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立宪与王室角色

马来西亚是个很独特的国家，虽然西马版图不大，但在英国人来到前已存在9个小王国。因此当英国于1786年踏足马来亚时，它的第一个立足点只是在槟城，后来才扩大到威省、新加坡和马六甲。及后英国在1874年通过邦咯条约将权力的鞭子伸入联邦内陆。换句话说，英国是在不同的年代逐步地拥有整个马来亚的行政控制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后）英军重临。不久，便迫不及待地推出马来亚邦联（Malayan Union）宪制，不仅没有考虑到9州苏丹的地位，也未保留马来人的特定地位，引发马来人大团结。在拿督翁领导下，一个命名为“巫统”的政党在1946年成立。它成功地结合苏丹的力量，与英军政府展开谈判，乃在1948年用“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取代“马来亚邦联”宪制，苏丹的地位因而保留下来，而且马来人的特权也得到恢复。从那一刻起，巫统与各州苏丹的命运便结合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当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取得独立时，时任巫统主席的东姑阿都拉曼为新兴国家确定了“君主立宪”制度，规定国家最高元首由9州苏丹轮任，每5年改选，启开了世界独一无二的君主也轮任选举的制度，与马来亚的民主选举相互辉映。由于巫统“有功”于苏丹，而反过来苏丹又安于本位，各司其职的稳定了马来亚政治，并在关键时刻相互配合，造就了巫统掌控了国家的权力核心。不论是东姑时代，敦拉萨时代乃至胡先翁时代，他们与元首和苏丹的关系是至为融洽的，元首也在首相的忠告下先后颁布紧急法令，解决砂州宪制危机；“513”危机及吉兰丹宪制危机。

但在马哈迪于1981年上台后，他在1983年开始通过国会修宪限制了王室的某些权力而引发一场宪法危机。如颁布紧急状态权力归到首相手中；国会通过的法案或修宪，在特定的日期自动生效。

1993年又取消王室成员的免控权。由于马哈迪的强势领导，即便首相与王室之间关系间有失调，也未有对峙局面，所谓危机又再化为相安无事。

虽然如此，最高元首也还是被某些方面认为是“最后的一道防线”，以阻止所谓的“不公平”的事件发生。例如在1988年，最高法院院长沙烈阿峇斯认为首相“对法官作出严厉的指控”而要求元首关注。结果爆发了司法大风波，包括院长及法官被停职调查而导致3人被革职的大件事。又如在2007年，净选盟的大示威，也通过以安华为首的反对党阵线向最高元首递交一封请愿书，以要求民主选举是公平与干净的。

不论是沙烈阿峇斯或安华，他们都知道在“君主立宪”下，在宪法修正后，首相拥有的权力才是最大的，但他们还是向元首作了“投诉”，那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唯有最高元首能够有这样的身份来过问首相。至于能不能发生作用，就非他们所能知道。由此可见，元首在他们的心目中，享有崇高至上的地位。

其实，立国以来，元首和各州苏丹都明白“王权”是需要顺应民主政治的。但在适当的时候，还是有角色可以扮演的。就如最近大选后出现的局面，由于执政的国阵在国会拥有绝对的多数席，阿都拉也就顺利再被元首委为首相进行组阁，其间没有任何争议，显现了相互尊重的精神。

同样的，服膺于民主政治的阿都拉首相，也尊重民意，让5州由反对党人顺利执政，而相关州的苏丹在此时刻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挑选州务大臣方面只要求恰当人选而不是否定反对党的“改朝换代”。虽然间中有一波三折，但格局并没有改变；尤其是在雪霹两州，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非马来人的副州务大臣，也就使到问题变得有些棘手。从历史上来看，这些马来州属（过去是马来小王国），一下子要做大幅度的改变，似乎又适应不来。苏丹在此时的折冲樽俎就需要用智慧与权力了，首相是不能代劳的。

至于由国阵（巫统）赢取的另外两个州属，即玻璃市与登嘉楼的州务大臣人选，虽有风波，更有僵持不下之虞，也不能解释成“王室干政”或“苏丹与首相之争”，更不是宪制危机。因为苏丹还是从赢得大多数席位的政党中挑选人选，而不是阻挠执政。在首相的深明大义下，也接受相关苏丹根据州宪法委任大臣，一场风波也就随之划上句号。

尽管有人提出未接受执政党的推荐人选是有“王室干政”之嫌，或担心“王权膨胀”，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有所不利。但若换另一个角度诠释，若是被选中的人选是具有公信力的，是从执政党人中挑出，也是符合民主程序。只是苏丹不公布因由，自有其考量，尚不能解释为“王权抬头”，只能说起“杠杆作用”。在这方面，即使今次大选国阵受重挫，巫统也备受冲击，致政局出现变数，但不变的是：阿都拉首相坦然面对，说他是国家民主的大推手，也不为过。就此评价阿都拉，他是开明与民主的首相，并以冷静的处事手法让一切在平和中转变和过渡。我们不是一如既往的车在跑，人在走吗？民主与君主立宪配搭得相得益彰，真要感谢前人对民主政治作出巨大贡献。

（原载于2008年4月15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