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性角度探讨 民政退出国阵论

民政党成立40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是高层领袖希望保持现状，不以退出国阵为导向，而是留在国阵内部争取改变，说得贴切一点，希望民政党能在国阵内获得善待。另一方面是区域领袖及干部促请领导层率党退出国阵，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再战江湖。当这两种各行其是的意见碰撞在一起时，给民政的领导人，尤其是许子根带来一定的压力和忙以应对。

按照许子根的思路，到目前为止他是不主张退出国阵的。他仍然具备那种早年“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指导思想，总是朝好的方面想，不必急于孤军上路，无妨再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我们综观党领导人所持的理由不外如下：

1. 民政自1969年上台执政槟州后，即与中央保持良好关系，也在1972年与联盟组成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促成国阵的成立。这一路走来，已为槟州的发展取得显著成就。

2. 民政目前仍然是国阵的成员党之一。虽然308的大选蒙受惨重失败，但不意味往下沉，还是有机会再探出头来。他们不相信民政在国阵内已没有前途。

3. 民政不退出国阵，至少会保存原来的席位分配，不至于一无所有。如果退出国阵，意味着它原先分配到的议席，将归马华所有。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认为民政会有机会卷土重来。

4. 民政若是退出国阵加盟民联，它本来参加选举的席位已被公正党和行动党瓜分，哪来角色扮演？谁会让出席位给民政党参加？

5. 即便民政不加入民联而成为独立政党，在多元种族的社会或者说在混合选区，民政又靠什么取胜呢？

6. 既然退是“死路一条”，不如不退，说不定一旦国阵改革奏效而扭转劣势后，民政就有望出头天了。

这些理由表面看起来可以说服党员同意“党留不退”，但如果我们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不尽然可以服众。因为这似乎包括还得仰赖别人的改变，而不是全然靠自己重新站立起来；同时在实践的过程中，分分钟又充满变数，乃至政治现实跟理论撞个正着。例如“许子根事件”及“伯拉提早交权”事件就是一个重要的变数。

我们不妨从理性的角度分析民政的去留大课题。这也是许子根要求的审视标准。他最近说，如果以情绪来打分，目前有约60%的基层希望退出国阵，但他希望能理性看待此事。

虽然我们知道许子根这60%的数字是未经过“民意调查”的，是一种直觉的评估，但突显了有不少党员有要求脱离国阵的倾向。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也不全因是情绪所致，可能包含了对历史的认识和对现实的判断。因此我们不妨听听党外的声音。这党外的声音不是要“干预”民政的内政，而是抱着一种深切关怀的批判。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有某些尖酸刻薄和冷嘲热讽的音调，但大致上都是一种良性的提醒和劝说。至于刺耳之言能否被民政党上下所接受，那就由民政党自身去决定。

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回到历史去看待民政党的过去和未来，或者可以从理性的探讨中窥见一二。

首先成立于1968年的民政党是一个松弛的组合。它结合了陈志勤为首的“社阵派系”；以林苍佑为首的“民联派系”（民主联合党）及以赛胡申阿拉达斯的“学院派系”。这之中以林苍佑的派系最强，因此它在1969年的大选赢得了槟州执政权。这一重大的突破，彻底改变了林苍佑整整十年不得志的窘境（他在1959年被马华边缘化，愤而在1961年另创民联党，志在取马华而代之），也使到民联党借民政党之壳创造奇迹。这就是说，民政党让林苍佑一洗前耻（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晚）。一时之间马华当权派难以消化而耿耿于怀；抑有进者，凭着首席部长的光环和槟州政权的筹码，林苍佑很快又与联盟的敦拉萨接上头。究其因不外是林苍佑有了政治本钱，如果他依然是民联时代的槟州反对党领袖，敦拉萨也只能与他维持个人友谊，而没有政治友谊可言，更不会有后来结盟的故事了（当今的民政党，要认识这一段历史）。

正因为林苍佑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联盟思想，与敦拉萨靠近也会给槟州发展带来好处，也就不免开罪了陈志勤和赛胡申阿拉达斯派。1971年民政党内讧造成的危机证诸了这三派的组合是松弛和不稳定的。于是民政又回到民联的时代。虽然仍穿着民政的外衣，但实质是民联的班底。

这民联班底的民政党经重创后，也乐得与巫统合作，也就在1972年有了联合政府之设。虽然不明显，但也是冲着马华而来。至少林苍佑向陈修信证明他在槟州是可以取代马华的。1974年民政正式加入联盟扩大的国阵后，意味着两党的斗争已从外部矛盾转成内部矛盾。这样一来，马华与民政的关系就如“同床异梦”的爱人，被强硬撮合而各怀心思。

尽管如此，在林苍佑的年代，他是绝对不会让马华在槟州翻身，重夺回首席部长；而马华也绝对不会放过林苍佑在槟州“堵死”马华，力求突围而出。如果可以解释的话，国阵是马华与民政明争暗斗的一个平台。这种统而不合是马华永远的伤痛。只有在1983年李三春离开马华总会长后，矛盾才逐渐缓和；也只有到了黄家定时代（2003年起）才看到双方“鸣金收兵”，但不意味着两者的斗争已告终结，新一轮的斗争已经开始。

