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大选前夕，董总主席郭全强代表华团向政府提出17点诉求，在政坛爆开成为当年最轰动的大件事，而郭全强也成为当红的主角。过后政府不能同意其中7点，又被撤回。郭全强成了又进又退的“夹心人”。在患得患失下，他的无奈也显示他的突而不破，褒贬兼而有之。
郭全强1930年出生于昔加末，1941年日军南侵，举家移居中国。在广西及西川受完中学教育，1948年进入北京大学政治系。1949年转到湖南大学企业系，1952年毕业。1956年返马接管父亲业务及后染指锡矿业和屋业发展等。
他迟至80年代才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先担任居銮中华工商总会会长，海南会馆会长，后在1993年出任董总主席，开始他的华教长征。他是继林晃升和胡万铎后，另一位较有知名度的华教领导人。
从1993年起领导董总的他没有直接参与领导独大运动和面对茅草运动，也没有经历“三结合”和“两线制”的斗争和挣扎。因此他不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
在担任董总主席期间（前后共12年）（在董总服务16年）有两项记录是他引以为傲的。其一是在任期间，将马来西亚的华校与中国的教育进行广泛的联系，因而在间接上也促成了中国对教育的开放，接纳马来西亚学生入读；又在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的国际教育（与西方大学接轨）也吸引了一些中国学生的到来。无形中加强了独中的信心，他自己也坦诚为独中引进了中国的新教育法。
其二是1997年催生了新纪元学院。同时董教总教育中心，新纪元教学大楼及学生宿舍大楼先后完成。他认为这给了中学生提供多一个升学管道。也许最令他刻骨铭心的是在1999年大选前，以他为首的“马来西亚华团诉求工委会”于1999年8月16日向首相马哈迪递交了一份共十七点的诉求书，要求政府公平对待各族人民和消除种族政策；主张政府尊重民主人权；恢复司法独立；新闻自由；铲除贪污和关注弱势族群等的全民议题。它的主要点包括消弭种族偏见和歧视；废除土著与非土著之区务；扶弱政策的实施，不分肤色、出身及宗教信仰；恢复地方政府选举；上议员应民选；废除内安法令；废除“种族固打制；私营化计划应公开招标；制订反垄断法令；修订“1996年教育法令”，放弃宏愿小学计划；承认独中统考文凭，允许增办独中；废除报章每年更新出版准证（KDN）的有关条例；设立调 查庭调查警方滥权等等。
在董总带头，另12个具规模性的社团联合发起下，总共有2095个团体签署了诉求文件。这一爆炸性的文件成了大选的最热门课题。
1999年9月23日诉求工委会与马华总会长林良实、民政党主席林敬益，人联党刘贤镇及多位内阁部长进行对话，寻求支持。当时他们三个人代表内阁表示“原则上接纳”《华团大选诉求》。这是因为大选已近，政府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反对党方面，早已宣布全力支持。
接着在1999年11月29日举行全国大选，因安华效应震荡，国阵除拿不回吉兰丹政权外，也赔上丁加奴州政权，而且又让回教党的国会议员增至27席，回教党成了大赢家。公正党与行动党未有预期中的收获。国阵依然以2/3多数席执政。这就是说，诉求产生的效应在华社中虽不明显，但整体却伤及执政党的执政之根，也就引起严重的后遗症。
首相马哈迪在后来有一段这样的评语：“1999年大选前，国阵因担心失去华人选票，才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原则上接受华团提出的17点大选诉求，这是一项“要挟”行动，逼使政府不采取强硬的立场。这是不合理的诉求，可是我们被逼。”
也就是因为国阵在大选前“默认”或“勉为其难接受”，以致它在大选中并未失去华人的选票，但不等于国阵政府可以忘记，这更是马哈迪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也就在2000成为风暴的引药。
