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统十大风暴

第一篇：拿督翁退党另起炉灶。东姑力挽狂澜于既倒
（一）引言
巫统的全名是“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直到今天沿用的UMNO是“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的简称。因此我们所熟悉的“巫统”或“UMNO”就是当下仍居统治地位的马来人的最大政党。号称有300万名党员，但决定领导层命运的则是手操投票权的2千余名中央代表。这些代表在党选年时显得十分重要，因为他们手中的一票不仅选出巫统的领导，也是选出掌控国运的国家领袖。

不过，巫统的内部斗争或由内转外的斗争就不是中央代表所能左右的，而是领导层之间因权力，因理念或因人事展开的斗争。当领袖之间的斗争开展后，自然会形成帮派和阵营，而往往会演成激烈的对峙和分道扬镳，最后则以“胜者为王，败者为野”来了断。

综观成立63年的巫统，大大小小的斗争时而有之，但牵动政局和巫统走向的则有10次之多，平均每6年就发生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激烈，甚至带来分裂和对峙；但不变的是，掌控政治权力的成了造王者，使到巫统又“转危为安”。为什么会这样？这有必要从几个层面来探讨和演绎巫统的结构和其历史背景以及什么是政党政治？只有了解了巫统的历史和它的独特性，我们才能更好地掌控这个政党的脉络。

首先它不是先有政党才来推动其政治理念，而是先有马来人的大团结运动才孕育这个政党的成立。领导这场运动的是当时柔佛州的署理州务大臣拿督翁惹花（Dato Onn bin Ja’afar）。他在1946年3月1日号召马来人出席于吉隆坡苏莱曼俱乐部举行的马来团体大会，共有41个单位群起响应，目的是抗议殖民政府强行推出“马来亚联邦”宪制（Malayan Union），并指这在战后仓促出炉的新宪制没有提及苏丹的地位和对马来人权利的特别照顾。当时左右派的马来政团都有参加，后来虽左派政党如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退出，但拿督翁已取得大会的认同成立巫统来和英殖民政府斗争。这个政党正式于1946年5月11日举行成立大会，召集人拿督翁成了这个政党不可动摇的人物，他也是创党人和第一任巫统主席。

巫统在他的领导下，走的是右翼路线，一方面与各州苏丹合作，另一方面联合苏丹与英国谈判，成功地促使英国放弃“马来亚联邦宪制”改由“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取代之（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Agreement）（1948年2月1日起生效），确定各州苏丹地位，也恢复马来人特别地位的条文。在当时，左翼的“马来国民党”（1950年被英政府查禁，指涉共产活动）、左翼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在新加坡成立，1947年自我解散，也被指涉及共产活动）及马共（直到1948年6月才被宣布为非法组织），都对“马来亚联邦宪制”冷漠以待，指是英政府为延长殖民地统治的花招，也就给巫统一个机会撇开三个主要政党，单独与英殖民政府改变政治格局。这就是说，在没有太大阻力下，拿督翁只用2年有余的时间取得英国人的信任，遂使到巫统跃登政治主流；也因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成为新的宪制，英殖民政府决定展开行动取缔左翼政团，斗争的焦点也就集中打击马来亚的左翼运动，马共在没有选择下，又回到森林打游击战。巫统也就从中崛起成为势力庞大的政党。领导人后来更被邀请加入英殖民政府的内阁，例如拿督翁就成为内政部长，他成了英国眼中的未来的首相和国家的领导人。在那时，巫统声称其党员已逾11万名之众。（《Malay Politics in Malaysia》, 1980, 页40）

当1950年左翼的马来国民党（领导人是布哈鲁丁，后来成为回教党主席）被查禁后，巫统势力更见庞大，它成了被认可的代表马来人的政党。

（二）拿督翁要开放巫统
在这个时候，拿督翁的思想有了一定的转变，他不要仅限于做马来人的领袖，他要做的是马来亚各族人民的领袖。1948年12月，他召集了各民族领袖在其新山住家举行会议，即席成立“各民族联络委员会”，成员包括陈祯禄在内。他准备用这个委员会来改变巫统的特性和党章。于是在1950年5月在吉隆坡举行的巫统特别会议上，他大胆地建议巫统开放门户，让非马来人成为党员或附属党员；同时他也建议不妨接纳各民族联络委员会的建议，检讨有关公民权的条文，以缓和非马来人的担心和不满。如果这些建议可行，则巫统可以改名为“马来亚国民统一机构”（原名是马来人统一机构）（英文仍简称UMNO）。（《马来政坛谈往》，1981，页27）。这就是说，拿督翁准备将巫统导入中间偏右的路线，只用一个政党来团结各民族人民。

虽然拿督翁声望如日冲天，但他的建议撞壁，巫统内多数党员拒绝他的建议，视此举将威胁马来人的权利和地位。

不甘失利的拿督翁仍然坚持他的理想是正确与进步的。在同年6月的巫统大会上，他突然愤而辞职，掀起轩然风波，党员纷纷加以挽留，但就是不接纳他改革巫统的建议。

拿督翁后来接受挽留，但依然不放弃他的斗争，他试图用时间来感化党员给予支持，结果在同年9月的巫统代表大会上，他再度当选主席，并且在原则上接纳各民族委员会所提出的有关检讨公民权的建议，就是未明确同意修改党章，以成为各民族的政党。领导反对拿督翁的不是与他一起斗争的领导人，而是来自藉藉无闻的新加坡马来人同盟主席萨顿（已故，前中央部长，最后官职是槟州元首）（《巫统政治风暴》，1999，页8）

由于僵局无从打开，1951年8月21日，拿督翁坚决辞职，不接受挽留，竟起而带队离开巫统，在1951年9月16日宣布另组“马来亚独立党”（Independence Malaya Party）（这个日期与马来西亚成立日巧合，十分吊跪）。成立刚好5年的巫统，第一次面临严重的分裂。

更为吊跪的是：英殖民政府摆明支持拿督翁，继续委以部长职，无形中也助长马来亚独立党的声势。成立之初，马华的陈祯禄、急进党的林苍祐及泛马劳工党倒向支持拿督翁是为一例。巫统反而变成“孤家寡人”，政治主流似乎已被拿督翁的独立党所取代。

（三）东姑登场斗拿督翁
由于胡先翁的辞职，巫统在同年8月25日举行特别会议，以选出一人成为新主席，以免陷入“群龙无首”的窘境，但那位敢于顶撞拿督翁的萨顿只能为人做嫁衣裳，结果来自吉打的王子东姑阿都拉曼在四角战中脱颖而出。他是在1946年即成为拿督翁的追随者，他也是在苏丹的支持下得以成为拿督翁的继位人。

东姑阿都拉曼当时面对的处境是极为难堪的，因为拿督翁也拉走了巫统的精英，包括75名被委任的立法议员中，马来亚独立党就占了30位，且拿督翁又身居内政部长职）。未想1952年吉隆坡的市议会选举改变了拿督翁和东姑的命运。这一场选举在无意中促成马华与巫统的联手（只限隆市选举，东姑与陈祯禄未介入其中），结果马华与巫统大胜，共夺得9席（马华6，巫统3），拿督翁的独立党只赢得2席，为其政途敲了警钟。

果然不出所料，东姑拉拢了陈祯禄在1953年组成联盟，1954年又拉了国大党加入，形成三大民族合作的政党。东姑也努力扭转劣势，以期在声势上不遑多让拿督翁的独立党（《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1984，页49）。

由于马华的“背弃”，拿督翁一怒底下也拿马华来开刀。例如在拿督翁的提议下，立法议会通过禁止政党从事福利彩票集资，也就使到马华发行的福利彩票（用以救济新村人民）被终止。1954年，拿督翁将其独立党易名为国家党（Parti Negara）与东姑领导的联盟对着干。这种由党内斗争转化为党外斗争，拿督翁是第一人。其后巫统的内斗也跟着这个例子不断在循环。

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是东姑与拿督翁的直接较量，以让选民决定谁才是领导国家的真命天子。这一次普选只选出52名立法议员，另46人是由英殖民政府所委任。它的重要性是胜利者将成为马来亚自治邦的政府（但大权仍握在英国手里）。

出乎拿督翁意料之外的是，他的国家党共派出30名候选人，竟全军覆没，连他自己也饮恨新山选区；反之，东姑领导的联盟大捷，共夺得51席，剩下1席归回教党所有。这样一来，东姑成为马来亚联合邦的首席部长，组成自治政府。拿督翁黯然神伤，他没有想到栽倒在自己一手创办起来的巫统手中。

经此一役，英国人不得不转而支持东姑，拿督翁只得吞下苦果，斯人独憔悴。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拿督翁的理念是十分符合多元种族的社会，但他在错误的时间（时机未成熟），错误的地点（巫统内的马来民族情绪仍然高涨），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以退党另起炉灶来取代巫统，而不是在内部争取支持来取得上风）。

