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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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9.5.09

马来西亚第一个“客家村”——浮罗山背 (直挂云帆)



马来西亚真正的引入大批华人南来起于1786年英国莱特开辟槟榔屿后。根据史料的考证,较之莱特更早登陆的不超过百人(有说58人),其中三人是客家人的张理、丘兆进及马福春。及后在丹绒道光出现一座大伯公庙(1799年)就是为纪念他们而立的;而在庙后的坟墓证诸了他们确有其人。《马来西亚华侨史》的作者巴素博士(曾任英殖民时代的华民事务官)把他们形容为“华侨的开辟者”。
在这之后,客家人的身先士卒也立下了典范,为华人移民史写下了光辉的血泪篇章。在今天,马来西亚华人有650万(占全国人口的约25%)之众,乃是早年先贤的不畏生死乘风破浪的伟大精神有以致之。

虽然华人之中客家人并不是最多数,约莫在100万至120万之间(约占华人人口的20%强),但不争的事实是早期的客家人多以槟城为立足点,彰显了他们领导群伦的角色。随手拈来就有清朝驻槟城领事由张弼士(1893年)开了头,接下来的另4位领事概是客家人。即使在1911年清朝被推翻后,于1912年起担任中华民国驻槟城总领事的戴淑原也是客家人,一直到1930年才卸职。巧合的是,在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时,槟州首任首席部长王保尼也是客家人。

在教育方面,客家先贤更是带头革新,张弼士(可以被誉为客家移民之父)在1904年在槟城首创全马第一间新式华文小学(中华小学),4年之后(1908年)带动纯客家人出资创立时中学校。

1919年,原为清朝驻槟最后一任领事的戴欣然在槟城设立全马第一间华文中学,取名华侨中学。不幸因他在同年逝世,而在一年后停办,但他的儿子戴淑原将保管的学校设备在1923年捐给了钟灵中学(钟灵学校在1917年创立,在1923年提升为中学),继承了华侨中学的使命,成为全马华文中学的滥觞。

更为重要的是,在1920年戴淑原以总领事身份,推动了全马的华校以普通话(华语)教学,虽然一些方言学校仍存在,但马来西亚今日华校皆以华语教学,也是因为当时努力的成果。当然全马第一间注册的社团也首推在1801年成立的槟城嘉应会馆及增龙会馆(俱是客家人的组织)。

凡此种种,证明了客家人对华社的贡献。不过,客家人在槟城始终不是最大的民系,因为他们后来转入联邦内陆参与开锡矿与种植橡胶。根据许云樵的说法,在1970年时槟城的客家人约莫4万人(华人有43万,占9.5%)。如果这个数目是可以被接受的话,那么客家人是排在福建人、广东人及潮州人之后,属于少数的民系,如今大概有七万余名,但不等于可以否定客家人前期的突显地位。

其实,在槟城的客家人还有另一个尚未被充分发掘的伟大贡献,那就是对于浮罗山背的开发。浮罗山背时位于槟岛的西南区(槟岛的行政区分成乔治市、东北区和西南区),面积以高山丛林为多,平地有限(总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直到今天,它还得保留大自然的风景优美生态,整个浮罗山背有人口10万人,华裔占了3万5千人,其中客家人约占一半。

客家人之多是因为在太平天国(1851—1868)之后,来了一批逃难的客家人(太平天国是客家人洪秀全领导的革命,客家人也因此被清廷视为眼中钉),为避人耳目,住进浮罗山背。客家学者温梓川及另一学者黄尧皆认为客家人最先立足在浮罗山背,这也符合客家人“与市无争”的天性(在中国也是这样),择山区而居,务农为生(客家人的“耕读传家”美德在此最为具体展示出来)。自此而后,客家人连同其他籍贯华人都走进浮罗山背与当地马来人和睦生活。

下列的几个特征反映了浮罗山背在历史上自然地形成一个“客家村”,最低限度有一个客家村就在浮罗山背内。他不像马来西亚的新村(由英殖民地于1950年强行建立),即使有的新村,如沙登3万人中就有90%的客家人,但属于人为而成),而是一个没有新村的客家聚落:

(一)单就浮罗山背之取名就来自客家话,客家人将山后称为山背,其他方言及华语把山后称之为山后或山尾,只有客家人叫山后为“山背”。

(二)这里有一座在1854年成立的天主教堂,距今有155年,教堂内保留的布道经文是用客家话拼音的。我在5月2日带领新加坡大学、韩江学院及客属公会仝人约50人参观此教堂时,教友当场示范用客家话传道,且说用客家话诵经十分顺口与顺畅。在早年更是客家话的天下。
这座教会也创办了圣心小学和圣心中学,桃李满天下。当地的较年长者告诉我,他们小时候在圣心小学上课时,老师用客家话教书。

(三)这里有一座客家的玄武山庙,已有128年历史。也有一座在山腰的宝天宫,膜拜五显大帝,以重建年计算,在2007年时已一百年,可见更早成立。当初有学校附设在庙内,也是用客家话教学。如联义学校及植业学校已不存在。

(四)这里在1947年至1957年是马共的大本营之一。就在日本投降后不久,村民组成“人民委员会”,“新民主同盟”及共青团把美湖变成“小延安”(《现代日报》新闻评论)。1948年实施紧急状态后,马共并未撤走,而是由一位当地客家人黄源茂领导。他的部队内不过50人,但英军用千名以上的军警的多次围剿竟在10年拿不下浮罗山背。根据黄源茂说法(与笔者之访谈),是因为当地的客家群众是他的大后方,他们支持他的游击队伍辗转战斗到马来亚独立前被陈平下令全数撤退。在孤岛内高举红旗10年的黄源茂,成为浮罗山背客家人的一个传奇故事。

(五)浮罗山背是个客家方言社区,即使不是客家人也会操客家话,与乔治市是福建人的天下形成有趣的对照。

在此我要感谢台湾中央大学客家学院的学者,在我的请求下,于去年6月及9月和今年正月对浮罗山背进行的“田野调查”后也得出以上的初步“结论”。他们配合史料的考证,由黄靖雯写成调研报告,对我们的下一步行动大有帮助。

现在我们又得到新加坡大学中文系学者的介入,相信不久之后会有更丰硕的收获,为浮罗山背的客家人树碑立传,希望有朝一日浮罗山背也列入世界客家地图内。

(本文作者也是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总会长。部份内容取自5月2日的《客家研究·槟城华人》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者的学术报告)。

刊于2009年5月7日 《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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