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林苍佑与林建寿同属于林氏宗亲,但在政治上他们是不咬弦的一对,而且已经达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僵局(对林建寿的逝世,林苍佑一语不发)。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是将这两人的政治历程作一个比较,就不难窥见个人成见之深远远大于意识形态的斗争。
林苍佑生于1919年,比林建寿年长3岁,也比林建寿更早踏足政坛。
林苍佑在1950年被委为槟州立法议员;1951年成立急进党;1954年加入马华公会;1958年成为马华公会总会长;1961年退出马华;同年成立民主联合党;1968年参与创立民政党并解散民联党;1969年出任槟州首席部长直到1990年退隐政坛。在1971年到1980年担任民政党主席。
林建寿在1956年加入劳工党;1957年参与成立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的组合),且出任总秘书;1958年当选市议员;1959年当选国会议员;1966年补选中当选阿依淡州议员;1969年响应劳工党“杯葛”大选;1975年加入马华公会;1977年被委为马华槟州联委会主席;1980年在国阵(马华旗下)的一场补选中当选槟州彭加兰哥打区州议员;1982年大选在原区上阵败下阵来;1985年马华党争结束后退隐政坛。
从上面看来,林苍佑和林建寿曾经同是反对党人,为什么不能合作呢?还有他们也曾是同属执政党人,为什么又明争暗斗呢?有趣的是他们两人竟一先一后成为马华领袖,却又是那么阴差阳错而使两个人凑合不到一块。这里肯定出了问题,但问题在那里呢?
故事应该从50年代写起。当林苍佑投身马华公会的时候,林建寿也在不久投身劳工党。站在不同的政党而相互抨击乃是理所当然。1958年林苍佑初任马华总会长时,林建寿已是社阵的总秘书,彼此在意识形态上有所针锋相。因为马华属于右派,走的是资本主义的道路;社阵属于左派,走的是社会主义的道路。
本来当林苍佑在1961年正式退出马华公会,另组民主联合党的时候,已是属于反对党人,与林建寿领导的社阵有可能携手合作来抗衡联盟,但事实并非如此,社阵并不认同民联党是同一路人;林建寿也把林苍佑视为“眼中钉”。换句话说,“一山难容二虎”(指反对党阵营内,尤其是在槟州方面,只能有一位领袖,不能有双盟主),也埋下双林的交锋。
果然林建寿率先向林苍佑开炮。除了形容林苍佑是“华人沙文主义者”外,更指责民联党“玩弄华人的情绪”。他也指责民联党是非社会主义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结构中保护资本主义者的生存”。因而他判定反对党组成反联盟阵线是不可能的(参阅《马来亚劳工党文献汇编》)。
在林建寿借左翼平台对林苍佑展开攻击之后,林苍佑的反击是另类手法。他不在言论上唇枪舌战,而是静悄悄地布署一挫林建寿的锐气。
1963年的乔治市议会选举,林苍佑刻意安排一个人专门挑林建寿的市议会选区甘榜曼吉狠打。这个人就是后来成为林苍佑左右手的郑耀林。
其原委是这样的﹕林苍佑要找一位有勇气面对林建寿的人。有人向他推举名不见经传的小商人郑耀林。在仰慕林苍佑下,他加入民联党,且接纳上阵打林建寿。
但小刀又如何锯大树呢?一个是反对党红人,且又是国会议员;一个是小人物,是人民不认识的初生之犊。经过林苍佑的授招,郑耀林在提名后每天提着公文包,在选区内逐一登门拜访。他的诚意感动了许多选民。虽然郑耀林不相信自己会打败林建寿,但林苍佑比他更具信心,他相信巨人会有倒下的一天。
尽管民联党也派足15名候选人向联盟和社阵下战书,但林苍佑的目的不是要从社阵手上夺过执政权,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他的最大的目的是要使林建寿蒙羞,而不再开口闭口把林苍佑抨击得一无是处。因此与其说是民联打社阵,不如说是林苍佑借“刀”杀林建寿一个措手不及。
结果也真的出现奇迹,开票当晚(经过三次算票),郑耀林以34张多数票击败林建寿,一时之间成为报章的重大新闻。郑耀林总算为林苍佑出一口怨气。从此他在政坛上走向青云路。事实上民联党也只有郑耀林一人当选。即便如此,也是林苍佑的一个“大胜利”。经此一役,双林的裂痕更大。
由于有林建寿坐镇在左派阵营,林苍佑在1964年大选时希望反对党合作不演多角战的努力是落空了,于是在这一次的大选中,林苍佑也派出强大的伍与联盟及社阵决一高低。这一仗又是林苍佑占优势,连他本身,民联共有4人挤入槟州议会(他也同时中选国会议员);反观社阵,虽然兴致勃勃要夺取槟州政权,但因马印对抗下的阴影笼罩上空,以致持反大马立场的社阵战绩大为褪色,只赢得2个州议席(陈福兴和许平城),林建寿保住国席,但输掉州议席(他后来在补选中才取胜)。这样一来,在反对党中,林苍佑风头盖过林建寿,成为槟州议会反对党领袖。
尽管60年代中期后,林建寿在劳工党内已大权旁落(成为党的副主席),林苍佑还是不愿意与之打交道。虽然明知已走激进路线的劳工党是不会同意组反对党阵线(经有迹象显示将采取行动杯葛大选),林苍佑还是通过许平城带话向劳工党伸出合作之手。这事是发生在1967年的时候,结果未有极积的回应。可见林苍佑在野时强调反对党合作的重要性。
