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賡武教授訪談錄(三)為何出任港大校長

原文日期:2003.07.11

謝詩堅

（謝代表作者，王代表王賡武教授）

謝：王教授，我再問您一個私人的問題。您是在什麼情況下受聘為香港大學的校長？因為您的前任者黃麗松教授曾經告訴我，能夠出任港大校長，是無限的榮譽，它的禮儀規格僅在港督之下（不是指權力）。

王：黃麗松也是我的執友，他在南洋大學當校長時顯得不開心，因為他覺得南大遠比不上新大，不是他理想中所要建構的南大，因此在1972年提早離開南大，到港大任校長。

謝：我記得黃麗松曾告訴我，他之所以成為港大校長，是由于香港最終要回歸中國，當時英國政府需要物色一位適合的華人掌管這個職位。這個人既要被英國接受，也容易與中國溝通，最好能通曉華文的。他符合了條件，也就應聘了。但他也曾向我說，港大給他優渥的條件，讓他掌校至少10年直到退休，而您又是什麼想法？

王：我在80年代中期，仍然在澳洲國立大學執教，我有注意到港大登報招聘校長，但我沒有申請。後來港大方面派人與我接頭，邀請我接任。由于我的研究方向是華人的歷史和中國的歷史，如果到港大，更方便我到中國進行學術研究。
再者，香港也要在1997年回歸中國，港大同樣需要一位通曉華語華文的人來掌校，我的條件適合了他們的需求，也就一拍即合了。

謝：你到港大上任後，有那些方面值得評論的？

王：我是在1986年履職。這離香港回歸不到十一年。那個時候，香港的精英生對香港未來有疑慮，紛紛到歐美深造。換句話說，優秀的中學畢業生的首選不是港大。我發現港大的學生素質有下降之虞，因此先在師資方面提高素質，我們用高薪聘請名學者任教。這在一個時期形成老師高素質，學生素質較低的局面。漸漸地這個局面才扭轉過來。直到今天，港大仍然是香港公認的首要大學。

我在任期滿的兩年前（1995年離職），便提前要港大物色接班人，因為這離香港回歸越來越近了，必須未雨綢繆。回歸後的港大就是中國的一所重點大學，不再直接受英國管轄。

謝：你在離職前，肯定另有安排新的工作，為什麼選擇到新加坡定居？

王：我已是澳洲公民，本來已打算回澳洲國立大學，那邊也等著我回去。但在1994年時，新加坡的吳慶瑞（前副總理）得知我將從港大退休，派人找我來接他的位，因他有病在身。
本來他成立的東亞政經研究機構是個獨立的實體。他有辦法集資，畢竟他曾是新加坡政要。可是是我告訴他，我只會學術研究，無法集資，而研究機構的經常經費是一筆開銷，最後我建議歸到國大（新大）的系統，不愁資金問題。我的建議受到國大的歡迎。我于是選擇到新加坡，身為華人，在華人多的地方居住，對我來說是比較合適的。
我個人喜歡研究和著述，我認為一位讀書人，考取博士並不困難，但要成為一名學者，非得有學術論著問世不可，這樣的工作就比考博士困難得多。
我這樣說是我認為學者是需要有學術成績的，而且要不斷地研究，還要把成果公諸于世，才能確定其學術地位。我這麼多年來不放棄學術研究工作，就是因為我堅持這個信念。

謝：王教授，您已是公認的學術權威，尤其在研究華人歷史方面，我想請教您一個問題，在您看來馬來西亞的華人有沒有政治思潮在引導他們，不論是過去或現在或未來？

王：政治思潮這碼事，通常是當權的政治家們比較容易統領，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在中國來說，毛澤東與蔣介石就有不同的政治思潮，恰恰他們都曾在中國當政較久，也就有了他們的政治思潮在統領人民按照他們的模式進行政治走向和操作。
在馬來西亞，由于華人從政者沒有實際掌控國家的最高權力，相對而言就比較薄弱。反觀馬來政治家，因為他們是國家的領導人，也就產生一定的政治思潮，對人民的影響也很大。他們的思想和決策對國家和人民的影響都是直接的。

