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利炮打司令部 沙巴风云再起 国阵群起围攻

308大选后不久，政坛即传出因政局未明，还会有一次的变化。这个消息主要来自人民公正党这一方，说是会有一大批东马的议员蝉过别枝，转而支持安华成为新首相。

因此人民都在观望和计算，到底有没有30名国会议员倒戈？本来有传言在五月份会有一变，结果是只闻楼梯响，未见人下来，好像是空等了一场。于是又把眼光投向6月份，看看有什么异动？果然在6月18日，沙巴的进步党打响第一炮，宣称将在国会对首相阿都拉投下不信任票。消息传开，震惊朝野。一边是执政的国阵忙于召开紧急会议（19日），另一边是人民联盟也加强攻势，期望再接再励，能一举夺下中央政权。双方形成一场拉锯战，引爆了朝野另一轮的新斗争。究竟谁占上风，尚未得而知？但人民更兴趣知道的是：沙进步党明知“小刀难锯大树”，为何口气如此之大，要在国会对首相投不信任票？毕竟进步党充其量只有两名国会议员，它又能动摇什么？即便在野的人民联盟全数支持，加起来不过84席，怎能推翻拥有国会138席的阿都拉呢？

要回答这一疑问和了解民进党的杨德利所意何为，我们有必要揭开沙巴这个“变数不断”的政治生态。它是在1963年9月16日与砂拉越及新加坡一起加入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的一部份。它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有受到20点的协议书保护，包括拥有“移民及劳工自主权”。主要是防止外来人及外州人涌入东马，与当地人民抢饭碗。

沙巴还有一个特点是：没有共产党的存在，也是一个尚待开化的州。独立之初，人口约50万。在种族结构上，卡达山杜顺族占大多数(28%)，华人次之（24%），马来人及回教徒有20%（巴朱人及其它种族加入回教可归类其中），及姆禄人约4%，余下的人口有不下30个少数民族，基本上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地方。正因为这样，它的第一任首席部长是来自卡达山人的唐纳史蒂芬出任，州元首则归苏禄人慕斯打化担任（回教徒）。从一开始，卡达山族就与回教徒的慕斯打化陷入权力斗争，因而在1965年意外地出现华人担任首席部长两年作为折衷人物，他就是沙巴华人公会的罗思仁。不幸的，他在1967年的选举中败落，因为不论是史蒂芬领导的“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UNKO）或慕斯打化领导的“沙巴民族统一机构”（USNO）都不希望华人当政。

1967年后，慕斯打化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出任具有实权的首席部长，排斥了沙华，也压制了 UNKO。从此沙巴进入慕斯打化的独裁统治时期。回教的力量开始膨胀。1976年，卡达山族又卷土重来，它们组成了人民党（berjaya），也在中央的支持下，在州选中击败慕斯打化的沙统政府，迎回了史蒂芬当政（此时的史蒂芬也加入回教，改名为莫哈末福尔。不幸只在位3个月即飞机失事丧命（死因成谜），改由哈里斯当政）。

哈里斯又陷入独裁作风，因而在1985年又被另一位卡达山领袖拜林组成团结党（PBS）击败。一位不是回教徒而是基督教徒的首席部长上台了。

团结党的崛起与一位年轻的华籍律师的协助是分不开的。他就是在1985年只有27岁的杨德利成为华社一方领袖，代表华人与卡达山人合组团结党，他也在较后成为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并在1989年担任副首席部长。

1990年，杨德利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人物促成团结党脱离国阵加入东姑拉沙里领导的反对党阵线。可惜功败垂成，东姑拉沙里夺权失败。虽然拜林仍领导沙巴州政府，但恶运已告开始。马哈迪布署分化团结党，并准备巫统东渡沙巴。果然在1994年沙州大选前，也是杨德利再次起事，拉拢 华人脱离团结党，另组进步党，加入国阵。尽管这一年大选，团结党仍以25对23席执政，但不到一个月，因议员的叛离加入国阵，导致拜林政府倒台，杨德利从中得利，再被国阵委为副首席部长。1996年，在轮制下，杨德利一偿夙愿成为沙巴首席部长，1998年任期届满下车。

在这之后，杨德利政运不顺，力图再攀高峰，也未如心意，更在2002年被判失去国州议席（也不能参加2004年大选）；抑有进者，在2008年试图东山再起，无奈亚庇国席归团结党，杨德利又无缘进入国会，虽然他仍担任党主席。

大选后的进步党，拥有2个国席及4个州席。其署理主席陈树杰则出任副首席部长，但没人担任中央部长。杨德利本人依然无官无职。这固然加深了进步党的异动。当安华指说东马有人会加入人民联盟时，大家都不期然地想到第一个背叛国阵的将是进步党。

可是消息归消息，杨德利一直按兵不动，原来在5月13日他有与首相会晤，被献议担任一个职位，于是所传的进步党起事新闻又被压下。

首相是在沙巴首席部长的推荐下，同意杨德利除了成为上议员外，也成为汶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及菲律宾──东盟东部成长区（BIMP－EAGA）的特使。

也许这个职位不吸引人，也许还有其它因素夹在其中，杨德利并没有接受，反而选择通过党来表达对首相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形下，杨德利也就予人留下一个印象是：他嫌官小，因而在国阵内“添乱”。

实在的内情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不能否认的是：这已不是杨德利个人的事，也不是他安静下来就没有事了；反之，据知是进步党内认为党留在国阵内已没有大作为，决定放手一博。
杨德利及其党之所以敢于公然与国阵精神背道而驰，那是它们抓住了沙巴人的情意结。通过网站的投票，有甚多人支持党的决定。这给了杨德利一个“政治正确”的依据，准备面对被国阵开除的命运。

