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模糊了历史真相

十二月份，“纪念碑”成了争议性的大课题。起因于新闻部长再努丁指有关“纪念碑”的竖立是为了“纪念共产党”。他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纪念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大马的首号敌人”。他也认为“这样的行动将威胁人民的团结，也显示他们对国家将在明年迎接独立50周年纪念不敏感”。

接着下来，建碑工委会及华团和对历史有认识的人炮轰再努丁，引发了一场口水战，纷纷指责再努丁“出言不逊”，伤及华社的情感，也抹杀了史实。

虽然再努丁认为争议已告一段落，但他并不认为他的看法是不对的。换句话说，他坚持他的“观点和立场”。所幸的是，直到目前为止，其它高官包括巫统高层在内并不介入此项纷争。因此若无意外事故，争议或可告一段落。

不过，我们认为这场争议是值得关注和需要厘清真义的，因为在争辩的过程中，也有的言论“乖离”了史实而在间接上也加入了反共的行列，致使整个事件被混淆而模糊起来。

首先，再努丁是站在“反共的立场”看待事件；其次他是从偏执的观点来演绎这一段历史。因此他不能苟同对“共产党”人有任何的纪念。

表面上看来，再努丁的言论“符合了国家的反共政策”，因而显得理直气壮否定“共产党对建国的贡献”。当这一棋子将过来时，反击他的言论也就有人从一个“非共”或甚言“反共”的角度来演绎历史。于是出现了“抗日军非共产党人”，“抗日军不等同马共”，而是要从两者之间“切刈开来”。

如果言论再继续发酵，有意或无意问的“认同”了“抗日是爱国的”，“马共是暴力的”，那么整个基调也就变成“马共有罪，抗日无罪”，而纪念碑是纪念“抗日的，与马共无关”。若是这样的话，也就在解释历史事件上，某些“反驳”言论不期然的变成了“反共合唱团”的和音了。这样一来，再努丁就无需要再辩论了，因为在他看来，其它人与他的“反共”主场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

针对这一段历史，我们不能因为争议或有顾虑或偏向一方来自我诠释和自我解释。它的来龙去脉应该是这样的：

20世纪初时，先是孙中山把“革命”（民族解放）的思潮引进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使到国人，尤其是华人具有了政治斗争的意识。当1911年孙中山革命成功，推翻帝制后，在中国国内就孕育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差不多在1918到1925年间，马来亚就有一批人（从中国南来）借办报之名鼓吹无政府主义思想。结果在这之后有了马共的雏型政治组织的出现，以新加坡为大本营。1930年马共在森美兰成立，从此揭开它与英殖民政府的斗争。在那个年代，马共（倾向中共）也与国民党有不同的意识斗争。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爆发抗日战争之后。国共两党不仅在中国联合抗日，也在海外联手（尤其是马来亚）抗日。当时的口号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于是“抗日卫马”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运动。陈嘉庚在抗日年代（1938年）成立的“南侨总会”就是马新抗日的一个具体实例。这种不分左右的抗日大大地提高了马来亚人民的政治醒觉。与此同时，马来民族份子也不落人后组织起来，参加抗英活动。波斯达曼领导的马来青年同盟（KMM）即为一例。

1942年日本侵占马新之后，全面压制政治活动，英军则不战而弃。在日蝗军眼中，华人因为直接抗日（不论是在中国或海外）是日本的头号敌人，必须除之而后快。

日军国主义也采取分化政策，一方面教唆印度人仇英，以争取印度的独立，另一方面又拉拢马来人加入其服务机关。对于华人，有收买成为汉奸的，有软硬兼施迫他们就范的，也有对抗日份子进行杀无赦的，造成血案无数，罄竹难书。

在日本残暴的统治下，当时唯一对日本有威胁的是马共，它组成了“人民抗日军”，号召全民抗日，也在森林进行武装斗争。因此“人民抗日军”也就成了马共的武装单位和先锋队伍。一部分有左派思想的马来民族主义份子也参加抗日行列。但总体来说，马共和抗日军在当时是一体的，不是一分为二。再说，那个年代国民党也认同抗日，并承认和接受马共主导的一切抗日活动。1943年英军意识到只有马共有能力抗衡日本军，也就秘密与马共结盟。换句话说，马共成了抗日阵线的领导者，英军介入其中，形成一股反法西斯的洪流。

1945年日本投降，马共一度成为政治主流，但很快的重临的英军又再成为主流，在“招降”马共不成功后，它也采用了武力与马共进行正面的交锋。在这之后，英殖民政府决心扶持一股反共的力量，包括组织政党来分化与瓦解马共的斗争。但这是战后的一段历史，与战前和战时的历史是一分为二的。战时英军和马共是连成一气的，领导全民抗日（到了战后才分道扬镳，各树旗帜）。因此我们应针对战时的一段历史来演绎“纪念碑”的意义，无需牵扯战后政局的改变与所谓“反共与亲共”的斗争。

其一，“九一烈士纪念碑”是为了纪念于1943年被日军在黑风洞打死的马共领导人。他们是因抗日而牺牲的。

其二，“马来亚各民族抗日英雄纪念碑”是一个用以纪念在日治时期不幸牺牲的抗日份子。这是无名英雄纪念碑，也没有人可以算出多少抗日份子死在日本的暴政底下。但根据非正式的统计，日治时期被日本杀害的人民不下15万人，也有人说远远超过这个数目，或三四十万。无论如何，历史对死难的数目也无法统计和交代。总之杀人如麻的日本蝗军对马新人民造成的伤害非笔墨所能形容。因此在今天来纪念这一大批的无名战士也就是对死者“以死卫国”的一种“以慰在天之灵”的表现。
当然这里头也有马共份子在内，也有马共的主导因素。但这是历史，我们要承认它的存在，即使1989年政府与马共和解，也不刻意否定它们在特定时期的“贡献”，特别是在抗日的年代，均有史实为证。

既然这是历史的一部分（其实今天来说，马共也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和不明显记忆的一部分），我们又何须用战后或随之而后的“反共立场”来诠释历史？退一步来说，即使纪念碑有所说的影子，也是历史的产物。因为那个时期也只有马共在领导人民抗日。除非，我们“接受”日本侵略有理，否则任何人都应尊重历史来否定日本的侵略和纪念反法西斯的斗士。不能因为有马共份子就否定一切。
不论是反共的，非共的，都得将历史的年代和事件分清楚，再努丁可以坚持其反共立场，但他不能对历史作影射性与笼统的解释。

同样的，与再努丁争辩的过程中，也不要强行把历史二合为一，这会越说越离题而与事实不符。从政人士使用政治功利主义的立场来争分在这课题上也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