他的失败，标志着马来亚历史的改写。从那一刻起，历史转向东姑，东姑逐渐把拿督翁“遗忘”了，包括他的斗争大方向。虽然东姑与拿督翁一样，都是亲西方的马来政治精英，也走着右翼的路线；但他们的不一样却反映在性格和治国方略上，最主要的不同点是拿督翁要一个开放的巫统，只用一个党来统治和管理国家，以彰显其“政党”理念是多元性的；东姑则是坚持“政党”的单元性，但主张“政治”的多元性，也就通过巩固三党联盟来推行多元理念。这种“政党”与“政治”的单元性和多元性，只是一字之差，实质就大不相同了。这也给我们对后来的政治生态的改变提供许多遐想的空间，而今天我们的政党政治的变化也是有迹可循的。

受挫了的拿督翁并不甘于退出政坛，这正应了一句老话：“有选择就有牺牲；有坚持就有斗争”。1957年，拿督翁参加柔佛峇株巴辖一个国席补选，不幸又告失败，然而他的斗志并没有消沉下来。
在1959年他又率国家党“残军”再战江湖，但气势已不大如前，只能借助回教党的大本营之一的登嘉楼参加一些议席选举，包括拿督翁本人也在登嘉楼东山再起。

拿督翁是唯一当选国会议员的国家党候选人。他的4名候选人则中选登嘉楼州议员。由于登嘉楼的回教党占13席，国家党占4席，巫统只得7席，因此回教党起而执政（《Malay Politics in Malaysia》，1980，页51）。不久之后，国家党议员倒向巫统，加上一些回教党议员跳槽，登嘉楼执政权又告易手，转成联盟执政。

虽然如此，拿督翁自始至经都不放弃和背叛其政治理念。他孤军一人在国会作战，但此时的国家党气数已尽。1962年拿督翁因病逝世，其国家党也因“人亡政息”宣告瓦解，留下了争议性但光明磊落战斗的一页。

在东姑时代，拿督翁在巫统内是没有“位置”的（但精神犹在），直到1971年敦拉萨取代东姑之后，他才把拿督翁的遗像移入巫统总部，当成创党人而占了重要的位置。从那个时候，拿督翁的精神又被巫统党人拿来作为鼓励士气的泉源。在以后的巫统斗争中也不断地被引用。这就是拿督翁留给马来西亚政治；尤其是马来人政治留下的十分珍贵的“政治遗产”。

巫统的第一次风暴是起自拿督翁而在东姑手上结束。历史就是这么掀开党争的第一页。

第二篇：东姑与农业部长恶斗。显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交锋
东姑阿都拉曼在1955年的普选胜利后，他先出任马来亚首席部长，起用一名重要人物阿都亚兹（Abdul Aziz bin Ishak）担任农业、森林及渔业部长。在1957年国家独立时，东姑出任首相，他仍然被委以重任，但改为农业暨合作社部长。这个职位对于处在经济落后的马来人十分重要，政府希望通过这位部长来改进和提升马来人的经济地位。

阿都亚兹（1914年生）不是等闲之辈，早年毕业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他的兄长尤索夫（Yusof bin Ishak）就是马来前锋报的创办人。在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时，被李光耀推举为新加坡首任总统。有了这样的背景，在1948年即已加入巫统的阿都亚兹一度是拿督翁的追随者。当1951年拿督翁另起炉灶时，他也离开巫统参加马来亚独立党，并在1952年提名参加吉隆坡市议会选举，不幸败选。翌年，他又离开拿督翁，转回巫统支持东姑阿都拉曼的领导。东姑在初出道时，正需要有报业背景的人给予支持（阿都亚兹在1948—1951年曾担任前锋报编辑），也就被倚重在1955年代表联盟（巫统）参加普选，与拿督翁（此时独立党已易名国家党）的候选人角逐而胜出，旋即出任自治邦的部长。

1959 年大选再胜出后，阿都亚兹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在1960年改选时当选巫统副主席。不久他与东姑的政治理念出现裂痕，这主要表现在阿都亚兹决心通过合作社这个组织来推行具有社会主义的政策。在当时，合作社已有三千间左右，他认为提高马来人的生活水平的前提是：反对垄断资本家，也包括华人大资本家，而合作社的开展正可以摆脱中间人和大资本家的剥削，由农民自行经营。

（一）建议仿效苏联农业政策撞壁
虽然他曾考察印度以吸取经验，但效果不佳，因此他向东姑建议仿效苏联的农业制度，由合作社承建肥料厂。这一下子与东姑的政治理念起了冲突，不但不同意，且恫言要把他调职为卫生部长，改由沙顿接任。此时东姑也获得马华陈修信的支持，反对阿都亚兹把社会主义政策引进马来亚。
阿都亚兹不甘示弱，公然“抗旨”，并说如果将他调职，他宁可辞职不干。这一下子真的将住了东姑，因为阿都亚兹不但是巫统的副主席，而且拥有广大的马来农民的支持，其影响力之大，也使到东姑投鼠忌器，调职之事只好作罢。不过，阿都亚兹与东姑的斗争并未止息，只是未公开演变成对抗。他还是做其农业部长，就是无法开动合作社机器，将政策向左转。

1962年的巫统党选，东姑认为机会来了，在他出手之下，把阿都亚兹的副主席板倒了。在这种情形下，阿都亚兹已不再如同先前的尾大不掉，东姑乃在1962年10月促他辞农业部长职，不然将对他罢免，于是引发了两人的第二轮的斗争。

1963年，在无官职和无党职下，阿都亚兹并未向东姑低头，反而在国会内以后座议员身份比反对党议员更为尖锐和激烈抨击东姑的施政。一场理念和思想斗争由兹展开。一边是全力维护资本主义，排斥社会主义的亲西方的东姑；另一边是由民族主义转成社会主义者的阿都亚兹，两者在党内的交锋也导致阿都亚兹于同年被东姑开除党籍。因此马哈迪并非是第一人在1969年被东姑开除出党，阿都亚兹才是第一个重量级与东姑闹翻的人。

（二）与东姑决裂另创新党
在不甘于束手就擒下，阿都亚兹选择走拿督翁的道路，在1963年7月另起炉灶，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党”（National Convention Party），摆出社会主义立场，以争取中下马来农民的支持。这个政党的成员基本上是来自支持阿都亚兹的巫统及乡村马来人，颇有阵容。可惜，刚成立不到两个月的国民议会党就要面临一场考验，派出候选人参加雪州议席的一个补选，结果出师不利，对阿都亚兹可谓是一个打击。

虽然如此，阿都亚兹毅然于1964年大选前夕加入社阵大家庭，成为第三个成员。本来是劳工党与人民党结盟，现在变成三党联盟，更进一步显示阿都亚兹的左翼社会主义色彩。

由于时机不当（正值马印对抗的高潮期），国民（也包括华人）对印尼的“攻势”有些坐立不安，也就倒向支持东姑领导的联盟。因此1964年的大选遂使到反对党一败涂地，最致命打击的是社阵，只剩下两名国会议员（陈志勤及林建寿），其他社阵领袖如劳工党主席依萨、国民议会党主席阿都亚兹及人民党主席阿末被斯达皆告败北，左翼势力受到重创。这与人民对印尼政治影响的抗拒有直接关系。

（三）被指涉及流亡政变下狱
未想大选后的翌年，又再爆出惊人的大新闻，1965年政府采取大逮捕行动，将社阵的马来领导人一举逮捕，他们是阿都亚兹、依萨、哈斯诺及甘波等人及回教党主席布哈鲁丁。

政府的白皮书指出，在1964年4月的大选期间，印尼的代理人在金钱上资助有关政党。

又说，大选过后，印尼方面又安排阿都亚兹及哈斯诺在10月前往开罗参加不结盟会议，惟不获准参加，他们乃会见印尼的一位将领（曾任印尼驻新加坡总领事）密商谋叛。他们在回国后，在1965年正月又与一个印尼革命团体联系，彼此同意在1965年6月前往阿尔及利亚参加亚非国家大会，并在那里宣布成为“马来西亚流亡政府”指挥武装叛变。这一举国愕然的消息传开后，社阵党人也全不知情，但同样展开抗议行动。

经此打击后，阿都亚兹的政治生涯也已划上句号，其国民议会党也因此“人亡政息”。

就此而言，东姑已成功地打败其政敌，巫统的第二次党争也告落幕。

虽然阿都亚兹失败了，但他在巫统党内播下的“社会主义政策”的种子，在后来也成为打败东姑亲西方的资本主义政策的引药。拉开这颗引药的人就是敦拉萨，他采用了阿都亚兹的理念在巫统党内掀起一场思想革命。（取材自《巫统政治风暴》，1999年）

