父和父亲都是在本地受英文教育，在祖父的严格管教下，没有多大机会见过世面，但黄仲涵的儿女就不同了，她们曾周游世界各国，会驾汽车是小儿科，她们甚至学会驾飞机。换句话说，叶家的下一代和黄家的下一代在生活上是有很大差别的。

究竟黄仲涵是何许人？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他在1866年11月9日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的省府三宝垄，只比叶祖意长两岁。他的父亲黄志信是于1858年离开福建同安，落脚在三宝垄。几经奋斗，开设了建源公司，专门从事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土产生意，后来再把业务扩大到兼营典当业、邮信、树桐及鸦片等等，财源滚滚而来。当黄志信于1901年逝世时，给他的次子黄仲涵留下的遗产是700万美金及1000万荷兰盾。凭着这一优势，再加上与当地荷兰殖民地政府关系良好，黄仲涵也种植了蔗糖，把业务带进糖业，先后开设了9间糖厂，占据了印度尼西亚糖业市场的60%，而且远销至世界各国，包括马来亚在内。叶祖意也因为需要糖供而和黄仲涵攀上关系。
黄仲涵随后又介入银行业和船运业（给后来的叶祖意带来灵感），终于崛起成为印度尼西亚首富，被誉为印度尼西亚榶王乃至东南亚糖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后，黄仲涵为避开荷兰政府的重税，移居新加坡，归化为英藉民。在新加坡他先后捐助15万元和10万元予莱佛士佛学院及华侨中学。1924年病逝新加坡，享年58岁，遗体运回三宝垄安葬。

马新的华人领袖后来成为千万富翁的，也与黄仲涵有关。例如李光前（陈嘉庚女婿）、陈六使（南洋大学创办人）及李延年（马华工商联合会会长）等都曾受黄氏的恩惠而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

当然受惠最大和最直接的莫过于叶祖意了。他不但成为第一代马新的糖王（当今炙手可热的郭鹤年是第二代糖王），而且和黄仲涵成了亲家，关系的密切，由此可见。

黄仲涵共有8位夫人，生下26名子女（男女各一半），他的三位女儿也曾一度闪闪发亮。除了两位嫁给叶祖意的公子外，还有一位妹妹黄惠兰嫁给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顾维钧。

顾维钧在1915年，28岁时被命为中国驻美公使，后又任驻英公使，1922年奉召回国出任外交总长，再于1931年升为署理外部部长，继之又辗转做回驻英及驻美大使，一直担任到1950年离职。堪称为一位全职的外交家，黄惠兰也因此成为知名的外交夫人。

就在黄仲涵移居新加坡的那一年，叶祖意也追随黄仲涵的后尘开办万兴利银行。开办之初，资金有限，只有2百万元。凭着其过人的意志，叶祖意不断地累积资金，也在新加坡开设万兴利银行分行。不仅于此，叶祖意再把业务不断扩大，除涉及树胶与椰油种植业外，更投巨资在锡矿业上。在1930年世界不景气时，叶祖意大胆地以低价囤积大量的锡米。当经济较为好转时，他的囤锡也在伦敦及纽约的锡市场起制衡作用。其眼光之独到，给他带来巨大的财富，因此得以在1933年把注意力放眼于地产业的发展。最先开发的是位于土库街的整条街的建筑物，包括万兴利银行总部及近海墘的仓库。他把其新式建筑物出租，一度尚且成为英殖民地政府驻槟参政司（相等于槟城总督）的政府办公大楼。

从不名一文到小杂货店东到什么行业都染指，而且是生意越做越大的叶祖意在短短的廿年内，已是槟城家喻户晓的大人物。如果说他在战前（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于1945年）已是槟城最富有的富翁，相信没有人会有异议，可惜那时还没有世界富豪名人榜之选，如果有的话，叶祖意肯定名列其中，而且应是马来亚首富，那是因为根据他的孙子叶龙发说，他也不知道他祖父有多少的财产，只知道很多很多。

