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50金》出版感言

《号外周报》为配合马来西亚建国50年，推出了一本精心设计“图文并兼”的杂志型的特辑专著，取名《大马50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未自己经手出版，而直接交由《生活出版社》料理，从编辑、排版、设计，到杀青面市。

我对封面的设计表示满意，它具有创意的引人入目，且一望即知是一本“人物志”的丛书。虽然主编胡锦昌在序文中有这么一段话“本书出版，文字贡献，全归作者功劳” 。但我不敢掠人之美，我要补充的是：应功归《号外周报》同人的全程投入，用心打造一本不惜功本的“以图取胜”的专辑，令人眼前一亮。原来文字经过包装与配上图片后，更是生动无比。不仅“望图生义”，而且将一些罕有的图片配搭其中，使得静的文字也跳跃其中。如果不是编者的功力到家，将不可能“制造”出这样的一本也许值得阅读与珍藏的“历史专辑”。因此作为文字工匠，我愿意与《号外周报》分享这一成果。

谈起撰文的经过，确实是始料未及的，有必要作一个交待。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的前同事，《号外》总编辑胡锦昌电邀撰写50年国庆人物篇，但因事务缠身又忙于论文答辩，未敢轻易“承接”，只好推到5月初时再行商议。当时我们两人讨论应该怎么写和写什么？如果是应景文章，则建国50年来，能入榜的人物太多了。而以这样的流水账的“交货”也没什么意义。其实，市场上早已有人写过人物志，更是厚厚的一本，可谓“大小通吃”。

最后我们敲定一年只写一个“风云人物”，而且要出位的和对国家社会有影响力的。可是当我在5月6日接下这个“任务”后，在搜集资料和动笔的过程中，才知道“言易行难”。因为我拥有的资料实在有限，而本身早已不在报馆工作，查找旧报章何其容易？

在这种窘境下，我请锦昌另请高人下笔，再不然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工”。但锦昌“坚持”不放弃，我只好勉为其难地根据年 代边收集资料边下笔，也就自然劳动《号外》协助查找和考核有关人物的重要事件和年代。

由于时间紧迫，我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完稿。在对人物的取舍上确面对困难与棘手，只能凭主观和客观的考察来“评选”。

“评选”的标准有二，其一是在独立50年来的每一年，以较为突出的人物为准则；其二是“上榜”的人物所作所为是可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焦点在于他在特定的年代，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同时也以对华社的冲击作为其中之一的考量。

但即便这样也带有主观性，沧海遗珠在所难免；上榜的也许具有这个“资格”，但不具备那个“条件”；不上榜的也不意味着他们非风云人物。

当然这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学术报告，只是对人对事作个评介与评价，它有“史识”，但不偏离“史实”。为了行文上的方便，不引用注脚，也不引经据典，而是以新闻工作者的角度对每个人物作概括性的表述，希望能起抛砖引玉作用，或给读者带来启示和参考；或给学者作为一种研究的索引。不过文中若有不当或失误之处，概由作者负起文责。

有必要交待的是：虽然是建国50年，但若从1957年到2007年，正好是51个年头，也就出现50＋1的人物。为了配合国庆50年，我们就称为50风云人物逐年数吧！

在这个前提下，我完全同意主编锦昌订下的主题：“一年一个风云人物，大马因他们而改变”。正因为他们的出现和在相关的年代做出了重大的言行，牵动人民的思维和导向，才使这个国家不论对内对外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因此说他们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格局和运程并不为过。

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但若没有英雄的出现或某一个人的扭转局面，人民仍然是属于被动的一群，除非被逼到走头无路。因此只有领袖的意志和思维，才是推动人民起而响应或起而反对或因而沉默或随波逐流的导因。这就是领袖在历史上的定位，正面的、负面的、顺应的、抗争的兼而有之。

至于领袖的产生，多数是时势造就的；但反过来，领袖也塑造了时势。他们和时势是两位一体的。这可以从50年来的风云人物的身上流露出来。

无论如何，我一生与文字打交道，写作不过是我的“本份”。确切而言，我仅是文字工作者。因为有了《号外》，才有《大马50金》的国庆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