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结合”(1982)到“两线制”(1990)是一场有规划的“秀才起义”(书生参政)的运动。带头的是董教总的领导人。事隔25年后,又有新一波的“书生参政”在政海中掀起,但这一次,没有组织带头,他们是一群“游勇散兵”。
如果说“三结合”与“两线制”对董教总是挫折与失望多过成功与喜悦,那么,这一次的“秀才起义”,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也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不论是过去或现在,我们都可以归纳为“知识分子”意图在闷局中通过政党政治为华社杀出一条新路。只是今时不同往昔。过去的是一群人在组织的召唤下,半推半就的企图改变政治生态。前有许子根、郭洙镇及王天庆为代表,董教总领导人倾巢而出为执政党(民政)站台;后有林晃升、柯嘉逊及李万千为代表,也是一股劲投身反对党的民主行动党。这样的转变政治舞台,及后来发生的争议与进进出出,竟然化成一本“华教政治教材”,引人省思。
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一批知识精英或从幕后走向前台参政;或抛掉“无党派”的衣装,改穿政党外套走向人群。他们不是在外来民间组织的号召下卷入政党政治,而是在各个政党的鼓励和游说下,凭着自己的政治判断,参加各自认同的华基政党。这不能不说是政治的新气象,但他们究竟是走回“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老路或“打进反对党,改革弊端”的“两党路线”,或另有创新?未能过早定论。
无论如何,我把这批“书生”归类为以下两大类。其一他至少是大学毕业的,在某个领域有突出表现或独当一面的,例如跻身成为大学讲师或教授或某个大企业的掌舵人,而成为被公认的精英份子。
其二是在参政前,通过互联网或报章或电视已建立起本身的“评论人”地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书生论政”。
对于第一种人,因为有了成就,自然有一种读书人的“傲气”或“傲骨”而不随波逐流,但一旦入党,约束也就随之而到,再也不能自以为是,而是要降尊纡贵深入民间来取得“政治光环”,因为在现代民主社会,科举制度下的“学而优则仕”已不存在。任何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都要接受选民的考验。
至于第二种人必须要深切了解“书生论政”和“书生参政”是两码事。前者可以畅所欲言,左右开弓;后者就已经自我标签,要以党的方向为依归。不论你喜欢与否,参政后角色就转换了,已不是“一支笔走天下”,而是要学习在政治大风大浪中争取人民的认同与支持。
虽然他们不是“三结合”与“两线制”的产物,但在形式上有“雷同之处”,都是“书生问政”,有“明星效应”。因此在献上我的祝福的同时,也希望他们吸取历史的教训,用新思维推动改革,避免事后引来批判连连。至于成功与否,让“易经”来告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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