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槟日报》“末代老板”林庆金

今年8月11日，与社会久违了的拿督林庆金庆祝85岁大寿。在此之前两天，他亲自打个电话要我一定参加，在意外之余，我欣然赴宴。之所以意外是因为自从1985年我离开他的《星槟日报》后，彼此就鲜有往来，而在1982年至1985年期间，我们几乎是每周会面一二次（我在60年代起，先后在《星洲日报》及《星槟日报》服务）。

那天晚上的宴席上，我举目四望，大多数是他的家庭成员，公司职员，惠安同乡，建筑业上的朋友。就是没有看到曾在报界上服务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他的报业属下的主管，除了我之外。
不过，有两位政坛退休大人物也出席祝寿宴，其一是前首席部长敦林苍佑伉俪；其二是曾任代首席部长的拿督许岳金。其它人是曾为他打理报社的曾是政治人物的顾兴光及拿督斯里祝清坤伉俪和他们的公子拿督祝友成也成为座上宾。

虽然说不上达官贵人，贤群毕至，但充满了温馨的气氛，因为他的成群儿孙围绕在他的身边，为他献上深深的祝福，林庆金老来并不寂寞。

不过，我们这位寿星公却有过一段“荣辱集一身”的历史。这话说来之长。我只简述他介入报业的“奇闻”。

之所以是奇闻，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在60岁那年（1983）正式入主《星槟日报》及《星洲日报》。在这之前，我所认识的林庆金是一名发展商和建筑商而成为千万富翁，他买的和卖的是“地皮”。可是他竟在1982年通过一名会计的推荐与介绍，一口气独资向胡氏家族买下这两份星系报业及其资产，耗资马币二千余万元，令人刮目相看。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介入报界？只是从报上闻及他收购两报时的一则声明说他愿为马来西亚文化事业尽一份力量。

为了打开这个谜，我在8月22日打一通电话与他聊起昔日往事。我问他为什么当时会大手笔买下报社，有什么目的？

答案是你想不到的。他说：“他当时想，印钞票和印报纸是同一码事。既然印钞票是犯法的，他何不通过合法的印报纸来赚钱，因为印报机也会印出花花绿绿的钞票。”

说到底，他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在另一方面，他认为报办除了可以赚钱外（这是他的会计师替他算下的是有利可图的企业），也可以让他跻身成为社会名人，既可服务社会，又可成为被尊重的人，何乐不为呢？

还有一个我们并不知道的原因是直到今天才由林庆金亲口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我在80年代是买卖地皮的高手，所有的管理土地的有权官员都是我的朋友，他们经常都会介绍我买地皮和卖地皮。在那个年代，除了骆文秀外，我就是第二个最会买卖地皮的人，你说我炒地皮也行。”

这话不假，他是靠地皮和建筑起家的。他这样说：“我在80年代初期在买卖地皮交易中，尤其是卖予陈群川在威省的地皮交易中，赚了一大笔钱，手上拥有的现金超过两千万元，足够买下两间报社。就这样，他就胆粗粗二话不说，也不与人合股而是独资承购下来（在我了解的过程，在成交前，林庆金是有过与友人商议合股事，但后来他改变初衷，因为他认为他有足够的资金成为“胡文虎第二”）。”

针对此事，他的长公子林汉民在宴席上向我说，当时其父亲执意要卷入文化界，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而身为儿子的他，只好替他张罗布署，包括向银行安排手续以完成交易，接着他出任两报的董事经理，而其父亲则担任董事主席。

他又说，年少的他，当时缺乏经验，不懂报纸的秘诀；同样的他的父亲读书不多，也是对报业似懂非懂。就这样一夜之间，林庆金名字响遍全马，一时风光无限。虽然林庆金的精明表现在有头有脑，也能读懂报纸的新闻，有时还发表个人对报业的憧憬，但在办报方面，他并不了解报社的错综复杂关系。多是凭眼睛和耳朵来作出判断。初时也算管用，因为他接管的是两份有看头的日报，收入可观。可惜他忽略了卖地皮和卖纸皮（卖报纸和广告）是两码事。前者是兴建数以千间的“静”的房屋，后者是如何管理数以千计“活”的属下。

不久之后，他又从陈群川的手上接下另一份具有历史的英文《亦果西报》（Straits Echo），将之置入《星槟日报》大厦中。这对增加负担（签订劳资合约）的《星槟日报》不啻是“雪上加霜”。他原以为中英文报业的资源可以共享共用以节省开支，没想到又不是那么一回事。

尽管他也派其家族成员入主三报，各司其职，又交叉管理，以便在财务上统筹统办，但到了1985年时他已意识到许多事烦心而不易解决；尤其是在财务上的周转出现困难。面对这种窘境，他咬紧牙根独木支撑，也向银行举借。当时倒没有听闻他有意改组或注入新股东的消息。这个时候，他才感觉到“高处不胜寒”的至理名言，随时会有不测之事发生。

果然在1986年《星槟日报》被银行接管，一周之内被迫停刊。接着在1987年9月，《星洲日报》又被银行接管。10月爆发“茅草行动”，政府大举逮捕百人之余，又宣布吊销《星洲日报》准证。这一连串的打击，对于林庆金来说，是始料未及的“跌入深渊”。再下来发生了林庆金被判入穷籍，直到90年代才脱离穷籍。他向我说，过去的10年（1982-1992）如同一场恶梦，弄得他身败名裂：今天的他，则是无债一身轻，又恢复成为一名“快乐的自由人”。但他失去的已弥补不回来了，尤其是《星洲日报》，已被后来入主的丹斯里张晓卿改写历史成为今日的第一华文大报。

林庆金对往事是不堪回首的：“我原以为报办会带来利润，至少不赚钱也亏不到那里去。可是陷入之后，却不是么一回事。员工的增加和劳资协议大大加重报社的负担，主管的人经常要钱买纸张印报，回流却不足应付银行的 L/C （信用证），债务也就越来越多。此时他领悟到原来印报纸不是印钞票。更有一件令我十分气愤的事是多年后才被人告知，原来北马有个小地方，代理也不大理业务，但每天都收到50份报纸，一年之余也没有人向他收账。这真是莫名其妙而啼笑皆非。因此他认为管理失当也是他的致命伤之一。”

就这样，一生跌岩起伏的林庆金竟因报办成为那个时代的悲剧人物。而他也没想到会成了《星槟日报》的“末代老板”。如果历史可以重来，我问林庆金，你还要不要办报？他说，“打死我也不要再与报业扯上关系。”可是天下是没有后悔药可吃的，林庆金也没有例外，言下之余，似乎是“早知如此，不该当初”！

林庆金的故事太长了，就此暂时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