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进步党前路岖崎

不甘被冷落的人民进步党党魁卡维斯最近不断地为其党向国阵提出诉求，总是离不开议席。因为他知道，在民选的制度下，一个政党如果不能取得议席，那么这个政党迟早会被玩完。

这固然是至理名言，但为什么人民进步党会陷入这样的困境？主要是因为在1974年的大选时，该党在霹雳州受重制，甚至包括党主席SP辛尼华沙甘也在国州议席选举中拈致惨败，从此党士气一蹶不振。

在那个时候，民间一般的意见认为这是由于人民进步党领袖经不起“诱劝”，加入了执政联盟，抛弃了反对党的角色，才落个失败的下场。

这当然是一方面的说法，但站在人民进步党的立场，一旦有机会参与执政，自然不会放弃，何错之有？

因此当1972年人民进步党加入执政行列时，也不是错对的问题，而是人民进步党的加盟国阵并没有其它反对党的“幸运”。比如民政党加盟却拥有槟州政府的主导权；回教党的加入也保住在吉兰丹执政的优势（1977再退出国阵是后话），唯只进步党只有辛尼华沙甘一人担任行政议员，抓不到重要的权位。唯一可告慰的是即便没有市议会选举，还是一度由进步党人担任市长。但一个市长却无法彰显，以致进步党转成执政党后，其所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受到局限了。不再如同1969年前，俨然以反对党的“英雄”角色在政坛横冲直闯。

说起人民进步党，我们不期然会想起创党人DR辛尼华沙甘（他是SP辛尼华沙甘的弟弟），他在1953年联同其兄长在怡保插旗，成立人民进步党。雄辩出名的DR虽然参加1955年的普选失败，但在1957年独立时的一场补选（因梁宁皋要出任甲州元首，必须辞议员职，留下怡万区空缺）中脱颖而出，成为国会中的两名反对党议员（另一位是回教党吉辇区议员）。由于他的言论出任，每每为民仗义执言，很快地赢得反对党先生的美誉（说他是国会的第一位“反对党先生”，当之无愧，陈志勤后来赢得此美誉是因DR逝世使然）。

1959年的大选，人民进步党挟两兄弟的名声，在霹雳崛起成为地方性第一大反对党，夺得4个国席和8个州议席，较后更夺得怡保市议会执政权。

1964年的大选，反对党居于不利地位，进步党也不例外，勉强保住两个国会议席（即辛尼华沙甘昆仲）及数个州议席。1968年DR不幸逝世，使到这个党的前景出现不明朗，剩下SP独撑大局。
但1969年的大选，进步党时来运转，在华人的支持下，它在霹州赢得了4个国席及11个州议席。如果当时它与民政及行动党合作，共有21席（总数40席），可组成联合政府以取代联盟，但民政党陈志勤不同意这样的安排。较后在联盟争取两名进步党议员及1名行动党议员跳槽后，组成了联盟州政府。

其实在1969年大选后即发生的“513”种族暴乱事件已大大地改变了政治格局。迨至1971年国会重开时，联盟已是控制大局，并努力推动联合政府成为一个风气，人民进步党也就因受感召而在SP带领下走向执政之路。

1974年的大选是人民进步党恶梦的开始，它参加4国9州议席（在国阵旗下），竟落个惨败，只保住1国2州议席。SP及其党秘书孔国日皆告败北。1975年SP因失败与伤心过度辞世。这样一来，人民进步党已陷入群龙无首中。

果然在1978年的大选中，进步党虽获分得2国8州议席，又是一再滑落。直到1990年大选，进步党虽忝为国阵一员，竟没有分配得任何1席。

进步党“沦落”到这个地步，也是与党内倾轧不已大有关系。竟然也曾出现麦汉锦及郑安泉担任主席之“闹剧”。到后来印裔领袖又再取回领导权。

当卡维斯在1993年时取得人民进步党的领导地位后，这个党才较平稳下来。但在1995年及1999年的大选还是得个零席（没获分配议席）。后来在力争底下，马哈迪委任卡维斯出任上议员，委以副部长职，总算给进步党挽回一点面子。

2004年的大选，在当任首相阿都拉关照底下，才安排卡维斯出征太平国席，而不得不让出武吉干冬国席给民政党，另外一个州议席则输掉。

眼见新的大选又将届临，卡维斯也使出浑身解数，虽在2005年献议与民政党合并，力图保太平国席，却不得要领。在一怒底下，对民政极尽挖苦之能事。

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下，卡维斯最近又喊话至少要回1974年分配的议席，而合理的分配是每一州都应有其党候选人，理由是他宣称进步党有党员逾50万名。

马六甲首席部长阿里鲁斯旦（也是巫统副主席）就不客气地说，如果进步党不满意，可自行离开国阵。

旋后首相阿都拉答应考虑进步要求，争议才又平静下来。但在现有的结构和，进步党又能拿到多少席呢？谁也不清楚。

如果国阵的分配仍未令进步党满意的话，就不知卡维斯如何应对？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