第三篇：马哈迪炮打司令部。东姑黯然下台·敦拉萨被扶正
东姑阿都拉曼做梦也没有想到，第三次巫统政治风暴竟是冲着他而来。起因于1969年的大选，联盟遭遇挫折，痛失槟州政权，雪吡两州陷入僵局，而致命的是在国会失掉2/3席优势，马华只胜13席，情势不妙。最意外的是，巫统参选67席，虽只有16人落选，但其中一人就是在吉打州输掉国席的马哈迪（他于1964年初任国会议员），其对手尤索拉哇在后来成为回教党主席（1983-1989）。

马哈迪在怒气难消之余，又碰上因大选而爆发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导致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也就把联盟的失败归咎于东姑，而在1969年6月17日“炮打司令部”，公然致函东姑促他辞首相及巫统主席职，理由是东姑已失去马来人的信任，包括在政府部门的公务员、警察、武装部队及巫统党员。

这一封函件随即广泛流传，引发大学生示威游行支持马哈迪，东姑一怒之下，在7月12日的巫统最高理事会上，通过开除马哈迪出党的议案。与此同时，支持马哈迪的慕沙希淡也被革除政务次长职。

虽然后来敦拉萨及伊斯迈（内长）有努力为东姑修补形象，但只起表面作用，无法挽回东姑的声誉。这位自称为世界最快乐首相的人也因“513”事件大权旁落。

他是在“513”事件后的第三天（即5月16日），将治国权力交给副手敦拉萨，而后者出任“全国行动理事会”主任，拥有实权掌控国家政运。有人指说这是一场“宫廷政变”，但更多的说法是形容为“权力转移”。

无论如何，马哈迪的手法使人想起1951年时，沙顿一马当先反对拿督翁的巫统开放门户的建议，结果造就了东姑时代的降临。而马哈迪则是造就了敦拉萨起而掌权，两者间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他们后来都有得到回报。沙顿出任东姑的内阁部长，最后出任槟州元首；而马哈迪后来被敦拉萨器重，出任教长，最后成为首相）。

不过马哈迪初时是比沙顿失落的，他被迫踯躅在政治的旷野中。在此期间，他在1970年出版了一本成名的名著《马来人的困境》，以历史的观点痛陈马来人的落后原因，显然是冲着东姑而来，旋即被宣布为禁书（这本著作直到马哈迪于1981年当权后才解禁，且被视为马来政治“经典之作”，引导马哈迪的马来中心思想开始膨胀）。

虽然开除马哈迪并未导致巫统分裂，却是东姑下台的征兆。1970年9月21日，东姑以沉重的心情正式辞职，让位于其接班人敦拉萨。国会民主也在1971年2月20日重开，结束了半军政统治。新旧首相的交替，标志着敦拉萨时代的到来，也成为我国政治的分水岭。

这种因“513”下台的尴尬，使到东姑十分耿耿于怀。虽然他很难原谅马哈迪是始作俑者，但东姑认定巫统的其他高层也参与其中，因此他说这一派人是要建立“新秩序”，并指说有一些人是“极端份子”。东姑这样说：“巫统内部的斗争始于1967年（“513”事件的前两年），一派是建立巫统的；另一派是认为这个国家属于马来人的。这些人是“权利狂者”，准备一场摊牌”。（见东姑于1978年2月2日发表于《星报》的专栏）。

不管怎么说，东姑是这场权利斗争的失败者，他喜剧性地在1951年上位，却又悲剧性地在1970年退位，难怪东姑会有难以消化的怨气。

一上位的敦拉萨，即刻展示出他与东姑不同的治国理念和施政方针。在就职礼上（1970年9月22日），他明确地指出：“这个政府是基于巫统组成的，我以此权力赋予巫统，以使巫统来决定其形式——政府必须依随巫统的要求和愿望—它所执行的政策必须由巫统来决定。”（《Malay Politics in Malaysia》,1980年，页225）

这一“以党治国”的理念也在后来孕育了“一党独大”的心态。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敦拉萨采取了几个具有历史性的大动作，其一是在1971年敦拉萨召回马哈迪重入巫统。这在东姑看来，孰不可忍。他才于1969年开除马哈迪，未想在两年之后他的开除令被翻转回来，且眼巴巴地看着马哈迪大摇大摆走进为他而开的巫统大门，真的不是滋味，但也印证了“人一走，茶就凉”的古老名言。

其二是也是与东姑不咬弦的胡先翁被敦拉萨召进内阁出任教育部长。胡先翁是拿督翁的长公子，他在1951年与他父亲一起离开巫统。直到1968年应敦拉萨之邀重回巫统（他们两人是襟兄弟关系，他们的夫人是姐妹），且在1969年参加大选胜出。（《巫统政治风暴》，1999年，页50）

其三是敦拉萨推出影响深远的“新经济政策”。这个通过国家机器提升马来人经济地位的政策正是采用社会主义的手段，与1959年的阿都亚兹要引用苏联的农业政策有其相似之处。马哈迪在致东姑的公开信中也有提及阿都亚兹当年被东姑开除党籍的命运，但他认为不能因此而不敢直抒，即使面对囚禁，他也要说出来。

由此可见，马哈迪是牢记阿都亚兹在巫统党内与东姑斗争而失败的故事，也对他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而敦拉萨虽然未对阿都亚兹有什么好感，但也不得不承认后者的理念是值得参考的。

敦拉萨在下来主张东南亚中立化，扭转东姑的一面倒向亲西方右翼立场，采取了与苏联、东欧及中国的建交等措施，表明了他与东姑的政策划清界限，继之又参加亚非会议和不结盟会议，展现了他的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不能说与阿都亚兹的理念无关。

其四，敦拉萨为巩固巫统的执政权，对反对党展开收编，将它们纳入政治主流，砂人联党、回教党、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就是这样被召入而在1974年成立国阵，取代旧有的联盟。至此，敦拉萨的政府已与东姑时代的政府绝然不同，甚至是大相径庭的。

敦拉萨在“513”后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马哈迪也因此受到重用，一场的政治风暴和权力斗争终于使到巫统也在内部起了转变，这又不能不说是马哈迪出重拳而致。

第四篇：敦拉萨胡先翁先发制人 雪州大臣哈仑悲剧收场
敦拉萨在1970年当上第二任首相后，已是党内无敌手，整个巫统在他操控底下，政府的施政也是以他的意旨行事，他成了一位强势的领导人，甚至可以左右党内的人事布局。

原先他是支持一位争议性的人物雪州州务大臣哈仑上位的，但他后来又发现不对劲，决心铲除哈仑带来的威胁，因而巫统有了第四次的党争，整个过程的经过及后来的发展是颇戏剧性的：

与马哈迪一同在1964年大选时出道的哈仑（原雪州法律顾问）参加雪州州议席竞选而胜出，在敦拉萨的推荐下，被东姑委以雪州州务大臣，那年他39岁。既是雪州巫统主席又是巫统最高理事，意气风发，风头甚健（《大马50金风云人物》，2007，页78）。但1969年的大选却让他面对惊涛骇浪，联盟只在雪州赢得14席，与反对党的14席平分秋色，新政府一时难产。由于哈仑原为州务大臣，没有卸职，也就无需辞职，而是静观其变。讵料5月13日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也给哈仑带来正负两面的冲击。负面是指他的支持者纠集在州务大臣官邸，情绪高昂；而反对党也有胜利游行。后来不知何故，场面失控，引发冲突流血事件。哈仑也因此被指与事件脱离不了关系，但没有被指证涉入其中，也就留下谜团。

正面的是尽管时局不稳，联盟仍然掌控局面，尤其是民政的陈志勤拒绝与行动党的吴福源组联合政府后，哈仑已处于优势再次蝉联州务大臣。

与此同时，敦拉萨对哈仑也是颇为赏识的；反过来哈仑当时也是全力支持敦拉萨的领导。1971年的巫青改选，他在敦拉萨的祝福下，不战而胜地出任巫青团长。原本有意染指这个职位的慕沙希淡（英国深造归来）闻悉哈仑有大靠山后，也就打退堂鼓。

此时的哈仑如日中天，是敦拉萨身旁的一名红人，因而得以在1971年影响新首相召回马哈迪。哈仑之所以力挺马哈迪回到巫统是要加强其势力以便联手克制被敦拉萨倚重的新外交部长加沙里（原是外交部秘书长，是外交高手，但在巫统党内尚无势力），因为有消息指称加沙里将在巫统党成为新领导人之一。

因此在1972年巫统党选时，哈仑竟全力支持刚回巫统不及一年的马哈迪角逐副主席之一。当时共有6人提名，他们是嘉化峇峇、胡先翁、沙顿、赛纳雪、加沙里及马哈迪。由于雪州不支持加沙里，自然败选，马哈迪也不过陪太子读书。脱颖而出的是胡先翁、嘉化峇峇及沙顿（《巫统政治风暴》，1999，页52）。