但非常吊诡的是：国阵这方在紧张一阵后又冷静下来静观其变。进步党这边在大张旗鼓后又稍加克制，不表明脱离国阵，也不表态加盟反对党，仅是保留原状。予人印象是只要换首相，不是要倒国阵。这显然是一场含意深远的政治游戏，并不是表面动作那么简单。

我们无妨从杨德利的百变政治性格窥见：他一向以来是选择有利的时机出击，先是与拜林一道脱离人民党，另组团结党（1985年），一鹄中的；后来又促成拜林与马哈迪搞“对抗”，脱离国阵 （1990年）；再后眼见形势不对，又自我脱离团结党，再组进步党（1994年），自行加入国阵。这样的兜兜转转让他有机会登上首席部长。可是也是因为他支持马哈迪的首席部长轮任制，最后到首席部长轮到巫统时（巫统在1993年在慕斯达化穿针引线下，东渡成功，取代了沙统的地位）又停止轮任了，成为一个授人以柄的心结。

杨德利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至少在拜林看来是如此），也是他的一个弱点。如果说因此暂时掀不起沙巴的政治大风浪，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不等于杨德利今次的投石问路是小儿科的玩意儿，相反的，它带有十分强烈的隐议程，对于中央政府产生了至少下列六个冲击：

1. 沙巴人口若从独立到今天，增长率大概在百万左右，但因为在马哈迪时代大量引进外来移民，造成外来人已多过本地人（合法的及非法的兼而有之），遂使到人口突然增至200余万（维基百科说有2百40万人）。在力求纠正不果下，民怨油然而生。根据首席部长慕沙今年5月估计，非法移民约44万人。沙巴人怪责为了政治利益，中央大开方便之门。这就是说，中央如何给沙巴人民一个交待来解决移民问题，成为一个棘手的课题。

2. 沙巴因外来人口过多，被认为已“侵犯”它拥有的“劳工及移民自主权”。再者，因人口的改变，已变成马来人及回教徒结合起来有25%，卡达山杜顺族退减成17.8%，华人也减至9.6%及非公民竟有25%。之多心中的不满，自然认为是中央所造成。这一种族结构非自然的变化，是沙巴人民解不开的结；更不接受在哈里斯当政时把纳闽岛交给了中央。

3. 沙巴人民一向有一种东马不同西马的心态。即便国家独立50年，他们仍然感觉到沙巴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是最为落后或发展最慢的一个州。因而对中央通过政治手段操控沙巴有所不满，并以巫统登陆又占有首席部长，且在选区划分上，对其它成员党的不公平更加速他们求变之心。

4. 东马一向盛产石油及天然气，但石油的收入未广泛惠及沙巴已是早有所闻。如今安华承诺给20%的税收而不是目前的5%，当然击中要害，给东马人民多一个期望。

5. 杨德利此举也波及砂州的异动（虽然砂州非法移民没引起大问题，但人民仍属东马人的心态，与西马人有距离），如果根据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赛胡先阿申指有10名砂国会议员被安排出国而不能如期在6月20日宣布起事的说法是正确的话，那说明问题已有扩散之虞，已不是“度假”就能解决得了的。

6. 加速巫统内部的求变。这正迎合了马哈迪的心意，只求换人而不是要倒国阵。巫统议员会有所思索吗？他们是要变还是不变？巫统又如何在内部改变以体现真正的国阵精神？各成员党分享权力而不是一党独大，正是关键所在。

杨德利显然只是以投不信任票作为一个借口来寻求突破。他深切了解凭两名议员是不成气候的；他也知道进步党在国阵看来是“蚊子党”，没有受到重视。但一个成员党有此大动作，已不是小事了，它足以牵动民心。至少在这个事件上，他取得了心理战的第一个“上风”，逼使国阵不可等闲视之。这样一来，杨德利就达到“星火燎原”的作用了，而且是在国阵后院起火，较之马哈迪的炮火更具有“杀伤力”。

当然杨德利不能期望西马的马华、民政和国大党与之起舞，但他却击中巫统要害，猛然感觉到一党难支大局的困境，还得要顾及其它成员党的感受。于是问题又回到巫统要怎样脱胎换骨？国阵要怎样重新洗牌的大问题。

然而十分巧合的是，每每出现压力针对首相时（如马哈迪的退党，东姑拉沙里的发难乃至杨德利的点火），都会波及纳吉这一边，以致造成要首相交棒，又将交给何人才是适当的呢？似乎是与其变，不如不变。甚至连纳吉也亲口说了，他不要求变，也不会给首相压力，言下之意，他认为不变比改变领导人要重要得多。

可是纳吉的言论又被政治波浪一再冲袭。如果巫统领导层不订下改革的时间表，将可能出现另一次的政治大海啸，给予安华一个黄金机会从中崛起。换句话说，在大选后政局越是不明与不稳，局面就越对安华有利，而不是增加阿都拉政治筹码。在这方面，阿都拉也有了大动作和大力反击，以求稳住局面，先挫杨德利，再堵安华上位。至于何时交棒，那是后话了。他绝不接受在压力下的退位。当下的国阵成员党，正是倾全力保驾护航，似乎不容半路杀出程咬金。正因为这样，杨德利事件也揭开阿都拉与安华的短兵相接，彼此斗智又斗力，成了当今政坛焦点。

从这样看来，杨德利的个人政治立场的百变已是次要的争议了，重要的是杨德利今天所作所为是不是一种民意的反映？是不是预告沙巴风云再起？这就是国阵所要关注的大件事了；不能视为只是一件孤立的求官问职的索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