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再转变”的回教党

本届大选结果回教党涌现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所有人民，尤其是华裔更是要重新审视回教党在大马政治所扮演的角色。如果说过去50年来，我们都把回教党归纳为马来人的政党，只是在马来人占大多数的地区和州属和巫统争天下，与华社和城市人民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次大选就明显地告诉我们：回教党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像巫统那样，走进城市和非城市地带，同样获得选民的支持。因此再也不能把它视为“乡村”的政党，而是一个立足于大马城乡社会的其中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政党。它有利地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

从这个角度来诠释回教党的蜕变是相当曲折与具有时代意义的。它是于1951年由一批宗教界人士脱离巫统而组成，大本营原是在威省，后来移到吉兰丹去。初时被称为PMIP（Pan-Malaya Islamic Party）。 1972年易名为Parti Islam SeMalaysia，简称PAS。不论是PMIP或PAS，都是同一个政党，也与宗教挂钩。但有趣的是，回教党在萌芽茁壮的年代，请来了一位具有左翼思想的民族主义者布哈鲁丁医生来当主席。布哈鲁丁原是1950年被查禁的左翼马来国民党（或称马来民族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的主席，也于1955年联合布斯达成立左翼的人民党（这个政党于1957年与劳工党合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

这就是说，回教党在独立前后并未走宗教路线，而是与巫统一样，高举民族主义旗帜，但其宗教色彩较巫统浓一些。因而在1959年的大选，回教党崛起成为第一大反对党，连夺两个州议席（吉兰丹和登嘉楼）。虽然不久后登州政权易手，但不容否定的是回教党已在东海岸立足。它是一个半朝半野的政党。

1969年的大选，回教党仍然是反对党的老大，以丹州政权和12个国席联同其它反对党震撼联盟的统治。1972年与巫统共组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成为国阵一员。这显示了回教党虽以宗教取名，但打出的仍是民族主义的牌子，能够与执政党成员“治国治州”。

讵料1977年巫统与回教党关系恶化生变，被逐出国阵。竟在1978年的大选中将吉兰丹州政权断送，只剩下2个州议席，也只保有6个国席，是为回教党最失落的年代。但这个政党的生命力是旺盛的，它开始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东山再起，那就是将宗教色彩转浓，以和巫统再作斗争。另一方面，它也认识到单靠本身的力量是不足以产生巨大的压力，乃在1990年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结盟。结果再爬起来，夺回了吉兰丹执政权（较有宗教倾向的法兹诺于1989年成为回教党主席，掀开了回教党的宗教主义的旗帜）。

1999年的大选是回教党的“黄金时代”，它又与安华的国民公正党（2003年易名为人民公正党）及民主行动党三结合地向执政的国阵挑战。虽然华印裔社会并没有心理准备接纳回教党，但回教党借“安华效应”再一次破茧而出，赢得丹登两州执政权，且拥有27个国席。行动党因与回教党合作，在华人选区有退无进，连林吉祥和卡巴星也双双落选。

2001年，坐大了的回教党无视于“安华效应”和其它族群的感受，竟明显地打起宗教牌，力图政教合一，迫得行动党宣布从此与它一刀两断，否则势必在华人社会抬不起头来。行动党与回教党的决裂明显因宗教因素所致，回教党要推行它的回教国，也刺激巫统不得不回应，因而在那一年马哈迪宣布马来西亚已是一个回教国，压下了回教党的叫嚣。由于巫统与回教党的斗争升级，行动党也就离回教党越来越远了。所谓“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这种心态在2004年的大选最为深刻地反映出来，但在阿都拉旋风下，回教党离开安华的护航也遭惨败，甚至差一点失掉丹州政权。国会议员也只剩下7个；行动党勉强地有小进步，包括林吉祥及卡巴星重返国会。

2008年大选，回教党在痛定思痛下，接纳了安华的忠告，“再转变”不再打宗教牌，行动党在高度戒备下也没有料到与它不相往来的回教党竟能有意外的突破，不但保住丹州政权，而且一举拿下半城乡的吉打州，更向城市化的雪霹州挺进，战绩不逊于行动党，也几乎与公正党平分秋色。这样一来，反对党阵线已是鼎足而立，谁也缺不了谁，尤其是在雪霹州。

如果我们从回教党吉打州务大臣阿兹占保证不实施回教法及雪回教党主席哈山阿里列出的9大个人操守准则来看，它与行动党要求的公布财产，不准滥权和贪污是无二致的。既然回教党已意识到非马来人给予的支持才使到它有大转变，也认同不打宗教牌，那么回教党还有什么理由再开倒车？只要它与巫统的理念相差不远，非马来人是没有需要排斥这个有历史性的政党。

正因为反对党的新执政阵线已是相互依赖而生存，而且非马来人包括华人也对回教党有所期望。因此行动党与之组成联合政府，淡化它的宗教色彩，并凭借安华来调和其宗教执着，达成政教分离，当会为马来西亚展示一个新政局来。这就是说，对回教党重新审视是刻不容缓的，也不应再有敌意，否则情势的变化就在掌控之外了。行动党思维的“再转变”也同样是当务之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