哈仑在这场选举中是幕后的推波助澜者，因他刚在前一年当选巫青团长，条件尚未成熟，才推出马哈迪角逐，但他却犯上两个错误，为他日后留下祸根。其一是哈仑的拦路，导致加沙里的落选而得罪了敦拉萨；其二是未支持胡先翁下，后者却告胜出，也给胡先翁记下一账。

虽然哈仑本身未亲自出马角逐巫统副主席，但敦拉萨已察觉到巫统的人事安排有脱轨迹象，而导致脱轨的人正是哈仑。他把哈仑企图左右党选当成是一种威胁，开始警惕后者的势力不断膨胀。

为挫折哈仑在党内的势力，敦拉萨在1974年巫青团改选时，转而支持副内长沙末依里斯攻打团长。但哈仑不是省油的灯，他结合一些元老的势力，包括东姑的效忠者佐哈里及赛惹化（目前内长赛哈密之父）进行反击。巫统党内出现哈仑派与敦拉萨派的斗争。虽然这一仗哈仑又告过关，蝉联团长，但等在他前头的已是不明朗的未来。

一方面敦拉萨以彰显的外交成就加强了其政治地位；又以在国内组成国阵迎接大选取得辉煌胜利作为政治筹码，一时无人能出其右。另一方面哈仑也积极“备战”，他在雪州的地盘推动的大计划，也使他成了马来人眼中的“英雄”，并在大选后再次蝉联州务大臣；尤其是巫青团的干部，更是以他马首是瞻。抑有进者，哈仑在1975年党选前，成功地举办世界重量级拳王赛，由默哈末阿里对垒佐佰纳而引起轰动，可见哈仑在雪州的势力是根深蒂固的。

虽然如此，敦拉萨开始派人调查哈仑的违规事件，反贪污局也在后来介入调查世界拳王赛被指账目不清的事件（《大马50金风云人物》，2007，页78）。

为防止生变和突如其来的打击，哈仑决定在1975年6月的巫统党选中攻打副主席一职，以强化他在巫统内的地位，进而迫使敦拉萨投鼠忌器。

共有8人参加角逐，以争夺3个职位。他们是除原副主席的嘉化峇峇及东姑拉沙里寻求蝉联不成问题外，尚剩下一个副主席也以哈仑占优势，但未料此时已羽毛丰满的马哈迪不再需要哈仑的支持，转而自己上阵与哈仑一争高下。

在这种情形下，敦拉萨宁可选马哈迪来打击哈仑，不得已“牺牲”其爱将加沙里，因为也只有马哈迪有足够的机会打败哈仑。结果哈仑这一仗只输给马哈迪47票。换句话说，马哈迪有幸挤入副主席之列，而哈仑则已厄运当头（政治的吊诡与生变莫过于此：是他力荐马哈迪回巢，如今反过来被马哈迪挤出场）。

哈仑败选后，接到的一份“黑色礼物”是敦拉萨送给他的，要他在1975年10月10日动身前往联合国履新，出任常任代表。如果不依，会有16项罪名把他控上法庭。讵料有恃无恐的哈仑“公然抗旨”，理由是苏丹不同意他的辞职，当然这只是一个借口，要不要辞职全在于他。在他看来，他在巫青团的势力加上雪州的势力是他的护身符，若是接受流放，等于既有的一切将化为乌有（《巫统政治风暴》，1999，页50，57）。

由于他的抗拒，敦拉萨在同年的11月让反贪污局把他控上法庭，共16项罪状指他涉及贪污、失当管理、失信和未向政府呈报某些资产报告。哈仑在法庭矢口不认罪，他知道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刻，形成巫青团与母会的对峙。正当斗争进入高潮之际，敦拉萨不幸于1976年1月14日逝世，但这并没有使哈仑转运，因为上台的胡先翁对他更是锲而不舍，手段更是强硬。

例如在1976年3月17日的巫统理事会上，通过胡先翁的提议将哈仑开除出党。失去党籍的哈仑已无法在1976年捍卫巫青团长职，改由其同僚赛查花代为出征而胜出。在得到元老的护航与巫青团的支持下，哈仑又于同年的10月23日恢复党籍。由此可见，哈论是顽强的抗拒者，其势力不可忽视。

不过，哈仑在法庭上没有这样幸运。他的罪名在1976年5月18日被判有罪下狱两年。他不服所判提出上诉。继后又面对新的控状指他涉欺诈罪。1977年被判入狱6个月，罚款1万5千元。在又上诉失败后，他只好服刑（他在马哈迪于80年代初期任代首相时获得宽赦，可以参加党选和大选，投桃报李，两相无欠）（《大马50金风云人物》，2007，页80）。

虽然哈仑在1981又再当选巫统副主席，但已无官职，支持者一个一个离他而去，政治的无情表露无遗。

在没有任何希望能在巫统翻身后，哈仑于1989年加入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惟在1990年参加大选时失利只得认命。直到2000年又再回到巫统，2003年带着失意离开人世。

一个讽刺的政治现实是他打救马哈迪的政运，原以为会为他所用，结果反过来他被马哈迪越级而上，最后要靠马哈迪来打救他的政治生涯。虽然敦拉萨（1976）与胡先翁（1990）两人先他而去，但他们是以着胜利的姿态离开人世，而哈仑则遗憾人间，首相梦未编织已落难。

第五篇：巫统副主席逼宫·胡先翁怪招应对 先挑马哈迪，后挤回教党
胡先翁是在未经意下被推举为马来西亚第三任首相。这位政坛老将的起落也是颇戏剧性的。1946年他加入其父亲拿督翁创办的巫统，1950年他成为巫青团首任团长，也担任总秘书职，与其父亲在巫统组成父子阵。1951年拿督翁离开巫统另组马来亚独立党，胡先翁也尾随其后，并在1952年以马来亚独立党候选人身份参加吉隆坡市议会选举失利，暂时告别政坛，前往英国深造。

1958年他学成归来，未积极介入政治活动，而是执律师业。1962年其父亲拿督翁逝世后，胡先翁已没有政治包袱。在1968年应敦拉萨之邀请重回巫统。1969年参加国会大选胜出。1970年敦拉萨从东姑手上接过首相位后，委任胡先翁出任教育部长（这个职位在传统上被巫统视为迈向首相的踏脚石）。1972年巫统改选，胡先翁在6角战中突破重围，成为三位选举副主席之一。同年8月，因副首相伊斯迈病逝，敦拉萨提拔胡先翁接任副揆，也顺理成为巫统的署理主席（《大马50金风云人物》，2007，页83）。

他与敦拉萨既有同门关系，也就一心一意辅佐后者主政。1974年国阵在大选中胜出后，他再任副首相兼财政部长。

1975年的巫统党选，重新确认敦拉萨和他的领导，但从中涌现一名新副主席马哈迪，与另两位原任者嘉化峇峇及东姑拉沙里平起平坐。1976年敦拉萨逝世，胡先翁接任首相后，巫统的内部斗争开始白热化。

事缘胡先翁想不按牌理打牌，希望委任巫统最高理事加沙里出任副首相（加沙里就是敦拉萨的爱将。1972年及1975年两度被哈仑拦路选不上副主席，但官职提升，从外交部长晋升为内政部长）。

这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妥，坏就坏在巫统从未有先例可以避过副主席而从最高理事中选副揆，因此巫统党内开始出现紧张局面。三位副主席闻知乃联袂谒见首相直陈利害关系，他们三人态度十分强硬，给胡先翁施加巨大的压力，要胡先翁只能从三位副主席中挑选一人成为副首相，不能乘离传统，否则他们将辞主席职（《巫统政治风暴》，1999，页60）。这真是给胡先翁下马威，也接近摊牌了。在此紧要关头，胡先翁也只好割爱加沙里（他的运气真不好，如果当上副主席，早已是相级人选），但他不愿让资格最老的嘉化峇峇上位，也不想让有王室血统的东姑拉沙里出任副手，终于选了得票最低的副主席马哈迪成为副揆，震惊朝野。胡先翁承认他挑选马哈迪是在一夜之间拍板的。他说：“我不期望100%的得到同意。”（《巫统政治风暴》，1999，页61）

为什么胡先翁要挑选马哈迪？直到今天仍是个谜。胡先翁退休后也没有做过解释（吊诡的是当1987马哈迪与东姑拉沙里争巫统主席后，巫统出现分裂时，他竟是转而支持东姑拉沙里，而不是马哈迪。不过他从来没有像后来的马哈迪承认他选阿都拉成为接班人是错误的）。