这种“重燃战火”竟是马华的林祥才点起的，大意是主张民政应与马华合并，因为民政的存在国阵内对马华的争取和斗争是一个阻力。许子根的回应也毫不客气，指说这种人不应该领导马华。

民政之所以面对今天来自国阵成员党的压力，主因是308大选失败后成为被“欺负”的对象。我们可以预见，一旦许子根扶正成为民政党主席后，他所面对的对手已不是“和平共存”的黄家定，而是政坛独行侠的翁诗杰。除非他们之间取得共识，不然肯定会擦出火花，给民政带来额外的压力。

如果说马华的压力尚在其次，那么槟州巫统施加的压力就更加耐人寻味了。很多人并不明白，也许民政党更加不明白，为什么发表“寄居论”的阿末依斯迈只是一个升旗山区会的主席，竟然在解释事件时将矛头指向许子根？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共有13个区会的巫统领导人出席他的记者会而挺他，怂恿他发表民政退出国阵的言论。不仅于此，有人竟公开与当众撕毁许子根的肖像。

虽然阿末依斯迈后来受到巫统中央的“惩罚”，被吊销党籍3年。但吊诡的是，巫统党主席未针对此事促阿末依斯迈向许子根道歉，似乎此事并不重要。继此之后，在最近的发展中，槟州巫统署理主席阿都拉昔再次向许子根发难，究竟要留还是要走，言下之意是不要“霸住槟州国阵主席”这张椅子。

民政党的反击似乎投鼠忍器，只是暂时与“槟州巫统绝交”；丁福也做出温和的反击说还轮不到阿都拉昔指手划脚。不过尚未形成书函向巫统中央领导人提出投诉。更怪的是，阿末依斯迈既被冻结党籍，何以会成为区会顾问？他更说尚未接获“冻结信”。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个中因由，没有人搞得清楚。是不是巫统内有人授意槟州巫统可以公开羞辱许子根？不然它们的议程和动机又是什么？这是摆明槟州巫统向许子根“逼宫”，迫他放弃槟州国阵主席，也以此来促使民政知难而退。
在理论上，民政可以不必理会槟州巫统的言行，但在现实中，槟州巫统也是巫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言论也反映出一些干部已“不重视”民政党留在国阵内。

在这种窘境下，民政党不退出论的理由已不是关键问题，反而转化成民政党，尤其是槟州民政党如何为许子根讨回一个公道才是大道理。丁福南身为槟州民政新科主席，他有责任单刀直入的反戈一击，直问槟州巫统意图何在？

如果得不到满意答案，则必须通过民政党中央直接向巫统投诉和交涉（因为涉及许子根个人，由许子根出面是不恰当的），为何阿末依斯迈可以这样无理对待许子根？如果在308大选前，槟州巫统肯定有所顾忌，因为许子根有政治筹码，正如当年林苍佑有政治筹码，可被巫统倚重。

如今一切都改变了，变得民政即便用理性来研究民政党的去留，已不能够避开许子根“被羞辱的遭遇”。如果说槟州巫统变得这么“目中无许”，两党之间又如何推心置腹呢？

就此而言，民政党内谈论的六大理由不退出国阵不幸的已被阿末依斯迈推翻了。因此另类的看法是（包括党内党外人士）：其一是它留在国阵内如果连槟州巫统都改变不了，又如何使党员信服国阵已做出改变。如果民政党员未够勇气站起来维护党主席的尊严和党的威信，它留在国阵也只有逆来顺受。

其二，即便留在国阵，将来大选议席的分配不一定保持不变，民政在政治现实下用什么筹码讨价还价呢？

其三，若是退出国阵，不靠向民联，而自力更生，在大选时放手一博，谁说它没有机会胜出？1964年林苍佑率民联党在社阵、行动党（当年是人民行动党）及联盟的多角战中，也能突围而出，成为槟州议会最大的反对党，更在1969年夺取槟州政权，因此不能一口咬定民政自行上路是“死路一条”。
其四，民政若与民联合作，还是有谈判的筹码，不会一无所得。毕竟民政是一个有素质的政党，不是一盘散沙或乌合之众，它具备条件取得应有的尊重与地位。

其五，民政事先也预料不到，巫统的权力转移这么快提前到来？这证明了政治变数很大。在此交替和不明朗之期间，阿都拉有其自身的烦恼，民政又该向谁取回被“羞辱的尊严”？

其实一个政党的立足和生存，完全取决了自信和自强。换句话说，党的生存才是先决的条件，而不是在打压下“求存”。

如果民政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它要如何面对不断变化的未来？因此民政的未来取决于它自身的勇气和果敢，不是等待别人提供机会。至于那些提出不要走的人，也要提出新的理据和说服力让对方表态民政是不可或缺的，也让党员感觉到留下来还有一线曙光。

在这种情形下，唯有让10月的党代表大会来热烈讨论。公不公投还在其次，如果经辩论后，大多数决定留下来，则将来命运不好，也不要怪领导层了。因为他们愿意与保持现状共浮沉。如果他们认为需要改变和活得尊严，那么你就要有足够的勇气以理服众。若是徘徊在模棱两可中，也许是自讨苦吃。

民政党已来到十字路口，它的存亡操在所有党代表的手中。上帝只打救自救的人。这就是说，留与不留总得有明确的方向和交待。

（原载于2008年10月13日《号外周报》 第39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