但是叶祖意的家族又如何与林苍佑有一段的恩怨？这也是许多人想知道的故事，我们下期再谈。

两个现象带来混淆

有两个现象，容易引起人们的混淆，我们不得不加以重视。其一是华团之中出现名字相似的组织而引起争议；其二是私立学府当中，人人都以“学院”冠而名之，以致在人们的印象中办“学院”如同开公司，说办就办，外人看来眼花撩乱，似乎“学院”如同大排档，应有尽有？

先说第一个现象是近年来引发的。由于新成立或新注册的社团，在中文取名上与原有的组织极为相似，引起对方的抗议而争执不休。我们先不评论为何会有这样的导因，但我们要关注的是起用相似“中文名”的用意。在既有的团体看来，这是搞对抗；在新组织的团体看来，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各做各的，有什么好抗议的？

本来，一个组织内闹矛盾和分化是在所难免的，选举时出现两个阵营也是常有的事，但选过后彼此要服膺民主的决定。若是动辄闹分裂也就失去民主的意义。

不过，我们也很难阻止不同帮派和不同派系的人另起炉灶，因为在民主的社会中，谁都有权利召集一批人申办新团体，而与原团体分道扬鏣，这在历史上已有过类似的情况。只是问题就出在申请注册时，概以马来文名或英文名为标准，至于中文如何取名，就非社团注册官的事。当申办成功后，中文的取名与原社团十分接近，甚至是同名同字，只是秩序倒转而已。

当法律以注册名为依据时，华团的争议就无时无了，也容易引起混淆。欣闻国内事务部副部长陈财和已关注此事以减少纷争。虽然我们无意争议谁是谁非的问题，但这样的做法是不幸和令人遗憾的。

第二个现象也是由来已久，那就是“学院”的名称已被滥用到十分严重的地步。除了“大学”（University）“大学院校”（University College）的名称不能随意套用外，举凡任何人注册一个教育单位，都可以在中文字上使用“学院”。因此一个小小的马来西亚，学院数目竟可达五六百间，真是达到人人都至少是学院生的阶段。

而事实上又非如此，我们曾被教育部（现在已有高等教育部之设）官员告知，若要申办College（学院），一定要有校园，有足够的条件，否则只能申办Institute。这之中的差别就在于一个必须有校园，另一个不需有校园（设在店屋也行）。可是那些没有校园的，在中文名上，又一概以“学院”冠之。教育当局全以国英文注册名看待，也就不管中文名如何称呼了。

抑有进者，冠上“学院”（中文字）后，又推出“双联课程”，又与海外大学挂拘，在形式上与正规的学院无异，也难怪在外人看来马来西亚的教育是何其的发达？待到所谓的“学院”出现问题时（货不对办），我们又将之归类为“个别现象”。

由于素质参差不齐，有人以“学院”为牟利工具，造成我国要立足成为区域教育中心受到一定程度的挫折。近年来情况令人堪虞。与我国要争取10万名中国学生前来留学的努力“背道而弛”。例如中国的朋友，在比较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院校后，宁可选择前者，即使要付高昂费用，也以子女教育为重。这就涉及信心的问题。

我们的教育结构无疑是开放性的，也鼓励私人办大专院校，但我们并没有重视中文字上的“滥用”，以致久而久之，人们对正规的学院也失去信心。

在这方面，真希望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翁诗杰进行整顿，力求私立院校按规矩办事，不要越轨和巧立名目，更不能滥用“学院”名称，否则混淆视听之余，受害的是马来西亚的教育宏愿。

许岳金回应说“内情”

许岳金从新加坡返槟后，就与我见面，回应我在272期《号外周报》的评论。在一个半钟头的谈话中，他首先对我的题目《许岳金大起大落》有意见。他说他是一步一步在政坛探出头来，不是乘直升机“大起”，他也不是一下子滑落而消失政坛，而是经过一番抗争后才急流勇退，因此在政治上他不是“大起大落”的人。