正因为他的刚直性格使到党内也产生了派系斗争，幸未分裂。不过至少即刻带来两种消极效应。其一是嘉化峇峇一怒之下挂冠而去，只保留副主席，胡先翁也未加挽留。其二是东姑拉沙里在失望之余，对马哈迪带有“敌意”，以致在下来的日子，即使马哈迪身为副首相与贸工部长，而保留财政部长职的东姑拉沙里却不卖他的账，两人的心病加重而在日后爆发出来。这就是说，在胡先翁领导下的巫统是暗流汹涌的。

尽管党内的一些元老及少壮派（巫青）并不归顺胡先翁，他仍一如既往地坚定他的强硬政治作风，一方面在1976年在党内“消除”所谓亲共份子。有两位副部长阿都拉阿末（后来他出任《新海峡时报》总编辑）及阿都马日被捕，另一著名报人沙末依斯迈也牵连其中。他们三位都是敦拉萨的“智囊团”，影响敦拉萨将国家政治转向中立偏左，与共产国家建交。这场红色疑云正好给哈仑抓着口实，指他就是这批被指为“亲共份子”者的牺牲品，才导致他下台和下狱。胡先翁本身未介入敦拉萨的国策圈子，也就毫不容情地让内政部长加沙里“照捉不误”，在巫统党内掀起“红色风暴”。这一场风暴虽然救了哈仑的党籍（被恢复党籍），但救不了他的厄运（仍然要下狱服刑）。

在另一方面，胡先翁也展示他的治国方略是没有妥协的，即使面对严峻的时刻，他也不手软。最明显的例子是发生在回教党内的斗争上。由于回教党是属于国阵成员（在1972年时应敦拉萨之邀加入联合政府，并参加国阵）。当1975年回教党吉兰丹州联委会通过促请州务大臣纳西辞职后，引发了两股势力的斗争。纳西（被敦拉萨坚持要他担任州务大臣的回教党人）属于亲国阵派；吉兰丹州联委会属于回教党派。由于纳西抗拒和号召6万人示威支持其领导；回教党也不甘示弱，在州议会通过对州务大臣不信任票。纳西又大举反击，举行群众大会终发生暴乱悲剧。在吉兰丹州政府无法操作下，胡先翁义无反顾地在1997年11月8日通过元首颁布紧急状态，由中央接管州政权。这一下子，胡先翁触怒了整个回教党，原本也是亲国阵的回教党主席阿斯里（担任联邦土地发展部长）也不得不辞职，转过头来向胡先翁表达最大的抗议（《巫统政治风暴》，1999，页64）。

1977年12月13日，在胡先翁的提议下，国阵正式开除回教党，而回教党也自我宣布退出国阵（否认是被开除）。不论谁采取主动，巫统与回教党的分裂已成定局。

虽然胡先翁的“铁腕政策”遭受诸多批评，但他在1978年3月就“还政于民”，决定通过州大选来结束乱局。这就是说，服膺民主的胡先翁在接管州政府的4个月内就重新举行州选，以让人民决定是支持国阵当政或是回教党当政？

选举结果证明胡先翁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第一次为国阵（巫统）取得从来不属于巫统的吉兰丹州政权。在36个州席中，国阵胜了34席，回教党仅剩可怜的2席，但它输得口服心服，人民也坦然接受结局，一个国阵的新州政权诞生了。

不过，胡先翁也种下政治后遗症。回教党开始对巫统有强烈的抗拒，也视巫统为其政治敌手，不再与巫统排排坐。纵使在这之后，回教党一直处于挨打的地位，也从来不放弃斗争，直到1990年（经过12年的卧薪尝胆）终于再度抬头夺回吉兰丹州政权。

也许胡先翁伤透了回教党的心；也许不是所有的巫统的人都同意这样的激烈手法，但当时的情势已需要胡先翁当机立断。不论怎么说，回教党再次回国阵的这条路似乎已有重重阻力。这也许是为什么在1999年大选及2008年大选后，巫统一直希望与回教党言归于好而成效不大。不知道是否“破镜难圆”或有什么大的心理障碍，以致两党都跨越不过。

我们不知道将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目前看来，回教党似乎仍然对被国阵开除的事件耿耿于怀，阴影一直挥之不去？

第六篇：慕沙与东姑拉沙里争老二 引发火烧马哈迪后院
1981年马哈迪稳当首相后，他并不急于“钦定”副手。本来最具资格上位的是副主席之一的东姑拉沙里，但他不能忘记在当副首相时，面对拉沙里的抬杠。拉沙里之所以有此心态，主要是怪责胡先翁未依据敦拉萨的暗示，挑他出任副揆，反而挑了马哈迪越位而上，于是只好把“气”泄在马哈迪的身上。

当权力来到马哈迪之手，他第一个反应自然是不要拉沙里来当副手，但又不便公开表露，只好婉转地表明让代表们在党选中选出署理主席才委任副首相。

最先表态会角逐的是东姑拉沙里，而另一位副主席慕沙希淡则从中杀出，宣布他也要提名角逐署理主席。相比之下，东姑拉沙里表面占上风，但实际上，马哈迪是希望慕沙希淡胜出的。他们两人不仅在1969年“513”事件后“同病相怜”（一个被开除；另一个被解官职，自然惺惺相惜），而且也同样来自平民（没有王室血统）。

与此同时，胡先翁在卸职的巫统大会上的致词也帮了慕沙希淡一个大忙，特别表扬教育上的成就，正好慕沙是教育部长，也就被代表视为胡先翁挺慕沙。拉沙里对此大感吃惊；尤其他记得胡先翁在下台前曾问他能否与马哈迪合作，他将此话解读成胡先翁的祝福。其结果是慕沙胜出（722票），东姑拉沙里败了（517票）（《Of Political Bondage》,1990，页116）。这一仗既是慕沙斗拉沙里，也可视为马哈迪的回马枪，杀拉沙里一个措手不及，以“回报”拉沙里当年对他的不敬。

失败的拉沙里“忍辱负重”，接受被委为党财政，也继续出任财政部长。这是马哈迪在党内对拉沙里支持者的安抚，也是马哈迪的“政治平衡学“，不让慕沙势力独自作大，但也因为这样，拉沙里除了要应对马哈迪派系的约束外，还要面对一个新崛起的慕沙派系的冲击。虽然巫统没有分裂，但显然的已存在派系斗争，而且马哈迪也巧妙地使到拉沙里将矛头对向慕沙，不再视他为对手。

在这方面，又使人想起一则传言指马华总会长李三春倾全力支持东姑拉沙里，结果“押错注”而“开罪”了慕沙希淡。不知这件事是否与李三春于1983年离党出走有关，因为又有消息说慕沙当了副首相后，对李三春有“意见”。不过这样的传言也从来没有被当事人“承认或否认”，也就没有下文。
就在东姑拉沙里忍受失败之辱后，国阵迎来了1982年大选的大捷，于是出现了所谓“二M”政府的年代（即马哈迪与慕沙的政府）。这样的“二M”来“二M”去的叫法，也在日后给慕沙带来麻烦，毕竟“一山难容二虎”，祸根不知不觉地种下。

果然3年之后，也就是1984年东姑拉沙里卷土重来，再一次挑战慕沙希淡争夺巫统署理主席时，有人劝拉沙里不要硬碰硬，不如选择打副主席，因为他们预言马哈迪与慕沙的合作不会持久，后者可能会失宠，而轮到他上位（《巫统政治风暴》，1999，页83）。可是拉沙里听不进去，也不相信“二M”政府会自动瓦解。更何况在那个时候哈仑（在1981年意外地当选巫统副主席之一。这是他在1977年坐牢出狱后在巫统内的重生。在党内有势力，但无官职。原本社团注册官按法律规定犯罪的人5年内不得担任公职而拒绝，后经上诉，获马哈迪及慕沙放他一马，得以担任此职），公开支持东姑拉沙里。

此时的马哈迪也比较“中立”。他说为了驳斥谣言说他与慕沙不能四眼相视，因而倾向慕沙是一种必须的手段以保持合作秩序，但不等于说他要支持慕沙，其实甚至慕沙也混淆他是否有给予支持（《Of Political Bondage》,1990，页120）。这就是说马哈迪与慕沙之间的关系已有了变化。在表面上，正副首相还是得相互支持的。

虽然这给了东姑拉沙里一个翻身的机会，但又在党选前夕爆开土著金融丑闻的大事件且闹出人命，形势对身为财长的他至为不利。东姑拉沙利认为在这个时候有人故意整他，而他鸭子吃黄莲。即使后来证明有关事件与他无关，但已是党选之后的事了（参阅同上，页121）。霉运竟然这么凑巧困扰着他，印证了政治斗争是残酷与无情的。

