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政治的演变

究竟从什么时候起，种族政治已开始萌芽？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马来亚出现了以种族为主导的政党，但它们并没有刻意渲染种族政治，更没有利用政党来排斥其它种族。例如战后分别出现的马来国民党（或称之为马来民族党）及马来亚民族同盟党，在组织上有种族之归纳，但推行的政纲具以马来亚争取独立和推动民族主义运动（解放运动）为主导，因而在英国殖民地眼中它们被划分为倾左的政党，而不是种族性政党。正因为这样，英国在1948年迫使马来亚民主同盟党（总部在新加坡）自我停止操作，较后也逮捕其积极活跃份子，指他们有亲共的倾向。同样的，在1950年被查闭的马来国民党也被指被共党渗透。这就是说，英国检验政党的尺码是以共党（包括亲共和容共）和非共党为准则。

至于在1946年成立的巫统，它最初喊出马来人大团结的目的是为了反对英国在同年准备推行马来邦联（Malayan Union）政制。这个政党是由拿督翁发起的。他以其高尚的地位（时任柔佛州署理州务大臣）及其亲英态度取得了英国人的信任，被视为非共政党。英国也就乐意与之合作，在1948年初，达成“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其用意是要争取一方来压制另一方（左翼力量），马共也因此在这一年中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就在拿督翁取得胜利后（促使英国与之合作维护苏丹地位与马来人特权），他所思的下一个步骤不是走种族主义路线，而是力促巫统打开门户，容纳非马来人入党。因为他期望成为全民的国家领导人（他的野心是要在国家独立之后成为全民的首相）。不料他的建议受到巫统党内其它人士的反对，也就无法被接纳。在愤怒之下，他于1951年离开巫统另立马来亚独立党，较后又改名为“马来亚国家党”（Parti Negara）。这个政党虽然以马来人为主，但也收容其它种族在内。例如马华公会创党人陈祯禄也受邀为此党主持开幕，并一度倾向拿督翁；又如槟城的橡胶大王连裕祥一度是这个党的副主席。

可惜的是，在1955年（独立前）的走向自治普选时，拿督翁的国家党一败涂地。崛起的是以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的联盟。由于局势的转变，拿督翁大权旁落（原本大选前他是英殖民政府内阁中的内政部长），东姑阿都拉曼（1951年取代拿督翁成为巫统主席）成为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两年之后，马来亚独立，东姑升任首相，内阁部长尽是联盟成员。

由于这一格局形成，马来亚开始了以种族为归类的政党，在分化下又整合。但这个整合是上层的合作，中下层仍然是“个自发展”和各自表态。

如果拿督翁当年成功让巫统开放门户，则我国的政治历史也许会改写。他的失败也判定我国种族政治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尽管如此，以三党合成的联盟，也不能过于明显的打种族牌，而是打发展牌及和平共处牌。因为联盟的敌对党，尤其是社阵（独立日时，由左翼的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打的是社会主义牌，以有别于联盟打出的资本主义牌。于是形成了左右派之争而不是种族之争，即便是打出宗教牌的回教党，也不是打出种族牌而是走如同印度尼西亚的“纳沙贡”路线（所谓纳沙贡是指宗教、民族主义和容共的三结合）。这是因为领导回教党的巴哈鲁丁医生（原是被查禁的马来国民党领袖，也一度与波斯达合创人民党，直到1956年被回教党请过当党主席）具有左倾的社会主义思想。
经过1959年的大选后，仍然没有明显的种族政治在主导政治。在执政党一边努力维持三党的合作，在反对党一边则努力表现出其多元性。比如走左翼路线的劳工党，便推出马来人依萨为主席。又比如后来从马华分裂出来的民主联合党（1961年）也是推出再邦阿比汀（原拿督翁的战友之一）为主席。还有在1965年蜕变成民主行动党（原属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分流）的领袖也是以印度人蒂凡那为主导。凡此种种让我们看到不论是执政党或在野党，都意识到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1963年成立）是多元种族社会，搞种族政治是行不通的。

不过，1969年的大选结果，却成了我国政治的分水岭。换句话说，惨痛的“513”种族冲突的悲剧终于使到政治大洗牌。巫统的权力的转移（由东姑到敦拉萨）和全面的主导政府不但突显了马来人决定维护政治领导权，也决心提高马来人的经济地位。新经济政策的出台和其它政策的推行也就接踵而来了。在新的政治冲击下，所谓左右派的斗争已划上句号，也没有再强调阶级斗争了。
每个政党，包括执政党成员及反对党都因政治形势的逆转而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走向族群政治。
族群政治一旦被渲染开来，它意味着每一个政党都努力守住自身的族群势力范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直在慨叹国家独立近五十年来，种族政治还是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