接着他爆出他之所以从政的“内幕”。那是1973年的时候，民政党元老黎敏悟（开修车厂，也修理许岳金的汽车而结识）邀他组织一批知识分子参加民政党。那时他在大英义学当数学主任，有稳固的收入。他当时是有机会接任中华中学校长职的。

不过，为了响应林苍佑的号召，他用整整一年的时间，邀得志同道合者经常在他宅中讨论政治问题。结果他们一批人（约百人）投入民政党，包括后来出任议员的庄森培（医生）、陈崇德（医生）及林兴智（大学生）等。

他回忆起被林苍佑传召他出任候选人时，就决定向政府辞教职。这是一条不归路，因为若竞选失败他就回不了头。很幸运的他在丹绒武雅州议席胜出。从那一刻开始，他一连三届担任丹绒武雅州议员。他在任期内，协助汉民及培华小学重建成功。

虽然他在政治上打出一片春天，但在党内却未能如愿以偿。在80年代初期被林苍佑劝告而打消与邱继圃争槟州主席。后来他要接替邱继圃留下的空缺，又遇陈锦华拦路。两次失之交臂，登不上槟州主席。

虽然他官位曾在80年代中期一度升上“代首席部长”，但煮熟的鸭子飞掉了。许岳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一位华社领袖告诉他，首席部长这个职位是“某某帮人”来做的。意味着不是某某帮的他将登不上大位，又有一位民政党元老曾这样问他：你认为某某人是否适合当行政议员。言下之意又暗示“爱人若结婚了，新郎不是他”。

果然不幸而言中，他在1986年未再派出任州候选人，而是被调往攻打升旗山国席（当时被执政党视为黑区）。他说，他一生中没有做对不起林苍佑的事，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被调打国席？后来在折衷下，他的原有州议席由他选派候选人，他就选其妻舅邱武扬上阵。这种安排意味着“他的自己人”随时会让他重回州议会。可是当他在升旗山国席失败后，并没有被安排参加补选，他也只好认命了（过后许岳金过档马华公会，在1990年被派攻打峇央峇汝国席，又再铩羽而归）。

对此，他坚决否认在担任代首席部长时有“出位的动作”。他激动地说，这是制造舆论来排斥他。他是按规距担任代首席部长，自然也接近民间组织，并没有什么“计谋”在内。因此说他“出位”是“无中生有”的事。他不否认党内有一股势力把他挤出政治核心。他十分遗憾的是丹绒武雅是他起家的地方，而丹绒武雅后来却成为他“永远的伤痛”。因为他认为在他任期内，对丹绒武雅的发展与改造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成为他的稳固的地盘。

许岳金有其才华又是一个不认命的人。但他官运不济却又是改变不了的现实。我记得有一次，大约是1986年大选后，我的香港老朋友燕青（刘乃济）来到槟城（如果没记错，应是1988年）在我的安排下，与许岳金有个聚会。当时刘乃济为他“相命”，说他“官运已不再”，替他惋惜，但许岳金不信邪，接下来在1990年及1995年再参加竞选，结果翻不了身。

许岳金告诉我，在90年代他办教育时，曾给首相马哈迪写了长信，建议把马来西亚发展成区域教育中心，后来又再写一封信，提出这是一条可行的道路，他尤其看重来自中国的学生会以马来西亚作为“跳板”，再到西方大学深造。可惜的是马来西亚在这方面的努力未能达到指标。

他又向我透露，去年安华出狱后，有与他会面，他送了一本书给安华，是外国人写中国的──《巨龙──中国的未来》（Big Dragon – The Future Of China）。他也告诉安华若要重返政坛，有必要作出决心，不能有含糊的态度。

我记得，1988年安华出事后，曾透过其原任政治秘书曼梳奥斯曼博士（安华有两位政治秘书，另一位是依桑，因为安华是副首相兼财长）“寻找” 许岳金来领导槟州，但此事没有下文。