不用说，东姑拉沙里又再败下阵来，这一回他已没那么幸运保财长职而是被调任国际贸工部长。不过慕沙已不能再容忍了。在1984年7月5日，在致马哈迪的密函中，坚决反对再委任东姑拉沙里出任部长，并表明如果马哈迪坚持，强烈暗示他会辞职。这等于是给马哈迪下马威，也显示慕沙与拉沙里的关系已公开决裂。党争出现微妙的局面是始料未及的，后经斡旋慕沙才勉为其难接受巫统最高理事的妥协方案，不再坚持己见。（《巫统政治风暴》，1999，页84）

由于慕沙在党内的势力不可小视，提高了马哈迪的戒心，而且认为慕沙已成为真正的威胁着，必须要有所行动。于是，一些重大的课题，马哈迪不再邀慕沙参与，而是另有新人组成“四大天王”，成为马哈迪的智囊团。他们是巫统总秘书山努西，财长达因、副原产部长梅格及教育部长安华。
在慕沙看来极不是滋味，他预感到若不发难，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终于把心一横，于1986年2月28日向马哈迪辞卸副首相兼内政部长职，同时也辞去巫统署理主席。他的函件也致给所有的巫统最高理事，惟独漏掉东姑拉沙里。

这是一枚引爆得不是时候的炸弹，让马哈迪投鼠忌器，因为巫统最高理事会通过要挽留慕沙，马哈迪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大多数的意见，派团到英国面谒正在渡假的慕沙。在折衷下，慕沙答应保留署理主席职，但坚决不再当副首相兼内政部长。马哈迪也只好接受其议，委任副主席的嘉化峇峇出任副首相，填补了这个重要的空缺。

虽然危机暂被按下，但出现的怪现象是马哈迪所不能容忍的，即党的署理主席不在内阁内。为确定其政府的稳定，马哈迪决定在1986年6月举行大选。当然慕沙与拉沙里也是候选人。

当马哈迪领导的国阵再次胜出后，所谓“二M”政府基本上已结束了，一个真正的马哈迪的时代开始了。至此，马哈迪在党内仍面对阻力，因为慕沙身为署理主席已成为马哈迪眼中的沙石，而不甘雌伏的东姑拉沙里也借“二M”交恶下，再一次在巫统党内掀起党争以来的最大风暴，马哈迪的后院起火了。

第七篇：拉沙里向马哈迪叫阵 巫统分裂而生变
马哈迪在慕沙希淡及东姑拉沙里之间玩“政治平衡学“后，并没有使到他的政治地位平稳下来，反而促成一场政治大风暴在1987年席卷巫统，弄得满城风雨。

虽然在1986年大选后，马哈迪得以组成新的团队，排斥慕沙的人马，而东姑拉沙里调任贸工部长也不是开心事。当两个政治失意人碰撞在一起时，竟然会出火花。

果然在1987年4月11日，东姑拉沙里正式宣布将攻打巫统主席，以和马哈迪争相位，而慕沙希淡忝为党署理主席，早在1987年初就宣布捍卫原职，即意准备面对嘉化峇峇的挑战（嘉化在1986年慕沙辞职时，被委为副首相，他的官职也判定必争巫统署理主席）（《巫统政治风暴》，1999，页111）。

于是在4月党选拉开序幕时，双方的阵容，都是重量级人马，而且个个来头不小，是巫统有史以来的最大斗争。不过掌控国家权力的马哈迪也扬言：万一竞选失败，可能不会辞首相职，因此这些人只能通过国会对他投下不信任票。言下之意是东姑拉沙里要过两关才行。

不过，他也留有余地的这样说：“有人说如果我只取得55%的胜利或只是51%的胜利，我将会辞职，但我要明确表明，即使我以一票之多胜利，我还是会继续担任巫统主席”。（同上，页115-119）。

这一场世纪之战时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虽然在舆论上马哈迪较占上风，但在声势上东姑拉沙里也不遑多让，最后马哈迪倾全力争取纳吉控制的彭亨州代表及慕尤丁在柔佛力促强壮派转向支持后，整个局势才告扭转过来。开票的结果（4月24日）是马哈迪761张票，东姑拉沙里718张票，相差43张票，马哈迪险胜，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的A队2/3的候选人入选最高理事（共25名），但副主席一职，却被B队的阿都拉脱颖而出。其中较令人意料外的是，原是署理主席的慕沙希淡竟不敌嘉化峇峇，前者的699票；后者得739票，多数票40张，废票41张。

不用说，东姑拉沙里只得呈上辞部长信，接着阿都拉及莱斯耶丁也丢官。马哈迪一共革除了B队的7名部长及副部长（《Malaysian Politics Under Mahathir》, 1999，页43）。就这样，马哈迪组成A队的内阁，即使阿都拉也当选副主席，因属B队的人，一样不能留在内阁。

不过选举结束不意味着党争的结束。1987年6月25日，支持B队的人（共11人）入禀法院，要求宣布巫统党选失效，理由是有53个非法支部的代表进行投票。他们也要求维持党选前的阵容，直到新的选举为止。

法官建议两派“庭外和解”，有效期直到10月14日。这意味着新选出的理事不能操作，马哈迪大表愤慨，形容这一派人的作法形同“骑劫党领导层的权力”，竟由法庭来决定党的命运，而不是巫统。如是则党选是多余的。

关键性的时刻终于到来。1988年2月4日，法官宣布巫统为非法组织，全国震惊，但胸有成竹的马哈迪处乱不惊，他决定不上诉，而是通过另一个途径将主动权掌握过来，连B队的人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原来也身兼内政部长的他，通过社团注册官注册“新巫统”，而在2月13日获得批准。可是在另一边厢的东姑拉沙里，也采取相应的行动，于2月8日由东姑阿都拉曼向社团注册官申请注册“马来西亚巫统”（UMNO Malaysia）。这摆明AB队互不相让，但马哈迪的“新巫统”（UMNO Baru）已捷足先登，社团注册官乃在2月13日拒绝东姑的申请。虽然东姑拉沙里输了第一回合，但东姑不服社团注册官的决定，入禀法庭制止新巫统执行任务和活动，理由是巫统就是巫统，没有新旧之分，唯一的途径是复兴巫统。他还认为巫统和马来人是同义词。

法庭在4月12日驳回东姑的申请，促使东姑拉沙里使出另一个绝招，那就是针对巫统为非法组织的判决作出上诉，要最高法院推翻高庭的判决，使巫统复苏。

这一下子，又回到东姑拉沙里和马哈迪的短兵相接。因为马哈迪已有一个新巫统来取代原来的巫统，而拉沙里要复活原有的巫统，等于是要有两个巫统的存在，结果衍生了最高法院院长沙礼阿巴斯被革职的故事。就这样法庭的政治案件暂被掉下，新巫统继续操作。

不甘于受挫的东姑拉沙里自然没有参加新巫统，而是积极筹组一个新政党来和马哈迪公开斗争。1989年5月，东姑拉沙里正式成立“46精神党”，但原与他站在一起的慕沙希淡离他而去，又重投回马哈迪这一边，成为新巫统党员；与此同时，原B队主将之一的阿都拉也没有响应东姑拉沙里，而是选择加入新巫统，重回马哈迪阵营。

就这样，新巫统也继承了原来巫统的一切，东姑拉沙里反而受到一定的阻力，因为他的新党所要召收的就是巫统的党员和马来人，他打出的是一个马来人的政党，准备与马哈迪算老账。巫统至此，已是一分为二。

这也是巫统第三次出现组新党的分裂，而新党的命运就交由1990年的大选来判决。

出乎东姑拉沙里意料之外，即使他左手与行动党合作，右手与回教党联盟。除了吉兰丹协助回教党重夺州政权外，在其他州兵败如山倒，他的首相梦随之破灭。

1995年的大选，他将其46精神党易名为“46马来人党”，仍然无法起死回生。1996年他解散46党，重投巫统怀抱，一直无法在党内再探出头来。

他斗马哈迪以失败收场，下来的故事就没那么精彩了。今天的他，孤家寡人在巫统。这就是政治的现实，他唯有无语问苍天！

第八篇：成也马哈迪•败也马哈迪 安华再造神话直逼巫统
当马哈迪在1987年击败东姑拉沙里蝉联巫统主席及1990年在大选中打败来势汹汹的46精神党（由东姑拉沙里脱离巫统后在1989年成立的）后，马哈迪在党内外基本没有强大的对手，因此得以松一口气，但在1993年巫统党选时，情况起了微妙的变化，也就是说马哈迪开始对被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安华有了戒心。事缘安华在支持者的拥护下，提名角逐署理主席。这是马哈迪极不愿意看到的，因为他在1986年拉拢嘉化峇峇重入内阁，也没有否定嘉化有接班的机会，因此希望安华不要挑战嘉化。讵料事已愿违，安华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结果在形势悬殊下，嘉化只得选择引退。