我们有必要对“诉求”提出的背景和后来事件的演变作一个交待。因为它是国家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1.1969年“513”事件过后，政府推出新经济政策，也就有了土著和非土著之分。许多公共企业公司和代理机构应运而生。接着，“工业协调法令”推出，规定一定规模的企业，要有30%土著参与权；大学收生出现固打制等。政府宣称要扶助马来人改善经济，以达致“重组社会，消除贫穷”的两大目标。
2.1971年“国家文化大会”认为应以土著文化为国家文化的根基。以后，政府发出指南，要求在各方面表现出国家文化，也不鼓励其它形式的文化，包括舞狮在内。
3.1983年3月27日，华社对时局的变化有了反应。13州的华人大会堂，商联会及董教总组成的“15华团”，在槟城华人大会堂内召开“全国华人文化大会”，接纳起草“国家文化备忘案”，并通过了《文化大会宣言》和8项提案。
提案中包括成立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华研），设置在雪大会堂内，它的任务就是起草宣言和国家文化备忘录。
1985年，“宣言”发表，也向首相提呈《国家文化备忘录》，提出华人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中的诉求。涉及面甚广，但中心点是要求以公民自由权利，以平等和基本民主权利的共同普世目标为根基。其中包括关注“土著利益至上”，种族偏差和自由民主被侵蚀的忧虑 。因而要求言论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讉责任何形式的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和宗教狂热行为；反对固打分配则，主张经济自由；鼓励中庸，容忍、谅解和礼让精神；反对土著与非土著之分；国家文化是各民族群文化的总和；反对一种语文，一个教育制度的政策；废除大学招生‘固打制’等等。
除了原有的15个华团外，又加地缘性、业缘性和校友性的团体，总共27个代表性团体发出联合宣言。
紧接下来，15个华团在1986年1月初，决成立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CRC）。它的目标是“实践大马27个全国性华团的联合宣言。不久，雪兰莪，柔佛，马六甲及森美兰等地也成立了州际的民权委员会。直到今天，雪华堂的民权委员会仍然存在和活跃。
1986年大选，此《宣言》荡起涟漪，以致行动党的“丹绒一役”在槟城取得突破，一口气夺下10个州议席。
1987年发生“茅草行动”，政府进行大逮捕。
1990年，以林晃升为首一批华教人士参加行动党，被形容为“民权起义”。行动党夺下槟州14个州议席，差点（少3席）执政。
1995年后，这批民权人士相继退出行动党，包括柯嘉逊，李万千，饶仁义等人。
1998年发生安华被革职大事件，掀起“烈火莫熄”街头斗争，政府进行镇压。
1999年，在郭全强领导下，有了“诉求”备忘录。综观其历史背景，不难发现它其实是延伸自1985年的“文化宣言”和“文化备忘录”，大致内容不变，所变的是领导人不同。在80年代中期的领导人是雪华堂主席【1987-1990】张景良，他也是“堂联”（华总）筹委会主席。在90年代初期改成林玉静领导；到了1999年改由郭全强领导华团诉求。
这三者之间有一个分界线，即张景良被民权份子誉为“铁铮铮的民族风骨的领导人（2006年逝世）”；林玉静则被形容为“协商型的代言人”，把民权索求转向；郭全强则是介于两者之间，既要重振“民权雄风”，又要面对现实压力。因为大选过后，政府已开始“秋后算账”，认为“诉求”有“要挟”之嫌。于是在2000年8月国庆前，巫青有要求撤回“诉求”。双方紧张关系升温。国庆前夕，首相马哈迪斥“诉求”挑起情绪，行为如“共产党及奥玛乌纳回教极端份子。”
在压力下“诉求工委会”于2001年正月与巫青达致和解，同意撤消诉求中的七项涉及土著特别地位的争议性环节（按诉求共17点，有83项环节。除了七项环节“搁置”外，其余76项则不起过大的争议）。当时的副首相阿都拉形容为“全国人民的胜利”，为“诉求”事件划上句号。
虽然郭全强的“妥协”被民权份子如李万千和柯嘉逊所不认同，指为“协商性的领导方式”，与民权份子渐行渐远，但郭全强仍然坚持董教总要与巫统对话以解决问题。
当郭全强于2003年从董总退下来后，就由叶新田上位了。他则是在郭全强路线和民权运动之间在寻找出路。
这就是说，郭全强有林晃升的精神，但也有林玉静的思路，两者形成一个新的领导心态，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华团在困境中的挣扎与求存。