不过到了1968年,当陈志勤与威拉邦等人(俱是原劳工党人)向林苍佑伸出合作橄榄枝时,后者热切地表示同意。就这样,民政党出现了。
就民政党的性质和组织成份看来,它本身就是一个反对党的缩影,内有劳工党人,民联党人及职工领袖和学者。基本上符合林苍佑搞合作的愿望。
本来这样的一个“温和社会主义”的政党也是适合林建寿参加的,但林苍佑和陈志勤就是不愿与林建寿合作,才没有拉拢林建寿参加其中。
没了林建寿参选,1969年的政坛依然有看头。但一向支持社阵的选民顿感失落,因为这一年劳工党宣布抵制大选。虽然如此,林苍佑在民政党内积极主张联合阵线。就这样民政党与民主行动党乃至人民党在1969年大选前达成协议,以一对一挑战联盟(人民党自1965年与劳工党分家后,坚持走社会主义路线,但不杯葛大选)。这一仗林苍佑翻了身,他领导的民政党夺得了槟州执政权,为槟州启开一个新纪元。
政局的变化让林建寿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他没有想到两个他极不欣赏的人──林苍佑和陈志勤有了出头天;尤其是林苍佑的上台,对他而言是难以咽下的一口气。可是又一时苦无机会反击。
未想在1974年大选前夕,林建寿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变,撰文支持马华公会,令许多人大跌眼镜,不敢相信一位左派领袖会支持右派的马华公会。
其实如果研究林建寿的心态和其政治思想,对他的转变是不足为示的。他主要是从个人的恩怨作为出发点来“报一箭之仇”,而不是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向林苍佑宣战。从他在社阵时不忘抨击林苍佑到后来借马华的平台,也是冲者林苍佑而来。
在1975年他悄悄地加入公会后,已经脱胎换骨成为另一类的拥护者。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已被他自己一脚踢开。
事后人们终于发现林建寿参加马华不是要改变马华公会,也不是要“社会主义化马华”,更不是在思想意识形态上批判林苍佑的向“资本主义屈服”;恰恰相反,他是投向资本主义阵营向维护资本主义的林苍佑开炮。因此与其说是一场政治思想的斗争,不如说是个人恩怨的反击计划的开始。
到了1977年当林建寿正式成为马华槟州联委会主席时。他就显露对林苍佑的不满,先是借题对议席分配的抗议(1978年大选马华分得5席,民政11席),后是默许七人帮的出现,直搞民政龙王庙。
在七人帮失败后,林建寿并没有停止他的第二回合的更致命的攻击。第一步骤是藉崔耀才(1980年逝世,原为劳工党市长)遗下的空缺,参加彭加哥打区补选(这个选区原本是划给马华派候选人的),林建寿说好说歹地请了李三春出马,向林苍佑打招呼,在没有更好理由推卸下,他只得接受林建寿代表马华上阵。除此之外,林建寿的另一个高招是请来林敬益(刚上任民政主席)为他站台。一时之间,两党关系突然好转到称兄道弟。连财长东姑拉沙里也破天荒拨巨款予当地华小。在整个形势对林建寿有利下,他勉强以544张多数票取胜行动党的张德发。
随此之后,林建寿进行了第二步骤的“夺权”,他要林苍佑尝到“受窘”的滋味。这是林苍佑第二个梦魇的开始(第一个是“七人帮”)。非常出乎林苍佑意料之外,在1982年的大选,马华在槟州获得分配的议席竟然是与民政平分秋色(8席对8席)。这一下子林苍佑跳了起来。除了心里怪责林敬益力争不果外,也重新布署对林建寿发起反攻。
如果说林建寿此举是要报1963年在市议选举时阴沟里翻船那一笔账,那只是其中一个理由,更大的理由是林建寿要通过8对8席向民政夺回槟州的首席部长(当时有这么一个说法,只要马华取胜的议席多过民政,则首席部长归马华,不必说此人非林建寿莫属)。
既然有了目标,林苍佑旳策略是所有原班人马再下征,一个也不能换;接着民政党人所要做的是“确保” 林建寿败选,也就没有人会与林苍佑争“天下”。
当时还流行着这么一个比较:林苍佑或林建寿,那位才是槟州人民心目中的最佳首席部长?不用说,一比之下,林苍佑的“老成持重”赢得上风。
可以这么说,1982年的大选,对槟州来说,基本上是民政与马华之争,不是国阵与反对党之争。人民也再一次“见证”这两位政治敌手的一次高潮交锋。如果根据政治思想来分析双林的斗争,那是笑脱门牙的。充其量是两人的恩怨必须作一个了断。此刻的林建寿,已经不能用60年代初期的“爱憎分明的立场”来审视他的政治角色了。他成了马华在李三春主政下,“夺权”的一个重要棋子和先锋。政治人物的善变,由此流露无遗。
果不出林苍佑所期望的,他的“政敌” 林建寿落选了。马华赢得6席,民政8席全胜,林苍佑又做回槟州首席部长,而林建寿的“政治寿命”也走到尽头。两人的政治斗争从60年代打到80年代,终于划上一个句号。它让我们省思的不是林建寿与林苍佑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个人的恩怨为何会堂而皇之走进政治斗争路程中,这是健康的,抑或是不健康的?留下许多的遐想供后人去分析和批判。
华人就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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