安华这边不但个人上位，而且也组成宏愿队伍，形成“四大天王”的阵容在巫统崛起成为一个强大集团。换句话说，除了他本身成为第二号人物外，依序是三位当选的副主席：慕尤丁（柔州务大臣）、莫哈末泰益（雪州大臣）及纳吉（教育部长），原本副主席的阿都拉也被他们摒出局。他们的“光芒四射”变成对马哈迪的刺眼，也就开始思索如何拆散“宏愿队伍”（十分吊诡的是，今天这三名“安华的人”竟已变成巫统的重要人物，对安华的通向布城的路置下重重障碍。政治的变化，莫甚于此）。

1995年的大选，马哈迪借机向宏愿队伍开刀，将慕尤丁调打国席，以削减他对柔佛的影响力。在选后又只委他出任不具实权的青年体育部长（当时被人形容为足球部长）。这意味着慕尤丁成为第一个“代罪羔羊”。

果然不出所料，在1996年的党选，虽然安华、纳吉及莫哈末泰益保住原职，但慕尤丁已被祭旗，在捍卫副主席中落马，被阿都拉（时任外交部长）卷土重来，其中的奥妙在两年后终见真章。

尽管在1997年时，马哈迪请长假一个月，让安华成为代首相，并在事后也数度重申安华将会是其接班人，但马哈迪已做好部署。其一是在1995年大选后，力劝东姑拉沙里回巢，后者也就在1996年宣布解散其46马来人党（原为46精神党），集体回到巫统。其二是借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再召回其前财长达因出任具有实权的“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的行动主任，后来并委为特别任务部长，职权不下财政部长，一时甚嚣尘上说我国有“两名财政部长”。这两个大动作对安华的政治地位构成巨大的威胁。

最要命的是，此时（1997年）马哈迪突接获乌米哈菲拉（公正党副主席阿兹敏之妹妹，两人关系已交恶）的告密函，指安华涉及一宗丑闻。安华虽有向马哈迪解释，但尚未了结。

转入1998年6月间的巫统大会，传言对安华更是不利，包括有人出版一本名为《50个理由为何安华不能成为首相》之书在大会上分发；匿名信更是对安华“万箭穿心”。

一连串的事件发生，安华自然心知不妙。虽然也开始采取反击行动，包括指马哈迪要动用国家资金来挽救其儿子的公司及培植朋党等等，但奏效不大。在马哈迪反击下（公布所谓得利的公司及个人，以反击朋党之说站不住脚），其青年团团长查希（如今已是首相署部长）带头为安华护航也出师不利，毕竟国家机器掌控在首相手里，不是副首相手里。

1998年9月2日安华终于出事，先被革职，继被开除党籍。这一下子，国家政局进入紧张状态，安华率其支持者展开“烈火莫熄”运动，群众响应数以万计，而且队伍不断膨胀，一度在吉隆坡的集会高达10万人。此时巫统的基层与干部已告分裂，虽然上层看来全数倒向马哈迪这一边。

1998年9月20日，安华被捕。9天后被控上法庭，一直被官司纠缠而脱不了身，从此失去人身自由，直到2004年大选（2004年3月）后的半年才恢复自由身。出狱的那一天，安华的公正党只剩下一名国会议员，被视为不起眼的“蚊子党”。

尽管身系囹圄，安华领导的国民公正党也在1999年4月宣布成立，这是巫统党争后出现的第四次分裂。第一次是拿督翁另创独立党（1951）；第二次是农长阿都亚兹另创国民议会党（1963）；第三次是东姑拉沙里另创46精神党（1989）。

如果说前三者的起事最后都不成气候，不是被打散，就是吃回头草，那么安华的第四次起事就不那么简单了。经过10年的奋战，也历尽沧桑，公正党在308的大选竟震撼性地崛起成为最大的反对党，与行动党及回教党齐驱并驾组成“人民联盟”（民联）阵线，势力直逼当权50多年的国阵。

形势的逆转及新格局的形成，证诸了安华的顽强斗志与永不认输的精神取得了民心的转向。而国阵内部也经历了变化，包括巫统也没有例外。从马哈迪过渡到阿都拉，又将过渡到纳吉，这些人都是曾经与安华在一起战斗的人。今天彼此又形同陌路人或“永远的敌人”，确实令人感慨万千。

其中最难理解的是：马哈迪可以原谅他的政敌，如慕沙希淡、东姑拉沙里、阿都拉、查希等等，但就是直到今天仍不肯原谅他一手栽培的政治徒弟安华。他们之间的恩怨也只有两个人可以洞悉，外人则无法揣测。

无论如何，今天的安华，不论是否身处反对党，他原来也是来自巫统的人。由此可见，巫统的人即使身份有变，他们也会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由此观之，巫统的整合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国家领导人；巫统的分裂也同样孕育国家的精英。这就是巫统的特质和其重要性所在。至于安华，他的成功因为有马哈迪的提拔，他的失败也因为有马哈迪的重拳出击，在一无所有下他靠自己再站起来。他是建国以来最为传奇的政治人物：学运、示威、坐牢、参政、做官、下狱及抗争构成安华的人生组成的最重要部份。这就是所谓安华的神话一直成为一些人胸中的石头，斗争也因此格外激烈。

第九篇：马哈迪开路又拦路 阿都拉上得巧下得痛
马哈迪对安华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后，他又陷入困扰，到底是要提拔得票最高的副主席纳吉填补副相空缺抑或是另一副主席阿都拉？经过思考后，他用阿都拉，表面理由是纳吉尚年轻可以等，实情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1999年1月8日，马哈迪挑选阿都拉上位，结束了一切揣测。这也意味着即使阿都拉在1987年党选时是B队大将之一，他并不在意，且认为经过多年的观察，阿都拉的规规矩矩，使他放心；纳吉的失望可想而知，也只好等待时机。

阿都拉是在1978年出道，比马哈迪1964年出道为迟。他原先是政府公务员，因此训练了公务员的特质，而不是从基层打上来的。但他的幸运是官运亨通，也曾一度受到马哈迪的器重，在1984年至1986年担任教育部长，而后因安华已成为马哈迪身边的红人，在1986年大选后，其教长位让给安华，转任国防部长。

讵料，阿都拉也对马哈迪的核心队伍有戒心，乃在1987年转向支持东姑拉沙里，组成B队向马哈迪的A队叫阵。当B队失败后，阿都拉也随即丢官。由于懂得及时煞车，未再跟着拉沙里滑出巫统，而是选择留在巫统，转成拉沙里的对立面。

这一“回心转意”，也被马哈迪记上一功，因为马哈迪在那年的党选后忙于打消拉沙里的影响力，也就“珍惜”阿都拉留下来，因而在1991年又再让阿都拉重回内阁。为避免与安华的势力冲撞，出任不具争议性的外交部长。这个职位在巫统党内被认为是“流放”的人，不易在党内纠集势力，威胁性自然不大。

不过，阿都拉的忍功是一流的。他不因为1993年的党选被挤出副主席而气馁（他在1984年起已担任巫统当票选的副主席职，可见当教育部长这个重要的职位有助于他在党内向上爬），反而更靠向马哈迪，伺机东山再起。果然在1996年马哈迪为要拆散安华的宏愿队伍，支持阿都拉再战副主席。这一仗，造就了阿都拉明亮的未来。

事情的安排也来的巧合，1996年的巫统党选，其排阵如下：主席马哈迪、署理主席安华、三位票选副主席依序是纳吉、莫哈末泰益及阿都拉。不幸安华在1998年被革除，马哈迪只能在三位副主席中挑一人上位。因为泰益有官司案件而累及其政途，只剩下纳吉和阿都拉供马哈迪挑选。就这样，时来运转的阿都拉成为副揆，对他来说，却是天掉馅饼。他怎么会想到曾与马哈迪为敌，到头来得以成为马哈迪的助手呢？

有了副揆的荣衔，自然使到阿都拉在1999年较后的巫统改选中不战而胜出任署理主席，奠定了阿都拉在党政中的第二把交椅的地位。

从1998年到2003年的5年中，阿都拉是合格与成功的老二，他深深地体会到当马哈迪的副手的难处，前面几位副手：慕沙、嘉华及安华都先后无缘登上第一把交椅，他也只好收敛，事事顺着马哈迪。

2003年，马哈迪认为时机成熟，乃在这一年的10月31日正式卸任，交由阿都拉继位。不过令马哈迪不悦的是，阿都拉接任后迟迟不委任副首相。他几次表态要纳吉上位，却遇到慢郎中。当时阿都拉可能另有想法，他需要一些时间，究竟要选纳吉或慕尤丁（两位都是副主席）来成为副揆？后来在马哈迪催促下，纳吉才如愿以偿。

2004年3月的大选是阿都拉亲自挑选的日子，他决定要通过大选来确定这是阿都拉的政府，不再是马哈迪的政府。他打出廉政的口碑和形象，使他领导的国阵享受前所未有的胜利。这一下子，他完全摆脱马哈迪的阴影，做他认为对的事。