郭全强1930年出生于昔加末，1941年日军南侵，举家移居中国。在广西及西川受完中学教育，1948年进入北京大学政治系。1949年转到湖南大学企业系，1952年毕业。1956年返马接管父亲业务及后染指锡矿业和屋业发展等。
他迟至80年代才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先担任居銮中华工商总会会长，海南会馆会长，后在1993年出任董总主席，开始他的华教长征。他是继林晃升和胡万铎后，另一位较有知名度的华教领导人。
从1993年起领导董总的他没有直接参与领导独大运动和面对茅草运动，也没有经历“三结合”和“两线制”的斗争和挣扎。因此他不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
在担任董总主席期间（前后共12年）（在董总服务16年）有两项记录是他引以为傲的。其一是在任期间，将马来西亚的华校与中国的教育进行广泛的联系，因而在间接上也促成了中国对教育的开放，接纳马来西亚学生入读；又在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的国际教育（与西方大学接轨）也吸引了一些中国学生的到来。无形中加强了独中的信心，他自己也坦诚为独中引进了中国的新教育法。
其二是1997年催生了新纪元学院。同时董教总教育中心，新纪元教学大楼及学生宿舍大楼先后完成。他认为这给了中学生提供多一个升学管道。也许最令他刻骨铭心的是在1999年大选前，以他为首的“马来西亚华团诉求工委会”于1999年8月16日向首相马哈迪递交了一份共十七点的诉求书，要求政府公平对待各族人民和消除种族政策；主张政府尊重民主人权；恢复司法独立；新闻自由；铲除贪污和关注弱势族群等的全民议题。它的主要点包括消弭种族偏见和歧视；废除土著与非土著之区务；扶弱政策的实施，不分肤色、出身及宗教信仰；恢复地方政府选举；上议员应民选；废除内安法令；废除“种族固打制；私营化计划应公开招标；制订反垄断法令；修订“1996年教育法令”，放弃宏愿小学计划；承认独中统考文凭，允许增办独中；废除报章每年更新出版准证（KDN）的有关条例；设立调 查庭调查警方滥权等等。
在董总带头，另12个具规模性的社团联合发起下，总共有2095个团体签署了诉求文件。这一爆炸性的文件成了大选的最热门课题。
1999年9月23日诉求工委会与马华总会长林良实、民政党主席林敬益，人联党刘贤镇及多位内阁部长进行对话，寻求支持。当时他们三个人代表内阁表示“原则上接纳”《华团大选诉求》。这是因为大选已近，政府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反对党方面，早已宣布全力支持。
接着在1999年11月29日举行全国大选，因安华效应震荡，国阵除拿不回吉兰丹政权外，也赔上丁加奴州政权，而且又让回教党的国会议员增至27席，回教党成了大赢家。公正党与行动党未有预期中的收获。国阵依然以2/3多数席执政。这就是说，诉求产生的效应在华社中虽不明显，但整体却伤及执政党的执政之根，也就引起严重的后遗症。
首相马哈迪在后来有一段这样的评语：“1999年大选前，国阵因担心失去华人选票，才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原则上接受华团提出的17点大选诉求，这是一项“要挟”行动，逼使政府不采取强硬的立场。这是不合理的诉求，可是我们被逼。”
也就是因为国阵在大选前“默认”或“勉为其难接受”，以致它在大选中并未失去华人的选票，但不等于国阵政府可以忘记，这更是马哈迪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也就在2000成为风暴的引药。
我们有必要对“诉求”提出的背景和后来事件的演变作一个交待。因为它是国家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1.1969年“513”事件过后，政府推出新经济政策，也就有了土著和非土著之分。许多公共企业公司和代理机构应运而生。接着，“工业协调法令”推出，规定一定规模的企业，要有30%土著参与权；大学收生出现固打制等。政府宣称要扶助马来人改善经济，以达致“重组社会，消除贫穷”的两大目标。