已经退稳政坛的许岳金也就与安华的公正党擦身而过，如今的许岳金已不参政，但仍不断“论政”。他现在是新加坡大公司的企业顾问，专门在中国开拓市场。这就是今日的许岳金。政治对他而言已不再激情，但他留下一句话：从政者，要有立功，立德及立言的意志，否则就不能成大器。不过他也举列世界伟人不一定从政，也一样能为后世“立言”。

台上和台下的马哈迪

这些日子来，前首相马哈迪对政府的政策和措施有较尖锐的批评，他甚至抱怨一些主流媒体未能广泛报导他的言论，因而通过公开或私下的约见整批人或小部份人，抒发他的心中的不快。由于他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他的言论很快就有光盘或在互联网上流传，而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也报导有关的言论。

由于这一连串的动作，我们不得不对这位前首相重新审视，竟而感觉到他仍然没有改变他一贯的口快心直的性格，即使因此“得罪”了别人，他也认为他有说话的权利，而且他坚持地认为他的批评是具建设性的，没有无的放矢。

因为“两个” 马哈迪，一个是在“台上”的，另一个是在“台下”的，终于反射出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也继承了西方的传统。那就是当你在位时，你可翻云覆雨，一句话足以让大地震动；当你不在位时，你就是一位尊贵的平民，可以畅所欲言，但已不能左右大局了。两种强烈的对照，反映出民主政治的现实性。今日的马哈迪，正强烈地感受到“不在其位，难谋其政”的滋味。

虽然有记者问他希望历史如何评价他时作出回应最好把他给忘记掉，但历史不能抹掉，也绝不会把他给忘记。毕竟在位22年的首相，把马来西亚变成一个世界知名的国家，他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他让马来西亚这个小国扬名国际，敢于和大国顶撞（如反对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又敢突破和创新（如建新机场，南北大道和设立多媒体超级走廊等），也在第三世界取得领导地位（如成为不结盟运动的主办国和当任主席及世界回教国家的主办国和当任主席）。

当然他在任期间，也有过争议性的大型计划未能取得绩效，如栢华惹钢铁公司，但马哈迪认为是执行者的失策，并非计划欠佳。又如目前又陷入困境的普腾国家汽车公司，马哈迪也认为它是国人的一项骄傲，但不知为何今天会变成这样？他虽然没有推诿应负的责任，但他依然认为他已尽心为国家的繁荣与进步付出努力，所有的计划都是有前瞻性的。只是日理万机的他不可能事事监督推行的过程与间中的事故。有些计划未能如愿以偿也不是他所能测知的。

对于马哈迪，也许他没有察觉到，当他在位时，人人对他又敬又畏，凡事以他马首是瞻，又那敢插嘴或提出批评的意见，即便有，也是“咖啡店”的“论政”。当他下台后他也许又发现到“咖啡店”的“论政”也是一种乐趣，无需媒体大作文章。其实在这世界上，“新闻自由”是没有绝对的标准，它也会施用在马哈迪的身上，以致连他也须要通过另外的渠道来抒发政见。这所谓的“另外渠道”自然比咖啡店论政高一级，应拜高科技之赐，他甚至可以自由地设立个人网站。

无论如何，台下的马哈迪是比较可爱的，他可享受普通人拥有的权利（虽然比起当首相时有天壤之别，但仍然是尊贵的平民百姓，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新闻），可以通过种种途经全面地表达个人的观点与批评，这使我们想起“513”事件后，他敢于挑战时任首相东姑的豪情壮语，最终改变了政局，也改变了他的政运。更因他的出位和胆识，在80年代造就了一位政治伟人，铸造了今日的马来西亚。如今他又回到台下作一名热情的观众，又让我们看到马哈迪真情告白的一面。台上和台下的马哈迪，真是判若两人，但我喜欢台下的马哈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