其中最显著的是在2005年的巫青团改选，其女婿凯里不战而胜成为副团长，令各界侧目。从此有了所谓“第四楼的孩子在操控决策之说”；继之在2006年，阿都拉又宣布取消新柔美景大桥的兴建，这是马哈迪退位时末竟的杰作，未想被一笔勾销。在勃然大怒和不可忍受下，马哈迪开始向阿都拉发出连珠炮似的攻击。阿都拉显然不为所动，沉默以对，视马哈迪为退而不休的老人。此时的马哈迪也许开始后悔他当初让位的决定。

转入2007年及2008年，马哈迪对阿都拉的评击是有增无减的。他甚至努力要再成为巫统中央代表，在党大会上攻击阿都拉，但在吉打州选党中央代表时，马哈迪更意外地落选。这样一来，马哈迪与他结下的梁子已经是无从打开了。

如果2008年的大选阿都拉没有承受308的政治海啸的打击，他是不会面对灾难性的责难，就是因为领军失利，反给马哈迪一个机会公然要阿都拉辞职“谢罪”，不然巫统会被他拉沉。

阿都拉也不再沉默以对，他驳斥马哈迪的“辞职论”，而是要求巫统上下振作起来面对强大的反对党挑战。持平而言，党内虽有人也符和马哈迪的说辞，但也未敢公开促请老大退位，有的是含蓄的言论，如慕尤丁就比较出位一点，但也顾及大局，未伤阿都拉颜面；纳吉选择沉默，不与马哈迪起舞。

不过，党内的暗流激荡是另外一回事，例如阿都拉到各州的闭门会议都得不到好评。在内外压力下，阿都拉忍痛在去年底宣布不再角逐党主席，但把党选压后到今年3月。有人说这里头有玄机，但阿都拉加以否认，并认为新主席诞生后，他会退位。

原本想在大选后继续领导巫统渡过难关，直到下一届大选前退位的阿都拉，已不得不向政治现实低头。其中的伤痛，只有他最感同身受。他光荣上台，竟黯然下台，前后不过5年光景，阿都拉时代看来又要成为历史。此一时，彼一时，乃政治也！

第十篇：政经乱局捆在一起 纳吉拜相悲喜交集
如果不是308的政治海啸，纳吉是不可能这么快上位的。至少他必须等到下一届大选前，才有机会接棒，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其中的生变谁也说不准，但因为308的“政治灾难”，打乱了阿都拉的布署。他在没有选择底下，让位于纳吉先接过巫统主席。在这方面，纳吉已是稳坐钓鱼台，就等着阿都拉把相位交到他的手上。如无意外，将是4月初的事。

其实，纳吉这一路走来，也不见得是一帆风顺的。他也是经过一个又一个风浪才走到今天；尤其是1999年的大选，更使他捏一把冷汗，只以微差的2百余张多数票保住国席。这就是说，不是因为他是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的儿子，就一切水到渠成的。

不过，他的幸运也因为他有一位首相老爸。当1976年敦拉萨逝世后，他留下的北根国席就由儿子纳吉顶上。那年他只有23岁，就在不战而胜下当了国会议员。

除了继承敦拉萨的政治遗产外，还有一个人罩住他的前程。这个人就是他的姨丈，也就是得到第三任首相胡先翁的关照和提拔。在1978年大选后，以25岁之年龄便当上副能源部长及后成为副教育部长。抑有进者，在1982年的大选，他又弃国攻州，胜后出任彭亨州务大臣，那年他也才29岁。可谓政途平步青云，一步一步往上爬。这一年，罩着他的人是第四任首相马哈迪。由于敦拉萨是马哈迪的恩人，也爱屋及乌地对纳吉破例提拔。

难怪马哈迪最近这么形容纳吉是从天而降的：“他不是来自草根，而是突然间因其父逝世，刚从英国毕业的他便被指定继承其父亲的国席。我们基于其父亲的感情因素，而对他给予支持。但他不了解草根的政治，他只了解从上而下的政治。”因此马哈迪补上一句：“纳吉是一名好的行政长官，但政治有弱点。”

马哈迪的评论也许可以解读成为何他当年（1998）挑阿都拉成为副手而不是纳吉，因为他还要纳吉继续磨练。不论是对敦拉萨或纳吉，马哈迪都欠他们父子一个大恩大德，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马哈迪力挺纳吉的真正原因。如果不是敦拉萨，马哈迪是回不了巫统的（1969年被东姑开除，1971年被敦拉萨召回），也不可能在1974年成为教育部长。同样的如果不是纳吉及其彭亨代表在1987年的党争，临门一脚射向A队，马哈迪也许会在党主席之争吃亏。所以他欠他们父子的，马哈迪都先后一一还上。但他的回报是一步一步来的，不是一下子全数报答。这使到纳吉在马哈迪当政的年代，有起伏惟未受排斥。

例如1986年的大选，马哈迪又调纳吉回中央，但只委为青体部长，以考验他的耐力。此时的纳吉与安华的关系也是特殊的，他在巫青团是安华的副手。1987年安华上位成为票选副主席，其团长空缺由纳吉顶上，从此他们两人成为政治师兄弟。但不争的是，他们的政治师父是马哈迪。

在那个马哈迪主政的年代，安华与纳吉都是政治宠儿，导致他们两人越走越近，近到几乎拢在一起，成了少壮派的“四大天王”。
这是发生在1993年的事，安华也拉拢了时任柔佛州务大臣的慕尤丁及雪州大臣的莫哈末泰益与他和纳吉联手组成宏愿队伍，夺取了巫统的控制权，排斥了原副主席的阿都拉。虽然他们形成“四星拱月”围绕在马哈迪身旁，但这不是马哈迪所要的，因为长此下去，必然会架空马哈迪的权力。

这也触发马哈迪思及拆除宏愿队伍的必要性，他第一个要开刀的是慕尤丁。就在1995年大选时把后者调打国会，然后委为青体部长，剪掉其在柔佛的政治势力。纳吉没有受到对付，因为马哈迪还是要保护他的，反而在1994年委任纳吉出任教育部长就是要感化他的立场。他也知道马哈迪对他不薄。

当1998年马哈迪向安华下手时，纳吉旋即与安华切断关系，全面倒向马哈迪。安华面对突如其来的惨重打击下，他的宏愿队伍也告分崩离析了。

纳吉的转向也未及时给他带来好处，他只能静观其变。但有一点他应该是肯定的：马哈迪不会弃他而去，只是时机尚未到来。

如果当年（1998）马哈迪选纳吉为副揆而不是阿都拉，也许不会发生后来的故事；也许是阴差阳错才造就了今日的纳吉。

这是马哈迪、阿都拉及纳吉都预想不到的悲剧，尤其是为何会发生308的政治海啸？这里面肯定是巫统领导下的国阵出了问题，马哈迪只得拿阿都拉开刀和祭旗。他要阿都拉负起全责，鞠躬下台，并支持纳吉继位。可是纳吉迟迟不表态，似乎与阿都拉共进退让他感到失望。一怒之下，马哈迪在5月退出巫统，声言除非阿都拉退位，不然绝不回巫统。

在这个时候，曾经不在马哈迪视线的慕尤丁竟对马哈迪的说话有了正面的反应，以致马哈迪曾说过，如果纳吉再沉默以对，他将嘱意慕尤丁来改革巫统。这无疑是给纳吉下压力，促使后者也要有所行动。

此时的巫统已是晋入严峻时刻，即使阿都拉同意退位让纳吉在本届巫统改选中不战而胜，但党内的其他职位的争夺战也拉开序幕，最有看头的莫过于副主席之战。

至于署理主席一仗，随着马六甲首席部长莫哈末阿里于3月17日被纪委会终止其竞选资格后，慕尤丁已是时来运转坐亚望冠（另一对手莫哈末泰益看来威胁不大），这是他等待已久的日子，难怪他第一时间表态要支持纳吉组成强势的政府。对慕尤丁来说，从不被马哈迪看好到被马哈迪看好，间中竟隔了16年（1993年他是票选第一副主席；直到2009年才苦尽甘来，其中的辛酸也只有慕尤丁一个人心知肚明）。

由于副主席之争，最高理事之争，妇女组及青年团之争空前激烈，巫统会不会被冲击，选后会再团结或面临派系分裂？对纳吉的领导确实是最大的考验，因为等待他收拾的不仅是巫统党争后的残局，而且国阵内部的矛盾及民联的挑战都是不容忽视的；还有世界经济风暴也强烈袭击马来西亚，情势不容乐观，只要稍一不留神，便会出大问题。

纳吉在此时登位真的没有香槟的庆祝，只有一大堆头痛问题等着他去应对，包括三场补选及吡州宪制危机。这样的首相，做起来也真不简单和不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