2.1971年“国家文化大会”认为应以土著文化为国家文化的根基。以后，政府发出指南，要求在各方面表现出国家文化，也不鼓励其它形式的文化，包括舞狮在内。
3.1983年3月27日，华社对时局的变化有了反应。13州的华人大会堂，商联会及董教总组成的“15华团”，在槟城华人大会堂内召开“全国华人文化大会”，接纳起草“国家文化备忘案”，并通过了《文化大会宣言》和8项提案。
提案中包括成立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华研），设置在雪大会堂内，它的任务就是起草宣言和国家文化备忘录。
1985年，“宣言”发表，也向首相提呈《国家文化备忘录》，提出华人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中的诉求。涉及面甚广，但中心点是要求以公民自由权利，以平等和基本民主权利的共同普世目标为根基。其中包括关注“土著利益至上”，种族偏差和自由民主被侵蚀的忧虑 。因而要求言论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讉责任何形式的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和宗教狂热行为；反对固打分配则，主张经济自由；鼓励中庸，容忍、谅解和礼让精神；反对土著与非土著之分；国家文化是各民族群文化的总和；反对一种语文，一个教育制度的政策；废除大学招生‘固打制’等等。
除了原有的15个华团外，又加地缘性、业缘性和校友性的团体，总共27个代表性团体发出联合宣言。
紧接下来，15个华团在1986年1月初，决成立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CRC）。它的目标是“实践大马27个全国性华团的联合宣言。不久，雪兰莪，柔佛，马六甲及森美兰等地也成立了州际的民权委员会。直到今天，雪华堂的民权委员会仍然存在和活跃。
1986年大选，此《宣言》荡起涟漪，以致行动党的“丹绒一役”在槟城取得突破，一口气夺下10个州议席。
1987年发生“茅草行动”，政府进行大逮捕。
1990年，以林晃升为首一批华教人士参加行动党，被形容为“民权起义”。行动党夺下槟州14个州议席，差点（少3席）执政。
1995年后，这批民权人士相继退出行动党，包括柯嘉逊，李万千，饶仁义等人。
1998年发生安华被革职大事件，掀起“烈火莫熄”街头斗争，政府进行镇压。
1999年，在郭全强领导下，有了“诉求”备忘录。综观其历史背景，不难发现它其实是延伸自1985年的“文化宣言”和“文化备忘录”，大致内容不变，所变的是领导人不同。在80年代中期的领导人是雪华堂主席【1987-1990】张景良，他也是“堂联”（华总）筹委会主席。在90年代初期改成林玉静领导；到了1999年改由郭全强领导华团诉求。
这三者之间有一个分界线，即张景良被民权份子誉为“铁铮铮的民族风骨的领导人（2006年逝世）”；林玉静则被形容为“协商型的代言人”，把民权索求转向；郭全强则是介于两者之间，既要重振“民权雄风”，又要面对现实压力。因为大选过后，政府已开始“秋后算账”，认为“诉求”有“要挟”之嫌。于是在2000年8月国庆前，巫青有要求撤回“诉求”。双方紧张关系升温。国庆前夕，首相马哈迪斥“诉求”挑起情绪，行为如“共产党及奥玛乌纳回教极端份子。”
在压力下“诉求工委会”于2001年正月与巫青达致和解，同意撤消诉求中的七项涉及土著特别地位的争议性环节（按诉求共17点，有83项环节。除了七项环节“搁置”外，其余76项则不起过大的争议）。当时的副首相阿都拉形容为“全国人民的胜利”，为“诉求”事件划上句号。
虽然郭全强的“妥协”被民权份子如李万千和柯嘉逊所不认同，指为“协商性的领导方式”，与民权份子渐行渐远，但郭全强仍然坚持董教总要与巫统对话以解决问题。
当郭全强于2003年从董总退下来后，就由叶新田上位了。他则是在郭全强路线和民权运动之间在寻找出路。
这就是说，郭全强有林晃升的精神，但也有林玉静的思路，两者形成一个新的领导心态，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华团在困境中的挣扎与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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