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鼓励写回忆录

李光耀罕有的向报社投函言论版，鼓励更多议员撰写回忆录。他认为不单是支持政府的，而且连反对行动党的国会议员，都应该把他们所见证历史也留给国人。

不过，他提醒写作者留给后人的回忆录，不要“歪曲历史”。

在这方面，他对马共领袖陈平的回忆录有所“重视”。因此他说他很敬重陈平，当陈平来到新加坡时，他有要求与他见面。但是他批评方壮璧的回忆录刻意回避史实，而“陈平就没有这样做”。

就此问题，我们先说回忆录，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写回忆录，而是要看这个人在当时的 社会中所产生的影响力；也只有少数人才享有这样的资格。

当然每个人都有本身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对历史的解读也包含了个人的主观思想在内。因此我们不能要求有关作者只有史实而没有史识；也不能强求写作者放弃其观点来迎合另一方的观点；更不能要求写作者自揭疮疤，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这就是说，我们读回忆录也必须用自己的分析和思考来吸收内容。因为作者本身也没有要求每个人接受他的说法和叙述。

不过有些伟人是没有动手写回忆录，而是由别人代笔或结合更多的人来完成所谓的传记。比如毛泽东就没有亲自写回忆录。最脍炙人口的是美国作家斯诺为他而写的《西行漫记》，在后来成为中国政治的经典之作。由此看来，伟人不必自己动笔也有人为他着书立传。当然也有人借写传记把毛泽东说得一无是处。

无论如何，对西方人来说，他们还是比较喜欢写回忆录的，他们的著作也就成为后来人研究伟人的最大依据。但不论是站在什么角度来问题，后人也是带有批判的精神来研究历史。这也是西方学者做学问的一个理论指导。

基于这一种精神，当李光耀在1998年及2000年先后出版他的两本回忆录巨著时，就出现了批判性的文章。这在学术领域中，是被允许也是被鼓励的。正因为这样，李光耀也欢迎反对行动党的人写他们的回忆录，以让后世有个参照，而比较那方的叙述比较客观。这在年轻的共和国来说，也算是开明的一步，毕竟有些历史事件不尽然收在档案中，而是存在人的脑海中。例如在中国文革结束后的许多年，我们也看到一个又一个回忆录的出版。这是时代变迁的结果，也是因为它不再敏感，可以当成历史问题来探讨。

基于同样的理由，相信李光耀的鼓励下，不久之后，新加坡会出现历史人物的回忆录。包括曾被李光耀监禁多年的林福寿（从行动党转成社阵）已表示将撰写回忆录。当然我们也期待被李光耀监禁得最久的社阵国会议员谢太宝（南大生）也有他的回忆录出版。

虽然历史是由胜利者来写，但在特定的环境下，失败者也同样能写他本身的历史。例如李光耀的回忆录中提到的几位著名左派领袖也有出版他们的回忆录。其中一位就是被李光耀形容为“全权代表”的马共一方领袖方壮璧；还有就是职工领袖方水双；曾任新加坡人民党领袖，一度是马来前锋报总编辑的赛札哈利都有回忆录对历史作回应。

比较可惜的是林清祥（一度是李光耀的强大对手，社阵秘书长）没有留下回忆录（逝世于1996年），但有人为他出版了《林清祥和他的时代》。这都是间接的，无法直接回应李光耀的回忆录。

最大的震撼是马共最高领袖陈平在2004年出版了回忆录，但他不是生活在新加坡，与李光耀隔了一层关系，以至于他的回忆录对李光耀的回忆录的回应不多，只有一小段有提及李光耀在1959年大选上台是靠左派扶持有以致之，并揭露马共曾埋下一名人员在李光耀身旁而未被察觉他已是马共的中坚份子。他没有对李光耀作出责难，但他预测李光耀在选举胜利后会对付马共。

李光耀没有否认这一点，所以他与陈平有了交谈，若他们的对话能被公布出来，就是另一个新的历史材料了（不知何时才是适当的时机）。

至于方壮璧的回忆录，虽有驳斥李光耀的回忆录对他的描述和批评，但显得数据不足，说词也不够清晰，以至被李光耀批评为“回避史实”。如果他能够查找更多数据（但他不是陈平，没有这样的条件到英国和澳洲查找资料），或许更有驳斥力度。不过，我们从他的回忆录中也窥见在那个“混淆不清”的局面中，马共所采取的战略是争取李光耀而不是排斥李光耀，至于后来的分道扬镳（60年代），已不是方壮璧所能“未卜先知”的了。

至于李光耀所提的另外一位马共领袖余柱业，也有人代他出版回忆录。内容则重在自身的流离生涯，并未与李光耀回忆录针锋相对。在这方面，李光耀似未逢敌手，大概也希望有人撰写“历史的另一面”，才提出希望更多人来写回忆录的建议。

只是，到目前为止，在史识和史实方面，也许陈平的回忆录可以和李光耀的回忆录并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