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部长的情意结

首先我们必须确定首席部长是公职，是国家宪法明文规定的“公产”，不是属于“私产”。在民主的体制下，由胜利的一方决定。这就是说，首席部长的人选是由执政党推荐的。目前因为许子根当上民政代主席，极可能上京，因此有关谁将出任下一届槟州首席部长的争议才甚嚣尘上。

就历史演变而言，槟州首席部长职在1957年国家独立时，因为属于联盟执政，而当时的首相考虑到槟州的特殊情况和以华人居多，就交给马华推荐人选。原本最具资格的是首席议员林苍佑，但他没有接受东姑的“指定”，反而经过联盟会议，推出王保尼而取得多数票。事先并没有人想到王保尼会冒出头来。

同样的，在1969年大选，因林苍佑领导的民政党取得槟州执政权，王保尼才把棒子交回其“政治师父”林苍佑，但先决条件是林苍佑的党胜出，不是王保尼私相授受的。换句话说，事先谁能知道林苍佑会上台执政？

再下来，1990年的大选，林苍佑不幸落马。虽然国阵以19席对行动党14席仍然执政，但谁将出任首席部长仍是个未定之数。因为林苍佑没有指定也不可能指定接班人。其一他没想到他会落选；其二他不知道民政能保有多少席？

如果当年巫统以12席（民政只7席，马华铩羽而归），选出其议员当首席部长，民政会无话可说，华社也无可奈何。但马哈迪首相考虑到槟州的独特环境，交给民政党推荐人选。这之中许子根不是首选，反而吴清德以中央副部长的身份成了首选。可是最后民政党中委另有结论，才启开了许子根的年代。这就是说，接班人不是刻意选定的，而是因势利导浮出枱面的。

自此之后的三届大选，国阵内的华基政党的候选人都纷纷告捷；民主行动党却一蹶不振，理由是华人不再拿“华人主导政权”作“赌注”，而是希望保住这最后堡垒，这是华人情愿结的最大发酵。不过华人也不是否定反对党，而是让它在国会中保住优势（综观此三届大选，行动党在槟州的国会议员数目都比民政或马华为多，至少拥有4席）。槟州选民的政治智慧不是不求变，而是若求变得不偿失，不如不变，因为他们凭经验中判断行动党难以在马来选区中取得足够的席位上台执政。

正因为有此考量，就出现把未来的首席部长职盯在民政党的身上。在算来算去下，剩下丁福及谢宽泰成为热门人选。这是一种“想当然耳”的推论，但忽略了可能出现的变量，因此它不是科学的论断。

其一，民政党，尤其是许子根尚未推出“接班人”；其二巫统也有意推出首席部长人选。从“时机成熟论”到“轮任论”即为一例；其三大选的结果如何，谁也难以预料结局；特别是35岁以下的选民，没有经历1990年的变量，是不会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来作出判断。因此在目前谈论首席部长人选仅是一种参考，不是一种判断。如果我们要得到更好的“保证”，那就是反对党要在宣言中保证它的首席部长人选是华人，而执政的国阵也打出同样的牌子。不然的话，我们会陷入迷思而出现各种异论，包括谁做都一样，而可能忘记了推动多元文化和突显华人传统是需要一位洞悉各方民意的人来领导。沙巴的例子是值得槟州人民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