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的大选,伤得最重的莫过于民政党了。虽然国阵其它成员党也伤痕累累,但没有人会料到它在槟州的大本营在一夜之间被连根拔起,顿使许多民政党人感到失落和难以接受。因为他们要在“一穷二白”的窘境下,如何再爬起来,已成为当前的一个被关注的课题。
要探讨这个课题,有必要先了解民政党的过去,才能看到将来。首先成立于1968年的民政党,是因为有了林苍佑大胆地解散民主联合党加盟其中,才在槟城形成一股力量,并借1969年的大选脱颖而出,跃居成为槟州的执政党。换句话说,仅仅成立一年有余的民政党,已是转身成为政治主流。
正因为掌控槟州政府,民政党具备条件吸引了无数的精英和非精英份子加入其中。走向专业已成为民政的一个导向了。这就是说,在70年代后加入民政党的党员,已是执政党的一员。从中涌现的干部和领导层,也都是在朝的身份,他们没有经历过在野的痛苦与挣扎,而是习惯在朝的日子。如今这些的精英突然发现已是“一无所有”,其内心所蕴藏的失望与不满,自然会借大选失利而对党领导层有所苛责和批评乃至恶言相向。但这些的事后“检讨”也改变不了既成的事实。民政党还得接受残酷的现实带来的悲剧。
现在摆在民政党眼前的难受是它仍然介于“在朝在野”的地位,究竟它是在朝还是在野?相信民政党人也答不上来。这种难堪的结果确是始料未及的。说它在野吗也不尽然,它不是还有两位中央副部长吗?说它在朝吗也不尽然,因为两名副部长,对民政党而言是聊备一格,有了又好像没有。
说得白一点,民政党的存在是因为它在槟州拥有一个主导执政权,也是因为这是它唯一和十分重要的筹码,民政党在1974年成为国阵一员时,它的地位是被人另眼相看的。虽然马华对民政的加入持有负面的看法,但在形势比人强下,马华也不得不接受这是政治现实。
讵料这个“家”(大本营)在一场政治海啸中被冲得“无影无踪”,以致民政党在选后失掉“本钱”向中央提出要求,只能被动地等待中央给多少就拿多少,结果是原本有一名正部长也没有了。这对民政党来说是不公平也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即使国大党蒙受重挫也保有一名正部长,为什么就不能“格外开恩”来“挽救”民政党呢?
在落难的时候,民政党最需要的是一根足以“求生”的稻草,现在连稻草也没有,民政党又如何在槟州“再展抱负”呢?
当然如果说,因为败选,再也无条件提这个和那个,但如果是按照国阵的精神,不可能也不应该把民政给遗忘掉。这只能说明民政在国阵内已是被标签为华基政党。反正华人内阁已有了马华代表,民政也就可有可无了。这又是与民政一贯宣称的理念不符合,因此不能拿马华代民政,同样民政也代表不了马华,两者是个别参加国阵的实体。在这方面,国阵主席阿都拉的布阵使到民政党更加雪上加霜,不知要说什么好?
有人支持民政就此脱离国阵,另谋出路,但党内又有人认为此时“发难”,在道义上说不过去,有机会主义之嫌,不妨等待时机再定夺。但这个时机又等到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尤其是巫统也面临多事之秋,已是无暇顾及民政党的未来。在这种情形下,民政党自我求生已是当务之急,不能老是寄望天掉下馅饼来。如果等来等去等不到,民政党要如何在槟州寻求一个出发点?
时间对于一个病重的病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时间拖得越久,情况就越不妙。如果国阵要“救”民政,就得及时协助无力的民政再出发,也好让它“再转变”。不然施此“惩罚”等于是教民政党在政海中“自我保重”。
就此而言,当下的民政党不是更换领导人就能“药到病除”的,而是许子根要勇于向国阵主席痛陈民政的“困境和危机”。民政为国阵的包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应该有点回报,况且在中央当政的还是国阵,那不可能这么快就把民政给“遗忘”了。
虽然政治讲求现实,但政治也讲求人情味。民政与巫统共打槟城江山30多年有余,功劳和苦劳兼而有之,总不能在紧要关头让它如一叶浮萍,飘在茫茫大海中。除非是国阵无能为力,不然一位部长应是可以提供给民政党。如果民政还是面对“半朝半野”,不上不下的窘境,那么民政就须另谋出路,不能再继续期盼奇迹出现,还得靠自己重新来过,学习当一个反对党,洗心革面,重新寻求合作对象,自有后来人愿意跟随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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