可以這麼說，掌握最高權力的人，較有機會把他們的思維變成一種運動，一種思潮。

謝：我們的國家，近年對英文的教授不斷加強。換句話說，政府開始在所有的學校增加英文教學和課程，你對此有何看法？

王：我覺得馬來西亞政府這樣做是朝向好的方面發展，過去政府重視馬來文教育，以致英文水平也下降了。但英語英文是國際語文，是現代化和全球化所不可忽略的和通用的媒介。我在很早的時候，例如對南大課程的調整，便提出應重視英文教學的重要性。我相信學生是可以掌握雙語或三語的，華校生在這方面較佔優勢。如果他們的華文程度有了中學的根基，便不難學好另外兩種語文。英校生在這方面一般只掌握單語或雙語，自然比華校生少了華語華文方面的知識。

我打個比喻說，新加坡政府一個時期大力鼓吹英文教育，後來發現有些偏差，也就鼓勵學習華語華文。因為華文中的儒家思想和文明對人性與人格的塑造十分重要。李光耀本身在後來就有了這樣的想法，尤其是中國在世界上壯大起來後，又進入改革開放的通商時代，華語華文的地位就顯得相當重要了。

同樣的，我也認為馬來西亞的馬哈迪政府也看到過去推行馬來文教育的結果，有不少馬來人偏向宗教，乃至出現一些偏激的宗教份子。

如今馬來西亞政府要扭轉這個局面，提出了增加英文教學的重要性。這是一個正確的步驟，可以使到馬來西亞的新一代更直接與世界和西方文明接觸。

華校生在這種情況下，若是有了華文根基，就不必擔心應對不來。

謝：剛才您提到偏激宗教份子，我要把話題轉入美國在911事件後的政策，包括他們怎樣看到回教文明？

王：911事件（2001年發生）是歷史的分水嶺。美國不能接受這個突如其來的慘劇，他們認為恐佈份子已向美國的權威挑戰，必須要全面 撲滅和瓦解。

謝：您對“恐怖份子”有什麼看法？

王：這是歷史的吊詭，說起來也許大家都不經意“恐怖份子”這名詞是怎樣來的。這是英國人發明的名詞。當英國還在統治馬星的時候，它對存在的馬共很是擔心乃至憎恨。恰恰馬共中多數是華人，為了區分華人與馬共之不同，英國當局形容馬共是“恐怖份子”（TERRORIST），以造成一種恐懼的心理。

當一提到“恐怖份子”時，人們會聯想到“是一群從事恐怖活動的人”，用以阻止人民與馬共接近或成為他們的人或支持者。

英國人的這個手段很管用，它用“恐怖份子”來間隔華人和馬共的距離。雖然他們曾經“懷疑華人有親共和支持的傾向”，但他們還是用“恐怖份子”的心理戰術來孤立馬共。

同樣有趣的是，美國今天也是用“恐怖份子”來區別回教徒與恐怖份子的不同。它劃定“從事恐佈活動的宗教狂熱份子”是“恐怖份子”，並用狠狠的手段來消滅他們。

就因為“恐怖份子”的妙用，正好被美國派上用場。它也曾經對回教徒有所懷疑，但也因為“暴力的宗教狂熱份子”畢竟是少數，美國便用“恐怖份子”來孤立被它圈定的集團或某個政治劫力，必須除之而後快。真沒想到英國人遺留下來的字眼在今天成為美國“有力的工具”。

謝：您個人對馬來西亞的回教化政治有何看法？

王：我對回教黨的宗教政治感到不安。馬哈迪是要把馬來西亞導向回教文明的國家，他接受西方文明，力圖阻止宗教狂熱份子的宗教至上的思想。安華則是介于兩者之間的中間人物。
馬來西亞是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國家，任何的宗教偏激要求都是不可取的。

（以上的訪談錄是筆者在對話後自行整理的，事前並未讓王教授過目。若有表達不意或失誤之處，概由筆者負起一切的文責。謹此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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